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

Ⅰ. 楓丹科學院，停滯于一片廢土上

無論是直覺還是什么，克洛妮艾都精準地把握/感受到了“意識形態(tài)正作用著”的現(xiàn)象。

在我關于現(xiàn)代認識論的論文中，在關于阿爾都塞的超定辯證法的部分，概述：“癔癥化的質(zhì)詢著意識形態(tài)機器的主體，通過沖突性的、物質(zhì)性的‘重復’可以隱匿相對精神性的自己，把自己排除等級制的可把握范圍，從而更無法獲得關于‘對抗著的兩個等級制的共同前提’的反映，通過對該‘隱形的中介’的無意識地認同（不能知道前提是什么，但相信存在前提使二者具有關系性，‘我’失敗于到場），臣服于向自己提供值得信服的答案的主人話語，完成意識形態(tài)縫合，生產(chǎn)自己對現(xiàn)狀的認可，使自己被征召為一個主體”，對應能指鏈I(A)←m←s(A)←A→d→(＄<>D)→Castration。當原本常見之事物突然被大肆宣傳時，就要尤為留意這一點。

學過高中化學就知道，催化劑是加速反應與造成表象的關鍵性要素。雖然不是反應場域中表象性地參與了反應的“本體”，但其中介性卻也可以作為一個“次級本體”?；谄溥@樣的性質(zhì)，多種反應在被不通門道的“常人”觀測時，在沖突中，其就容易成為上文提到的“隱形中介”，即作為第三個秩序的“事情的表象本身”，使意識形態(tài)轉(zhuǎn)喻性地縫合，使人們對事情的情況、過程與性質(zhì)產(chǎn)生誤解。但這是一種前現(xiàn)代的殘余的結(jié)果，現(xiàn)代性自黑格爾加入了“量的邏輯”后，這樣一種“假裝自己不是質(zhì)的質(zhì)”就能被合理化了，而前現(xiàn)代主體對此是尚未把握到或不能理解的。這里當然是在借被忽略的催化劑的這般效應隱喻著什么。

譬如，我吃飯和你睡覺有什么關系？意識形態(tài)化的答案有兩個：①沒關系，一碼歸一碼；②有關系，你睡覺了我才能吃飯，或者反過來。關于前者，二者還在二元化的狀態(tài)中，是一種過于壓抑的隱喻，把謂詞改成烈度更大的對抗之物就明白了，比如“我拿刀和你拿槍有什么關系”，否則這個問題本身就不會反映為一個問題意識。關于后者，答案對了但解釋錯了，這是一種轉(zhuǎn)喻，真相還沒找到，哪怕感受確實如此。去意識形態(tài)化的答案是：有關系，我們的行為具有共時性，我們具有主體性，身體都在機械性地運轉(zhuǎn)，我們的行為都受各自所在的象征秩序支配，諸如此類，所以我“是”你，這是一種隱喻。

非常好，這里的記者精神可算是一種觀念論衍生的精神，是對“存在即合理”的化用。和單純記錄所謂客觀事實不同，“價值”是具有主觀性的可解釋的東西，那么就有了“一千個哈姆雷特”，強調(diào)他們在各自領域的價值是實現(xiàn)哈貝馬斯的“交互主體性”與解釋學的“視域融合”重要過程。這當然是改良性的，對于晚期資本主義的社會矛盾，也很契合楓丹“公平”的現(xiàn)象學底色。雖然說這話的她本身不一定有這種精神。

正如老E在哲學和科學誰更接近“宗教信仰”？中所述的那樣，如果說“智者”是在反思上更具有嚴密性的，而“愚人”是在反思上喜歡“差不多得了”的人，那么前者恰恰是因其超越且拒斥了后者而顯得無用，后者內(nèi)部存在的裂隙使得物質(zhì)性的力量能夠置入，進而偶然地獲得了自己所不了解的權(quán)力。但要注意智愚的對立的相互轉(zhuǎn)化。

這里有一個辨證結(jié)構(gòu)，對應楓丹的人性是觀念論的，系統(tǒng)內(nèi)置的不一致性表征為主體有意識的對系統(tǒng)的否定性，而這種例外性又反過來使得“喜劇舞臺”得以存在。這并不是什么自視清高，把握這樣的楓丹人性的核心就在于捕捉到這樣的否定性或差異性。

