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辨析“先義后利”和“先利后義”相關概念的基礎上，同時結合西方思想，有助于我們多角度反思“重義輕利”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消極影響，從而對先義后利精神在當代中國的傳承有進一步思考。?

關鍵詞：先義后利；重義輕利；以義制利；先利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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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的，先義后利的價值觀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美德的一部分，是先民留下的寶貴的精神財富。但要弘揚這一優(yōu)秀美德，首先要做的是對其進行精確的概念區(qū)分，同時反思其不合理的成分，進行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但由于先義后利這一概念的籠統(tǒng)，并不利于我們反思的進行，所以筆者嘗試對先義后利及其孿生概念先利后義進一步區(q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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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義后利和先利后義的概念區(q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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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確定何為“義”“利”?？傮w來說，“義”指某種理想的精神境界，美好的德行，也指正確合宜的行為；而“利”不僅包括了個人的利益，進一步的延展后，“利”也可指公利。

這兩大概念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被廣泛討論。東周社會禮崩樂壞，私有制的野蠻發(fā)展，私有經(jīng)濟的迅速膨脹，使得人們不斷掀起戰(zhàn)爭以爭奪財富（尤其是土地），造成社會劇烈動蕩。因此，這一時期的思想家針對“義”與“利”多有論述，他們的觀點主要分為先義后利和重義輕利，盡管論述各有側重，“但在批判統(tǒng)治者的橫征暴斂、貪欲無度、不重公利公義即國家利益、百姓利益方面, 是基本一致的”。?

隨著歷史的發(fā)展，這“先義后利”與“重義輕利”實際上已經(jīng)有了多層內涵。

從個體層面來說，先義后利體現(xiàn)為儒家式君子人格，是正面的高尚品德，正如孔子所概括的：“見利思義”——這是君子的行為準則；先利后義則趨向于負面人格，可理解為“逐利棄義”。在社會層面，先義后利的內涵應該是荀子提出的“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奸者也”，即“以義制利”；而先利后義的社會內涵主要體現(xiàn)于法家與墨家的論述中：商鞅提出的：“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而世所謂義者，暴之道也?！焙湍犹岢龅模骸叭嗜酥詾槭抡?，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保P者將其概括為“以利求義”。

孔子之后，孟子提出的“舍生取義”在某種程度上過度解讀了孔子“見利思義”的思想。孟子認為個體為了“義”可以拋棄生命，即完全舍棄所有“利”。他采用“舍”“取”這一對反義詞將“義”“利”推廣到了相互對抗的位置，這實際上與孔子采用“見”“思”這一對動詞所表現(xiàn)的義與利的辯證關系是相悖的。筆者認為荀子提出的“以義制利”更接近孔子的義利觀，但由于荀子的性惡論與孔子的性善論明顯對立，導致后世儒家學者大多不重視荀子的思想，而認為孟子的觀點才是儒家正統(tǒng)，這使得儒家思想中先天就有重義輕利的傾向。在儒家思想成為皇權統(tǒng)治的主流意識后，“見義思利”，“以義制利”和“舍生取義”進一步延展融合，逐漸在中國社會形成了“重義輕利”的思想，造成巨大不良影響。

下面，筆者將藉由對重義輕利消極影響的探討，對“以義制利”，“以利求義”的內涵進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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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義輕利對封建中國的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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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義輕利這一理論本應是對個體的道德要求，但由于儒家“內圣外王”的價值觀，使得知識分子的精神價值幾乎必然地要推廣成為國家民族的精神價值，由重義輕利指導的社會和政治生活帶來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最顯而易見的，是對商業(yè)發(fā)展的制約和對商人群體的歧視。幾乎純粹以利潤為目的的商業(yè)活動自然不會被重義輕利的儒家知識分子所認同，而當儒家思想成為封建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時，就演變?yōu)閷ι虡I(yè)活動和商人群體的公開歧視。商業(yè)的不被提倡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族的精神活力，自給自足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造成社會的因循守舊，這對創(chuàng)新事業(yè)有著十分沉重的打擊，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我們的耕作工具在唐代發(fā)明出曲轅犁之后就一直停留于此；重義輕利將“見利思義”中對“逐利”的限制發(fā)展為對“逐利”的否定，由道德要求幾乎發(fā)展為道德綁架，嚴重束縛了人們追求個人正當利益的欲望，從而使社會活力大大降低，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嚴重滯后。進一步來看，重義輕利下形成的以農(nóng)為本，商業(yè)手工業(yè)為末的社會觀念使我國資本主義萌芽變得困難而緩慢。

