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9《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目錄
第七卷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3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臺灣同胞書
36、對《毛主席詩詞十九首》的批注
37、同藏族人士的談話38、加快手工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
39、共產(chǎn)黨人對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tài)度
4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41、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jīng)營
42、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43、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tǒng)
44、關于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
45、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
35、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三告臺灣同胞書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軍民同胞們:
鑒于金門群島國民黨軍隊廣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關于雙日停止炮擊金門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只這四種軍事目標的規(guī)定，現(xiàn)在宣告推廣到其他一切地區(qū)的軍事目標，逢雙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單日行之。有些目標，例如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只，單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們的飛機船只以不來為宜，免受可能的損失。禁止美國人護航，仍如歷次文告所規(guī)定。周恩來總理兩年以前即向你們建議舉行和談，合理解決國共兩黨歷史糾紛，和平解放臺灣地區(qū)，未獲你們積極響應。美國人下死勁鉗制臺灣當局，不許他們和我們舉行和談，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國內政。美國人非常懼怕和平，非常懼怕國共兩黨重新接近，談出一個和平局面來，妨礙他們孤立臺灣和托管臺灣的陰謀計劃。我們必須擊破這個計劃。我們希望臺灣當局有一天甩掉美國人那只鉗制魔手，派出代表，舉行和談。我們的和談是真和談，談成了，內戰(zhàn)就可以宣告結束，全體中國人團結起來，一致對付外來的威脅，豈不是一件好事嗎?美國人同國民黨之間的所謂團結、互信云云，講講而已，歸根到底是靠不住的。盡管申明一千次，連你們自己也不相信。同胞們，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相信，在美國人要把國民黨置之死地的時候，國民黨就會覺悟過來，和談就有可能成功，對于這件事悲觀是沒有根據(jù)的。親美派散布出來的一切悲觀言論，希望你們最好不要聽。
國防部長 彭德懷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根據(jù)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這個告臺灣同胞書后來沒有發(f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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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對《毛主席詩詞十九首》的批注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
我的幾首歪詞，發(fā)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說對了，一部分說得不對，我有說明的責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廣州，見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頭甚寬，因而寫了下面的一些字，謝注家，兼謝讀者。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修改他的《古小說鉤沉》，然后說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遙嘆，予在廣州。[2]從那時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陸上的饕蚊滅得差不多了，當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須努力。港臺一帶，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陣。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萬愚公，用他們自己的移山辦法，把蚊陣一掃而空，豈不偉哉!試仿陸放翁[3]曰:人類今嫻上太空，但悲不見五洲同。愚公盡掃饕蚊日，公祭無忘告馬翁。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
二
擊水:游泳。那時初學，盛夏水漲，幾死者數(shù)。一群人終于堅持，直到隆冬，猶在江中。當時有一篇詩，都忘記了，只記得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4]
三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號，黨的緊急會議[5]，決定武裝反擊，從此找到了出路。[6]
四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勢危急，準備長征，心情又是郁悶的。這一首《清平樂》，如前面那首《菩薩蠻》一樣，表露了同一的心境。[7]
五
萬里長征，千回百折，順利少于困難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過了岷山，豁然開朗，轉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諸篇，反映了這一種心情。[8]
六
水拍:改浪拍。這是一位不相識的朋友建議如此改的。他說不要一篇內有兩個浪字，是可以的。
三軍:紅軍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四方面軍。不是海、陸、空三軍，也不是古代晉國所作上軍、中軍、下軍的三軍。[9]
七
蒼龍:蔣介石，不是日本人。因為當前全副精神要對付的是蔣不是日。[10]
八
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11]
九
雪:反封建主義，批判二千年封建主義的一個反動側面。文采、風騷、大雕，只能如是，須知這是寫詩啊!難道可以謾罵這一些人們嗎?別的解釋是錯的。末三句，是指無產(chǎn)階級。[12]
十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離開北京，一九四九年還到北京。舊國之國: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13]
十一
長沙水:民謠:常德德山山有德，長沙沙水水無沙。所謂無沙水，地在長沙城東，有一個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魚:三國孫權一度從京口(鎮(zhèn)江)遷都武昌，官僚、紳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階層不悅，反對遷都，造作口號云:寧飯揚州水，不食武昌魚。那時的揚州人心情如此?，F(xiàn)在變了，武昌魚是頗有味道的。[14]
十二
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15]
根據(jù)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的書眉上寫的批注。
[2]引用的魯迅的這句話，是毛澤東憑記憶寫的。魯迅一九二七年在廣州編?！短扑蝹髌婕罚鳌缎蚶?，文末題記說：“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嘆，余在廣州?！薄短扑蝹髌婕飞蟽砸痪哦吣晔掠杀毙聲殖霭?，次年二月續(xù)出下冊。
[3]陸放翁，即陸游（一一二五——一二一○），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南宋詩人。陸游有一首七絕《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4]這是毛澤東對《沁園春·長沙》一詞中“擊水”的批注。
[5]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見本卷第57頁注[4]。
[6]這是毛澤東對《菩薩蠻·黃鶴樓》一詞中“心潮”的批注。
[7]這是毛澤東對《清平樂·會昌》一詞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的批注?！镀兴_蠻》，指《菩薩蠻·黃鶴樓》。
[8]這個批注寫在《憶秦娥·婁山關》一詞那一頁的天頭上。以下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一九五八年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憶秦娥·婁山關》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
[9]這是毛澤東對《七律·長征》一詩中“水拍”、“三軍”的批注。
[10]這是毛澤東對《清平樂·六盤山》一詞中“蒼龍”的批注。
[11]這是毛澤東對《念奴嬌·昆侖》一詞的批注。一九五七年《詩刊》一月號首次發(fā)表的這首詞和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中，本詞下闋的第八句作“一截留中國”，一九六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詩詞》中，照毛澤東的意見，將這一句改為“一截還東國”。
[12]這是毛澤東對《沁園春·雪》一詞的批注。末三句，指這首詞的最后三句：“俱往矣，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13]這是毛澤東對《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一詩中“三十一年還舊國”一句的批注。
[14]這是毛澤東對《水調歌頭·游泳》一詞的批注。其中所說“三國孫權一度從京口（鎮(zhèn)江）遷都武昌”一典有誤。一九八六年九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選》和一九九六年九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集》中，對“武昌魚”的注釋是：“據(jù)《三國志·吳書·陸凱傳》記載：吳主孫皓要把都城從建業(yè)（故城在今南京市南）遷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謠說：‘寧飲建業(yè)水，不食武昌魚。，這里化用。武昌魚，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鮑魚，稱團頭鳊或團頭魴?！?/span>
[15]這是毛澤東對《蝶戀花·答李淑一》一詞的批注，指“舞、虎、雨”這三個韻腳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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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同藏族人士的談話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二日)
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籌備好了就要成立，你們還怕嗎?對土地改革贊成不贊成?對西藏地區(qū)的土地改革要采用不同的辦法，要采用云南的辦法。云南有土司，他們也是貴族，那里是通過和平協(xié)商的辦法進行土地改革的，人民滿意，土司也滿意?？傊F族的生活不變，照老樣子，可能還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樣子，以前信什么，照樣信什么。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在中國，信仰宗教的人不少。信耶穌教的有八十萬人；信天主教的有三百萬人；信伊斯蘭教的有一千多萬人；信佛教的更多，有幾千萬人還有信道教的，數(shù)目也很大，約有一千多萬人。人們的宗教感情是不能傷害的，稍微傷害一點也不好。除非他自己不信教，別人強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險的。這件事不可隨便對待。就是到了共產(chǎn)主義也還會有信仰宗教的。
西藏現(xiàn)在不是搞合作社的問題，而是進行民主改革的問題。什么時候進行，由你們自己去決定。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成立后，可以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要由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1]下決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員和寺院里的喇嘛、堪布們決定。要有一個醞釀的時期，一年、二年、三年，通過討論，打通思想。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兩方面的意見都可以講。多醞釀、多討論有好處，大家都講，慢慢地就講通了。貴族、喇嘛有好多人害怕改革，你們回去后要對貴族、喇嘛多做工作，不論如何改革，對他們的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要維持。
我們同資本家、同各民主黨派合作得很好，大家互相幫助，有了錯誤加以批評，共同進步。同時，也采用自我批評的辦法，各民主黨派也進行自我批評。少數(shù)民族自己內部也可以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代替你打倒我、我打倒你，你毒死我、我毒死你的辦法。你們西藏可以商量商量，破除老辦法，采取新辦法，用互相批評互相幫助的辦法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要用互相信任代替互相不信任。藏族和漢族過去互相不信任，慢慢地就可以互相信任。你們前藏、后藏、昌都過去也互相不信任，今天也要用互相信任來代替。前藏、后藏自己內部也有互相不信任的現(xiàn)象，這同漢族過去各個地方和各個部門的內部互相不信任或信任不夠是一樣的。過去資本家很怕我們，各民主黨派也有一些怕我們。經(jīng)過了六年的時間，現(xiàn)在他們和我們的相互信任大為增強。過去他們不信任共產(chǎn)黨，共產(chǎn)黨也不那么信任他們。大家在一起工作，搞久了，常常見面，慢慢地就互相信任了。我建議你們回去好好研究和協(xié)商，增強你們內部的互相信任互相幫助，也增強你們和我們之間的互相信任互相幫助。
關于民主改革這一條，這里要講清楚，不要回去亂講，說我講了西藏現(xiàn)在要實行土地改革了。我是要你們回去醞釀，回去報告達賴和班禪，可行即行，你們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沒有辦法。我不能一定叫你們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議給你們，采納不采納是你們的事，不要誤會。
