舊稿重發(fā)

譯自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Iran,By W. Barthold,Translated By Svat Soucek,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 E. Bosworth,Editor's Introduction

本書大量人名、書名、地名與注釋參考：

《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譯本，張錫彤、張廣達譯；

《中亞薩曼王朝史研究》，許序雅著。

原注：正文下方的原注釋

無說明：譯者添加的注釋

[ ]：譯者補充的語句

對文中部分段落進行了調(diào)整；為不影響閱讀，對東方學家的介紹放至文末

相信在東方穆斯林世界里不會有哪位歷史學家會對瓦西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巴托爾德（Vasili Vladimirovich Bartol’d，1869-1930，或稱威廉·巴托爾德［Wilhelm Barthold］）的著作感到陌生。他之所以有兩個名字，是因為他出生于一個日耳曼文化與俄羅斯文化[1]并存的環(huán)境中。至于其經(jīng)典之作，便是以其在圣彼得堡大學所作之博士論文為基礎(chǔ)寫成的《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2]，該書在1928年被譯為英文，加入“吉布紀念叢書（Gibb Memorial Series）”進行出版，并在1968年再版[3]，增加了此前未曾出版的章節(jié)[4]；之后V.米諾爾斯基教授（V.Minorsky，1877-1966）與妻子T.米諾爾斯基（Mrs?T.Minorsky，1894-1987）[5]在1958-1962年完成了一項十分有價值的工作——將巴托爾德的《中亞史研究四種（Four?Studies?on?the?History?of?Central?Asia）》（實際上是三卷五種）譯為英文，分別是：
《突厥斯坦簡史（A?Short?History?of?Turkestan）》[6]；
《七河史（History?of?the?Semirechye）》[7]；
《兀魯伯及其時代（Ulugh-Beg）》；
《米爾·阿利西爾及其政治生涯（Mir Ali Shir，即納瓦依）》；
《土庫曼人史（A?History?of?the?Turkman?People）》；

而巴托爾德1926年在伊斯坦布爾所作的有關(guān)突厥史的講座[8]因極有價值被分別譯為德文（《中亞突厥史十二講，Zw?l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1935》）與法文（《中亞突厥史，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1945》）出版；并且還有一部有關(guān)“遠東史研究之探索與發(fā)展”的著作在1947年被譯為法語出版（《發(fā)現(xiàn)亞洲：歐、俄之東方學史，?La découverte de L'Asie, histoire de l'orientalisme en Europe et en Russie》）；其余不太重要的著作也被陸續(xù)翻譯為英、法、德等西方語言與阿拉伯語、波斯語與突厥語等。巴托爾德為初版伊斯蘭百科全書撰寫了大量文章（如今其中的一些已被更新與替代），盡管有一部分是用其母語俄語與德語所寫，但仍然使廣大非斯拉夫文化圈的讀者受益良多。不過，雖然對巴托爾德著作的翻譯工作在其去世后的半個世紀里一直穩(wěn)步推進，但（目前已翻譯的）這些著作相比其鉆研四十余年所出之成果不過是滄海一粟；巴托爾德的俄文版全集（Sochineniya）在1963-1977年間陸續(xù)出版，共九卷、十部分[9]、七千多頁。

[1] 原文為As his name was orginally rendered in the Germano-Russian milieu into which he was born，他是俄裔德國人

[2] 關(guān)于該書書名，還有一番故事。由于巴托爾德不懂漢文，無法接觸《元史》等漢文一手史料，他在寫成該書后思考再三，最終將描寫蒙古時期的第五章刪去（完美主義者.jpg），同時在1928年英譯第一版中將書名由《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改為《以蒙古入侵為下限的突厥斯坦史》（實際上我認為譯為《蒙古入侵前的突厥斯坦史》會好一點），同時改寫著者前言。但蘇聯(lián)在1960年開始出版巴托爾德全集時決定將第五章加上，并由俄國著名東方學家伊利亞·帕夫洛維奇·彼得魯舍夫斯基（Ilya Pavlovich Petrushevsky，1898-1977）進行增訂、補正與大事年表，由于增加了第五章，因此書名又改回了《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直到今天。

