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濟貧法

（一）圈地運動以后英國偷盜者、流氓人、乞討者增多，社會不安因素急劇增加。1601年英王室通過一個新法案，即《伊麗莎白濟貧法》。作為英國第一個重要的濟貧法，它不僅是這一法律制度的發(fā)端，而且為這一法律制度的發(fā)展確定了基本原則，因此也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保障法。根據(jù)《伊麗莎白濟貧法》，治安法官有權以教區(qū)為單位管理濟貧事宜、征收濟貧稅以及核發(fā)濟貧費。救濟辦法因人而異，凡年老及喪失勞動力的在家接受救濟。貧窮兒童則在指定的人家寄養(yǎng)，長到一定年齡時送去作學徒，流浪者被關進監(jiān)獄或送入教養(yǎng)院。這一法律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yǎng)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yǎng)，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此后英國政府又在這部法律規(guī)定的原則基礎上頒布一系列相關的法律。1662年斯圖亞特王朝通過《住所法》，這部法律規(guī)定貧民須在其所在的教區(qū)居住一定年限的可以獲得救濟，1723年又進一步規(guī)定受救濟者必須進入濟貧院。

（二）由于在執(zhí)行中問題多多，1782年政府又作出相反規(guī)定，除了年老及喪失勞動力外的人必須集中起來接受救濟，對有勞動能力的人仍采用把原料發(fā)給他們，讓他們在家做工的辦法進行救濟。1793年對法戰(zhàn)爭開始后各地發(fā)生搶糧事件，于是伯克郡濟貧官員于1795年5月在斯皮納姆蘭村開會，決定向收入低于公認最低生活標準的工人提供補助，允許他們在家得到救濟，即所謂“斯皮納姆蘭制”。此后這一制度在英國各郡廣泛采用，成為緩和階級矛盾的重要措施。但是工業(yè)革命后英國大規(guī)模使用機器，家庭手工業(yè)趨于沒落，造成大量無業(yè)流民。貧困化加劇使得政府用于貧民救濟的財政支出數(shù)額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認為舊的濟貧法已經(jīng)無法適應形勢的需要。1834年議會通過《濟貧法（修正案）》，這是1601年以后最重要的濟貧法，史稱新濟貧法。該法取消“斯皮納姆蘭制”的家內(nèi)救濟，改為受救濟者必須是被收容在習藝所中從事苦役的貧民。但是所內(nèi)的生活條件極為惡劣，勞動極其繁重，貧民望而卻步，被稱之為勞動者的“巴士底獄”。

（三）有人這樣描述濟貧院的基本情況，在磚鋪的地面上到處是貧困的婦女以及滿臉臟物和到處亂爬的孩子，老年婦女躺在床上氣喘吁吁無法動彈，或圍坐在火爐旁大聲咳著，老年男子弓著背忙著活計來茍延殘喘。政府就是用這種方法來減少受救濟的人口和濟貧的支出，可以說這部新的法律不僅沒有改善工人的生存狀況，反而使他們陷入更加絕望的境地。在管理上中央設置三人委員會，在地方各教區(qū)聯(lián)合區(qū)組成濟貧委員會,管理濟貧事宜。1847年中央的三人委員會改為濟貧法部，1871年濟貧事務改由地方政府部管理，但習藝所的懲治原則一直未變。20世紀以來濟貧法的重要性逐漸降低，待到1946年的《國民保險法》和1948年的《國民救助法》通過后衛(wèi)生部主管的社會保險已完全代替濟貧，濟貧法失去作用。蘇格蘭的濟貧制與英格蘭和威爾士的相似，但在1707年英格蘭和蘇格蘭兩王國合并后由議會通過專門適用于蘇格蘭的法律，這里沒有像英格蘭和威爾士那樣的教區(qū)聯(lián)合區(qū)和濟貧委員會的組織，而且在1921年以前沒有救濟有勞動力的失業(yè)者的法律。

愛爾蘭大饑荒

（一）愛爾蘭大饑荒俗稱馬鈴薯饑荒，是一場發(fā)生于1845年至1850年間的饑荒。在這5年的時間內(nèi)英國統(tǒng)治下的愛爾蘭人口銳減將近四分之一，這個數(shù)目除了餓死、病死者外也包括約一百萬因饑荒而移居海外的愛爾蘭人。造成饑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種稱為晚疫病菌（致病疫霉菌）的卵菌造成馬鈴薯腐爛而失收，馬鈴薯是當時的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這次災害加上許多社會與經(jīng)濟因素使得廣泛的失收嚴重地打擊貧苦農(nóng)民的生計。大饑荒對愛爾蘭的社會、文化、人口有深遠的影響，許多歷史學家把愛爾蘭歷史分為饑荒前、饑荒后兩部分。在愛爾蘭發(fā)生馬鈴薯饑荒時期大不列顛仍從美洲進口大量糧產(chǎn)，其中一部分甚至經(jīng)過愛爾蘭的港口轉運，但饑餓的愛爾蘭人卻買不起這些糧食，英國政府提供的協(xié)助也十分稀少，最終造成高比例的愛爾蘭人餓死。馬鈴薯是19世紀愛爾蘭人賴以維持生計的唯一農(nóng)作物，而作為地主的英國人卻只關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自然災害以及政治壓迫迫使人們揭竿而起，但最終失敗。一百余萬愛爾蘭人死于饑荒的慘劇激起愛爾蘭人的民族意識，在它的指引下愛爾蘭自由邦于1922年建立。

（二）19世紀初走遍愛爾蘭的游客們驚恐地發(fā)現(xiàn)這里居然如此貧困，農(nóng)村居民的生活狀況處于歐洲最底層，人們把這種落后狀況時而歸咎于宗教，時而歸咎于動蕩的政治形勢、人口激增或缺乏敢作敢為的精神，而比較有同情心的人們則認為這是由地主們的專橫暴虐以及英國政府的管理不力造成的。18世紀末愛爾蘭島已完全置于英國的控制之下，在北美獨立戰(zhàn)爭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愛爾蘭人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反英起義，英國當局進行殘酷的鎮(zhèn)壓，并于1801年通過“英愛合并法案”，正式將愛爾蘭納入大英帝國的版圖，愛爾蘭從此徹底喪失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獨立地位。合并以后新教被宣布為愛爾蘭國教，而天主教徒則被剝奪基本的政治和公民權利。英愛之間的民族矛盾更加激烈，愛爾蘭人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不斷高漲，“天主教徒解放運動”、“取消合并運動”、“芬尼亞黨人”的武裝起義、“青年愛爾蘭運動”都一次次地動搖英國的統(tǒng)治基礎。從某些方面來看愛爾蘭是在英國干涉最多的歐洲國家之一，由于缺乏遠見同時也為了不阻礙自由貿(mào)易理論的發(fā)展，英國政府不再打算對這個國家進行必要的現(xiàn)代化變革，這種保守主義也同各自的特定利益和有偏見的對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三）1845年關鍵的出口領域同一種發(fā)育不良的農(nóng)作物——馬鈴薯——依存經(jīng)濟緊緊相連，而當真菌突然出現(xiàn)時國家便任由其擺布。1845年的愛爾蘭只依賴一種作物——馬鈴薯，150多萬農(nóng)業(yè)工人沒有其他收入來源養(yǎng)家糊口，300萬小耕種者主要都靠馬鈴薯維持生計，而有產(chǎn)階級對馬鈴薯的消費也要比英國多得多，當歉收時當然也是那些農(nóng)村的窮人們承擔的風險最大。1845年收到真菌災害的收成是10月-11月，國家東部較為富庶的地區(qū)遭受的打擊最為嚴重，從那里病害向西部蔓延。整株整株的幼苗還沒等到收獲就腐爛，家家戶戶一年的儲備喪失殆盡。19世紀40年代的歐洲依然篤信宗教，在那里人們試圖使天主教和地質學、植物學或經(jīng)濟學等新興科學統(tǒng)一起來，像馬鈴薯病這樣的災害反映《圣經(jīng)》中的饑荒觀，只能引起帶有宗教色彩的歧視言論。大部分的英國輿論都戴著宗教的有色眼鏡去考慮問題，襲擊愛爾蘭的“災害”是對奢侈和無憂無慮的生活的警告，更加極端的言論是把愛爾蘭人正在遭受的災難同他們的宗教“錯誤”聯(lián)系到一起。對許多人而言教訓很明顯，為了食用更富有營養(yǎng)的以谷物為主的食品，應當結束這種對馬鈴薯的反常依賴。