參觀團的參觀很有益處，大家應當相互交流經(jīng)驗。西藏是個了不起的地方，占全國面積的八分之一。我同達賴說過，不要以為西藏落后，地方小，西藏地方可不小。西藏如果不參加祖國的大家庭，這個家庭的事便不好辦了，西藏在祖國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再一條就是落后問題。在經(jīng)濟文化方面，藏族是落后的，漢族也落后，比美國、英國、法國、蘇聯(lián)、波蘭落后，比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東德落后，比日本也落后，不要以為只是你們落后。我們的目的是使大家都發(fā)展起來，我們要經(jīng)過幾個五年計劃來克服這種落后狀況。我們支援你們，你們自己也要發(fā)展。你們應該發(fā)展人口，發(fā)展經(jīng)濟，發(fā)展文化。經(jīng)濟不發(fā)展，人口也不能發(fā)展，文化發(fā)展了，可以幫助經(jīng)濟發(fā)展。你們在座的都是知識分子，有文化。你們的普通老百姓文化就落后，和漢族農(nóng)民一樣。將來農(nóng)民都要大學畢業(yè)，所有的人都要大學畢業(yè)，你們相信不相信?全國人民都從小學畢業(yè)要七八年才做得到；全國人民都從初中畢業(yè)要三十年到四十年，你們可能看得到，我們有些人就不在了；要做到全國人民都從大學畢業(yè)要一百年。西藏人都愿意大學畢業(yè)嗎?這也是可以做到的。西藏的小學現(xiàn)在還趕不上內地的小學，將來是可以趕上的。西藏也要設立大學。只要努力去做，一年年地進步，就可以達到目的。
解放軍進入西藏后，西藏的物價上漲了，西藏人民是受了些損失，以后老是這樣可不行。解放軍到西藏，要給人民辦好事，不然要解放軍干什么?修了兩條公路是好事，但這還只是為做好事準備了有利的條件。好事要西藏地方自己做，我們可以幫助。你們也可以搞五年計劃這么一套，一年也可以搞一個計劃，標準是提高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提不高，便不能持久。
民族區(qū)域自治地區(qū)要搞建設，便要有自己民族的干部，自己的科學家。青年要學科學，有很多科學要學，像電呀、機器呀這些東西。西藏地方大，地下有很多好東西。要有使用機器的人才，要有農(nóng)業(yè)科學家，要有地質科學家。漢人也是一樣。在反動派統(tǒng)治下，中國的科學不發(fā)達，但我們一搞起來就相當快。例如全國解放時，我們的地質科學家只有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搞了六年，已經(jīng)發(fā)展到幾千人了?，F(xiàn)在柴達木盆地正在開采石油，離青藏公路不遠，你們可以去看看。培養(yǎng)人才要慢慢來，不是幾個月、幾年的事，你們要有計劃地培養(yǎng)科學干部。
西藏內部要更加團結起來，看見你們團結，我很高興。你們回西藏后要多去見達賴喇嘛，聽聽他的指示，多增長些知識。西藏有兩三個頭不好，我們尊重班禪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個西藏要有一個主席，那是達賴為好。你們已經(jīng)搞清楚沒有?你們是否講我們偏心達賴?拉薩方面又怕我們偏心班禪，我們沒有這些。主席讓達賴喇嘛當，這樣辦好，對團結有利。
西藏這些年有了很大的進步，要承認這個進步，然后逐步發(fā)展，就有希望。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達賴喇嘛，即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領袖之一。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佛教協(xié)會名譽會長。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成立，任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即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領袖之一。當時任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六年四月任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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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加快手工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
(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一)個體手工業(yè)社會主義改造的速度，我覺得慢了一點。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的時候，我就說過有點慢。一九五五年底以前只組織了二百萬人。今年頭兩個月就發(fā)展了三百萬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這很好。手工業(yè)的總產(chǎn)值，你們設想在三個五年計劃期間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十點九，似乎低一點。第一個五年計劃定低了[2]，吃了點虧，現(xiàn)在可以不更改，你們要在工作中掌握。
(二)手工業(yè)合作社的規(guī)模，一般的一百人左右為宜，有的也可以幾百人，有的也可以幾十人。
(三)組織鐵、木業(yè)合作社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服務，下鄉(xiāng)修理農(nóng)具，這個辦法很好，農(nóng)民一定歡迎。中國手工業(yè)幾千年來就有這樣做的。組織合作社以后，提高了技術，就能更好地為農(nóng)民服務。
(四)你們說，在手工業(yè)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務行業(yè)集中生產(chǎn)，撤點過多，群眾不滿意。這就糟糕!現(xiàn)在怎么辦?“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3]
(五)手工業(yè)生產(chǎn)的勞動生產(chǎn)率，同半機械化、機械化生產(chǎn)比較，最高最低相差達三十多倍。每人每年平均產(chǎn)值，國營現(xiàn)代化工業(yè)是二萬元到三萬元，半機械化、機械化的合作社是五千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二千元，小型合作社是一千五百元，個體手工業(yè)是八百至九百元。把勞動生產(chǎn)率作一個比較，就清楚了:手工業(yè)要向半機械化、機械化方向發(fā)展，勞動生產(chǎn)率必須提高。
(六)手工業(yè)的各行各業(yè)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還有工藝美術品，什么景泰藍，什么“葡萄常五處女”[4]的葡萄。還有烤鴨子可以技術出口。有些服務性行業(yè)，串街游鄉(xiāng)，修修補補，王大娘補缸，這些人跑的地方多，見識很廣。北京東曉市[5]有六千多種產(chǎn)品。
提醒你們，手工業(yè)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七)提高工藝美術品的水平和保護民間老藝人的辦法很好，趕快搞，要搞快一些。你們自己設立機構，開辦學院，召集會議。楊士惠[6]是搞象牙雕刻的，實際上他是很高明的藝術家。他和我坐在一個桌子上吃飯，看著我，就能為我雕像。我看人家?guī)滋?，恐怕畫都畫不出來?/span>
(八)國家調撥物資給合作社，要合理作價，不能按國家調撥價格作價。合作社和國家企業(yè)不一樣，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有區(qū)別。合作社開始時期經(jīng)濟基礎不大，需要國家?guī)椭?。國家將替換下來的舊機器和公私合營并廠后多余的機器、廠房，低價撥給合作社，很好?！皩⒂≈叵扰c之”[7]。待合作社的基礎大了，國家就要多收稅，原料還要加價。那時，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體所有，在實際上成了全民所有。
國家要幫助合作社半機械化、機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發(fā)展半機械化、機械化。機械化的速度越快，你們手工業(yè)合作社的壽命就越短。你們的“國家”越縮小，我們的事業(yè)就越好辦了。你們努力快一些機械化，多交一些給國家吧。
(九)手工業(yè)產(chǎn)值占全國工業(yè)總產(chǎn)值的四分之一，它的供產(chǎn)銷為什么沒有納入國家計劃?手工業(yè)這樣大，應當納入國家計劃。
(十)有些地方黨委忙，手工業(yè)排不上隊，這不好。為什么有些干部不大愿意做手工業(yè)的工作?我倒很想搞這樣的事，很重要嘛!
(十一)你們要在六萬多個手工業(yè)合作社組織中，選擇突出的例子，編寫典型材料。各地區(qū)、各行各業(yè)都要有；好的、壞的，大的、小的，集中的、分散的，半機械化的、機械化的都要有。出一本書，像《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主義高潮》[8]一樣。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手工業(yè)工作情況時談話的一部分。
[2]第一個五年計劃規(guī)定，手工業(yè)總產(chǎn)值平均每年遞增百分之九點九。
[3]見《三國演義》第一回。
[4]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著名的北京手工藝人常家的五位婦女。
[5]東曉市，北京舊貨集市。
[6]楊士惠（一九一一一——一九八七），北京市人，象牙雕刻藝術家。曾任中國工藝美術學會副理事長等職。
[7]參見《老子·三十六章》，原文是：“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又見《戰(zhàn)國策·魏策》，原文是：“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8]《中國農(nóng)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是毛澤東一九五五年主持編輯的。這部書共收入反映各地農(nóng)業(yè)合作化情況的材料一百七十六篇，毛澤東為其中一百零四篇寫了按語，并為全書寫了序言。該書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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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共產(chǎn)黨人對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tài)度
(一九五六年四月)
一
我們要是不愿意陷到這樣的泥坑[2]里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zhí)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
二
我們黨的歷史經(jīng)驗，也是在自己同各種錯誤路線作斗爭的過程中使自己獲得了鍛煉，因此取得了偉大的革命勝利和建設勝利的。至于局部的和個別的錯誤，則在工作中時常發(fā)生，僅僅是依賴黨的集體智慧和人民群眾的智慧，及時地加以揭露和克服，才使它們不能獲得發(fā)展的機會，沒有成為全國性的和長期性的錯誤，沒有成為危害人民的大錯誤。
三
共產(chǎn)黨人對于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所發(fā)生的錯誤，必須采取分析的態(tài)度。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于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shù)姆治?，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的一種現(xiàn)象，帶有時代的特點。整個說來，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還只有一百年多一點的時間，從十月革命勝利以來，還只有三十九年的時間，許多革命工作的經(jīng)驗還是不足的。我們有偉大的成績，但是還有缺點和錯誤。如同一個成績出現(xiàn)了接著又創(chuàng)造新的成績一樣，一個缺點或錯誤克服了，新的缺點或錯誤又可能產(chǎn)生，又有待于我們去克服。而成績總是多于缺點，正確的地方總是多于錯誤的地方，缺點和錯誤總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領導者不在于不犯錯誤，而在于認真地對待錯誤。完全不犯錯誤的人在世界上是從來沒有的。列寧說:“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的原因，分析產(chǎn)生錯誤的環(huán)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鄭重的黨的標志，這才是黨執(zhí)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于群眾?！盵3]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遵循列寧的遺教，現(xiàn)在正在認真地對待斯大林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犯的某些性質嚴重的錯誤及其所遺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嚴重性，所以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的同時，又尖銳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錯誤的實質，號召全黨以此為戒，堅決地消除這種錯誤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們中國共產(chǎn)黨人深信，經(jīng)過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二十次代表大會[4]這一次尖銳的批判之后，過去被某些錯誤政策所嚴重地壓抑了的一切積極因素，必將普遍地活躍起來，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和蘇聯(lián)人民將比較過去更好地團結一致，為了建設一個人類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偉大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和爭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奮斗。
世界上一切反動勢力正在譏笑這件事，他們在譏笑我們陣營中克服自己的錯誤。這種譏笑會有什么結果呢?毫無疑義，結果將是在他們面前站著一個比較過去更加強大和永遠不可戰(zhàn)勝的以蘇聯(lián)為首的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偉大陣營，而譏笑者們的吃人事業(yè)卻是很不美妙的。
根據(jù)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審閱《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時加寫的幾段文字。這篇文章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發(fā)表。
[2]指《關于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經(jīng)驗》一文中所說的“當革命勝利之后，在工人階級和共產(chǎn)黨已經(jīng)成為領導全國政權的階級和政黨的時候，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由于受到官僚主義的多方面的襲擊，就面臨到有可能利用國家機關獨斷獨行、脫離群眾、脫離集體領導、實行命令主義、破壞黨和國家的民主制度的這樣一個很大的危險性”。
[3]見列寧《共產(chǎn)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新的譯文是：“公開承認錯誤，揭露犯錯誤的原因，分析產(chǎn)生錯誤的環(huán)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才是一個鄭重的黨的標志，這才是黨履行自己的義務，這才是教育和訓練階級，進而又教育和訓練群眾?！保ā读袑庍x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頁）
[4]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舉行。在完成會議的主要議程后，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向全體代表作了《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這個報告揭露了斯大林時期所犯的錯誤及其嚴重后果，對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一定作用，但報告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歷史地位和作用，給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帶來巨大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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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很多問題周恩來同志都講了，我就不要講很多了。