[3] 《突厥斯坦》一書在1958年曾出英文第二版，便是由米諾爾斯基進行校訂出版，但補正較少，實際上還是第一版的復印，故1968年增加了第五章的版本有再版之說法.1968年版由克利福德·埃德蒙·博斯沃思（Clifford Edmund Bosworth，1928-2015）進行增訂補正

[4] 指第五章：蒙古人統(tǒng)治下的突厥斯坦（1227-1269）

[5] 其名為Tatiana Shebunina，因俄國女子婚嫁后隨夫姓，故名?！锻回仕固埂分凶g本言米諾爾斯基妻為J. Minorsky，應(yīng)屬錯誤

[6] 耿世民在1980年據(jù)米諾爾斯基英譯本，參考俄語原文，將該書譯為中文，名曰《中亞簡史》

[7] 國內(nèi)有中文譯本，為趙儷生從英文本所譯，2011年出版。但譯本詰屈聱牙，不夠通俗,僅能勉強一看。

[8] 巴托爾德1926-1927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學講授中亞突厥史十二場，后其講義在1927年以土耳其語出版；德國學者孟澤爾（Theodor Menzel）在1935年將其譯成德文發(fā)行，由于該譯本曾得巴托爾德本人親自審閱訂正，因此具有權(quán)威性；而且還有一些學者的勘誤，因此在諸譯本中最具價值。而法文版則由堂斯基（M.Donskis）。國內(nèi)羅致平翻譯的《中亞突厥史十二講》以德文本為主，參考了法文本的地圖、標題與細目和其他譯本的注釋，于1988年出版

[9] 第二卷分上下兩冊，因而有十部分；蘭州大學出版社曾翻譯出版了上冊（2013年），譯者陳麗（上冊中譯本還分兩冊）

從巴托爾德所寫下的基礎(chǔ)扎實的著作與對多種古籍的整理、清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在中亞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從伊朗至阿富汗——這片東方穆斯林世界的區(qū)域，與中亞，均是巴托爾德志趣所在、用功精深之領(lǐng)域，特別是后者[中亞史]。俄國在19世紀后期占據(jù)了中亞，這為俄國學者提供了前往中亞進行歷史研究與考古勘察的可能性，的確會使學者們感到振奮。此前早期[探索中亞]的歐洲旅行家在游歷希瓦、布哈拉、撒馬爾罕等地時總是得和當?shù)啬切┓磸蜔o常、野蠻落后的[相對于自詡文明的歐洲人而言]統(tǒng)治者進行斗爭。他們幾乎不遵循（當時國家之間）互相派駐外交官的國際慣例，更別說是讓自由旅行者和研究者[前來]了，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這些人也會被懷疑猜忌[而被俄國占領(lǐng)后便不一樣了]。 在圣彼得堡大學(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1896年巴托爾德在此任教)的學術(shù)生涯早期，巴托爾德便意識到對中亞的歷史、地理與文物古跡的研究為他提供了一個類似于18世紀后期英國學者在印度次大陸方面所開創(chuàng)的[尚無人問津但極具潛力的]領(lǐng)域。 因此從1893年開始，他基本每年都要到中亞進行實地考察，盡管在第一年前往七河地區(qū)（Semirechye）時他不慎摔斷了腿，只能返回塔什干接受治療，但他并沒有因此被嚇倒[仍然進行這項活動]。后來中亞的民族主義與分裂主義勢力在20世紀20年代被消滅，在1924年，各蘇維埃共和國陸續(xù)成立后，他們紛紛請求巴托爾德為其書寫其本國歷史及各國內(nèi)部諸突厥民族之簡史。而無論是在帝俄時期還是在蘇俄時期，巴托爾德都堅持認為：在中亞工作的俄國官員、商人、軍官等，閑暇之余也不要閑著，要參與研究這一地區(qū)[的歷史、地理、人文等]，要認識到一代又一代甘于奉獻的英國殖民官員和士兵為讓我們了解印度地理、社會和歷史做了多少寶貴的工作 [言下之意就是要向英國人學習這種精神]。