（四）1846年夏馬鈴薯的匱乏超過最悲觀的預測，300萬人到400萬人因現(xiàn)代歐洲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收成被摧毀而遭受死亡的威脅，只有英國具備足夠的資源來應對災難，對這些資源的正確使用卻需要管理上的明智和政治上的誠意。1847年夏天人們收獲到無病害的馬鈴薯，許多觀察家總結道饑荒結束了，愛爾蘭應該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振興。但是由于植株不多，收成仍然少得可憐。實際上島上的大部分地區(qū)在這一季節(jié)并沒有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復蘇，饑餓和疾病依然肆虐。1848年霜霉病的再次襲擊徹底抹殺人們的幻想，更為殘酷的是霜霉病集中發(fā)生在那些已經(jīng)沒有能力經(jīng)受第四次饑荒的地區(qū)，如果說那些不很貧困的地區(qū)的狀況有了少許改善，西部和南部卻經(jīng)歷一次與1847年這一“黑暗之年”同樣深重的災難。1849年和1850年疾病再度來襲，使得一些地區(qū)奄奄一息。在經(jīng)濟學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一種商品價格上升，該商品需求量減少，這是絕大多數(shù)人所共知的道理，也符合理性人行事的假定。但是1845年在愛爾蘭大饑荒時期出現(xiàn)一件奇怪的事，馬鈴薯價格在上升，但需求量也在持續(xù)增加。

（五）英國經(jīng)濟學家吉芬觀察到了這種與需求定理不一致的現(xiàn)象，這種現(xiàn)象也就被經(jīng)濟學界稱為“吉芬之謎”，而具有這種特點的商品被稱為吉芬商品。在經(jīng)濟學中需求定理是指在其他條件相同時一種商品價格上升，該商品需求量減少。吉芬商品是一種商品，當價格在一定幅度內(nèi)上升時需求量本應下降，卻反而增加。愛爾蘭1845年饑荒使得大量的家庭因此陷入貧困，馬鈴薯這樣的僅能維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檔品，無疑會在大多數(shù)貧困家庭的消費支出中占一個較大比重，馬鈴薯價格的上升更會導致貧困家庭實際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變得更窮的人們?yōu)榱松嫦聛砭筒坏貌淮罅康卦黾訉Φ蜋n商品的購買而放棄正常商品，相比起馬鈴薯這種低檔商品來說已經(jīng)沒有比這更便宜的替代品，這樣發(fā)生在馬鈴薯需求上的收入效應作用大于替代作用，從而造成馬鈴薯的需求量隨著馬鈴薯價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特殊現(xiàn)象。一種商品只有同時具備“是低檔品”和“收入效應大于替代效應”這兩個條件時才可以被稱之為吉芬商品。造成饑荒的主要因素是一種稱為致病疫霉的卵菌造成馬鈴薯晚疫病。馬鈴薯是當時的愛爾蘭人的主要糧食來源，加上許多社會與經(jīng)濟因素使得廣泛的歉收嚴重地打擊貧苦農(nóng)民的生計。

（六）災荒對愛爾蘭的社會、文化、人口有深遠的影響，許多歷史學家把愛爾蘭歷史分為饑荒前、后兩部分。英國對愛爾蘭全面掠奪的殖民政策導致的貧困是造成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大英帝國憑借對殖民地的擴張和掠奪實現(xiàn)自身的繁榮，愛爾蘭作為大英帝國的第一塊海外殖民地由于地緣政治關系而首當其沖，愛爾蘭的土地幾乎完全為英國地主所霸占。而且多數(shù)大地主居住于英格蘭，只關心谷物和牲畜的出口，這使得愛爾蘭大多數(shù)農(nóng)業(yè)收入輸出國外。同時愛爾蘭土地兼并的嚴重問題使得愛爾蘭農(nóng)民大多數(shù)成英國土地貴族的佃農(nóng)，而由于佃農(nóng)們獲得的土地面積極小，因此只有種植馬鈴薯才能養(yǎng)活家人。自從合并以后愛爾蘭繁榮的工商業(yè)受到在更優(yōu)越經(jīng)濟條件下制造出來的且可以自由輸入的英國工業(yè)品的打擊，因此愛爾蘭人民幾乎完全依靠土地生活，在工業(yè)方面毫無出路。再加上殘酷的殖民掠奪使得農(nóng)民極端貧困，愛爾蘭半數(shù)以上的人們靠馬鈴薯維持生活，對單一農(nóng)作物的過度依賴，底層農(nóng)民長期被社會拋棄。這兩方面問題日后將會被無限放大，最終導致愛爾蘭大饑荒的全面爆發(fā)。英國政府救助措施不力，反應緩慢。

（七）當時的英國正處于其頂峰的維多利亞時期，并且已經(jīng)完成工業(yè)革命，是公認的世界工廠。英國無論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經(jīng)濟發(fā)展等各方面都領世界潮流之先，是一個擁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陸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龐大殖民帝國。英國就是那個時代繁榮、發(fā)達和文明的象征，其國力居世界翹楚。甚至就在大饑荒四年前英國為打開z國的大門不惜費盡心機、勞師動眾，從印度派軍艦發(fā)動y片戰(zhàn)爭，而且此時英國正全力籌辦人類歷史上首屆世博會。然而面對愛爾蘭的史無前例的大饑荒卻無動于衷，任災情蔓延和愛爾蘭人民拋尸遍野。甚至后來災情危重，當?shù)谝凰疫\糧船達到愛爾蘭時運送的救災玉米卻無法食用，即使無法食用的玉米，申請也需要極其復雜的程序。甚至英國政府對自發(fā)的出于人道主義的救助也橫加阻攔。英國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大饑荒期間即1846年廢除《谷物法》，破壞愛爾蘭糧食自由輸入英國的權利，使愛爾蘭的小麥失去它在英國市場的壟斷地位，從而反過來破壞愛爾蘭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

（八）在愛爾蘭的英國地主自《谷物法》廢除后無視愛爾蘭的饑荒，多半由種植小麥改為經(jīng)營畜牧業(yè)，大大減弱抵抗饑荒的能力，從而相當程度的加重饑荒的發(fā)展。在饑荒最嚴重的幾年間愛爾蘭仍然向英國本土出口糧食，而且整個饑荒期間愛爾蘭都是糧食凈出口，這種趁火打劫、釜底抽薪不顧愛爾蘭人民死活毫無人性的做法使得這場自然災害迅速演變成人禍。而1782年至1783年的饑荒中愛爾蘭政府把港口封閉，全部糧食價格大降以自救。在大饑荒發(fā)生前移民就早已開始，但是從1846年末開始移民達到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之后的10年間180萬人離開愛爾蘭，其中有100多萬人是在饑荒期間移民的，這是19世紀最重要的人口流動之一。對這些男女老少而言與其說是自愿的移民不如說是逃難，他們的經(jīng)歷苦不堪言。大饑荒對現(xiàn)代愛爾蘭的建設有著重要的影響，很多重要的社會變革都是在1845年前發(fā)生的，但是饑荒的沖擊培養(yǎng)現(xiàn)有的歷史力量，賦予它們新的意義。不同尋常的人口曲線，一種深刻的精神創(chuàng)傷，以及人口散居各地，卻保持著不變的聯(lián)系，饑荒后的愛爾蘭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個歐洲國家。

