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昆是明朝有名的文學家與抗倭英雄，他出生在安徽，自幼飽受書籍熏陶，而且此地商業(yè)氣氛濃厚，徽商文化對他的人生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他曾經(jīng)在自己的詩歌集《太函集》中創(chuàng)作《儒俠傳》，體現(xiàn)了他堅持的理想與追求。

01 文武雙全，時代淬煉

《儒俠傳》其名表達的正是一種讀書人對俠義精神的追求，這是與汪道昆的生活經(jīng)歷密切相關的。

明朝嘉靖年間，倭寇之亂在東南沿海發(fā)端，成為嚴重的國家緊急事態(tài)。自從明太祖一開始頒布的禁海條例，民間不許片下海，導致經(jīng)濟凋敝，大量失業(yè)人口成為流民，到處逃竄。而一些來自日本的下層浪人武士，因緣際會來到了中國，和這些破產(chǎn)農(nóng)民相遇結合，便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勢力，結成利益共同體，到處為非作歹。

明朝官方派出軍隊到處進剿，但是效果不佳，野火燒不盡。當時人曾經(jīng)明言，雖然號稱倭寇，但其中“三分真倭，七分假倭”，日本人數(shù)量很少，大部分是打著倭寇旗號打家劫舍的中國人，所以越剿越多。沒辦法，國家失敗的政策導致剩余農(nóng)業(yè)人口龐大，大家沒有生計只能鋌而走險，“倭寇的群眾基礎”太龐大，源源不斷，導致社會危機愈加嚴重。

汪道昆身處其間，對于倭寇的惡行看在眼里，雖然他也可能理解事情發(fā)生的原因，但畢竟皇命難違，必須順從。

在朝廷派大軍征討倭寇期間，汪道昆也積極參與，并且習得一身好武藝，在亂世中派上了用場，投筆從戎，保境安民，建功立業(yè)，在此期間，他還遇到了抗倭名將戚繼光，與他建立了友好的關系，互相引為知己。

汪道昆自小聰慧過人，滿腹經(jīng)綸，憑借科舉考試步入仕途，按照朝廷安排前來倭患劇烈的浙江義烏等地任職。他整軍經(jīng)武，構設海防，認真?zhèn)鋺?zhàn)。并且和戚繼光等人密切配合，聯(lián)合平亂，政績斐然。此外，汪道昆任職的義烏與好友戚繼光的淵源頗深。

據(jù)說當年戚繼光在抗倭期間，到處征兵，卻苦無合適之人。有一天當他經(jīng)過義烏等地，發(fā)現(xiàn)當?shù)厝苏谂c永安人進行械斗，場面非常壯觀激烈。戚繼光“觀摩”之后，大為震撼，于是趕緊上表，希望可以征募義烏人為戚家軍，果然不出所料，在后來發(fā)揮了巨大先鋒示范的作用，為后人津津樂道，戚繼光也因此成為了一代名將。

汪道昆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任職，應當耳濡目染，有所收獲。為了對付強悍的倭寇，地方長官必須具備果敢的性格，而當?shù)乇牒返拿耧L，也令其人變得特立獨行。

02 儒商從政，儒俠入世

1.儒商為表，儒俠為里

汪道昆在長期的仕途當中，與外敵和家賊一直打交道，而他天生也非常具有俠客的性格，因此變成了一代“儒俠”。

古語有云：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兩者兼有的汪道昆，自然不同凡響。

儒家追求的是治國平天下的匡君扶國理念，而俠客則強調(diào)為國為民，鋤強扶弱，實現(xiàn)公平正義。

為了支持抗倭大業(yè)，汪道昆必須毫不留情地對抗流寇的侵犯，但他體恤黎民，需要區(qū)別對待，將當中“誤入歧途”的百姓救出來，這樣才能起到分化的作用，從根本上治理。

他在任期間，除了努力構建城防之外，便開始安撫百姓，開拓財源，讓各家各戶安居樂業(yè)，這樣才不至于為敵人有可乘之機，拉良民下水，堵不如疏，這樣能夠從根本上杜絕倭寇問題。

汪道昆來自經(jīng)商氛圍濃厚的安徽地區(qū)，他身上具有的治理才能畢竟卓越，只要解決經(jīng)濟問題，其他潛在隱患都可迎刃而解。雖然中國歷史上對商業(yè)比較鄙視，視之為末頁，但特殊時期進行運用還是大有裨益。汪道昆在此發(fā)揚了他儒商的本領，用商人思維管制地方，令倭患逐漸減輕。

不過，汪道昆的仕途并非十分順利。由于他性格張揚，非常跋扈，有時對待上級也顯得特別激烈，因而遭受排擠，后來脫離官場，醉心文學事業(yè)。他經(jīng)過畢生經(jīng)歷，總結了《儒俠傳》，其中提到讀書人與俠客精神的關系，但也滲透著儒商的理念，兩者并行不悖。