中亞，通常是接受各類宗教、文化及其他方面影響的匯聚點，它并不是一個能自發(fā)創(chuàng)造文明的地區(qū)。正是這種對各種各樣的外來文明（像中國、印度及中東文明）的包容性，才使得對中亞及其與各種文明的相互交融如此令人著迷。然而這種情況也對有志于內(nèi)亞史研究的學者們設(shè)置了很高的門檻，尤其是在語言學方面；因此像馬夸特（Marquarts）與伯希和（Pelliots）這樣的語言泰斗才會如此難得。而巴托爾德（相比伯希和和馬夸特）更關(guān)心伊斯蘭時期的中亞，他的學問主要匯集在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三種語言上：阿拉伯語、波斯語與（察合臺）突厥語。作為一位作風嚴謹?shù)奈墨I學家，他充分認識到了一個直到今天仍不太受重視的真理：若是沒有在原始史料上狠下一番功夫，即使在未來成為研究中東史，或者研究亞洲某個區(qū)域的歷史權(quán)威，也只不過是夸夸其談之輩，徒有虛名而已。[1] 1898-1900年，他在撰寫《突厥斯坦》一書時便首次整理出了一份充滿著語言問題與[對原始史料的]疑難之處進行考證注釋的手稿[2]，盡管其中的加爾迪齊（Gardizi）著《記述的裝飾（Zayn al-akhbar）》[3]、奧菲（'Awfi）著《掌故與佳話廣記（Jawami' al-hikayat）》[4]與伊斯菲扎里（Isfizari）著《天堂之樂園：哈烈城靈秀之書（Rawdat al-jannat）》[5]如今都已出版，但在許多領(lǐng)域中巴托爾德仍然是先驅(qū)一般的人物。

[1] 原文為……without philological expertise the would-be specialist in the Middle East, or for that matter, in any part of Asia, is as sounding brass or a tinkling cymbal.。sounding brass意為空響的鑼，引申為空話、浮夸的言語；a tinkling cymbal意即叮當作響的鐃鈸。這句話化用自巴托爾德《突厥斯坦》一書中的自序

[2] 即巴托爾德整理出的《原文史料選輯》

[3] 加爾迪齊（Abū Sa?īd ?Abd-al-?ayy ibn ?a??āk ibn Ma?mūd Gardīzī，活躍于11世紀）伽色尼王朝著名史家。本人事跡不詳，其著作《記述的裝飾》在1050-1053年間寫成，獻給伽色尼王朝蘇丹阿卜杜·拉希德（1049-1052在位）。巴托爾德認為該書屬于迄今為止仍未被利用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4] 奧菲·布哈里（Sadīd?ud-Dīn/ Nour?ud-Dīn Muhammad?Ibn?Muhammad’Aufī/ Awfi?Bukhārī?，1171-1242）中亞史家。前半生游歷中亞各地，并四處講學。后棲身于德里蘇丹國，著作有《文苑之箐華（Lubab?ul-Albab）》與《掌故與佳話廣記》

[5] 全名為Mu'in ad-Din Muhammad al-Isfizari，詳細資料不知

伊朗文明（Iranian civilization），是對中亞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偉大文明之一，因為在伊朗之外，諸如祆教（Zoroastrianism）、摩尼教（Manicheism）、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以及[時間上]最近的伊斯蘭教等宗教都先后（通過伊朗）傳播到了這片亞洲的腹地（Asian heartland）。無論巴托爾德是否僅在研究中亞史時捎帶上伊朗史，伊朗史研究對他來說必然是極具吸引力的，因為俄國與伊朗早已在政治、軍事和商業(yè)上有了密切的聯(lián)系。事實上，他的兩本主要著作都與伊朗有關(guān)，一是在這里翻譯的那本《伊朗歷史地理》；另一本為《伊朗歷史概述（Iran, a Historical Survey）》，這兩本著作現(xiàn)在都有英文版(后者的英譯本約在1939年出版于孟買)。