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

（一）威廉·尤爾特·格萊斯頓（1809年12月29日—1898年5月19日）是英國政治家，曾作為自由黨人四次出任英國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以及1892-1894）。格萊斯頓是美國前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的偶像，始終被學者排名為最偉大的英國首相之一。1809年12月29日格萊斯頓出生在利物浦的一個富商家庭，父親約翰·格萊斯頓在西印度群島經(jīng)營奴隸貿(mào)易，成為利物浦的大富商。約翰·格萊斯頓本是自由主義者，后來加入保守的托利黨，1846年受封為男爵。格萊斯頓幼時隨從牧師學習，13歲入伊頓公學，17歲進牛津大學，1831年10月21歲時結束學業(yè)。在牛津大學里他利用學習之余參加牛津協(xié)會的各種討論會，連續(xù)任該會主席和秘書等職，有第一雄辯家之稱。在他參加的許多辯論會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是反對輝格黨議會改革案的演講，他對這個法案的原則作了三刻鐘可怕的抨擊，使聽眾大為震動。由于他對議會改革持明顯的反對態(tài)度，得到托利黨主要當權人之一紐卡斯爾公爵五世公爵的賞識。1832年12月他在紐卡斯爾公爵的支持下當選為紐瓦克的議員，1833年1月參加選舉改革以后的第一屆議會，從此以后格萊斯頓開始他的長達61年之久的政治生涯。在父親的熏陶下格萊斯頓早年曾經(jīng)一度是一名維護土地貴族利益的托利黨人，他反對議會改革，反對輝格黨提出的給予猶太人以議會選舉的選舉權和大學向“非國教徒”開放等自由主義改革。贊同托利黨關于逐步解放奴隸的決議，支持有利于土地貴族的谷物法，他在1838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國家與教會的關系》中竭力維護英國國教在愛爾蘭的統(tǒng)治地位。

（二）1840年站在反對黨的立場，反對帕麥斯頓的發(fā)動侵h戰(zhàn)爭的外交政策。當時英國先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完成工業(yè)革命，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最發(fā)達的國家。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使國內(nèi)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的地位強盛起來，要求政府實行有利于他們的自由貿(mào)易政策，因此在執(zhí)政的托利黨中出現(xiàn)一批以皮爾為首的溫和托利黨人，他們主張在保持大地主和金融家統(tǒng)治的條件下重視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利益，進行若干自由主義改革。1845年他加入羅伯特·皮爾內(nèi)閣，任殖民地事務大臣和貿(mào)易大臣，支持皮爾政府在稅收方面進行的自由主義改革。他主要插手修改關稅的準備工作，通過修改關稅讓1200種納稅商品出口稅取消，原料和糧食的進口稅降低。1846年他和皮爾不顧本黨大多數(shù)的反對，聯(lián)合輝格黨以357票對104票取消谷物法。他這一行動贏得自由貿(mào)易派的贊揚，卻觸怒紐卡斯爾公爵，剝奪他在紐瓦克的議員資格。皮爾因宣布愛爾蘭為戒嚴區(qū)遭到托利黨的反對而辭職，格萊斯頓也隨之退出政府。1847年格萊斯頓當選為牛津大學的議員，但是沒有參加羅素的輝格黨內(nèi)閣（1846—1852）。他雖然表面上仍是一個托利黨黨員，在思想上卻發(fā)生巨大的變化。1850年冬到1851年春他旅游意大利，探訪兩西西里王國首都那不勒斯監(jiān)獄。在那里他看到炮彈國王費迪南多二世殘酷迫害，1848—1849年民族解放斗爭志士的野蠻行為，認為這一罪行違背正義與公道，是對歐洲文明的污辱。

（三）回國后發(fā)表《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國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兩封信》，揭露和斥責那不勒斯政府虐待政治犯的暴行，因而在國內(nèi)博得好評，人們稱他為“人民的威廉”。1852年德比伯爵和迪斯雷里托利黨政府提出一個有利于大地主的財政預算方案引起資產(chǎn)階級激進派的強烈反對，導致一場激烈的辯論。在這場辯論中格萊斯頓站在政府的反對派一邊，把迪斯雷里的財政預算方案批駁得體無完膚，迪斯累里政府因之倒臺。這一行動清楚地向資產(chǎn)階級激進派表示，他與托利黨的距離越來越遠。1859年他決定加入由輝格黨演變而來的自由黨，任帕麥斯頓自由黨政府的財政大臣，正式與托利黨決裂。1853年進入阿伯丁伯爵喬治·漢密爾頓·戈登內(nèi)閣，任財政大臣，1859年他同一批主張自由貿(mào)易的托利黨人脫黨加入輝格黨，在帕默斯頓內(nèi)閣中任財政大臣，力主英國參加克里米亞戰(zhàn)爭，自此到1874年期間除了幾段很短的時間以外格萊斯頓一直任政府的財政大臣。這一時期英國在完成工業(yè)革命后成為“世界工廠”，資產(chǎn)階級感覺自身勢力穩(wěn)固而選擇自由主義治國方法，經(jīng)濟上實行自由貿(mào)易政策，政治上標榜自由主義統(tǒng)治。萊斯頓順應這一歷史發(fā)展潮流，竭力維護工業(yè)資本利益。

（四）在托利黨反對派的重重阻力中他力排萬難，為資產(chǎn)階級制定自由貿(mào)易預算方案，取消保護關稅制度。同法國、比利時、意大利和奧地利等國簽訂通商條約，使英國資產(chǎn)階級能夠以實力雄厚的工業(yè)成功地擊敗整個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奪取世界工業(yè)霸權，資產(chǎn)階級自由貿(mào)易派深深地感到格萊斯頓是自己利益最強有力的表達者。1867年自由黨兩巨頭之一的帕麥斯頓病死，另一領袖約翰·羅素伯爵聲明退出政治舞臺隱居，他在一片歡呼聲中被擁立該黨的領袖。1868—1874年格萊斯頓第一次領導自由黨組織政府，進行各項改革。針對英國的一切學校控制在教會手中和大部分學齡兒童得不到任何識字教育的情況，他在1870年實行國民教育改革，舉辦政府資助的非宗教的初等學校，為支持工業(yè)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而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年實行文官制度改革，建立一個既能提高行政效率又要節(jié)約開支的廉價政府，以利于把更多的資金用來發(fā)展經(jīng)濟。1871—1872年他又通過陸軍改革，取消捐官、推行短期兵役制、創(chuàng)設監(jiān)督地方自治機關活動的內(nèi)政部等措施來加強軍事官僚機器，使英國在建立歐洲大陸型的集權官僚制道路上邁出很重要的一步。格萊斯頓在首任內(nèi)閣中通過一系列政治改革，最后完成自十九世紀以來資產(chǎn)階級對國家政治上層建筑的改造，使之成為資產(chǎn)階級統(tǒng)治人民的得心應手的工具。

（五）這一時期正是他統(tǒng)治的黃金時代，為此英國政府被歐洲各國統(tǒng)治者奉為典范。為了拉攏居民中的小資產(chǎn)階級和工人階級中的上層，他在1871年頒布職工會合法化的法令，1872年實行不記名投票選舉。但是1871年頒布禁止工人在罷工時設置糾察隊的法令后很多罷工的領導者被捕，甚至有7個婦女因為看到罷工破壞者的時候用手指指了他們一下、喊了一聲“啊”就被資產(chǎn)階級司法機關判處徒刑，這些事件大大損害格萊斯頓政府在工人中的聲譽。文官制度改革以1870年6月4日英政府頒布的正式確立公開競爭考試制度的樞密令為建立標志，文官制度的改革大大提高官吏的素質和辦事效率，保證國有政策的穩(wěn)定和連續(xù)性，加強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在十九世紀以前英國的官吏任用存在著嚴重的混亂和舞弊現(xiàn)象，進入十九世紀中期代表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利益的自由主義者開始提出官吏任用改革的要求，經(jīng)過艱難的爭取后到1855年初步開始改革。首先是在任用文官時采用在候選人中通過考試錄用的辦法，到1870年樞密院發(fā)表關于文官制度改革的命令規(guī)定除外交部和內(nèi)務部及某些高級文官外大部分文官的錄用均以公開考試和競爭來選拔，此后對這一制度經(jīng)過不斷修正補充，逐漸形成通過公開考試競爭的方法選拔文官的制度。

