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氏星經(jīng)》中的恒星觀測數(shù)據(jù)曾被認為是中國乃至全世界最早的星表，科學意義重大，對我國早期星官產(chǎn)生時期的星象研究有很大幫助，將這部星表與后世宋代的恒星觀測記錄對照，也可用來探究中國古代的星象演變。

星表簡介

戰(zhàn)國初年，二十八宿早已普遍使用。在這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星占術廣泛流傳，并形成了諸多流派。為了星占的目的，星占家們進行了大量恒星觀測，命名了許多星官，最有代表性的是戰(zhàn)國時期齊國的天文學家甘德、魏國的天文學家石申和商代的天文學家巫咸三家各自命名的星官體系，人稱“三家星經(jīng)”。

《史記·天官書》與《歷書》論述天文征引甘氏、石氏之說頗多，相傳石申在戰(zhàn)國時作《天文》八卷，可惜早已散佚。近代天文史或歷史作品中常引用《甘石星經(jīng)》，其實早先并沒有這樣一部書，甘德、石申的天文星占著作早已失傳，后代所傳的甘、石的《星經(jīng)》，以及《石氏星經(jīng)》，均為后人整理而得，而非昔時舊文。因此恒星觀測部分的數(shù)據(jù)也并不一定是甘德、石申于戰(zhàn)國年間所測，也可能是失傳后經(jīng)后人補測而得。

中國古代觀測周天恒星時，只會觀測每個星官的距星（主星）。換句話說，一個星官無論有多少顆星，觀測時也只會記錄其中一顆星的數(shù)據(jù)（北斗、紫微垣等特殊星官會測量全部星）。另外距星并不一定是一個星官中最亮的星。

一個星官中可能有很多亮星，比如五車、參宿、天津等星官，但只有距星會被測量，如五車二（α Aur）、參宿三（δ Ori）、天津二（δ Cyg）。參宿四、參宿七、天津四等星比距星還要亮，而且在全天恒星亮度排行中也排在非?？壳暗奈恢?，但中國古代從來沒有這些星的觀測數(shù)據(jù)。（僅參宿七在景祐星表中出現(xiàn)過一次）相對的，一些星官所有星都很暗，但一定會有一顆星得到測量，這就導致中國的星表漏了很多亮星，同時也收錄了很多暗星。

這一習慣一直從戰(zhàn)國延續(xù)到了元代，直到郭守敬才開始關注星官中的所有恒星甚至星官外的恒星。也因此，《石氏星經(jīng)》由于只有石申的星官，只有約120星的數(shù)據(jù)。哪怕到了宋代，星表里也普遍只收錄約400顆恒星的數(shù)據(jù)。相比之下，西方觀測時基本是本著亮度優(yōu)先的原則，測量了大量亮星的數(shù)據(jù)，西方的托勒密星表就有一千多顆恒星的數(shù)據(jù)，星數(shù)差異反映的是觀測習慣的差別，不能反映技術上的誰優(yōu)誰劣。

觀測年代確定

《甘石星經(jīng)》的流傳，經(jīng)過長期增刪，已難窺原貌，星表研究的結果也莫衷一是?！妒闲墙?jīng)》并沒有明確史料支持的觀測年代，因此需要在證認恒星后反推歷元，恒星證認結果的不同會導致推算出的歷元有很大差異。對于《石氏星經(jīng)》觀測年代，結論大致有一下三類：

1.《石氏星經(jīng)》星表觀測于戰(zhàn)國時代

新城新藏認為，按照《石氏星經(jīng)》星表所載，約有120個恒星距極之度數(shù)。逆行推定其觀測年代，約在公元前300年。又據(jù)《漢書·天文志》所載歲星辰出東方所在次，即“歲星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石氏曰：‘名監(jiān)德、在斗、牽牛，失次杓，早水、晚旱。’”由此推斷石氏的觀測年代約在公元前300年，他認為當時肯定也觀測了120顆恒星的坐標位置。

2.《石氏星經(jīng)》星表有兩個歷元

上田穰對《石氏星經(jīng)》星表有詳細的研究。他認為該星表的部分約90個恒星之位置系公元前300年乃至350年間所測定。剩余部分屬于公元200年的觀測值。

潘鼐又據(jù)每個恒星的坐標位置，逆推其觀測年代。認為星表分為二群，一群是公元前觀測，一群是公元后觀測。二群的平均年代分別為公元前440年和公元后160年。由此他認為公元前左右已經(jīng)存在完整的石氏星表，后來一半遺失，在東漢得到補充。

3.星表觀測時代在前漢

藪內清和錢寶瓊都做過文獻考據(jù)證明《石氏星經(jīng)》中的重要內容都是在漢代出現(xiàn)的。藪內清據(jù)《續(xù)漢書·律歷志》賈逵論歷稱“ …… 《石氏星經(jīng)》曰：‘黃道規(guī)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有百十五度，于赤道二十一度也?！蓖普摗妒闲墙?jīng)》中的觀測當在公元前70年左右。據(jù)此他認為星表也在這一時期觀測。

前山保勝用最小均方差估計證明《石氏星經(jīng)》的觀測年代在公元前70±30年。他首先注意到觀測過程中由于觀測儀器極的偏差而造成的影響。他的分析是比較可信的。

以上諸家研究，只有上田穰， 前山保勝和潘鼐是基于對星表本身仔細地分析的。但是在恒星證認方面，他們互有出入。上田穰和前山保勝使用的是土橋八千太對《儀象考成》的證認，同時也根據(jù)數(shù)據(jù)稍作調整。潘鼐在證認時還參照了他本人復原的宋代星官。

孫小淳利用去極度數(shù)據(jù)進行傅里葉分析，認為《石氏星經(jīng)》的觀測年代為公元前78年。這個年代正是鮮于妄人組織22位天文學家為驗證《太初歷》而進行多方面的天文觀測的年代。太初改歷，先是有司馬遷等人造儀器，做觀測，還調用了一些民間天文學家， 其中有方士唐都，巴落下閎等人。落下閎還發(fā)明了渾儀。又楊雄（公元前90年）在其《法言》中對太初改歷以來渾天說的發(fā)展有一段簡短的評論，他說：“或人問渾天于雄，雄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壽昌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這段話明確指出是落下閎發(fā)明了渾儀，鮮于妄人用來觀測，最后耿壽昌根據(jù)觀測數(shù)據(jù)把星官投刻到渾象上。這不但說明了鮮于妄人等進行恒星去極度觀測的歷史事實。而且表明去極度在當時確實是有必要觀測的，不然耿壽昌何以能夠制造渾象呢？因而孫小淳認為整個星表是鮮于妄人等在元鳳三年至六年即公元前78年觀測的。

stellarium可視化

我這里取孫小淳公元前78年的歷元，利用潘鼐《中國恒星觀測史》數(shù)據(jù)進行了星表可視化。

說明

1.修改了一些明顯的錯誤坐標，會在星名前加“#”，星名后加“+”修改入宿度，加“-”修改去極度。（只有天津改入宿，其余都是改去極）

2.星名前加“*”的是無法修改的錯誤坐標，如北斗第五星等。

3.紅線是宿度線，是公元前78年南北天極和二十八宿距星的真實位置的連線。

4.二十八宿距星赤經(jīng)是用上一宿距星實際赤經(jīng)加上上一宿宿度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