正如尤里·布雷格爾（Yuri Bregel）教授在一篇可與該前言結(jié)合閱讀的文章[1]中極具敏銳地指出，巴托爾德對歷史的基本態(tài)度，便是十九世紀德國實證主義史學的態(tài)度：人類的進化被看作在最初不同的各個人類社會中，文化上更先進的社會向較不先進的社會擴散而匯合的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他看待諸如宗教、世界帝國的發(fā)展、城市生活的發(fā)展、國際貿(mào)易的傳播等多種現(xiàn)象時，對他所處時代的帝國列強的“文明使命（missions civiluatrices[見圖]）[2]”持贊同態(tài)度，無論是英國之于印度與非洲，還是俄國之于中亞、西伯利亞與高加索。事實上，正因巴托爾德對帝俄在中亞的“文明使命”思想提供學術(shù)上的支持（其積極作為得到了斯凱勒[Schuyler][3]與寇松[Curzon]等當時國外的觀察家的贊揚），使后來蘇聯(lián)當局在斯大林去世后很快對其著作進行了平反、為其恢復名譽。[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巴托爾德雖是一位愛國者，在十月革命后仍留居俄國，但他對共產(chǎn)主義不以為然。他認為馬克思是一個非歷史的、不科學的人物，他的思想與東方學可謂毫無關(guān)聯(lián)；因而，盡管他在蘇聯(lián)時期的學術(shù)界中并非默默無聞，但其著作在某種程度上被忽視了；或僅在某些地區(qū)（尤其是在中亞的各蘇維埃共和國）被有選擇性地引用，甚至不免有歪曲之事。

[1]原注："巴托爾德與現(xiàn)代東方學研究," IJMES（國際中東研究雜志）, XII (1980), 385-403.

[2] Mission civilisatrice是一個法語詞匯，英文為civilizing mission，譯為文明使命或開化使命，是15-20世紀西方殖民主義為自身合理性辯護而出現(xiàn)的一種理念；主要體現(xiàn)在對殖民帝國的合理性之認可、對“原始”文化和習俗的貶低，以及對侵略性擴張的辯護。這一理念認為，殖民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對“原始文明”（相對于近現(xiàn)代西方文明而言）的開化。該理念典型之代表有《白人的負擔》（原想表達反殖民主題被殖民主義者利用）和“昭昭天命（美國人認為美國擁有著向西擴張直至橫跨北美洲大陸的天命）”。在20世紀去殖民化時期后，現(xiàn)只多見于殖民主義歷史之研究；不過，這一概念在中文學術(shù)圈尚未普及。

[3] 可能是尤金·斯凱勒（Eugene Schuyler，1840-1890），美國外交官、學者，曾任駐俄大使，并游歷過中亞，但巴托爾德尚未成名他便去世了，因此有待商榷