（六）通常以1870年6月4日英政府頒布的正式確立公開競爭考試制度的樞密令作為英國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標志，它的形成和建立部分滿足新興工業(yè)資產(chǎn)階級要求國家機器適應和保護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愿望，所以很快為資本主義各國所采用。加拿大和美國在英國的影響下分別于1882年和1883年建立自己的文官制度，德國、法國、日本長期保留封建官僚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才真正確立現(xiàn)代文官制度，在西方發(fā)達國家建立文官制度的同時第三世界一些民族獨立國家仿效或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經(jīng)驗制定本國的文官制度。文官的任用有兩層含義，一是將非文官錄用為文官，二是錄用的同時或錄用后授予其一定的職務。主要有4種形式，即選任制、考任制、委任制、聘任制，每個國家根據(jù)本國情況往往采用1種或同時采用幾種形式。權利方面主要有身份保障權和工資、退休金、撫恤金的領取權，義務方面主要有執(zhí)行職務、服從命令、嚴守秘密、對國家忠實、遵守法令、保持“政治中立”等項義務。將各種職位制出職級規(guī)范，作為考試、任用、升遷、工資、考核及人事行政管理的依據(jù)?？煞譃閮煞N類型，一是美國的職務分類，二是英國的品位分類。前者以“事”為中心，后者以“人”為中心。定期對文官的考勤和工作成績進行評定，成績優(yōu)秀者獎勵，工作成績不良者給予教育、訓誡或調動工作、降低職務，目的在于充分發(fā)揮和提高公務員的工作效率，各國都規(guī)定文官享有工資、退休金、撫恤金的領取權。

（七）培訓進修制度目的在于提高文官的素質和能力，各國都有專門人事機構，負責管理人事行政事宜，分為部外制、部內(nèi)制和折衷制3種類型。各國都設有統(tǒng)一管理文官的機構，文官只對法律或法定職權負責。各國法律明確規(guī)定文官的法定地位、權力、責任、義務，文官職務常任，無過失不受免職處分。此外各國法律按一定的標準將所有文官職位進行統(tǒng)一劃分和歸類，并據(jù)此作出對特定職位的要求與待遇，這是對文官進行科學、統(tǒng)一管理的基礎。現(xiàn)代西方文官制度要在法律規(guī)定的知識、專業(yè)、道德和才能的統(tǒng)一標準下公開考試擇優(yōu)錄用，文官的任用須經(jīng)過嚴格的考試，錄用后進行培訓，以確保文官文化素質和專業(yè)水平?，F(xiàn)代文官作為常任的政府工作人員必須忠于國家，為國家的總體利益服務，因此各國文官制度幾乎都規(guī)定要政治中立，不受政黨進退的影響。依法辦事，廉潔奉公，遵守紀律，嚴守機密。不得經(jīng)商和兼職，保持文官應有的形象等?？梢娢墓僦贫润w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的“機會均等”、“自由競爭”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對維護資產(chǎn)階級的整體利益起到較大的作用。1876年4月在巴爾干發(fā)生保加利亞反抗奧斯曼帝國統(tǒng)治的民族起義，土耳其政府使用極其殘暴的手段鎮(zhèn)壓起義，遭到全歐洲民主人士的譴責，但是迪斯累里保守黨政府卻千方百計地掩蓋其罪行。格萊斯頓認為這是他反對政府的好機會，便把自己打扮成弱小民族的熱心保護人，利用群眾大會、示威游行或國會演說等一切機會指責土耳其統(tǒng)治者的暴行和迪斯累里的反動政策，因而獲得巴爾干斯拉夫之友的聲譽。

（八）1876年以后迪斯累里政府因為發(fā)動殖民戰(zhàn)爭而出現(xiàn)財政赤字，不得不提高所得稅，失去資產(chǎn)階級的支持，這又給格萊斯頓以可乘之機。1880年大選中他作為中羅狄安候選人旅游全國各地到處演說，反對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贏得人們的信任，被看作是英國民主主義的首領。大選將要來臨的前夕他向選民提出“你贊助還是譴責迪斯累里的國外政策”這樣一個蠱惑性的問題，使自由黨在競選中贏得不少選票。由于格萊斯頓把自己裝扮成反對迪斯累里政府侵略政策的英雄，大選結果是自由黨以壓倒多數(shù)戰(zhàn)勝保守黨，他再度組織政府。格萊斯頓就職后全部繼承迪斯累里的侵略政策，但他的外交本不擅長，不久就把形勢搞的一團糟。1880年他結束英阿戰(zhàn)爭，宣布阿富汗為英國保護國。1882年拒絕接受女王授予伯爵爵位，同年他出爾反爾發(fā)動英埃戰(zhàn)爭，派加尼特·約瑟夫·沃爾斯利率領英軍強占埃及。1884年他進行第三次議會改革，在南非進行英布戰(zhàn)爭，英國軍隊在馬朱巴山被布爾人擊潰之后他才不得不承認布爾人共和國的獨立。1885年解救在喀土穆的查理·喬治·戈登將軍失敗使他遭到維多利亞女王的斥責，格萊斯頓對外侵略的失敗被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資產(chǎn)階級看作是英格蘭的奇恥大辱，譏諷他是一個坐在馬朱巴山和喀土穆侮辱下的怯懦的小英格蘭人。格萊斯頓二任內(nèi)閣已不象首次政府那樣赫赫有功，他在資產(chǎn)階級心目中的偉大形象日益消失。

（九）1886年格萊斯頓第三次組閣時一直關注愛爾蘭問題，曾說：“我的任務是綏靖愛爾蘭?！贝撕笏呀鉀Q愛爾蘭問題越來越看成是自己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任務。一方面要無情地鎮(zhèn)壓愛爾蘭人民爭取獨立的斗爭，另一方面實行溫和改革以緩和革命。在1868年大選期間為了爭取選票，格萊斯頓曾為愛爾蘭的芬尼亞運動公社社員起義進行辯護，批評保守黨鎮(zhèn)壓愛爾蘭人的政策，并向選民保證要解決愛爾蘭問題。他上臺以后1869年的夏天和秋天在愛爾蘭廣泛展開爭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亞社社員的運動，要求英國政府釋放愛爾蘭的革命者。芬尼亞運動是芬尼亞社社員爭取愛爾蘭獨立和建立愛爾蘭共和國的運動，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在僑居美國的愛爾蘭人中間出現(xiàn)的和后來又在愛爾蘭本土出現(xiàn)的芬尼亞社社員是愛爾蘭革命兄弟會這個秘密組織的參加者。芬尼亞社社員在客觀上反映愛爾蘭農(nóng)民的利益，按其社會成分說來主要是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非貴族出身的知識分子。由于密謀策略、宗派主義的和資產(chǎn)階級民族主義的錯誤，芬尼亞社社員脫離愛爾蘭人民的廣大階層，并且沒有把自己的活動和當時英國的一般民主返劫聯(lián)系起來。在六十年代后期在芬尼亞社社員長期準備的1867年2－8月武裝起義失敗之后該組織的活動逐漸消失，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芬尼亞運動的弱點，但對它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評價，并竭力使它走上群眾性發(fā)動并和英國工人階級共同行動的道路。格萊斯頓蠻橫地拒絕愛爾蘭人對大赦的要求，充分暴露他在鎮(zhèn)壓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方面和迪斯累里的保守黨是一丘之貉。

（十）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愛爾蘭又掀起新的民族解放斗爭的浪潮，舊日因參加芬尼亞社而被捕的達維特從流放地回到愛爾蘭組織“土地同盟”發(fā)動農(nóng)民進行抵制斗爭，與此同時以帕涅爾為首的愛爾蘭自治黨也展開溫和的自治運動。面對愛爾蘭的解放運動時格萊斯頓實行軟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頒布高壓法，逮捕帕涅爾和達維特等1000多名“土地同盟”盟員；另一方面頒布“土地條例”，緩和農(nóng)民的對抗情緒。后來又與獄中的帕涅爾談判，以制止農(nóng)民的“恐怖行為”為條件釋放帕涅爾和土地同盟的領袖。當愛爾蘭小資產(chǎn)階級恐怖分子刺殺愛爾蘭事務大臣卡溫狄士及其助手波爾克時他就利用這次恐怖行為頒布為期三年的“防止罪行法”，大批逮捕愛爾蘭人，以達到他鎮(zhèn)壓“土地同盟”運動的目的。格萊斯頓在二任內(nèi)閣中對愛爾蘭采取的這種時而鎮(zhèn)壓時而安撫的政策，不僅沒有平息愛爾蘭的民族解放運動，反而導致自己的垮臺。1885年6月在英國議會里討論預算問題時巴涅爾和愛爾蘭議員們聯(lián)合保守黨一起投票推翻格萊斯頓第二屆政府，巴涅爾的行動使格萊斯頓看到愛爾蘭自治黨在議會中是一支能夠推翻任何一個政府的舉足輕重的力量，只有允許愛爾蘭享有有限的自治權才能保持大不列顛帝國對它的統(tǒng)治，并以自治法案作為與保守黨進行政治斗爭的手段，因此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致力于爭取實現(xiàn)愛爾蘭自治法案的斗爭。1886年格萊斯頓第三次組閣，于4月8日提出第一個自治法案，根據(jù)這個法案時愛爾蘭可以有自己的議會和內(nèi)閣，但是外交、軍事、關稅仍掌握在不列顛內(nèi)閣手中。

