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這十七卷札記是我在美國留學(xué)時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記和雜記。我在美國住了七年，其間大約有兩年沒有日記，或日記遺失了。這里印出的札記只是五年的記錄：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后，有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簡單日記。（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這中間只有短時期的日記（名為北田Northfield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記。（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間記了一條札記（卷三的首二頁），其余全缺。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禮記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這些札記本來只是預(yù)備給兄弟朋友們看的。其實最初只是為自己記憶的幫助的，后來因為我的好朋友許怡蓀要看，我記完了一冊就寄給他看，請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后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學(xué)主張，思想演變，都寫成札記，用作一種“自言自語的思**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發(fā)現(xiàn)這種思**稿很有益處，就不肯寄給怡蓀，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參考，因此我對于這種札記發(fā)生了很大的興趣，所以無論怎么忙，我每天總要騰出一點工夫來寫札記，有時候一天可以寫幾千字。

我從自己的經(jīng)驗里得到一個道理，曾用英文寫出來：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ropriating impressions.

譯成中國話就是：

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xiàn)成文章。

試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學(xué)生對于“儒教”大概都有一點認識。但這種認識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個美國團體請你去講演“儒教是什么”，你得先想想這個講演的大綱；你拿起筆來起草，你才感覺你的知識太模糊了，必須查書，必須引用材料，必須追溯儒教演變的歷史。你自己必須把這題目研究清楚，然后能用自己的話把它發(fā)揮出來，成為一篇有條理的講演。你經(jīng)過這一番“表現(xiàn)”或“發(fā)揮”（expression）之后，那些空泛的印象變著實了，模糊的認識變清楚明白了，那些知識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時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教是什么”了。

這種工作是求知識學(xué)問的一種幫助，也是思想的一種幫助。它的方式有多種，讀書作提要、札記、寫信、談話、演說、作文，都有這種作用。札記是為自己的了解的；談話，討論，寫信，是求一個朋友的了解的；演說，發(fā)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了解的。這都是“發(fā)揮”，都有幫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為我相信札記有這種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記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時我和朋友談?wù)撘粋€問題，或通信，或面談，我往往把談?wù)摰拇蟾艑懺谠浝?，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記里。有時候，我自己想一個問題，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驟、結(jié)論，都寫出來，記在札記里。例如，我自己研究《詩三百篇》里“言”字的文法，讀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櫜之”，始大悟“言”字用在兩個動詞之間，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魯語的代名詞“爾”“汝”“吾”“我”等字，隨筆記出研究的結(jié)果，后來就用札記的材料，寫成我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義、非戰(zhàn)主義、不抵抗主義，文學(xué)**的見解，宗教信仰的演變，都隨時記在札記里，這些札記就是我自己對于這些問題的思想的草稿。

我寫這一大段話，是要我的讀者明白我為什么在百忙的學(xué)生生活里那樣起勁寫札記。

我開始寫札記的時候，曾說“自傳則吾豈敢”（卷三首頁）。但我現(xiàn)在回看這些札記，才明白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青年學(xué)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內(nèi)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他自己記他打牌，記他吸紙煙，記他時時痛責(zé)自己吸紙煙，時時戒煙而終不能戒；記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沖動，幾乎變成了一個***信徒；記他在一個時期里常常發(fā)憤要替中國的家庭社會制度作有力的辯護；記他在一個男女同學(xué)的大學(xué)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訪過女友；記他愛管閑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制度，到處演說，到處同人辯論；記他的友朋之樂，記他主張文學(xué)**的詳**過，記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徑和演變的痕跡。（在這里我要指出，札記里從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哲學(xué)的絕大影響。這個大遺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發(fā)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札記里。從此以后，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向?qū)?，成了我自己的哲學(xué)基礎(chǔ)。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后，文學(xué)**的討論成了我們幾個朋友之間一個最熱鬧的題目，札記都被這個具體問題占去了，所以就沒有余力記載那個我自己受用而不發(fā)生爭論的實驗主義了。其實我寫《先秦名學(xué)史》、《中國哲學(xué)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dǎo)。我的文學(xué)**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xiàn)；《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jù)。札記的體例最適宜于記載具體事件，但不是記載整個哲學(xué)體系的地方，所以禮記里不記載我那時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學(xué)史》論文，也不記載杜威先生的思想。）這就是我的留學(xué)時代的自傳了。

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極少數(shù)（約有十條）的刪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真面目。我后來完全不信任何神教了，但我不諱我曾有一次“自愿為**信徒”。我后來很攻擊中國舊家庭社會的制度了，但我不刪削我當年曾發(fā)憤要著一部《中國社會風(fēng)俗真詮》，“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fēng)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得失”（頁一〇三）。我近年已拋棄我的不抵抗主義的***了，但我完全保存了札記里我的極端不抵抗主義的許多理論。這里面有許多少年人的自喜、夸大、野心、夢想，我也完全不曾刪去。這樣赤裸裸的記載，至少可以寫出一個不受成見拘縛而肯隨時長進的青年人的內(nèi)心生活的歷史。

因為這一點真實性，我覺得這十幾卷札記也許還值得別人的一讀。所以此書印行的請求，我拒絕了二十年，現(xiàn)在終于應(yīng)允了。

整理這一大批札記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呂用力最多最勤（札記的分條題目，差不多全是希呂擬的），我要特別致謝。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的抄寫、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謝的。

最后，我用十分謝意把這部札記獻給我的死友許怡蓀。他在二十年前曾摘抄《藏暉室札記》在《新青年》上陸續(xù)登載。這部札記本來是為他記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

在太平洋上**柯立芝船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