此外，封建社會以小農(nóng)經(jīng)濟為主導的社會生產(chǎn)方式使得宗法制度應運而生。以此衍生出孝道、忠君、愛國這樣線性遞進，互為因果的關系，《禮記》說:“父子之道, 君臣之義, 倫也?！敝亓x輕利的“義”很關鍵的部分便是“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即要求人們服從于社會的等級秩序，這進一步限制了年輕一代的創(chuàng)造力和生命力，同時也強化了君主專制。堅不可摧的封建倫理加上資本主義萌芽的困難緩慢帶來的是封建專制漫長悠久的壽命。近代以來，封建地主階級自救運動和資產(chǎn)階級改良運動的接連失敗和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困難，早已在此埋下禍根。

另一方面，重義輕利潛在影響了司法的公正性。董仲舒說：“刑者，德之輔也?！币粋€推崇德治的社會，盡管已經(jīng)擁有相對健全的法治體系，但由于具有超高彈性的道德判斷的參與，司法常常是情緒化的，從而衍生出復雜的利益交易，法治的推行受到阻礙。

同時，重義輕利造成了大量虛偽的社會現(xiàn)象，對義的一味強調，造成了各種披著“義”的外衣實則逐利的虛偽亂象，更使社會價值觀變得庸俗扭曲。一個有意思的例子便是二十四孝故事的演變。“鑿冰求鯉”變?yōu)椤芭P冰求鯉”，“老萊娛親”中對老萊子逐漸肉麻的描述，甚至出現(xiàn)“郭巨埋兒”這樣的滿懷私利的“大孝子”。筆者以此管窺：一開始作為高尚道德理想的“義”，采取完全與“利”對立的方式進入社會生活后，隨著社會發(fā)展，為了平衡道德的高尚和逐利的人性本質，人類竟演化出“虛偽”這一社會現(xiàn)象，而高尚的“義”一步一步最終服務于別有用心的逐利者。可見，背離實際的理念最終一定會脫離控制。

三、西方的先利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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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封建中國的重義輕利不同，西方資本主義早早走上了先利后義的道路。

英國哲學家洛克強調的“私有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是先利后義的顯著體現(xiàn)，隨后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個人利益是人民從事經(jīng)濟活動的唯一動力?！币源藶楦?，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誕生。以個體的利為出發(fā)點，通過實現(xiàn)“經(jīng)濟人”的“利”以期推動整體社會的利，即裕民富國，最終“建立一個既盈利又不失文明的經(jīng)濟體系”。亞當·斯密承認個體逐利的合理性，并希望這種行為能給社會帶來繁榮，這實際上與中國商鞅等人的看法類似，即“以利求義”。這一套理論推動了英國乃至西方的富強，盡管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罪惡本質，但不可否認的是，資本主義憑借著先利后義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高速發(fā)展。同時，由于假設人具有的逐利本質，西方順理成章地逐步建立了完善法治體系以保護和限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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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義輕利對近現(xiàn)代中國的消極影響

“重義輕利”輕視個體的“利”強調維護整體的“義”，演變成了個體必須服從整體，甚至為了整體“舍生取義”，形成了三綱五常等嚴格的封建秩序，壓制了人的個性發(fā)展。值得一提的是，重義輕利造成的，人的個性和自由觀受壓抑的特點仍存在于中國社會意識深層，其負面影響一直蔓延到新中國成立早期。我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時犯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錯誤，實際上就是過分強調建設社會主義之“義”，而忽略了客觀規(guī)律。這種“重義輕利”思想在十年內亂時達到頂峰：評價人的行為只看道義標準, 不看這種行為是否有利于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和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當大義被扭曲時，這時候對大義的堅守，是不得不站隊的逼迫，堅定的立場是為了自保，出現(xiàn)另一種社會亂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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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當代先義后利精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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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中國社會，我們應該將義與利統(tǒng)一起來。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即“義”（真理）的正確需由實踐來檢驗，檢驗的標準則是“利”（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很大程度消解“重義輕利”的負面影響，讓“先義后利”再次回歸社會。同時不斷完善法治體系，回歸法治，將德治作為另一種規(guī)范手段。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系，借助逐利的本性激發(fā)人的主觀能動性，創(chuàng)造了中國發(fā)展奇跡。

值得反思的是，西方資本主義無序逐利的發(fā)展使得社會階級矛盾激化，貧富差距日益嚴重。亞當·斯密對資本主義“以利求義”式的理想化期待實際已經(jīng)破裂。中國式現(xiàn)代化不能走西方“以利求義”的老路。作為新型舉國體制的國家，我國有能力有底氣規(guī)范個體和市場的行為，規(guī)避國家發(fā)展被“利”牽著鼻子走的風險。筆者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定能以“馬克思主義”之“義”限制“利”，做到“以義制利”。在個體乃至社會層面，創(chuàng)造出合適合理的“先義后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