（十一）法案提出后他在下院發(fā)表極為動聽的演說，呼吁各方同意這一法案，不料遭到自由黨內(nèi)部以約瑟夫·張伯倫為首的具有帝國主義情緒的自由黨合并派的反對。1886年6月他們和保守黨一致投票反對自治法案，格萊斯頓政權只維持幾個月就倒臺。1892年83歲的格萊斯頓第四次組織政府，于1893年2月13日提出第二個愛爾蘭自治法案，從當時下院的力量對比來看自治法案是很難被通過的。由于他力排眾議，經(jīng)過長時期辯論后法案于9月1日以301票對267票的微弱多數(shù)通過，當這個難產(chǎn)兒被送交上院時上院的議員經(jīng)過四天的辯論，以419票對41票的懸殊票數(shù)予以否決。這時格萊斯頓清楚地看到自己在政壇上已經(jīng)日暮途窮，再也沒有能力控制議會。此外他還反對大量增加海軍經(jīng)費，最后一次演說就向女王呈遞辭職書，退出政治舞臺。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英國資產(chǎn)階級在喪失工業(yè)壟斷地位和國內(nèi)壟斷組織不斷出現(xiàn)的情況下越來越把殖民地看成是不列顛帝國存在的生命線，他們害怕愛爾蘭自治將會在別的殖民地中引起連鎖反應導致英帝國的瓦解，資產(chǎn)階級堅決反對自治方案，因此格萊斯頓在愛爾蘭問題上遭到失敗是必然的。但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曾不止一次地說：“我以我所經(jīng)過的半個世紀為滿意，我并不羨慕我的繼任者”。最后這位曾經(jīng)顯赫一時的資產(chǎn)階級政治家終究不能適應壟斷資產(chǎn)階級的需要，抱著終身的遺憾于1898年5月離開人世，葬于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墓地。

阿瑟·詹姆斯·貝爾福

（一）阿瑟·詹姆斯·貝爾福（1848年－1930年）是第一代貝爾福伯爵，1902年至1905年出任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的外甥。巴爾福剛剛接替索爾茲伯里侯爵就任首相，他正在聽年長的羅斯伯里伯爵的忠告：“千萬不要忘記，亞瑟，這座花園屬于唐寧街10號，與11號毫不相關?！边@就是羅斯伯里的特點，他竟會提出這樣一個毫不相關的特權問題。可是巴爾福在這樣的時刻是不可能有心思考慮這個問題的，盡管他們所受的教育和教養(yǎng)相同，然而他兩人卻有不同的氣質。年紀輕輕的巴爾福經(jīng)歷比較充沛，也比較現(xiàn)實。他是一個蘇格蘭貴族，生于1848年7月25日，他的父親詹姆斯·梅特蘭·巴爾福是一位富裕的地主，他的母親是布蘭奇·蓋斯科因---塞西爾，因此他是令人敬畏的保守黨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的外甥。巴爾福有一萬英畝的地產(chǎn)，在福思灣的南岸的羅斯伯里的莊園以東幾英里處。和羅斯伯里一樣的是他先上伊頓公學，然后再到劍橋大學，他在那里學習哲學和自然科學。他沒精打采、萎靡不振的外表與他的美學興趣結合起來使人覺得他是個柔弱的人，這樣的人當時被稱為“頹廢派”。巴爾福熱心于草地網(wǎng)球，后來又迷上高爾夫球。他柔中寓剛，被梅·利特爾頓的嫵媚所吸引，也許他已愛上她，就像她似乎愛上他一樣。當這位姑娘于1875年死于傷寒后他在倫敦街頭徘徊幾個小時，請求將屬于他母親的一枚戒指放到她棺材里。

（二）在他的一生中他都與梅的妹妹拉維尼婭以及她的丈夫一起紀念梅的去世，盡管后來他也結交一些女性，而且與其中一位的關系無疑是十分熱烈的，然后他卻從未表現(xiàn)出絲毫想結婚的愿望。他是一個不尋常的家庭中的一員，他的哥哥尤斯塔斯是個相當有名的建筑師，因宴飲無度而死。他的弟弟弗蘭克（巴爾福認為弗蘭克是家族中最有才華的人）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世界胚胎學的權威，他在1882年登山時喪生。另一個弟弟因為偽造支票而被放逐到澳大利亞，作為議員之子（他父親在他6歲時去世，留給他一筆價值400萬英鎊的財富的大部分）的巴爾福自然應當成為一名議員，作為索爾茲伯里侯爵外甥的他的選區(qū)是哈福德。1874年他當選為議員，當時他26歲。他起初并不急于在議會發(fā)表演說，后來他終于發(fā)言，但頭幾次講話沒有什么效果。他曾陪同他的舅舅索爾茲伯里出息柏林會議，在那里遇到俾斯麥，俾斯麥問他是否是《先人錄》中所提及的伯利的巴爾福的后裔（他不是）。他是被譽為“第四黨”的四個年輕保守黨議員（他們在倫道夫·丘吉爾勛爵領導下使政府感到頭痛）最不活躍的一個，當政治失去吸引力之時他便以倫敦社交界的樂趣來聊以安慰，他結識其中一些服飾華麗、才氣橫溢的紳士和淑女，當時倫敦市有智之士云集之地，這種狀況一直保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為止。他成為其舅父索爾茲伯里的私人秘書，1887年在他在議會中呆了13年以后他的舅舅任命他為愛爾蘭總督，當時愛爾蘭正在經(jīng)歷其周期性混亂階段之一。

（三）最初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對讓這個“客廳里的裝飾品”來設法處理他們本地的恐怖主義感到好笑，但不久他們就開始抱怨“殘忍的巴爾?！钡乃魉鶠椤Ｋ麌绤柕挠行У慕鉀Q犯罪問題。他提出改善經(jīng)濟狀況的措施，他敢作敢為且毫無恐懼之心，在這之前很少有人聽說過他，從現(xiàn)在起他就名聲大振。他認為愛爾蘭之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為英國人心腸太軟，他知道一項強制和仁慈并用的政策，有好多年愛爾蘭民族主義分子似乎已被他扼殺。他在愛爾蘭工作結束以后便前往德國拜羅伊特參加那里的音樂節(jié)，在下院中他逐漸成為一位令人膽怯、技巧嫻熟的辯論家。他以十分懷疑的態(tài)度看待當代政治中的各種趨向，民主（即全民參政）正在造就這樣一種人，他們是政治家而不是別的什么人，他們是職業(yè)政治家，他們無可避免的政治活動視為促進其職業(yè)利益的一種方法。上院的威望正在下降（下院也一樣），它已不能象過去那樣減緩時代潮流的沖擊。毫無疑問要取消上院將是極為容易的，可是要用一桿較受尊重也較為有效的機構取代它卻是人們智力所不能及的。由于巴爾福有這樣的思想，他不大可能向民眾發(fā)出強有力的呼吁，他們剛剛獲得選舉權，而且準備用這種權利實現(xiàn)對他們來說似乎具有吸引力的目的。當然也是自私的目的，他認為多數(shù)人的專制到頭來將會產(chǎn)生另一種形式的b政。