實際上，這本《伊朗歷史地理》并非僅是堆砌史料之書，而是史論兼?zhèn)渲?strong>。巴托爾德意識到，與古典學、歐洲文學和歐洲史等歷史悠久的學科相比，東方學研究[由于時間尚短，]在對基本史料的辨別和評估方面可謂十分落后。他認為必須先對這些基本史料進行考證勘誤、整理，之后才能[依靠這些整理過的史料]寫出一部宏大的綜合性著作。而對于學者們來說，伊朗這片土地曾誕生過阿契美尼德、帕提亞、薩珊和阿拉伯帝國等諸多偉大帝國，且擁有著多種信仰和優(yōu)秀的文學和藝術(shù)成就，它無疑比中亞更引人注目；但關(guān)于伊朗的歷史地理方面，除了像托馬舍克（Tomaschek）這樣的學者所做的一些基礎(chǔ)性工作之外，幾乎沒有人去進行探索研究過。巧合的是，正當巴托爾德在寫此書時，有兩位德國學者也在這個課題上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盡管他們都是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其中一位便是[上文所提到的]約瑟夫·馬夸特（由于他與巴托爾德的治學范圍有重合之處，因此巴托爾德認為馬夸特在某些方面可與自己并駕齊驅(qū)；但巴托爾德認為其宏大的設(shè)想，甚至是一些劃時代的研究往往沒有足夠牢固的現(xiàn)實基礎(chǔ)[指史料及考古發(fā)現(xiàn)]），他在自己著作《伊蘭地志考釋》中提供了一部亞美尼亞語地理著作的譯本，雖然這部著作簡短又乏味，但馬夸特憑借其令人嘆為觀止的淵博學識為此書添加了大量注釋，大大豐富了此書；而另一位保羅·施瓦茨（Paul Schwarz）[1]當時正著手于編纂《中世紀伊朗，Iran in Mittelalter (1896-1936)》[2]這一巨著，他耐心地綜合了中世紀伊斯蘭地理學家所能提供的[有關(guān)中世紀伊朗]所有史料信息，但并沒有嘗試對這些[摘錄出的史料]進行考釋。對于他的著作，巴托爾德只是用于對自己的著作進行補充注釋；不過本書卻是一本盡管很相似，卻是完全獨立的著作，且該書還有一個優(yōu)勢：將古典學、中世紀伊斯蘭史與現(xiàn)代歐洲的史料巧妙結(jié)合在一個大主題內(nèi)。

為此，巴托爾德吸收了早期伊朗學家的成果——他們從古典史料中（特別是希臘史料）所檢出的有關(guān)伊朗的部分；隨后也采納了德·胡耶（M.J.de Goeje）所編纂之《阿拉伯輿地叢刊（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1870-1894)）》中的有關(guān)伊斯蘭早期（特別是9-10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家的文獻匯編；并參考雅庫特（Yaqut）的《地理辭書（Mujam al-Buldan）》進行了補充；至于塞爾柱、蒙古、帖木兒等時期，則采納了奈塞維（Nasawi）[3]、志費尼（Juwayni）[4]、撒馬爾罕迪（Abd al-Razzaq Samarqandi）[5]及哈菲茲·阿不魯（Hafiz-i Abru）[6]等人的著作；在使用這些著作的過程中巴托爾德往往走在前列。而從帖木兒帝國后到近現(xiàn)代時期，主要的阿拉伯語與波斯語的史料已經(jīng)變得稀少，面對這種情況，巴托爾德充分利用了眾多歐洲旅行家、外交使臣、商人、宗教團體成員以及游歷過伊朗的旅行者的記載，并也引用了諸如別列津（I.N.Berezin）、布朗（E.G.Browne）、寇松和威廉·杰克遜（A.V.Williams Jackson）[7]等當時的觀察家的著作，從而使他的著作完全能跟得上時代，不會落伍。（從書中可知）巴托爾德對呼羅珊與伊朗東北部邊緣尤為了解，這并不奇怪，因為俄國的旅行家與學者前輩們早已為他提供了許多有關(guān)這兩地的基礎(chǔ)研究工作。但他對其他省份如法爾斯和阿塞拜疆的了解亦十分透徹，這表明他對原始史料之掌握（范圍）已延伸至歷史上的整個伊朗，包括美索不達米亞，這些地方在不同時期都曾作為伊朗帝國的一部分。