這個裝置擁有收放能量的“視野”，不難聯(lián)想到薩特的凝視論，“他人在自我的凝視中到場，自我在他人的凝視中成為可能”。繼而延展到凝視與沉默的關系，“凝視是將主體性置入他者，沉默是被他者的主體性置入”。于是可回答艾爾海森的問題，“欲答永恒之疑問，唯有永恒之沉默”的意思是“世界的意義在世界之外”，所以我當時會說這可以解讀為有點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雖然也不排除艾爾海森的本意是現(xiàn)象學式的對“語言”這個先驗基底的否定。其“永恒”在于這個“世界之外”的主體性是先于此世的時間性的，這種主體性和尼采所說的“沒有從世界之外投向內(nèi)部的視線”并不矛盾，上帝只是能指鏈上的主體，而不是本體論上的主體。這種主體性對應的應該是時間性中的“未來”對“歷史”的決定論。不知道楓丹是否會出現(xiàn)這樣一個人物，如散兵的階次超越了整個須彌一般，打破我的“階次論”，超越楓丹生存論的神性抵達符號學的階次，因為目前來看，這種“視野”仍然是主體主義的，是對人之視域的機械化的固定化。

兩條謬誤之路：存在者不存在，不存在者存在。

前者是一階意識形態(tài)化的。后者指的是視差存在，以及突破一階意識形態(tài)所需要的自否定性。但這句話他同時也得說給他自己，否定性是發(fā)展所必須的一個要素。

這是男性性與女性性的差異的表征，在拉康的第四張圖中。男性性是筆直地從享樂走向閹割，也就是服從于象征秩序。女性性從一開始就無意識地認同了象征秩序的殘缺甚至不存在，它們會向下通過幻想與意義，把握象征秩序，沿著秩序的欲望回到對秩序的裂隙性的感受中，完成一個反思的享樂的循環(huán)。簡單來說就是女性性會反思例外，而男性性總是預設一些理所應當?shù)臇|西出來。男性性和女性性不是男性和女性。

這一幕不禁讓我想起武安市發(fā)改局的馬科長，嘲笑他的非常多，但目前也已有“嘲笑，理解，成為”之趨勢。這種“失語”和一些領導的“關鍵的問題是找到問題的關鍵”有明顯區(qū)別，前者是在轉(zhuǎn)喻，而后者是在重復，重復的作用如我上文所述，是自我的一階意識形態(tài)化。

辯證法的要點是把握到差異性與否定性，而不是什么都加在一起的整體性。

語言游戲，或者修辭學，有其合理性，并非詭辯或粉飾，而是更清晰地將事物在自身先驗基底中的位置或形象描繪出來，哪怕這種努力會不停失敗。批判語言游戲也不該是拒絕思考的惰性所配做的，正如夜蘭的“哪怕無法改變事實，我也絕不能待在迷霧中”。

上述的修辭嘗試，展現(xiàn)的是思考者的反思階次所在，展現(xiàn)是的癥結(jié)所在。如上文的納克的言下之意所述，她欠缺自否定性，或者說是相關的社會關系。

對于記者，塔勒布也有一句箴言，在《智慧與魔咒》的第175頁：“記者與箴言家的思路正好相反：我提出‘你需要技能才能贏得寶馬車，需要技能和魔鬼般的運氣才能變成沃倫·巴菲特’；記者們對此的總結(jié)是，‘塔勒布認為巴菲特不具有任何技能’”。

這樣的記者，和質(zhì)詢秩序的癔癥主體頗為相似。

實證的考據(jù)在解釋過程中會顯得無力，正因存在許多尚未或不可文本化的，乃至尚未涌現(xiàn)出來的規(guī)定性在制約著人們對判斷的認同，更何況“未來決定過去”這一回溯性的命題本身就是不可實證的。

一方面，在認識論上，實話之“實”的“是”的可能性取決于秩序，因為意義取決于秩序，而秩序是存在匱乏的，而如果要自主建構(gòu)賦予意義，那便不可避免地卷入與秩序的博弈中。另一方面，也是對前者的順承，“你能說的都是被允許說的”，說了不該說的話的最糟糕的代價是符號性死亡。但這種糟糕不一定是必須得避免的，如果其恰是齊澤克的第二種死亡驅(qū)力的話，那么不要向秩序的欲望讓步，向死而生即可。如荀爽，此世所需的恰是敢于撞南墻之人，這種行動無論成敗，其重要的意義都是將秩序的癥結(jié)點顯示出來。

我有幸接觸過這樣的人，是個不是很聰明的喜歡實用與投機的女生。她在一個我沒用過的社區(qū)和不知道誰吵起來了，因為我之前也和她有過過節(jié)，于是她想象那個人就是我，并且在找我對峙時想盡辦法把我和他同一化。這對我來說當然是無稽之談，我是無意識地夢游般地繞過了我的自我對她做了那些事也說不定，但對她來說，就好像找到了一個情緒的傾瀉口，男性性地主動把自己閹割掉。

但我畢竟沒干涉她的權(quán)力，荀爽的老婆有烈度更大的案例，她作為雙向情感障礙和癔癥化的主體，會選擇性地壓抑或遺忘掉部分記憶，以及有目的地更改記憶的部分細節(jié)與意義，雖然我不是當事人。

而在普遍癔癥化主體的現(xiàn)代性的當下······后面頓時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