（四）諸如此類的哲學思想對選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索爾茲伯里政府的后幾年中他們已被約瑟夫·張伯倫狂熱的帝國主義觀點和正在逐步蠶食自由黨反對派左翼的、激進派半社會主義綱領弄得暈頭轉向。從當時的情況看巴爾?？赡軙絹碓矫撾x自己的黨、脫離整個國家?？墒桥c此同時他無論是在下院和政府中還是在野期間（1892-1895），他都是索爾茲伯里的副手。他仍保持對科學的興趣，甚至對高度理論性的科學亦如此，因此在1895年盡管他還不是一位信仰者，但是卻成為心里研究學會的主席，在他的生活中這是使政治家們覺得難以理解的特點之一。不久人們認為他過于懶散，不適合擔任這一職務。他在教育法案問題上遇到困難，這項法案受到教派爭執(zhí)的威脅。后來因為在殖民地問題上與德國的關系也遇到麻煩，殖民大臣張伯倫認為于德國結盟是可能的，而索爾茲伯里對德皇威廉二世極不信任。1899年第二次布爾戰(zhàn)爭爆發(fā)后索爾茲伯里的健康每況愈下，1902年他離任后巴爾福接替他。那個時候愛德華七世已登上王位，貝爾福與這位新國王的關系是脆弱的，愛德華思想懶散，左右多輕浮之輩。

（五）張伯倫極力主張通過關稅來保護貿(mào)易，而貝爾福在這一問題上比較講究實際，這也在政府中造成麻煩。問題的實質是英國已失去它自工業(yè)革命以來所享有的貿(mào)易方面的領先地位，一批主張自由貿(mào)易的托利黨人的出現(xiàn)使政治復雜化，就像十年前自由黨統(tǒng)一派所干的那樣。這時貝爾福的最大成就就是創(chuàng)建一個在他這個首相領導下的“帝國國防委員會”，因此他負責協(xié)調整個大英帝國的防務。就是因為他對防務的關注，他在職的時間超過任期，以確保軍隊用新式的重18磅的槍支武裝起來。1905年他一已領導下院達10年之久，在這期間約瑟夫·張伯倫把“帝國優(yōu)惠關稅”問題提到議程的最前面來。貝爾福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是曖昧的，他的領導是猶豫不決的，“精英會”成員之一的哈里·卡斯特說他對自己的觀點諱莫如深。托利黨內(nèi)部的不滿情緒在整長，貝爾福認識到是他該走的時候，那年12月他辭職，接著進行選舉，保守黨政府被擊敗。在保守黨統(tǒng)治近20年以后這并不令人意外，最有意義的是53名工黨成員現(xiàn)在已成為下院議員。奧斯丁·張伯倫認為事情的發(fā)展將以自由黨的分裂而告終，對貝爾福來說直接的后果是他丟失在曼徹斯特的席位?？墒撬菚r主要興趣是“猶太復國主義”問題，他會見當時曼徹斯特大學的一名示教者魏茨曼博士時魏茨曼博士使他相信應當為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民族家園，同時他認為必須制止大批猶太人涌進英國的現(xiàn)象。

（六）1908年自由黨首相亨利·坎貝爾·班納曼去世后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接替他的位子，他采取的頭幾項行動之一就是召喚貝爾福參加“帝國國防委員會”的討論。1914年他正是成為該委員會成員，但是在這之間他的黨派在斗爭中僅起者次要作用，盡管他在1906年作為英國倫敦商業(yè)區(qū)的代表回到下院。他不再堅信“關稅改革”，而關稅改革對他的遭受失敗的黨來說已成為一項日益重要的事業(yè)，沒有它的話黨的綱領將會成為什么樣呢？他的副手博納·勞的忠誠是靠不住的，貝爾福必須下臺的呼聲也變刺耳起來。1909年當勞合·喬治提出他的預算案后全國輿論轉變了，自由黨人在補缺選舉中連連失敗，那項預算案旨在通過增加對富人（特別是對地主的）賦稅來收回失去人心。這項預算案遭到貝爾福領導的保守黨人激烈的反對，預算案在下院中是通過，但能否在上院通過呢？上院否決它。接著舉行一次大選，兩黨當選人數(shù)差不多相等，這樣權利就落入工黨和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手里。1910年5月國王去世后一種新的因素又被帶進這一局勢當中，現(xiàn)在首要問題關系到上院的權利。1910年進行第二次大選，進一步肯定大選的決斷，或者說是非決斷。上院議員面臨著自由黨的在一種威脅，即冊封更多的新貴族來確保議會法案的通過，限制上院的權利，貝爾福認為應該接受這一議案。

（七）由于對這場斗爭感到厭惡，他在1911年11月辭去黨的領導職務，而安德魯·博納·勞絕非貝爾福的朋友。這時他的政治生涯應該結束，可是相反的在某種程度，更壯麗的前程就在前頭。不是作為黨的領袖，當然也不是作為首相，而是作為他所預見的那場戰(zhàn)爭而變的十分必要的，新的政治集團中的一位重要政治家。由于戰(zhàn)爭越來越近，各種過去看來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被迅速地擱置到一邊，因此“愛爾蘭自治法案”在1914年7月被無限期地推遲。一年后貝爾福在一屆聯(lián)合政府中擔任英國海軍大臣，他要對撤離加利波利以及后來關于日德蘭海戰(zhàn)的第一個公報負責，該公報根據(jù)海軍部所知道的情況對戰(zhàn)況做了很坦率的報告。實際上情況并不那么糟，于是人們指責貝爾福制造大量不必要的失望情緒。在聯(lián)合政府領導權所引起的危機上他認為阿斯奎斯應該離職并代之以勞合·喬治，而勞合·喬治認為貝爾福應該退出英國海軍部。1916年12月貝爾福成為勞合·喬治政府中的外交大臣，四個月后他啟程去華盛頓，華盛頓現(xiàn)在是一個作為英國盟友而參戰(zhàn)的國家的首都。伍德羅·威爾遜總統(tǒng)對他的到來已有所準備，他受到美國駐英大使沃爾特·佩奇發(fā)回的一份介紹。據(jù)佩奇將說貝爾福是位“高嗓門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越研究他就越感到他的魅力，對他的興趣也越來越大，他的美國之行被視為是極大的成功。

（八）從這時候他便安定下來，以老一輩的政治家的身份發(fā)揮作用，而按其氣質和能力，他也非常適合擔任這種角色的。他的生活過的即舒服又有益，1922年他被冊封為伯爵，同年又被授予嘉德勛章。他在1917年11月發(fā)表“貝爾福聲明”，聲明建議猶太人應當在巴勒斯坦有一個民族家園，這是他對世界政治的巨大貢獻，此舉使他在猶太復國主義分子中成為英雄，那時這些人（在納粹迫害之前）只不過是世界猶太人中的一部分。這對貝爾福來說是種奇怪的事態(tài)發(fā)展，不過人們可以從他與猶太復國主義分子的領袖查姆·韋茲曼博士的友誼中找到部分原因，也可以從撫育貝爾福成長、令他敬畏的母親那里找到部分原因。他的母親是蘇格蘭教會和圣公會低教派的信徒，他對猶太人的態(tài)度就像為他作傳的肯尼思·楊說的那樣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認為猶太人是個具有高度天賦的民族，但另一方面他對猶太人在一個非猶太人社會中享有的地位又感到不安。他譴責反猶太主義，但又限制移民入境，他開始認識到猶太人必須得有個民族家園。韋茲曼使他確信只有巴勒斯坦可行， 結果就是那項聲明。民族家園意味著什么呢？巴爾福向內(nèi)閣解釋道英國、美國或其他國家將對其實施某種形式的保護，將向他們提供充分的方便條件去實現(xiàn)自救，但這并不意味著早日建立一個獨立的猶太國。他于1930年3月19日去世，終年82歲。他去世時還為金錢而焦慮，因為他曾投資于一項用泥碳做工業(yè)燃料的項目，結果連老本都賠進去。他懼怕貧窮之心被夸大。

