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校是江蘇省冶金經濟管理學校、江蘇省冶金工業(yè)學校的簡稱。

我們的入學通知書上蓋的是江蘇省冶金工業(yè)學校的印，畢業(yè)證上蓋的是江蘇省冶金經濟管理學校的印。也就是說，學校是在我們讀書期間改的名。

我們是1980年9月10日到校報到的，報到的時間就一天。1982年7月初畢業(yè)，撇去寒暑假時間，大多數人的在校時間也就一年半不到。

冶校坐落在鎮(zhèn)江市中山西路、過去的勞動路西端，緊靠鎮(zhèn)江火車站。而那時的鎮(zhèn)江火車站，由于剛剛建成，規(guī)模和檔次在蘇南僅次于南京。在我們這些“孫煥生上城式”農村孩子看來，就是三個字——真漂亮。

我被分在8001班，班主任是顧老師，名叫顧美蓉，剛剛大學畢業(yè)，用現在的話說，是一位美女，戴著一副眼鏡，說話不緊不慢，很有親和力。

也許是在中學時擔任過校團委副書記，我被顧老師指定為班級團支部書記，還被推薦擔任校團委委員。為什么介紹自己的這個經歷，是因為后面的一些事，與這個職務有著密切關系。

顧老師很信任我，把很多工作都交給我來做。只是，來自農村的天然弱勢，很多事做得并不好。但一直很努力，也算沒有給老師留下麻煩。而在顧老師擔任班主任一年的時間里，我們班一直很平穩(wěn)，班干部的工作也很順利。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關系比較和諧。

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顧老師辭去了班主任，而由一位年齡相對較大的老師擔任。這位老師工作很認真，看得出來，很想把班級帶成全校最好的。但性格有點怪，脾氣也有點大，家長式作風比較嚴重，希望每個學生都是“乖乖兒”。更重要的是，在后來的工作中發(fā)現，他喜歡學生向他打小報告。

作為團支部書記，自然是他了解情況最主要的對象。起初，我會把班上的整體情況給他報告，無奈他總想問我每個同學的具體情況，這就讓我很為難了。因為，在顧老師擔任班主任的一年中，我從未向顧老師反映過任何一位同學個人的這個那個，即使反映，也都是幫他們說好話。而顧老師是善良人，也從不要我反映同學不好的地方。

因此，幾次向我了解情況，無法從我這兒了解到具體同學的情況，開始對我很有意見，認為我不負責任，甚至暗示我要換團支部書記。換不換團支部書記，我當然無所謂。但是，于我而言，不說同學不好，是一條底線。

也不知從何時起，班主任不再向問我打探情況，而是問一些具體的事，特別是同學背后議論他的事。我很奇怪，他所說的事，都是另一個宿舍同學的事（那時的男生，就分兩個宿舍，一個宿舍十七、八人），他所問之事，我確實不知情。

知道了這些事，班主任還在班上大光其火，于是，另一宿舍的同學炸鍋，而我因為與班主任聯(lián)系最多，就成了最大的懷疑對象，甚至在另一個宿舍形成“共識”，將我當成他們共同的“敵人”。特別是畢業(yè)后的第三年，我留校工作后跟隨兩位老師到南京一家鋼鐵企業(yè)聯(lián)系學生實習之時，一位同班同學竟然對其中一位老師講，他最不喜歡譚浩俊，他們班同學都不喜歡譚浩俊。

要不是這位老師后來在某個場合說出這些話，我還真的不知道同學會在背后這樣說我。恰恰是這位同學，我曾經幫過他一個天大的忙，要不是我，他畢業(yè)后至少五年抬不起頭。因此，自知道他在背后如此說我，我發(fā)誓，這輩子不會與其打交道。

就在畢業(yè)實習即將結束的前一天，與我同在一個工廠實習的一位同學突然對我說，我們出去走走吧。我們三個人一個企業(yè)，平時出去走走，要么三個人一起，要么與另一個同學，他還是第一次，而且是主動邀請，我答應了。

在路上，他在與我聊了一會，突然話鋒一轉，對我說道，譚浩俊，有一件事想對你說，不知能不能說。我笑笑說，有什么不可說的。他對著我說，我對不起你。我笑笑說，你有啥對不起我。他說，給班主任打小報告的是他，讓你背黑鍋了。我看了看他，輕輕地說，沒事，背就背吧。

他如釋重負了，我卻背了黑鍋了，而且，這鍋可能還要繼續(xù)背下去。至于背到何時，自己也不清楚。

確實，這鍋從1981年，一直背到2017年，我才第一次與一名關系較好的同學當面講了這事，且可以看得出，她有點將信將疑。但說了一句，你受委屈了。

委屈也沒啥，同學嘛，不就是如此，能扛一點，就扛一點。受點委屈不算什么，自己想通了，一切也就坦然。為什么要說出來，是因為快退休了，覺得沒有必要全部藏在心里。更何況，那位班主任多年前已經去世。如果沒有去世，這件事絕對不會講出來。

即便如此，冶校于我，仍然是美好的回憶塞滿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