在巴托爾德（寫這本書）的時候，有關(guān)中世紀伊斯蘭的基本史料來源并沒有得到很大擴展。因而1922年其門生托根（A.Z.V. Togan）在馬什哈德（Mashhad）發(fā)現(xiàn)阿拉伯旅行家阿布·杜拉夫·哈茲拉吉（Abu Dulaf al-Khazraji）[8]的第二份“里薩拉（risala）”[9]的手稿時（這份手稿記述了哈茲拉吉在伊朗西部和北部的見聞），巴托爾德已經(jīng)無法利用到（這本書里）了，盡管他也知道雅庫特在《地理辭書》里對這部游記引用甚多；因而我在米諾爾斯基1955年的英譯注訂版中添加了相關(guān)參考文獻；此外，巴托爾德自然知曉由圖曼斯基上校（A.G.Tumanskii）在1893年從布哈拉帶回的10世紀末匿名地理著作《世界境域志（Hudud al- 'Alam）》[10]，后來他對此書進行了編輯[11]，此書在巴氏死后（1930）出版。但是在此之前巴托爾德只能有限的引用《境域志》照片（對自己的著作進行注釋），因而利夫希茨將米諾爾斯基之《境域志》英譯本的海量注釋與評注添加了進去。

[1]保羅·施瓦茨（Paul Schwarz，1867-1938）德國著名東方學家，專研伊朗、阿拉伯時期

[2] 全名為《Iran im Muttelalter nach den arabischen Geographen》，7卷本，1896-1936年（維基為1926年）應(yīng)為依次出版的時間

[3] 應(yīng)為失哈不丁·穆罕默德·本·艾哈邁德·奈塞維（Shihab al-din Muhammad ibn Ahmad al-Nasawi），13世紀初波斯史家，1223年投效于札蘭丁，著有《札蘭丁傳》（有法譯本）

[4] 阿老丁·阿塔蔑力克·志費尼/術(shù)外尼(Ala ud-Din‘Ata-Malik al-Juwayni，1226—1283), 波斯史家，著有《世界征服者史》（有中譯本）。

[5] 阿卜杜·拉扎克·撒馬爾罕迪（Kamal-ud-Din Abd-ur-Razzaq ibn Ishaq Samarqandi，約1413-1482）帖木兒時期史家，出身和卓家庭，沙哈魯時期擔任外交官之職，其代表著作為《兩幸福之會合（Matla-us-Sadain wa Majma-ul-Bahrain）》

[6] 哈菲茲·阿不魯（Abdallah/Nur-Allah ibn Lotf-Allah ibn 'Abd-al-Rashid Behdadini,?-1430）帖木兒史家，象棋高手。其著作為《編年史之精髓（Majma al-tawarikh）》

[7] 亞伯拉罕·瓦倫丁·威廉·杰克遜（Abraham Valentine Williams Jackson，1862-1937）美國印歐語系專家。

[8] 據(jù)說他是第一個登上達馬萬德山（Damavand）的人

[9] Risala為阿拉伯語詞匯，原意為"shipment" 或 "message"，此處譯為“游記”（伊本·法德蘭《游記》即是一本risala）。張廣達將Risala譯成《出使記》（該詞和rasul '使者'是同一個詞根，真主的使者：rasūl Allāh）

[10] 該書1937年由米諾爾斯基譯為英文，王治來先生在1983年與助手周錫娟將其譯為中文，但由于助手出國，未曾與之聯(lián)系商量出版事宜，因而遲遲未出版，直到2010年王老將譯文重作了一遍方才出版，但中譯本刪去了大部分對原始史料與參考文獻的注釋，對米諾爾斯基的原注亦有所選擇，因而有條件的讀者最好還是閱讀英文版

[11] 在1930年3月巴托爾德便已對其書78頁原文的圖版即索引編好，并附以一篇序言，但他并沒有將這本書譯為俄文?？上Т藭形闯霭姘屯袪柕卤悴恍胰ナ?。

最后，我們應(yīng)該提及一下由薩爾達瓦爾（Sardadwar）翻譯的此書之波斯語譯本，此譯本在1930年出版于德黑蘭；此書如今已經(jīng)十分罕見[1]；并且，不客氣的說，本英文譯本將會首次為西方讀者展現(xiàn)（巴托爾德）這位東方學巨擘所著的其中一部杰作。