（九）不過他建在惠廷厄姆的圖書館卻不得不賣掉，他死的有如一位哲學家那樣安詳：“在我還沒有實際經(jīng)歷的情況下根據(jù)我自救的判斷，我認為我對死亡毫無畏懼之心?！彼俏挥猩裾撜?，一位信仰個人崇拜的有神論者。1917年11月2日時任英國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發(fā)表《貝爾福宣言》，宣布英國內(nèi)閣支持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民族之家”，《貝爾福宣言》是英國的中東政策和以色列建國歷史上一個重要文件?！敦悹柛Ｐ浴纷畛跻?917年11月2日英國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致英國猶太人領袖沃爾特·羅斯柴爾德（第二代羅斯柴爾德男爵）的一封信形式出現(xiàn)，19世紀末歐洲出現(xiàn)大規(guī)模反猶太主義浪潮，同時猶太人中也興起錫安主義運動，提倡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國家。1897年瑞士巴塞爾舉行的第一次世界錫安主義組織大會把目的地定在以色列故國即巴勒斯坦，錫安主義者向世界各大國家（包括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呼吁支持，俄國因為積極迫害猶太人成為他們的敵視對象。當時大英帝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且近年來猶太人在那里的生活較為安定和受保護。英國首相之一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本人就是猶太裔，因此錫安主義者們把英國當成重要的潛在合作伙伴，英國的化學家哈伊姆·魏茨曼利用他的高層關系積極游說英國政府支持錫安主義運動。

（十）同時在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陷入僵持狀態(tài)，同盟國和協(xié)約國雙方意識到錫安主義者在各國的廣泛影響，都希望得到該運動的幫助，但是德國方面礙于巴勒斯坦地區(qū)隸屬盟友奧斯曼帝國的領地未便許諾過多。1916年底以戴維·勞合·喬治為首相的英國政府新內(nèi)閣上任，喬治和他的外務大臣亞瑟·貝爾福都同情錫安主義運動。勞合·喬治在大戰(zhàn)之前曾擔任錫安主義者的法律咨詢，后來在做軍需大臣的時候又結識在皇家海軍實驗室工作的哈伊姆·魏茨曼。1917年英國政府內(nèi)部就是否和如何正視支持錫安主義者的問題進行一場漫長而激烈的辯論，參與辯論的有支持和反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從英國方面看《貝爾福宣言》有多個目的，促使世界猶太人從經(jīng)濟上支援協(xié)約國一方；打消德國爭取錫安主義幫助的計劃；抑制猶太人占很大比例的俄國布爾什維克派使之不與德國議和；離間同盟國政府和其治下的猶太群體。亞瑟·貝爾福頒布的《貝爾福宣言》是世界主要國家正式支持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的第一個宣言，該宣言得到協(xié)約國諸政府的確認，成為1920年國際聯(lián)盟委任英國統(tǒng)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據(jù)。錫安主義者將此理解為英國對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正式支持，從此進入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急劇增加，并且開始無視宣言中“不得傷害其他本地民族利益”的條款排擠本地的阿拉伯人。

（十一）英國政府表示贊同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國家的公開保證，1897年8月以赫茨爾為首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瑞士巴塞爾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之家”的復國綱領。英國對巴勒斯坦垂涎已久，決定利用猶太復國主義攫取巴勒斯坦，進而控制中東地區(qū)。1917年11月2日亞瑟·貝爾福致函英國猶太復國主義者聯(lián)盟副主席羅思柴爾德，信中說：“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并愿盡最大努力促其實現(xiàn)。但應明確理解不得做任何事情去損害目前巴勒斯坦非猶太人的公民權利和宗教權利，或者損害其他國家猶太人所享有的權利和政治地位。”這封信后來被稱為貝爾福宣言，宣言中的“猶太人的民族之家”實即猶太國。貝爾福宣言對猶太復國主義的發(fā)展和中東局勢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宣言得到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協(xié)約國主要國家的贊成。貝爾福宣言是英國政府支持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的最早的政策性文件，亞瑟·貝爾福（1848-1930）代表英王陛下政府以通知的形式致函猶太復國主義聯(lián)盟副主席萊昂內(nèi)爾-沃爾特。羅思柴爾德勛爵宣稱只要巴勒斯坦現(xiàn)存的非猶太團體的公民利益和宗教權或其他國家猶太人民所享有的權利和政治地位不受到損害，英國則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民族之家”，這一宣言得到所有協(xié)約國政府的確認，成為1920年圣雷莫會議上國際聯(lián)盟委任英國統(tǒng)治巴勒斯坦的主要依據(jù)?！缎浴窞楠q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提供依據(jù)，也埋下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阿拉伯人之間的糾紛和沖突的禍根。?

反猶太主義

（一）反猶太主義是對仇恨猶太人或猶太教的思想與行為的總稱，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動機和表現(xiàn)形式，雖然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同屬閃族，但通常反閃族主義指的是反猶太主義。反猶太主義是剝削階級仇視排斥和迫害猶太人的種族主義思想和政策，表現(xiàn)為反動統(tǒng)治階級對猶太人的歧視、限制和隔離，乃至排斥、驅逐和滅絕。反猶太主義可上溯到古代，波斯帝國和羅馬帝國在征服巴勒斯坦期間對猶太人進行剝削和壓迫，猶太人從此開始遷離故土、流散異國。反猶主義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動機和表現(xiàn)形式，但是其中也不乏共通性和延續(xù)性，例如將猶太人視為“謀殺救主基督的人”、“貪婪、陰險”的民族”和“企圖控制世界”的集團，需對世界一切政治和經(jīng)濟問題負責的“幕后黑手”等。反猶主義的思想和行為自產(chǎn)生至現(xiàn)在導致無法彌補的災難性后果，歐洲歷史充斥著針對猶太人的暴力行為，猶太人受到歧視、侮辱、壓迫和屠殺。例如十字軍對猶太人的掠奪與屠殺，15世紀末期西班牙對猶太人的徹底驅逐，19世紀和20世紀沙皇俄國多次泛濫的反猶浪潮。而反猶主義的最高潮則公認是1933年至1945年之間納粹大屠殺，造成約600萬猶太人死亡。歷史上在地中海沿岸地區(qū)進行征服的各個大帝國（例如亞述、巴比倫、波斯和羅馬帝國）都有將自己的宗教與文化強加于被征服民族的習慣，而信仰一神教的猶太人與信仰多神教的其它被征服民族相比時更容易引發(fā)與征服當局的沖突，從而導致征服勢力更殘酷的鎮(zhèn)壓。

（二）征服者通常視猶太人拒絕新的宗教與文化的行為視作對統(tǒng)治者的拒絕的反抗行為，例如前186年敘利亞塞琉古王朝國王安條克四世發(fā)布命令宣布猶太教為“非法”，下令廢止猶太教習俗，焚燒猶太教經(jīng)典，強迫猶太人食用豬肉等。掀起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反猶運動，引發(fā)著名的馬卡比起義。由于絕大多數(shù)猶太人拒絕承認耶穌就是猶太教信仰的彌賽亞（救世主），在《圣經(jīng)·新約》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對猶太人的貶低性描述。而將新產(chǎn)生的經(jīng)典定名為《新約》，把希伯來圣經(jīng)稱為“舊約”也包含著這樣的含義，即上帝已經(jīng)將他的愛從猶太人轉向基督徒，猶太人則從上帝的“選民”淪為“棄民”。而391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后原先猶太人與基督徒在神學上的爭論上升為國家政策，猶太人的宗教與生活開始逐漸受到限制，享有的政治和公民權利一步步被剝奪。例如438年的提奧多西法典中作出猶太人禁止與基督徒通婚，不得修建新的猶太會堂等規(guī)定，雖然基督教反猶太歷史悠久，但他們救主其實是猶太人。歐洲統(tǒng)治者一方面迫害猶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猶太人作為“敲竹杠”的榨取對象。法國統(tǒng)治者在這方面的表現(xiàn)尤為滑稽，從1182年到1321年法國曾四次驅逐猶太人，為了財稅收入又四次召回猶太人。1361年法國國王好人約翰被英國俘虜，為了籌集巨額贖金允許猶太人返回法國，1394年又把他們驅逐出去。