第一，黨內生活問題。
七屆四中全會[1]以來，我們的黨內生活有些呆板，不活潑。四中全會是應該召開的，反對了高崗[2]那一種破壞性的煽動，增強了黨的團結。這以前，我們黨內有相當一些同志不夠警覺，不夠自覺，上了高崗的當。所以，把高崗這個“圍子”塞起來是必要的。如果不塞起來，還讓他再搞一年，那我們的黨就會被搞得很亂?？墒窃诟邖弳栴}被揭露出來以后，我們黨內又產(chǎn)生了另外一種現(xiàn)象:謹小慎微，莫談國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大家都生怕犯那個錯誤?，F(xiàn)在我們就講清楚，國事有兩種:一種是破壞性的，一種是建設性的。像高崗那種破壞性的國事就不要去談，但建設性的國事就要大談特談，因為它是建設性的。
我們黨有這樣一段歷史。在北伐戰(zhàn)爭時期，我們黨是比較活潑的，五萬多黨員，生氣勃勃，但是由于后一個時期陳獨秀的右傾路線錯誤[3]，革命失敗了。后來我們就搞武裝斗爭，進入了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在這個時期，黨內出現(xiàn)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一連搞了七八年。當然，這中間也有正確的時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4]以后有一個短時期，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5]以后有一個短時期，六屆三中全會[6]以后有一個短時期。三中全會也有缺點。這三次“左”傾路線都跟共產(chǎn)國際[7]有關系，特別是王明路線[8]。第一次“左”傾路線[9]同共產(chǎn)國際的關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傾路線[10]從共產(chǎn)國際學了一些東西，但那個總的路線算是中國自己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就不同了，連六屆四中全會[11]的決議案都是俄國人給寫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tǒng)治長達四年之久，造成的損失最大，革命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此外，還有張國燾的右傾路線[12]。鑒于這些教訓，我們開展了一個整風運動[13]，接受好的東西，批評和糾正錯的東西，主要口號是又團結又斗爭，方針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統(tǒng)一和分散的問題也有歷史的經(jīng)驗教訓。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非常強調集中統(tǒng)一，不許講不同的話。比如“失敗”這兩個字就是講不得的，事實上是失敗了，可是不能講失敗，如果講了，你就是機會主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們給了各個抗日根據(jù)地很大的獨立性。但是，后來又發(fā)展到了有些根據(jù)地鬧獨立性，不應當由根據(jù)地自己發(fā)表的意見也發(fā)表了，應當聽中央指揮的也不聽。當然，這同第二次王明路線[14]是有關系的。于是中央作出了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黨的領導一元化的決定[15]等來進行糾正。在糾正的時候，我們仍然給各根據(jù)地保留了很大的自治權力。到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中央又發(fā)出關于建立請示報告制度的指示[16]，逐步把這種過于分散的狀態(tài)糾正過來。這種過于分散，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是適用的，后來形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它就不適用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各自獨立地去搞了。
但是最近這幾年又有一種偏向產(chǎn)生了，這就是集中過多了。有些問題，比如工業(yè)的集中問題，工廠要有多大的自主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要有多大的自主權，地方要有多大的自主權，都還沒有研究好。如果說蘇聯(lián)革命成功四十年了對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研究好，似乎我們也可以原諒自己，因為我們革命勝利才只有這么幾年，而且有些東西既不是中央的決定，也不是地方的決定，就是那么照搬過來了。
總而言之，我們黨有這么一段歷史，要想一想這段歷史。曾經(jīng)有很集中的時期，那就是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也曾經(jīng)有很分散的時期，不應當分散的也分散了，那就是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那個時期地方的權力太大了，有一段時間事實上等于沒有中央了，后頭才逐步糾正過來，這是完全必要的。記得有一次會議上，我一共念了八個文件，這些文件的內容是講需要集體領導，不要分散主義?，F(xiàn)在我們講，過分的集中是不利的，不利于調動一切力量來達到建設強大國家的目的。在這個問題上，鑒于蘇聯(lián)的教訓，請同志們想一想我們黨的歷史，以便適當?shù)貋斫鉀Q這個分權、集權的問題。恩來同志說了，現(xiàn)在由國務院組織一個機構，跟地方的同志一道，擬一個方案出來。
第二，個人和集體的利益分配問題。
我同意這樣一種意見，即農(nóng)業(yè)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chǎn)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17]。合作社和國家頂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讓農(nóng)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
第三，社會主義整個經(jīng)濟體制問題。
關于企業(yè)的獨立自主，列寧所說的獨立自主，應搞到什么程度，請大家注意研究。我想，企業(yè)無非是這樣兩類:一類是生產(chǎn)過程的企業(yè)，工業(yè)是廠礦，農(nóng)業(yè)是生產(chǎn)合作社；一類是流通過程的企業(yè)，就是運輸業(yè)和商業(yè)。這些企業(yè)應當有怎樣一種獨立性呢?我這里是隨便這么講，表述不是很準確，叫做要有點“獨立王國”。高崗的那種獨立王國當然是應該反對的。這里的所謂“獨立王國”，是說要有半獨立性，或者是幾分之幾的獨立性，公開的、合法的“半獨立王國”。我這個話不能上憲法，不能上黨章，也不能上決議案?？傊?，如果因為反對獨立王國就把一切獨立自主都反掉了，沒有一點自主權了，那事情也很難辦。這個問題是很值得研究的。關于中央同地方分權的問題，中央要設多少部門，它們有多大的權力，地方有哪些部門，管哪些事，有多大權力，恐怕在幾個月之內就可以搞出一個草案來。
我請同志們注意，請中央各部門的同志們注意，要教育自己的工作人員。聽說，現(xiàn)在到中央部門辦事見不到人，中央部門處理問題拖延不決，這兩點相當普遍。地方要解決問題，到中央部門就是見不到人，連處長都不容易見到，有些問題拖了幾年不得解決。應當檢查這個問題，看用一種什么方式，又能見到人，又能比較快地解決問題。中央曾經(jīng)發(fā)過一個通知[18]，說地方有權制止中央部門發(fā)出的行不通的一切命令和指示。這里是說行不通的，你不能一切都制止，如果一切都制止，那就是高崗的獨立王國了。也許你們會制止得多了一點，但并非出于壞意，也是可以原諒的。我們信任現(xiàn)在的省委、市委和區(qū)黨委，給了你們這個權。這個權不能給地委，也不能給縣委，只給省委、市委和區(qū)黨委，因為省委、市委和區(qū)黨委這一級領導干部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總之，你們有權制止一切行不通的、不合實際的、主觀主義的命令、訓令、指示、表格，制止“五多”[19]的東西。
第四，修改黨章問題。
陸定一[20]同志說，黨章應當充分體現(xiàn)紀律性和創(chuàng)造性，體現(xiàn)群眾路線?，F(xiàn)在黨章草案已經(jīng)發(fā)給省委、市委和區(qū)黨委去討論了，請你們在這上面多提意見。我認為，黨章確實應當充分體現(xiàn)紀律性和創(chuàng)造性，體現(xiàn)群眾路線。沒有紀律是不行的。但是紀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礙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揮，這樣的紀律是不好的，應當不要。
中央究竟是設一個副主席還是設幾個副主席，也請你們討論。少奇同志提出設幾個副主席，現(xiàn)在的這個黨章草案上是說設一個副主席。還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會的辦法，設黨的常任代表。我們有人民的國會，有黨的國會，黨的國會就是黨的代表大會。設常任代表有什么好處呢?就是可以一年開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已經(jīng)有十年沒有開黨的代表大會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開會不可。是不是可以考慮采用這個辦法，比如五年一任。這還沒有寫到黨章草案上去，提出來請大家考慮，看是否可以。
第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
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鞍倩R放”是群眾中間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題詞，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21]?！鞍偌覡庿Q”，這是兩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戰(zhàn)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講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來越多。
第六，民主管理問題。
是哪一個同志在這里講了，這個問題很重要。現(xiàn)在是發(fā)展了命令主義，合作社什么都得聽命令。過去是個體經(jīng)濟，就是搞自由主義。現(xiàn)在集體化了，能聽命令，一起上工，這就有極大的利益。但是什么都得聽命令，這就寬了。命令要正確，范圍不要太寬了，要給農(nóng)民一些自己活動的時間，就是要有一點自由，如同我們每天都要有一點自由一樣。我們這些人沒有一點自由能活下去嗎?我就不相信。比如你們回到家里就可以隨便談談，跟你們的夫人、小孩講一點笑話。整天要板起一副面孔，那又何必呢?如果每天二十四小時都板起一副面孔，我看只要一個星期，所有的人都要死光的。嚴肅是同不嚴肅相對立而存在的，沒有不嚴肅哪有嚴肅呢?紀律是對沒有紀律而來的，是對自由主義而來的，不搞一點“自由主義”怎么行?總是要有一點“自由主義”的?，F(xiàn)在我們反對自由主義，是反對在不應當搞自由的地方也搞了自由的那一部分，不是反對一切自由。如果反對一切自由，那就要在每一個家庭設一個檢查長去檢查，看看他是不是一天到晚都那么嚴肅，都不搞一點自由。
第七，全國平衡問題。
全國的平衡還是需要的。有一個同志講，地方要有獨立性，同時還要有全國的平衡，我看這句話很好。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獨立性的，只有國家的統(tǒng)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獨立性的，但也還需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全國的平衡，就會搞得天下大亂。如果上海的貨不運到四川去，你李井泉[22]就要叫喊；如果上海的貨統(tǒng)統(tǒng)到北京來銷，就要把北京的貨都打倒。所以還是要有全國的平衡，沒有平衡，沒有調劑，我們全國的大工業(yè)、全國的工業(yè)化就搞不起來。我們在講地方的獨立性、講地方獨立自主的時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極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當然，在現(xiàn)在地方缺少獨立性的時候，強調一下地方的獨立自主，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摸經(jīng)濟工作問題。
我們搞了六年了，今年、明年這兩年要切實摸一下經(jīng)濟工作，中央同你們每年來搞一次，每一年省委、市委、區(qū)黨委都來匯報一次。但是總還要找一些委、部、局、廠，搞一些典型來研究一下，因為我們也不大懂。請各位同志切實研究一下，著重研究一下，跟我們一起來做這個工作。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七屆四中全會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報告朱德、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在會上作了發(fā)言。會議肯定了七屆三中全會以來各項工作中的成績批準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關于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討論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及有關問題。會議揭發(fā)批判了高崗、饒漱石陰謀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活動通過了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起草的《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維護和加強了黨的團結和統(tǒng)一。
[2]高崗，參見本卷第45頁注[7]。
[3]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懷寧人。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黨的主要領導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后期，他放棄對于農(nóng)民群眾、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中等資產(chǎn)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主張一切聯(lián)合，否認斗爭，對國民黨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陰謀活動采取妥協(xié)投降的政策，以致當大地主大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蔣介石、汪精衛(wèi)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chǎn)黨和廣大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遭到失敗。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其后，陳獨秀對于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接受托派觀點，在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開除出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獄。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4]八七會議，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這次會議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糾正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統(tǒng)治的總方針，并把發(fā)動農(nóng)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的任務。