該譯本由斯瓦·索切克（Svat Soucek）博士自巴托爾德全集卷七（1971版）中的《Istoriko-geograficheskii obzor Irana》（31-225頁）一章翻譯而來。該卷前言（5-28頁）由上文所提及的利夫希茨院士（Dr.V.A.Livshits）所撰。巴托爾德之原著大量引用以阿拉伯語所寫的阿拉伯、波斯、突厥文的史料，這些注釋也被翻譯了；古希臘作家的引文亦被保留在原稿中。

這些注釋是1971俄文版的一個極有價值之特征。正如本譯本一般，俄文本的出版，可以說是意味著經(jīng)由不同人之手對該書進行重寫。巴托爾德的原始注釋與1903年的原文一起給出，很簡短，而且很大程度上僅限于引用一些權(quán)威的東方學文獻用在書里。但正如他撰寫其他主要著作的習慣一樣，多年來，巴托爾德通過自己的閱讀積累了豐富的深層參考資料（并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對實際地形[比自己所描述的]更加清楚）。利夫希茨在其前言的第22-26頁便給出了巴托爾德筆記中的摹本示例。利夫希茨將這些注釋與原版本的注釋結(jié)合在一起（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保留其簡明扼要，不像原作的形式），在現(xiàn)在的譯本中，這些注釋在其他方面沒有區(qū)別；若是想要把1903年的筆記和后來的筆記區(qū)分開來，可以很容易地從巴托爾德全集卷七中找出。不過，利夫希茨通過參考1930-1967年間出現(xiàn)的主要相關(guān)著作，在俄文版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釋，極大地增加了該譯本的價值。利氏之注釋在本譯本中都用尖括號《…》標出；最后一層注釋由我所添注，我參考了1967年以前或以后出版、但利夫希茨在蘇聯(lián)搞不到的著作；此外，在巴托爾德僅引用參考文獻的俄文譯本的地方，也提到了這些文獻的西歐語言譯本，如玉爾（Yule）[2]的《馬可波羅游記》譯本、斯特蘭奇（Le Strange）的《克拉維約東使記（Clavijo's Embassy to Tamerlane）》譯本。當我自己的這些附加內(nèi)容表示對現(xiàn)有注釋的插入或增添時將會用方括號[[. . .]]標出；我在巴托爾德原注釋里空出的地方插入了另一些注釋，這些注釋用字母表示，例如：a、b、c等；不過總的來說，我會盡量使本就密密匝匝的注釋看起來不會那么臃腫。

本書最后的參考文獻書目被我精選了一下，因為俄文版所在的巴氏文集卷七給出了一份相當龐大的參考書目（長達87頁），盡管其中也包括了其他章節(jié)（如《伊朗歷史概要》、一些評論、簡文及伊斯蘭百科全書的文章）的參考書目。我在翻譯正文中采用的原則是：當不確定的著作沒有出現(xiàn)在參考書目中時，便給出完整的標題和書目詳細信息。（由于）巴托爾德(是俄國人，因此）引用的大量俄語著作自然只有簡短的標題，而沒有完整的書目細節(jié)。謝爾蓋·舒伊斯基(Sergei Shuiskii)為此匯編了一份[巴氏所引用的]俄語著作參考書目，并提供了全部參考資料;這份參考書目放在“Bibliography”一節(jié)中的最后。

在測量和距離方面，巴托爾德很明智地沒有將他資料中給出的數(shù)字縮小到一個公分母;由此人們發(fā)現(xiàn)公制計量與英制計量和舊的俄制計量單位可以并行使用；讀者也可能會發(fā)現(xiàn)俄制單位用來標記英制單位很有用：一俄里（verst）約等于1公里或3500英尺，一俄尺（arshin）等于28英寸，而一俄畝（desiatina）等于2.7英畝。

C.E.博斯沃思

1981年十二月

[1] 注：不過我的同事穆赫辛·阿什蒂亞尼先生（Mr. Mohsen Ashtiany）告訴我此書最近在伊朗重印再版了

[2] 亨利·尤爾爵士（Sir Henry Yule，1820-1889）蘇格蘭東方學家、地理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