2.儒商的作用

按照傳統(tǒng)思維來看，儒家對待商業(yè)致富似乎是相當反感的，其實在歷史上這并不完全符合孔孟之人的原意。儒家被歷代統(tǒng)治者高高推舉，融合了法家化的改造，使其成為了洗腦工具，受到當權者的信賴推廣。而實際上儒家在一開始與道家的關系很緊密，尊重人的本性與自然規(guī)律，雖然同時強調(diào)禮樂對言行的規(guī)范，卻并不無限上綱上線。

儒家強調(diào)“舍生取義”與“殺身成仁”，卻沒有堅持“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的荒謬觀念。對待經(jīng)商方面也是如此，正統(tǒng)的儒家原教旨主義捍衛(wèi)的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用之有度，并非厚此薄彼，認為經(jīng)商下流，務農(nóng)高貴?？鬃釉?jīng)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

從中可以明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發(fā)財致富不是什么可恥的事情。后世將儒家無限夸大成為戕害人性的工具，完全在于統(tǒng)治者利用法家把儒學徹底異化，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儒家因此也被污名化，長期遭受非議唾棄。

因而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商與儒俠都是對于“儒法”與“法儒”的糾偏。儒家本來與法家是格格不入，而法家偏要“狐假虎威”，霸占儒家的道德權威，實踐自己控制思想的“霸道”，令儒士背鍋，確實可惡。

所以對待儒商和儒俠都應該弘揚，從商業(yè)倫理和俠客精神我們可以真正發(fā)現(xiàn)儒家有價值的一面，挖掘其有益內(nèi)涵，破除糟粕，避免落入法家的圈套，貽害無窮。

汪道昆正是以上兩者的踐行家，看似放蕩不羈，為時代所排斥，實則真正代表了儒家應該追尋的方向。

在儒商方面，汪道昆并不鄙視錢財，而是將之作為一種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工具，成就事業(yè)。他對資本的認識超越了同儕，與現(xiàn)代人接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作為當時的文化名人，他門徒眾多，經(jīng)常舉行講座，觀眾如織。而這一切并不是“免費”的，他曾利用自己的名人效應，進行游學，賺取了不少錢財，這讓他衣食無憂，繼續(xù)可以潛心教學，努力創(chuàng)作。

此外，汪道昆對待錢財?shù)膽B(tài)度也不癡迷，也很淡泊。他從容超脫，按照儒家的標準要求自己，占有金錢，并非金錢占有自己。他奉行“以義制利”，利用財富來回饋社會，幫助弱勢群體，這樣令他獲得了道德上的制高點，為儒家和商人正了名，一切并非一成不變。

正是對于儒家核心理念的認知，令汪道昆對待商業(yè)非常優(yōu)容。而在商業(yè)的實踐中也令他明白了儒家的入世意義，不是臨空虛蹈的貧乏理論，不是所謂的君子士大夫坐而論道的自娛自樂，是能夠真正通過自己的努力造福黎民百姓的政績，這也是俠義精神的體現(xiàn)。

3.儒俠的實踐

汪道昆不僅有儒商的精明與寬厚，也有儒俠的信義與擔當。他雖為一介文人，但秉性豪爽，為人慷慨，重情。

在自己的老上級胡宗憲因為黨爭問題受到構陷，被皇帝下獄之時，汪道昆沒有計較往日的恩怨，愿意出來說句公道話。

胡宗憲曾經(jīng)擔任兵部尚書，奉命主持東南抗倭大業(yè)，在他的挑選任命下，以戚繼光、俞大猷為首的一批抗倭名將脫穎而出，為平定海疆做出了重大貢獻。而由于當時正值嘉靖一朝，嚴氏父子氣焰滔天，胡宗憲不得已賣身投靠，忍辱負重，卻因此給自己遭來了種種罪愆污名。汪道昆自詡清高，對此看不慣，多次發(fā)牢騷批評，由此被貶官。

在這位老鄉(xiāng)如今落難之時，他沒有落井下石，念在其人的功績，多方奔走求告，最終令胡宗憲的污名得以平反。從中可見汪道昆的俠客精神，不以小怨而忘大功，這也是儒家提倡的“以德報德”和“以直報怨”的人生格言。

后來，他的好友戚繼光也因為靠山張居正失勢，遭受清算，被貶謫嶺南，妻離子散，郁郁而終，結局悲慘。而汪道昆聽說后，仍然勇敢地前去吊唁，不顧當時的風言風語和危難險阻。并且結合戚繼光一生的生平事跡，寫下了那篇流傳久遠的《孟諸戚公墓志銘》。這就是汪道昆為人處世的基礎原則，對人對己，講究公道，儒俠的情懷滲透其中。

03 總結

儒商之外的儒俠汪道昆更顯得偉岸可敬，也許商與俠只是文人的一種手段工具，最終要達到的還是儒家的圣人理想。但這又如何？遠離法家的儒道，無論是和商結合，還是與俠交融，都有其獨到價值，這也是汪道昆這樣一個徽商環(huán)境中出身的人反映的俠的精神，值得后人追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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