[5]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開。會上，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產(chǎn)黨》的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劉伯承作軍事問題的補充報告。會議通過政治、軍事、組織等問題的決議案，肯定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當時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指出當時的政治形勢是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和革命發(fā)展的不平衡，黨在當時的總任務不是進攻，不是組織起義，而是爭取群眾。會議在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同時，特別指出當時黨內最主要的危險傾向是脫離群眾的盲動主義、軍事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這次大會的主要方面是正確的，但也存在缺點和錯誤。大會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適當?shù)恼撸粚τ诖蟾锩『簏h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卻，對于農(nóng)村根據(jù)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缺乏必要的認識。
[6]六屆三中全會，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指出了李立三的錯誤，停止了李立三等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決定恢復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jīng)常性工作，這樣就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tǒng)治。但是會議沒有完全擺脫“左”的觀點，認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錯誤”，而不認為是路線錯誤。
[7]共產(chǎn)國際，即第三國際，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寧領導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chǎn)黨參加共產(chǎn)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通過決定，提議解散共產(chǎn)國際，六月共產(chǎn)國際正式宣布解散。
[8]王明路線，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又稱第三次“左”傾路線。見本卷第47頁注[18]。
[9]第一次“左”傾路線，指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大革命失敗后的緊要關頭，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會后任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同年十一月，主持召開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共產(chǎn)國際代表羅米那茲的“左”傾錯誤觀點，認為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無間斷的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并斷言“現(xiàn)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從而確定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犯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至一九二八年四月，這次“左”傾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
[10]第二次“左”傾路線，指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形成了以他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不久，李立三等又制定了組織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后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jīng)常工作陷于停頓。同年九月，中國共產(chǎn)黨召開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11]六屆四中全會，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王明等人在共產(chǎn)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過這次會議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開始了長達四年之久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內的統(tǒng)治。
[12]張國燾（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鄉(xiāng)人。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第一、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區(qū)會師后，任紅軍總政治委員。當時中共中央確定了一、四方面軍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方針。張國燾拒絕執(zhí)行中央的北上決定，命令第四方面軍和第一方面軍一部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地區(qū)退卻，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并另立中央。由于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并經(jīng)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第四方面軍廣大指戰(zhàn)員的斗爭，一九三六年六月張國燾被迫取消第二中央，與第二、第四方面軍一起北上，十二月到達陜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黃帝陵之機逃出陜甘寧邊區(qū)，經(jīng)西安到武漢，投入國民黨特務集團，成為中國革命的叛徒，隨即被開除出黨。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
[13]指中國共產(chǎn)黨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歷時三年多。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經(jīng)過這次整風，全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tǒng)一這樣一個基本方向。
[14]第二次王明路線，指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見本卷第48頁注[19]。
[15]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和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關于統(tǒng)一根據(jù)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
[16]指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
[17]公糧附加，即農(nóng)業(yè)稅附加。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區(qū)農(nóng)業(yè)稅暫行條例》規(guī)定，農(nóng)業(yè)稅地方附加不超過正稅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布的《關于一九五一年農(nóng)業(yè)稅收工作的指示》規(guī)定，將全國各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稅地方附加提高到不超過正稅的百分之二十。
[18]指一九五三年四月二日《中共中央關于推遲群眾戒煙時間和給地方黨政以權力推遲或停止上級所發(fā)那些不合實際情況的命令指示問題的指示》。指示中說：“凡對生產(chǎn)有妨礙的工作，不論是中央哪一個部門部署的，只要當?shù)攸h委認為有必要推遲進行，均可提出請求，推遲進行。此外，根據(jù)主觀主義設想根本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任何上級的命令指示，必須加以廢止或修改者，地方黨政有權提出意見。遇到這種情況，地方黨政從實際出發(fā)提出意見是正確的，不提意見，將不正確的命令指示，違反群眾意見，硬著頭皮往下推，則是不正確的?！?/span>
[19]“五多”，指任務多、會議集訓多、公文報告表冊多、組織多、積極分子兼職多。
[20]陸定一（一九○六——一九九六），江蘇無錫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21]這是毛澤東一九五一年給中國戲曲研究院的題詞。
[22]李井泉（一九○九——一九八九），江西臨川人。當時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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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jīng)營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各省委、市委、自治區(qū)黨委:
現(xiàn)將兩件調查材料發(fā)給你們參考。一件是譚震林[1]同志關于湖南攸縣農(nóng)村情況的報告，一件是河北省委關于河北省農(nóng)業(yè)和副業(yè)產(chǎn)值中各項產(chǎn)物所占的比例。兩件材料都說明，有必要號召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立即注意開展多種經(jīng)營，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每年增加個人的收入，否則就是一個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嚴重錯誤。河北省的糧食產(chǎn)值只占該省全部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點，而糧食以外的農(nóng)產(chǎn)物則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點，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數(shù)目字。河北省產(chǎn)棉花較多，產(chǎn)糧食較少，其他各省情形與此有些不同，但是糧食產(chǎn)值似乎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而糧食以外作物及副業(yè)的產(chǎn)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們如果不立即注意這個問題，不論在社員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積累方面，國家的積累方面，勢必都要大受影響。因此請你們自己，并且通知專、縣、區(qū)、鄉(xiāng)直到合作社，都對這個問題作一調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筆糧食與非糧食產(chǎn)值比例的賬，借以教育干部和群眾。
中央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
根據(jù)毛澤東手稿刊印。
【注釋】
[1]譚震林（一九○二 ——一九八三），湖南攸縣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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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
美國到處打著反共的招牌，為著達到侵略別人的目的。
美國到處欠賬。欠中南美國家、亞非國家的賬，還欠歐洲、大洋洲國家的賬，全世界，包括英國在內，都不喜歡美國。廣大人民都不喜歡美國。日本不喜歡美國，因為美國壓迫日本。東方各國，沒有一國不受到美國的侵略。美國侵略中國的臺灣省。日本、朝鮮、菲律賓、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國的侵略，其中有些還是美國的盟國。人民不高興，有些國家的當局也不高興。
一切受壓迫的民族都要獨立。
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shù)人要求變。美帝國主義力量大要變小，因為美國人民也不高興本國的政府。
我這一輩子就經(jīng)歷了這種變化。我們這里在座的有清朝出生的人，有民國出生的人。
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孫中山領導的黨和人民一起推。孫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員看不起他。他多次起義總是失敗。最后，還是孫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變大。推翻清朝以后，孫中山失敗了。因為他沒有滿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沒有滿足人民對土地的要求，對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曉得鎮(zhèn)壓反革命，當時反革命到處跑。后來，他就失敗于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2]之手。袁世凱的力量比孫中山的大。但還是照這個規(guī)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聯(lián)系的，強；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爾后，孫中山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派同我們共產(chǎn)黨合作，把袁世凱留下來的軍閥系統(tǒng)打敗了。
蔣介石統(tǒng)治中國，得到全世界各國政府的承認，統(tǒng)治了二十二年，力量最大。我們力量小，原先有五萬多黨員，經(jīng)過反革命的鎮(zhèn)壓，只剩下一萬多黨員。敵人到處搗亂。但還是照這個規(guī)律:強大的失敗，因為它脫離人民；弱小的勝利，因為它同人民聯(lián)系在一起，為人民工作。結果，也就是這樣。
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日本很強大，國民黨的軍隊被趕到了偏僻的地區(qū)，共產(chǎn)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也只能在敵后農(nóng)村開展游擊戰(zhàn)爭。日本占領了中國的大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漢、廣州。但是，日本軍國主義，還有德國希特勒[3]，也是照這個規(guī)律，沒幾年就倒了臺。
我們經(jīng)過了很多困難，從南方被趕到北方，從幾十萬人到只剩下幾萬人。長征二萬五千里，剩下二萬五千人。
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多次“左”傾和右傾的路線錯誤。其中最嚴重的是陳獨秀的右傾[4]和王明的“左”傾[5]。此外，還有張國燾、高崗等人的右傾錯誤[6]。
犯錯誤也有好處，可以教育人民，教育黨。我們有很多反面教員，如日本、美國、蔣介石、陳獨秀、李立三[7]、王明、張國燾、高崗。向這些反面教員學習，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歷史上英國同我們打過很多仗。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意大利、沙俄、荷蘭，都很喜歡我們這塊地方。他們都是我們的反面教員，我們是他們的學生。
經(jīng)過抗戰(zhàn)時期，打日本，我們的軍隊發(fā)展到了九十萬。然后是解放戰(zhàn)爭。我們的槍炮不如國民黨。國民黨軍隊四百萬，打了三年，累計起來，被我們消滅了八百萬。在美帝國主義幫助下的國民黨打不贏我們。強大的打不贏，弱小的總是勝利。
現(xiàn)在美帝國主義很強，不是真的強。它政治上很弱，因為它脫離廣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歡它，美國人民也不喜歡它。外表很強，實際上不可怕，紙老虎。外表是個老虎，但是，是紙的，經(jīng)不起風吹雨打。我看美國就是個紙老虎。
整個歷史證明這一點，人類階級社會的幾千年的歷史證明這一點:強的要讓位給弱的。美洲也是這樣。
只有帝國主義被消滅了，才會有太平?？傆幸惶?，紙老虎會被消滅的。但是它不會自己消滅掉，需要風吹雨打。
我們說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是從戰(zhàn)略上來說的。從整體上來說，要輕視它。從每一局部來說，要重視它。它有爪有牙。要解決它，就要一個一個地來。比如它有十個牙齒，第一次敲掉一個，它還有九個，再敲掉一個，它還有八個。牙齒敲完了，它還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認真做，最后總能成功。
從戰(zhàn)略上說，完全輕視它。從戰(zhàn)術上說，重視它。跟它作斗爭，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視。現(xiàn)在美國強大，但從廣大范圍、從全體、從長遠考慮，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歡，它壓迫剝削人民。由于這一點，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輕視它。但是，美國現(xiàn)在還有力量，每年產(chǎn)一億多噸鋼，到處打人。因此還要跟它作斗爭，要用力斗，一個陣地一個陣地地爭奪。這就需要時間。
看樣子，美洲國家、亞洲非洲國家只有一直同美國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風吹雨打把紙老虎打破。
為了反對美帝國主義，中南美國家的歐洲移民要同本地印第安人團結起來。從歐洲移入的白種人，是不是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人是統(tǒng)治者，另外一部分人是被統(tǒng)治者。這樣，這一部分被壓迫的白種人就容易同本地人接近了，因為所處的地位相同。
我們和拉丁美洲的朋友，和亞洲非洲的朋友，是處在同一種地位，做同樣的工作，為人民辦點事，減少帝國主義對人民的壓迫。搞得好了，可以根本取消帝國主義的壓迫。在這一點上，我們是同志。
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上，我們同你們性質相同，只是所在地區(qū)、民族、語言不同。我們同帝國主義卻有性質上的分別，我們看到帝國主義就不舒服。
要帝國主義干什么?中國人民不要帝國主義，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無存在之必要。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同危地馬拉前總統(tǒng)阿本斯談話的主要部分。
[2]袁世凱（一八五九——一九一六），河南項城人。清朝末年曾任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等職，成為北洋軍閥首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時，出任清政府內閣總理大臣。一九一二年在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支持下竊取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職務，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第一個北洋軍閥政府。
[3]希特勒（一八八九 ——一九四五），德國法西斯首領、納粹黨黨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國壟斷資產(chǎn)階級支持下出任總理，次年總統(tǒng)興登堡死后，自稱國家元首，實行法西斯統(tǒng)治，積極擴軍備戰(zhàn)。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軍入侵波蘭，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一九四一年六月大舉進攻蘇聯(lián)。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蘇軍解放柏林時自殺。
[4]陳獨秀的右傾，見本卷第56頁注[3]。
[5]王明的“左”傾，見本卷第47頁注[18]。
[6]張國燾的右傾錯誤，見本卷第58頁注[12]。高崗的右傾錯誤，參見本卷第45頁注[7]。
[7]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九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他在擔負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期間，于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后來他接受黨對他所犯錯誤的批評，認識和改正了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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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tǒng)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
今天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2]的預備會議。預備會議要開十幾天，要作的主要事情，一是準備大會文件，二是進行中央委員會的預選，三是準備大會發(fā)言稿。
現(xiàn)在我講幾點意見。
第一點，關于大會的目的和宗旨。
這次大會要解決什么問題，達到什么目的?總的說來，就是總結七大[3]以來的經(jīng)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
關于總結經(jīng)驗，我們的經(jīng)驗是很豐富的，但是不能夠羅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點，從實際出發(fā)，根據(jù)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總結。這樣總結，會給我們全黨一個推動力，使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更好些。
我們黨是一個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這是全世界公認的。過去有些外國同志懷疑:究竟你們搞些什么事情?有許多人不了解我們對待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政策，也不太了解我們的整風運動?，F(xiàn)在，我看了解的人更多了，可以說一般是了解了。當然，還會有些人不了解。在國內，甚至在黨內，也還會有些人不了解，認為七大以來的路線不見得那么正確。但是，事實擺在面前，我們進行了兩個革命:一個是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奪取全國政權；一個是無產(chǎn)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七大以來的十一年，我們的成績是很大的，全國承認，全世界承認，甚至連外國資產(chǎn)階級也不得不承認。兩個革命證明，從七大到現(xiàn)在，黨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
十月革命推翻了資產(chǎn)階級，這在世界上是個新鮮事情。對這個革命，國際資產(chǎn)階級不管三七二十一，罵的多，總是說不好。俄國資產(chǎn)階級是個反革命階級，那個時候，國家資本主義這一套他不干，他怠工，破壞，拿起槍來打。俄國無產(chǎn)階級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干掉他。這就惹火了各國資產(chǎn)階級，他們就罵人。我們這里對待民族資產(chǎn)階級比較緩和一點，他就舒服一點，覺得還有些好處。現(xiàn)在艾森豪威爾、杜勒斯[4]不讓美國的新聞記者到中國來，實際上就是承認我們的政策有這個好處。如果我們這里是一塌糊涂，他們就會放那些人來，橫直是寫罵人文章。他們就是怕寫出來的文章不專門罵人，還講一點好話，那個事情就不好辦。
過去說中國是“老大帝國”，“東亞病夫”，經(jīng)濟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講衛(wèi)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腳，男人留辮子，還有太監(jiān)，中國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國的月亮總是比較清爽一點，總而言之，壞事不少。但是，經(jīng)過這六年的改革，我們把中國的面貌改變了。我們的成績是誰也否認不了的。
領導我們革命事業(yè)的核心是我們的黨。這次大會總結經(jīng)驗首先要使全黨更加團結。我們黨，到六月為止，有一千零七十三萬黨員。對這一千多萬黨員，要進行廣大的教育工作、說服工作、團結工作，使他們在人民中間更好地起核心的作用。單有黨還不行，黨是一個核心，它必須要有群眾。我們的各項具體工作，包括工業(yè)、農(nóng)業(yè)、商業(yè)、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黨員做的，而是非黨員做的。所以，要好好團結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一道工作。過去，在團結全黨和團結黨外人士方面，我們還有許多毛病。我們要在這次大會上和大會以后進行宣傳教育，把這方面的工作好好加以改進。
在國際上，我們要團結全世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首先是團結蘇聯(lián)，團結兄弟黨、兄弟國家和人民，還要團結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這次有五十幾個國家的共產(chǎn)黨的代表來參加我們的大會，這是很好的事。過去我們沒有取得全國政權，沒有兩個革命的勝利，沒有建設的成績，現(xiàn)在不同了。外國同志對我們是比較尊重的。
我們團結黨內外、國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目的是為了什么呢?是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這樣的國家，可以而且應該用“偉大的”這幾個字。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革命是偉大的革命，我們的建設事業(yè)是偉大的建設事業(yè)。六億人口的國家，在地球上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過去人家看我們不起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么貢獻，鋼一年只有幾十萬噸，還拿在日本人手里。國民黨蔣介石專政二十二年，一年只搞到幾萬噸。我們現(xiàn)在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來了，今年是四百多萬噸，明年突破五百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要超過一千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兩千萬噸。我們要努力實現(xiàn)這個目標。雖然世界上差不多有一百個國家，但是超過兩千萬噸鋼的國家只有幾個。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霉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只有一億七千萬人口，我國人口比它多幾倍，資源也豐富，氣候條件跟它差不多，趕上是可能的。應不應該趕上呢?完全應該。你六億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覺呀?是睡覺應該，還是做工作應該?如果說做工作應該，人家一億七千萬人口有一萬萬噸鋼，你六億人口不能搞它兩萬萬噸、三萬萬噸鋼呀?你趕不上，那你就沒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榮，也就不那么十分偉大。美國建國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jù)說是有優(yōu)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第二點，關于繼承黨的傳統(tǒng)。
這次大會應當繼續(xù)發(fā)揚我們黨在思想方面和作風方面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把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切實反一下，此外，還要反對官僚主義。官僚主義那個東西我今天不講，只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兩個東西，掃了又發(fā)生，發(fā)生了又要掃。
所謂犯錯誤，就是那個主觀犯錯誤，那個思想不對頭。我們看到的批評斯大林錯誤的許多文章，就是沒有提到這個問題，或者很少提到這個問題。斯大林為什么犯錯誤呢?就是在一部分問題上他的主觀跟客觀實際不相符合?，F(xiàn)在我們的工作中還經(jīng)常有許多這樣的事情。主觀主義就是不從客觀實際出發(fā)，不從現(xiàn)實可能性出發(fā)，而是從主觀愿望出發(fā)。我們這次大會的文件所規(guī)定的東西，所講的東西，要盡可能符合和接近中國的實際。同時，要根據(jù)我們過去的經(jīng)驗，批評那些不符合實際的觀點，批評這個主觀主義，打擊這個主觀主義。這個任務，早幾年我們就開始提出來了?，F(xiàn)在，我們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觀主義。過去，在民主革命中，我們受主觀主義的害時間很長，受了很大的懲罰，根據(jù)地差不多喪失干凈，革命力量喪失百分之九十以上，一直到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覺悟。經(jīng)過延安整風[5]，著重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fā)，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不結合，那就不行。這就是說，理論與實踐要統(tǒng)一。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按照辯證唯物論，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并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們這幾年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主觀主義的毛病到處都有。不僅現(xiàn)在有，將來還會有。主觀主義永遠都會有，一萬年，一萬萬年，只要人類不毀滅，總是有的。有主觀主義，總要犯錯誤。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叫宗派主義。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全局，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全局，一個地球有一個地球的全局。現(xiàn)在地球以外不去講，因為交通路線還沒有打通。如果發(fā)現(xiàn)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個時候我們再來交涉關于團結他們，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問題?，F(xiàn)在我們是講黨內、國內和全世界的團結問題。我們的原則，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國的黨，外國的非黨人士，只要是對世界和平和人類進步事業(yè)有一點用處的，我們就應該團結。首先是要團結幾十個共產(chǎn)黨，團結蘇聯(lián)。因為蘇聯(lián)發(fā)生了一些錯誤，這方面講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種錯誤不得了，這種觀察是不妥的。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lián)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jīng)歷又那么長久，不發(fā)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lián)發(fā)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雖然聽說有些什么東西有二十年了，但總是暫時的、部分的，是可以糾正的。蘇聯(lián)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面，那個大多數(shù)，是正確的。俄國產(chǎn)生了列寧主義，經(jīng)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敗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yè)國。它有許多東西我們可以學。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jīng)驗，不是學習落后經(jīng)驗。我們歷來提的口號是學習蘇聯(lián)先進經(jīng)驗，誰要你去學習落后經(jīng)驗呀?有一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連蘇聯(lián)人放的屁都是香的，那也是主觀主義。蘇聯(lián)人自己都說是臭的嘛!所以，要加以分析。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我們也有部分的東西是不好的，我們自己就要丟掉，更不要別國來學這些壞事。但是，壞事也算一種經(jīng)驗，也有很大的作用。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6]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此外，我們還有別的教員。在國內來說，最好的教員是蔣介石。我們說不服的人，蔣介石一教，就說得服了。蔣介石用什么辦法來教呢?他是用機關槍、大炮、飛機來教。還有帝國主義這個教員，它教育了我們六億人民。一百多年來，幾個帝國主義強國壓迫我們，教育了我們。所以，壞事有個教育作用，有個借鑒作用。
反對宗派主義，特別值得談一下的，就是要團結那些跟自己作過斗爭的人。他跟你打過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虧，臉上無光，而你并不那么壞，卻封你一個“官”，叫機會主義者。至于打得對的，那就應該打，你本來是機會主義，為什么不應該打呢?我這里是講打得不對的，斗爭得不對的。如果那些人后頭改變了態(tài)度，承認打你打錯了，封你為機會主義王國的國王是不妥的，只要有這一條就行了。如果個別的人還不承認，可不可以等待呢?也可以等待。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別 扭的，跟自己作過斗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個意見相同的，已經(jīng)團結了，就不發(fā)生團結的問題了。問題就是那個還沒有團結的。所謂還沒有團結的，就是那些意見不相同的，或者缺點大的。比如，現(xiàn)在我們黨里頭，有許多組織上入了黨而思想上還沒有入黨的人，他雖然沒有跟你打過架，交過手，但是因為他思想上還沒有入黨，于是乎做的事情就勢必不很妥當，有些缺點，或者做出一些壞事。對這一部分人，要團結他們，教育他們，幫助他們。從前我講過，對于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如果只是看，站在那里不動，看你怎么樣，你搞得好那也好，你搞得不好該你遭殃。這種態(tài)度是一種消極的態(tài)度，不是積極的態(tài)度。馬克思主義者應該采取積極的態(tài)度，不但要看，還應該幫。
第三點，關于中央委員會的選舉。
剛才小平[7]同志講，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的名額為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人。七屆中委是七十七人，這次加一倍多一點，這樣恐怕比較妥當。等幾年，比如等五年，那個時候再來擴大，恐怕是比較有利。現(xiàn)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培養(yǎng)起來的，這就是所謂“三八式”的干部。他們是我們現(xiàn)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礎，沒有他們不行。但是這部分干部人數(shù)很多，如果要安排，這屆中委的名額就要增加到好幾百人。所以這次就不考慮安排了。中央提的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這個人數(shù)究竟妥當不妥當，究竟多少為好，請同志們考慮。
應該肯定，上屆中委是做了工作的，沒有辜負七次代表大會的委托。在十一年間，他們正確地領導了中國的民主革命，正確地領導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沒有出大毛病，并且同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的東西作斗爭，同錯誤的東西作斗爭，克服了各種不利于革命、不利于建設的因素。他們是有成績的，其中也包括一些犯錯誤的同志。這是講中央委員會的整體。至于個別同志，就不能那么估計。特別是王明，他在七次大會的時候，為了應付起見，寫了一個書面聲明，承認中央路線正確，承認七大政治報告，愿意服從大會的決定。但是，后頭我跟他談話，他又翻了，他忘記那個東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說，我寫過一個東西，是承認了錯誤的。我說，你那個時候承認，如果現(xiàn)在不承認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頭，在二中全會[8]上，我們希望他講一講他自己的錯誤，但是他講別的東西，只講我們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們說，你這些話可以不講，你講一講你王明有些什么錯誤，他不干。他答應在二中全會以后寫反省。但是后頭他又說，他有病，用不得腦筋，一動手寫，他那個病就來了。也許他是故意這樣，那也難說。他一直害病，這次大會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選舉他呢?還有李立三同志選不選?諒解李立三的人比較多一些，諒解王明的人就比較少。像小平同志講的，我們如果選舉他們，意義還是跟七次大會選舉他們一樣。七次大會的時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選他們(不僅是王明，還有相當幾個同志)。當時我們說，如果采取這個方針，我們就要犯錯誤。我們不選舉犯錯誤的人，為什么叫做犯錯誤呢?因為那是照他們的辦法辦事。他們的辦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錯誤，假犯錯誤，一經(jīng)宣布你是機會主義，就不要了。如果我們也照這樣辦，我們就是走他們的路線，就是走王明路線，或者立三路線。這樣的事情不干，讓我們走王明路線、立三路線，不干。他們搞的黨內關系就是那樣一種關系，對犯過錯誤的，或者跟他們作過斗爭的，罵過他們是機會主義的，他們都不要。他們把自己封為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后頭一查，他們是百分之百的機會主義，而我們這些被他們封為“機會主義者”的，倒是多少有點馬克思主義。
這里，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他們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代表小資產(chǎn)階級里頭相當大的一部分人。中國是一個小資產(chǎn)階級群眾廣大的國家。小資產(chǎn)階級中間有相當大一部分人是動搖的。比如富裕中農(nóng)，大家看到，無論在哪個革命中間，他們總是動搖的，不堅定的，高興起來可以發(fā)狂，悲觀起來可以垂頭喪氣。他們的眼睛經(jīng)?？吹降氖撬麄兡且稽c小財產(chǎn)，無非是一兩匹牲口呀，一輛大車呀，十幾畝地呀。他們患得患失，生怕失掉這些東西。這種人跟貧農(nóng)不同。中國的貧農(nóng)在北方占百分之五十，在南方占百分之七十。我們黨，拿成分來說，基本上是工人和貧農(nóng)組成的，即無產(chǎn)階級和半無產(chǎn)階級組成的。半無產(chǎn)階級也是小資產(chǎn)階級，但是它的堅定性要比中農(nóng)好得多。我們黨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一千多萬黨員里頭，大中小知識分子大概占一百萬。這一百萬知識分子，說他們代表帝國主義不好講，代表地主階級不好講，代表官僚資產(chǎn)階級不好講，代表民族資產(chǎn)階級也不好講，歸到小資產(chǎn)階級范疇比較適合。他們主要代表小資產(chǎn)階級范疇里哪一部分人呢?就是城市和農(nóng)村中生產(chǎn)資料比較多的那一部分人，如富裕中農(nóng)。這一部分知識分子黨員，前怕龍后怕虎，經(jīng)常動搖，主觀主義最多，宗派主義不少。我們選舉王明路線和立三路線這兩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這是表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qū)別。他們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是明火執(zhí)仗，敲鑼打鼓，拿出自己的政治綱領來征服人家。王明有政治綱領，李立三也有政治綱領。當然，陳獨秀也有政治綱領，但他搞托派，搞分裂，在黨外搞反黨活動。張國燾搞陰謀，搞分裂，跑到國民黨那里去了。所以，王明、李立三的問題，不單是他們個人的問題，重要的是有它的社會原因。這種社會原因在我們黨內的反映，就是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遇到重要關頭就要動搖。這種動搖就是機會主義。所謂機會主義，就是這里有利就干這件事，那里有利就干那件事，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章程，沒有一定的方向，他今天是這樣，明天又是那樣。比如王明就是如此，從前“左”得不得了，后頭又右得不得了。
七次大會的時候，我們說服了那些同志，選舉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這十一年來，我們有什么損失沒有?毫無損失，并沒有因為選舉了王明、李立三，我們的革命就不勝利了，或者遲勝利幾個月。
是不是選舉了他們，犯錯誤的人得到獎勵了呢?犯錯誤的人當了中央委員，那我們大家一齊犯錯誤好了，橫直有當中央委員的機會，會不會這樣呢?也不會這樣。你看，我們七十幾個中央委員，他們并不故意犯幾個錯誤以便再當中央委員。沒有當中央委員的，“三八式”以前也好，“三八式”也好，“三八式”以后也好，會不會就學王明、李立三，也搞兩條路線，變成四條路線，以便爭取當中央委員呢?不會，沒有人這樣，而是鑒于他們的錯誤，自己更謹慎一些。
還有，從前有所謂“早革命不如遲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那么一種話，那末，選舉他們，黨內會不會發(fā)生正確不如錯誤、小錯誤不如大錯誤這樣的問題呢?王明、李立三犯路線錯誤，要選他們當中央委員，結果就要正確的人或者犯小錯誤的人空出兩個位置來，讓他們登臺。這樣的安排是不是世界上最不公道的呢?從這一點看，那是很不公道的:你看，正確的或者犯小錯誤的人要把位置讓給那個犯大錯誤的人，這是很明顯的不公道，這里頭沒有什么公道。如果這樣來比，應該承認，是所謂正確不如錯誤，小錯誤不如大錯誤。但是，從另外一點看，就不是這樣。他們犯路線錯誤是全國著名、全世界著名的，選舉他們的道理就是他們出了名。你有什么辦法呀，他們是出了名的，你那個不犯錯誤的和犯小錯誤的名聲沒有他們大。在我們這個有廣大小資產(chǎn)階級的國家，他們是旗幟。選舉他們，許多人就會這么說:共產(chǎn)黨還是等待他們的，寧可讓出兩個位置來給他們，以便他們好改正錯誤。他們改不改是另一個問題，那個問題很小，只是他們兩個人。問題是我們這個社會有這么多小資產(chǎn)階級，我們黨內有這么多小資產(chǎn)階級動搖分子，知識分子中間有許多這樣動搖的人，他們要看這個榜樣。他們看到這兩面旗幟還在，他們就舒服了，他們就睡得著覺了，他們就高興了。你把這兩面旗幟一倒，他們就恐慌了。所以，不是王明、李立三改不改的問題，他們改或者不改關系不大，關系大的是黨內成百萬容易動搖的出身于小資產(chǎn)階級的成分，特別是知識分子，看我們對王明、李立三是怎樣一種態(tài)度。正如我們在土地改革[9]中間對待富農(nóng)一樣，我們不動富農(nóng)，中農(nóng)就安心。如果我們八大對他們兩位采取的態(tài)度還是同七大的態(tài)度一樣，那我們黨就可以得到一種利益，得到一種好處，就是對于改造全國廣大的小資產(chǎn)階級比較容易些。這在全世界也有影響。在外國對犯錯誤的人采取我們這個態(tài)度的很少，可以說沒有。
我們這次大會的預備會議，從今天算起，只有十幾天的時間，但是安排得好，是完全可以把準備工作做好的。我們相信，這次大會是可以開好的，代表們的水平是能夠保證這次大會開好的。但是要兢兢業(yè)業(yè)，大家努力。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
[2]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分析了生產(chǎn)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勢，提出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陳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發(fā)言。大會通過了《關于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國共產(chǎn)黨章程》和《關于發(fā)展國民經(jīng)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議》，并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這次大會制定了正確的路線，為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
[3]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會上，毛澤東作《論聯(lián)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qū)戰(zhàn)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統(tǒng)一絨線問題的重要發(fā)言。大會決定了黨的路線——“放手發(fā)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黨章規(guī)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tǒng)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次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4]艾森豪威爾（一八九0——一九六九），美國共和黨人，當時任美國總統(tǒng)。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國共和黨人，當時任美國國務卿。
[5]延安整風，見本卷第59頁注[13]。
[6]陳獨秀，參見本卷第56頁注[3]。李立三，見本卷第75頁注[7]。王明，見本卷第47頁注[16]。張國燾，參見本卷第58頁注[12]。高崗、饒漱石，參見本卷第45頁注[7]。
[7]小平，即鄧小平（一九O四——一九九七），四川廣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
[8]二中全會，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舉行的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向全會作了報告。會議根據(jù)毛澤東的報告，提出了促進中國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討論了在奪取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xiāng)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須以生產(chǎn)建設為中心的問題；規(guī)定了全國勝利以后，黨在政治、經(jīng)濟、外交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別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經(jīng)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nóng)業(yè)國轉變?yōu)楣I(yè)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yōu)樯鐣髁x社會的發(fā)展方向；號召全黨在勝利面前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
[9]土地改革，見本卷第3頁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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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關于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
我在這里還要談一下關于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上一次也談過，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云[2]同志。另外，還準備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名單還沒有定，但總書記準備推舉鄧小平[3]同志。四位副主席和總書記的人選是不是恰當?當然，這是中央委員會的責任，由中央委員會去選舉。但是要使代表們與聞，請你們去征求征求意見，好不好?對于我們這樣的大黨，這樣的大國，為了國家的安全、黨的安全，恐怕還是多幾個人好。
黨章上現(xiàn)在準備修改，叫做“設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議設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個主席、一個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單，我也感到孤單。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疤煊胁粶y風云，人有旦夕禍?！?，這樣就比較好辦。除非一個原子彈下來，我們幾個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選舉了。如果只是個別受損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見馬克思，那末總還有人頂著，我們這個國家也不會受影響，不像蘇聯(lián)那樣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們就是要預備那一手。同時，多幾個人，工作上也有好處。設總書記完全有必要。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4]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云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zhí)坠ぷ鞯?。我們不能登臺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么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xiàn)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于現(xiàn)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臺演說，就不行了。同志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末，什么人當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來書記處的幾個同志。這并不是說別的同志不可以當主席、副主席，同志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shù)臅r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樣干事，只要能夠干的都干。
請同志們醞釀醞釀，看這樣是否妥當。中心的目的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多幾個人，大家都負一點責任。至于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愿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愿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于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jīng)]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jīng)過斗爭的。
至于陳云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wěn)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后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所以，我看陳云同志行。至于順不順，你們大家評論，他是工人階級出身，不是說我們中央委員會里工人階級成分少嗎?我看不少，我們主席、副主席五個人里頭就有一個。請你們在代表里頭醞釀一下，因為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個整個的名單，要一道選。至于常委，準備就由主席、副主席和總書記組成。這不是說別的人不可以當常委，別人也可以，因為要提一個就可以有第二個，還可以有第三個，所以暫時用這么一種辦法。這就是把過去的書記處變成常委，只是比過去多了一個總書記。還要設一個書記處，書記處的人數(shù)可能要多幾個，書記、候補書記可以有十幾個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處理，在那里提出議案。政治局委員的名額也要擴大，不是十三個，要擴大到二十人左右。因為我們的中央委員會是一百七十人，也許一百七十幾。看是不是可以這樣安排?今天不作決定。
根據(jù)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
[2]陳云，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3]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
[4]指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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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們歡迎你們來到中國。你們來，我們很高興。我們得到你們的支持，得到各國兄弟黨的支持。當然，我們也支持你們，支持所有的兄弟黨?，F(xiàn)在世界上馬列主義的共產(chǎn)黨的陣線，不管是在取得勝利的地方，或者是在尚未取得勝利的地方，都是團結一致的。但是也有過不團結的時候。我們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過去聽了情報局[2]的意見，我們雖然沒有參加情報局，但對它也很難不支持。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一九四九年情報局罵你們是劊子手、希特勒[3]分子，對那個決議我們沒表示什么。一九四八年我們寫過文章[4]批評你們。其實也不應該采取這種方式，該和你們商量。假如你們有些觀點是錯了，可以向你們談，由你們自己來批評，不必那樣急。反過來，你們對我們有意見，也可以采取這種辦法，采取商量、說服的辦法。在報紙上批評外國的黨，成功的例子很少。這次事件對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來說，是取得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你們吃了虧，但對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說來，卻取得了犯錯誤的教訓。要充分認識這個錯誤。
你們承認新中國，我們沒有回答，也沒有反對。當然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反對，而且也沒有理由反對。英國帝國主義承認我國的時候，我們都沒有反對，你們社會主義國家承認的時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對呢?
那時沒有回答你們，也有一個原因，就是蘇聯(lián)朋友不愿意我們和你們建交。那末中國是不是獨立國呢?當然是獨立國。既然獨立，為何要聽他們的話呢?同志!那時蘇聯(lián)提出這樣的意見，我們不同意也很難辦。當時有人說世界上有兩個鐵托[5]，一個在南斯拉夫，一個在中國。當然沒有作出決議說毛澤東就是鐵托。我對蘇聯(lián)同志講過，你們懷疑我是半個鐵托，現(xiàn)在他們不承認。從何時起才摘下半個鐵托的帽子呢?從抗美援朝[6]打擊了美帝國主義以后，才摘下了這個帽子。
過去的王明路線[7]，實際上就是斯大林路線。它把當時我們根據(jù)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區(qū)幾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8]的報告中也談到這一點。為什么不公開說明這就是斯大林的路線呢?這也有原因。蘇聯(lián)可以公開批評斯大林，我們公開批評就不那么好。我們應該和蘇聯(lián)搞好關系。也許過一些時候可能公開提出。世界上的事總是這樣，事實就是事實。那時第三國際[9]做了許多錯事。第三國際前后兩段還好，中間有一大段不好:列寧在世的時候好，后來季米特洛夫[10]負責的時候也較好。中國第一次王明路線搞了四年，對中國革命的損失最大。王明現(xiàn)在在莫斯科養(yǎng)病，我們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他是我們黨的教員，是教授，無價之寶，用錢都買不到的。他教育了全黨不能走他的路線。
這是我們第一次吃斯大林的虧。
第二次是抗日戰(zhàn)爭的時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見斯大林的，他能講俄文，很會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國來。過去他搞“左”傾，這次則搞右傾。在和國民黨合作中，他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一切都服從國民黨。他提出了六大綱領[11]，推翻我們黨中央的十大綱領[12]，反對建立抗日根據(jù)地，不要自己有軍隊，認為有了蔣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們糾正了這個錯誤。蔣介石也“幫助”我們糾正了錯誤。王明是“梳妝打扮，送上門去”，蔣介石則是“一個耳光，趕出大門”。蔣介石是中國最大的教員，教育了全國人民，教育了我們全體黨員。他用機關槍上課，王明則用嘴上課。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羅斯福、丘吉爾[13]開會，決定把中國全部都給美國，給蔣介石。當時從物質上和道義上，尤其是道義上，斯大林都沒有支持我們共產(chǎn)黨，而是支持蔣介石的。決定是在雅爾塔會議[14]上作出的。斯大林把這件事告訴了鐵托，在鐵托自傳中有這段談話。
共產(chǎn)國際解散后我們比較自由些。這以前，我們已經(jīng)開始批評機會主義，開展整風運動[15]，批評王明路線。整風實際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但是關于斯大林和第三國際我們是一字未提。不久的將來也許要提。過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國人聽了他們的話，那末中國人自己就應該負責。誰叫我們去聽他們的話呢?誰叫我們去犯“左”傾、右傾的錯誤呢?有兩種中國人:一種是教條主義者，他們就聽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種中國人就不聽那一套，并且批評教條主義者。二、我們和蘇聯(lián)的關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國際沒有檢討這些錯誤，蘇聯(lián)也沒有提到這些錯誤，我們提出批評就會同他們鬧翻的。
第四次，就是說我是半個鐵托或準鐵托。不僅蘇聯(lián)，就是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非社會主義國家中，都有相當一些人曾經(jīng)懷疑中國是否真正的革命。
你們可能不很了解，為什么現(xiàn)在中國還掛斯大林的像。莫斯科的同志通知我們，他們不掛斯大林的像了，游行的時候只拿列寧及其他活著的領袖的像，當然沒說也讓中國照辦。我們很為難。斯大林的四條錯誤，中國人民并不知道，就我們整個的黨來說也是不知道的。這和你們的情況不同，你們的事人民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們黨內知道兩次王明路線的錯誤，但人民并不知道這是來自斯大林的錯誤。至于斯大林不讓中國革命和懷疑我是半個鐵托的錯誤，只有我們黨中央知道。
我們支持蘇聯(lián)作為中心，這對社會主義運動有利。這一點你們也許不同意。赫魯曉夫[16]批評斯大林，你們從上到下都歡迎，而我們就不同，我們人民不滿意。因此，中國不掛斯大林像不行。過去我們游行中拿著馬、恩、列、斯的像，拿著幾個中國人——毛、劉、周、朱[17]的像和兄弟黨領袖的像。現(xiàn)在我們采取了“打倒一切”的辦法:誰的像都不拿。今年“五一”波波維奇大使在北京，你看游行時不是沒有拿像嗎?但是有五個死人——一馬、恩、列、斯、孫[18]的像，和一個活人——毛澤東的像，還掛著。掛就掛吧。你們南斯拉夫人可能說，蘇聯(lián)都不掛斯大林的像了，你們中國人還掛。
到現(xiàn)在還有人懷疑我們社會主義建不成功，說我們是假共產(chǎn)黨，那又有什么辦法呢?這些人吃完飯，睡完覺，就在那里宣傳，說什么中國黨不是真正的共產(chǎn)黨，中國建不成社會主義，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國也許要變成一個帝國主義，除了美、英、法帝國主義以外，又出現(xiàn)了第四個帝國主義——中國!現(xiàn)在中國沒有工業(yè)，沒有資本，可是過一百年以后，那才厲害呢!成吉思汗[19]復活，歐洲又要吃虧，也許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黃禍”呀!
絕不會如此!中國黨是個馬列主義的政黨，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我們認為，侵略就是犯罪，我們不侵犯別人一寸土、一根草。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是馬克思主義的。
在國際上，我們反對大國主義。我們工業(yè)雖少，但總算是大國，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翹起來。我們就告訴這些人“不要翹尾巴，要夾緊尾巴做人”。我小的時候，我的媽媽就常常教育我“夾緊尾巴做人”。這句話很對，現(xiàn)在我就時常對同志們講。
在國內，我們反對大漢族主義。這種傾向危害各民族的團結。大國主義和大漢族主義都是宗派主義。有大國主義的人，只顧本國的利益，不顧人家。大漢族主義，只顧漢族，認為漢族最高級，就危害少數(shù)民族。
以前有人認為，中國人不愿和別人友好，要和蘇聯(lián)分裂，要成為禍害。現(xiàn)在，在社會主義國家里，這樣的人少了，從抗美援朝起開始減少。而帝國主義則不同了，中國愈強大，他們就愈怕。但他們也知道中國工業(yè)不發(fā)達，只靠人多力量大，沒什么可怕怕。他們第一怕蘇聯(lián)，第二才怕中國，怕我們的政治，怕我們在亞洲起影響。所以他們就經(jīng)常說，中國不得了，將要侵略，等等。
我們非常謹慎小心，不盛氣凌人，遵守五項原則[20]。我們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你們可能也有同感吧?
關于中國的前途，就是搞社會主義。要使中國變成富強的國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時光。現(xiàn)在已不存在障礙中國發(fā)展的力量。中國是一個大國，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對人類的貢獻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將來這種狀況會改變的，可是這已不是我這一輩的事，也不是我兒子一輩的事。將來要變成什么樣子，是要看發(fā)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xiàn)在較好的階段發(fā)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階段發(fā)展到較好的階段。當然即便不好總不會像蔣介石時代那樣黑暗，是辯證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這樣曲折地發(fā)展下去。
腐化、官僚主義、大國主義、驕傲自大，中國都可能犯?，F(xiàn)在中國人有謙虛的態(tài)度，愿意向別人學習，這也是有原因的，我們沒有本錢:一、我們原先沒有馬列主義，這是學別人的；二、我們沒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勝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我們是一個支隊，不是主力軍；四、我們沒有工業(yè)化，主要是農(nóng)業(yè)和破破爛爛的手工業(yè)。因此，就是有人想翹尾巴，也沒有本錢，頂多翹一兩公尺。但是我們要預防將來，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險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險了。
同志們，我勸你們也要注意這一點。你們工業(yè)化程度比較高，發(fā)展比較快，斯大林整了你們，但是有理的是你們，真理在你們這一方面。這都可能成為你們的包袱。
上面講的斯大林對我們犯的四條錯誤，也可能變成為我們的包袱。中國過幾十年在工業(yè)化后，翹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們回去以后，請告訴你們的下一代，將來中國如果翹尾巴，翹到一萬公尺以上，就批評它。要監(jiān)督中國，要全世界都來監(jiān)督中國。那個時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馬克思開代表大會了。
我們過去對不起你們，欠了你們的賬。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我們寫過文章批評你們，為什么現(xiàn)在還要沉默呢?在批評斯大林以前，有些問題不能說得這樣清楚。過去我和波波維奇談話時只是說:蘇聯(lián)不批評斯大林，我們就不好批評；蘇聯(lián)不與南斯拉夫恢復關系，我們也不好和你們建交?，F(xiàn)在就可以講了，關于斯大林的四條錯誤，我就和蘇聯(lián)朋友講過，和尤金[21]講過，將來見到赫魯曉夫時也要對他講。你們是同志，所以也和你們講了，但是現(xiàn)在還不能登報，不能讓帝國主義知道。以后也許有一兩條錯誤要公開講的。我們和你們不同，你們在鐵托自傳中提到斯大林的錯誤，因為你們和蘇聯(lián)斷絕了關系。
斯大林提倡辯證唯物主義，有時也缺乏唯物主義，有點形而上學；寫的是歷史唯物主義，但做的常是歷史唯心主義。他有些做法走極端，個人神化、使人難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義的。
我在見到斯大林之前，從感情上說對他就不怎么樣。我不太喜歡看他的著作，只看過《論列寧主義基礎》、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長文章[22]、《勝利沖昏頭腦》等。他寫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文章我更不愛看。他和列寧不同，列寧是把心給別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則站在別人的頭上發(fā)號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這種氣氛。我見到他以后就更不高興了，在莫斯科的時候和他吵得很厲害。斯大林有脾氣，有時沖動起來，講一些不大適當?shù)脑挕?/span>
我曾寫過一些歌頌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23]:一篇是在延安慶祝他六十壽辰時寫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詞，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報》要我寫的。我向來不愿祝賀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賀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壽，不歌頌他，還能罵他不成?他死后，蘇聯(lián)需要我們的支持，而我們也要支持蘇聯(lián)，就寫了那篇歌功頌德的文章。這不是對斯大林個人的，而是對蘇聯(lián)黨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拋掉了個人感情，把他當做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那篇文章還比較有生氣，其他兩篇不是出于內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這樣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寫，但理智上不這樣不行。
莫斯科批評斯大林以后，我們就可以講這些情況了。今天把他的四條錯誤講給你們聽了，但是為了和蘇聯(lián)保持關系，不便在報紙上公開講。在赫魯曉夫的報告[24]中關于斯大林對我們犯的錯誤，只提到一個糖廠的問題，所以我們還不便公開講。矛盾的事情還是有的。
蘇聯(lián)一般來說，總的是好的。他們有四個好:馬列主義、十月革命、主力軍、工業(yè)化。他們也有陰暗面，有些錯誤。成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敵人利用對斯大林的批評在全世界展開攻勢，我們應該支持蘇聯(lián)。他們的錯誤是會糾正的。對南斯拉夫的錯誤已由赫魯曉夫糾正了。對于王明的錯誤，他們已經(jīng)了解了，而過去我們批評王明，他們就不愿意。他們也取消了“半個鐵托”的帽子，一共取消了一個半鐵托。取消了給鐵托戴的帽子，我們很高興。
對斯大林的批評，我們人民中有些人還不滿意。但是這種批評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zhàn)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chǎn)階級的口號，而現(xiàn)在我們反而為它斗爭了。是父子黨，還是兄弟黨?過去是父子黨，現(xiàn)在有些兄弟黨的味道了，但也還有些父子黨的殘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殘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蓋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獨立思考。現(xiàn)在有點反封建主義的味道。由父子黨過渡到兄弟黨，反對了家長制度。那時的思想控制很嚴，勝過封建統(tǒng)治。一句批評的話都不能聽，而過去有些開明君主是能聽批評的。你們南斯拉夫想來也有過這樣的君主，別人指著鼻子罵他都行。資本主義社會就比封建時代進了一步，美國兩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可以相互罵架。 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想些辦法。當然，沒有集中和統(tǒng)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統(tǒng)一對我們有利，使我們在短期內能實現(xiàn)工業(yè)化，能對付帝國主義。但這也有缺點，就在于使人不敢講話，因此要使人有講話的機會。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慮這些問題。
我國很少有人公開批評我，我的缺點和錯誤人們都原諒。因為我們總是為人民服務的，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們雖然也有命令主義、官僚主義，但是人民覺得我們做的好事總比壞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頌，少予批評。這樣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評我，大家就反對他，說是不尊重領袖。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總有幾封信是批評我們的，但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們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圍的人整他。
你們提到的《論十大關系》，這是我和三十四個部長進行一個半月座談的結果。我個人能提出什么意見呢?我只是總結了別人的意見，不是我的創(chuàng)造。制造任何東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廠。但我已不是一個好工廠了，舊了，要改良，要重新裝備，像英國的工廠需要改裝一樣。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龍?zhí)?。你們看，這次黨代表大會上我就是跑龍?zhí)?，而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25]等同志。
根據(jù)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同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南斯拉夫共產(chǎn)主義者聯(lián)盟代表團的談話。
[2]情報局，指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在波蘭華沙舉行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蘇聯(lián)、法國、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南斯拉夫等九國共產(chǎn)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通過成立的。一九四八年六月和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情報局會議先后通過了《關于南斯拉夫共產(chǎn)黨狀況的決議》和《南斯拉夫共產(chǎn)黨在殺人犯和間諜掌握中》的決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報局宣布停止活動。
[3]希特勒，見本卷第75頁注[3]。
[4]指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一文。
[5]鐵托，見本卷第48頁注[20]。
[6]抗美援朝，見本卷第45頁注[2]。
[7]王明路線，指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見本卷第47頁注[18]。
[8]八大，即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本卷第98頁注[2]。
[9]第三國際，即共產(chǎn)國際，見本卷第57頁注[7]。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亞人，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著名活動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產(chǎn)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總書記。
[11]指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武漢擅自發(fā)表的《中共中央對時局宣盲》中提出的抗日戰(zhàn)爭必須實現(xiàn)的六項任務（也被稱為六大綱領），即：一、動員全中國的武力、人力、智力、財力、物力，繼續(xù)守土衛(wèi)國的長期抗戰(zhàn)；二、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的統(tǒng)一的國民革命軍；三、充實和加強全中國統(tǒng)一的國民政府；四、實行國防經(jīng)濟政策；五、建立鞏固后方，動員和組織廣大民眾協(xié)助軍隊和政府積極抗戰(zhàn)；六、擴大國際宣傳和增加國際援助。這六大綱領取消了《中國共產(chǎn)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中關于進行政治經(jīng)濟改革，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等項主張，并提出共產(chǎn)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要接受國民黨政府的“統(tǒng)一指揮”。這就放棄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抗戰(zhàn)中的獨立自主地位和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領導權，是對“十大綱領”的嚴重倒退。
[12]指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chǎn)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即：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六、戰(zhàn)時的財政經(jīng)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13]羅斯福（一八八二——一九四五），美國民主黨人，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國總統(tǒng)。丘吉爾（一八七四——一九六五），英國保守黨人，一九四0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國戰(zhàn)時聯(lián)合內閣首相。
[14]雅爾塔會議也稱克里米亞會議，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蘇聯(lián)克里米亞半島的雅爾塔舉行。會議協(xié)調了最后擊敗德國的軍事計劃，討論了歐洲的戰(zhàn)后安排和對日作戰(zhàn)等問題，簽署了《蘇美英三國克里米亞會議公報》，就蘇、美、英、法四國分區(qū)占領和管制德國的問題以及波蘭問題等達成了協(xié)議。會上秘密簽訂了《蘇美英三國關于日本的協(xié)定》（簡稱《雅爾塔協(xié)定》），規(guī)定蘇聯(lián)在歐洲戰(zhàn)爭結束后的二或三個月內參加對日作戰(zhàn)；美、英方面承諾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現(xiàn)狀；恢復一九O五年日俄戰(zhàn)爭后俄國喪失的領土及其在中國東北的各項權益；將千島群島歸于蘇聯(lián)。會上蘇聯(lián)表示準備同中國國民黨政府簽訂友好同盟協(xié)定。
[15]整風運動，見本卷第59頁注[13]。
[16]赫魯曉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當時任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17]毛，指毛澤東。劉，指劉少奇。周，指周恩來。朱，指朱德。
[18]孫，指孫中山。
[19]成吉思汗（一一六二——一二二七），元太祖，名鐵木真。一二O六年統(tǒng)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國，稱成吉思汗。他曾多次統(tǒng)率遠征軍侵略中亞、西亞、東歐等地區(qū)，給這些地區(qū)帶來了極大的破壞。
[20]五項原則，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國政府代表團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問題在北京舉行談判。這五項原則是談判開始時周恩來總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出的，后來正式寫入雙方達成的《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xié)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總理和印度尼赫魯總理的聯(lián)合聲明以及此后的許多國際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法。五項原則作為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準則，已在世界上得到廣泛的承認和使用。
[21]尤金，當時任蘇聯(lián)駐中國大使。
[22]指斯大林《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列寧主義？》一文（《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1——309頁）。
[23]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新中華報》發(fā)表的《斯大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莫斯科慶祝斯大林七十壽辰大會上的祝詞》和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為悼念斯大林在《人民日報》發(fā)表的《最偉大的友誼》。
[24]指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作的《關于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
[25]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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