（三）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阿巴·埃班在《猶太史》中曾寫道“他們（猶太人）在英國短暫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中世紀猶太人的命運，始則受鼓勵，繼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則遭驅逐?！苯鷼W洲資本主義興起以后猶太人在經(jīng)濟競爭中的優(yōu)勢也成為非理性反猶的新借口，一些反猶組織通過聯(lián)合抵制的辦法反對猶太人，把猶太人排除在一些行業(yè)和社團組織之外。在奧地利一些反猶主義者在報紙上和集會上就公開打出“不從猶太人處購貨”的口號，法國反猶分子愛德華·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國猶太人》一書中竟然提出：“法國的經(jīng)濟蕭條和社會貧困是猶太人的罪過，他認為猶太人在法國人口中雖然只占0.25%，可是他們卻掌握著法國一半以上的財富，所以要征收猶太人“顯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財產(chǎn)?！边@本書在出版的當年就售出十萬冊，在社會上起到極大的蠱惑作用。近代的反猶太主義起源于俄國和巴爾干半島，后來發(fā)展到奧匈帝國和法國等國家。沙俄的反猶太主義實質上已成為一項國策，如限制猶太人的住地，禁止他們購買土地、從事農(nóng)業(yè)，不準他們在郵政、鐵道、軍隊等部門供職，甚至一再掀起蹂躪猶太人的浪潮。在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德國，日耳曼種族被宣布為優(yōu)秀種族，猶太人則被宣布為德國人民的敵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納粹黨徒在德國及其所占領的國家殺害600多萬猶太人，反猶太主義是為剝削階級利益服務的，一直遭到進步勢力的譴責和反對。

（四）猶太人大屠殺是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種族清洗，也是二戰(zhàn)中最多人熟悉的暴行之一，在這次大屠殺中近600萬猶太人被屠殺。猶太人大屠殺在英語和德語的名稱為“Holocaust”，此字是來自希臘語，意思是用火犧牲。猶太人則稱其為“Shoah”，來自希伯來語，帶“浩劫”的意思。自1933年起德國納粹黨開始獨裁執(zhí)政，納粹黨開始一個大規(guī)模的反猶太活動，在同一年納粹德國政府撤銷所有猶太裔公務員的職位。1935年通過的《紐倫堡法案》將“猶太人”作出定義，根據(jù)紐倫堡法案時凡有一個猶太裔祖父母以上的德國人都會被視為“猶太人”。紐倫堡法案還剝奪猶太人的德國國民權利，其他法案將一個猶太人與一個非猶太人有性關系非法化，1938年納粹德國已經(jīng)禁止猶太人進入大多數(shù)專業(yè)。1938年11月9日納粹黨策劃一個反猶太集會，稱為“水晶之夜”。在這個集會中有很多猶太人的商店和猶太會堂被破壞。德國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而在歐洲爆發(fā)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不單止納粹黨的反猶太政策極端化，而且這些政策亦伸展到德國占領的地方。德國在1939年9月吞并波蘭以后將他們國內(nèi)和奧地利的猶太人集中在波蘭的內(nèi)陸，稱為“普通政府”的地區(qū)，猶太人20世紀被放置在“強制性猶太人居住區(qū)”之內(nèi)，最大規(guī)模的“強制性猶太人居住區(qū)”是位于華沙。

（五）在華沙的猶太人被迫在1940年11月15日前搬遷到被指定為猶太人的地區(qū)和將這個地區(qū)密封。繼低地國家、法國、波羅的海國家和南斯拉夫受到納粹德國的占領，更多猶太人處在納粹德國的控制范圍內(nèi)。1941年6月22日德國偷襲蘇聯(lián)開始以后德國蓋世太保跟隨德軍，對住在蘇聯(lián)鄉(xiāng)區(qū)的猶太人作出大規(guī)模的大屠殺。蓋世太保最初的殺人方法是用手槍射殺，然后把他們的尸體埋葬在萬人坑里面。但是柏林想出更有“人道”的殺人方法來減低秘密警察的壓力。這個方法是用毒氣殺人。初時秘密警察只用汽車的廢氣來殺猶太人。但是在1942年起德國采用氰化氫來有效地殺死最多猶太人。1941年12月德國在波蘭興建6個殺人的集中營。當中的地點包括奧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這些地點被選擇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都是鐵路的交匯點以及他們都不是軍事上重要的地點。所以納粹黨可以秘密地進行這個殺人計劃。1942年1月20日的萬湖會議落實“猶太人問題的最后解決方法”以后納粹德國開始用這些集中營來殺猶太人。用貨車車廂把猶太人被運到這6個殺人的集中營。在奧斯威辛集中營中被運到的猶太人會經(jīng)過一個挑選過程，可以做苦工的男性會被送到苦工營，而其他的會被送到毒氣室。

（六）被送死的猶太人以為他們是被送到浴室，但是入到浴室的時候他們才知道浴室的蓮蓬頭只會放出毒氣（此為一般人或電影的錯誤認知，德國人是將一種被稱為ZyklonB的氰化氫金屬桶從管道擲入毒氣室中，桶中的氰化氫在室溫中揮發(fā)為毒氣），其他的集中營只有殺人的任務而沒有苦工營的。1944年當?shù)聡浪鼈兊臍鈩菀驯M的時候他們加快集中營殺人的速度，當中包括被德軍占領的匈牙利，當盟軍在1945年初解放波蘭時他們發(fā)現(xiàn)到這些殺人的集中營。整個二戰(zhàn)中大約580萬歐裔猶太人被納粹德國殺死，是歐洲猶太人人口的三分之二。納粹德國也有系統(tǒng)的殺死歐洲的吉普賽人、同性戀者、歐洲東線的敵軍和其他異見人士，當中只有猶太人及吉普賽人只因種族原因被屠殺。自135年猶太人起義失敗后猶太人即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個巴勒斯坦而流落世界各地，中世紀猶太人飽受封建主與僧侶的壓迫，隨著近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在西歐一些國家中猶太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在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等國仍然存在仇視猶太人的現(xiàn)象，弗里德里?！ざ鞲袼?890年在《論反猶太主義》一文中說：“反猶太主義無非是中世紀的、垂死的社會階層反對主要由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組成的現(xiàn)代社會的一股反動逆流，如果反猶太主義在某一個國家能夠存在，那只證明那個國家的資本還不夠發(fā)達?！?/p>

（七）俄國沙皇政府特別仇視猶太人，并竭力煽動工農(nóng)仇恨猶太人，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刺后在敖德薩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在白俄羅斯和波蘭也掀起殘害猶太人的浪潮。1905年革命時期在100個城市里計有4000多猶太人被殺，1萬多猶太人被打成殘廢。19世紀末法國發(fā)生君主派軍閥集團組織審判總參謀部猶太人軍官德雷福斯的案件，誣告他向德國駐法國大使館提供情報，從事間諜與叛國活動，判處他無期徒刑。一些極端分子舉行示威，高呼“槍斃猶太人”的口號，經(jīng)過共和派和主持正義人士的斗爭后至1906年當局才宣布將德雷福斯無罪釋放。在19世紀末的德國曾有20多萬人在致首相俾斯麥的請愿書上簽名，要求褫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十月革命后俄國的猶太人得到解放，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chǎn)階級仍不時挑起對散居于各國的猶太人的仇恨，以轉移國內(nèi)無產(chǎn)階級的視線，掩蓋階級矛盾。20世紀30年代法西斯德國在雅利安人優(yōu)越的種族主義的旗號下將反猶太主義發(fā)展成極端的滅猶主義，納粹黨徒采用槍殺、毒氣窒息、餓死和活埋等手段企圖消滅所占領的波蘭、蘇聯(lián)及歐洲其他國家領土上的所有猶太人，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及其他各地被折磨和殘害致死的猶太人總數(shù)約有600萬人。

猶太復國主義

（一）猶太復國主義也稱錫安主義、猶太圣會主義，是一種猶太民族主義思潮。號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家，復興猶太民族。猶太復國運動是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要求回到古代故鄉(xiāng)巴勒斯坦重建猶太國的政治主張與運動，這種運動追求的是自身民族的自由，然而卻忽視其他民族的合法權益。猶太人返回祖輩所居住的地方的愿望已成為全球猶太人的中心主題，上古時代巴勒斯坦曾存在著以色列國和猶太國兩個猶太人國家，分別于前8世紀和前6世紀被亞述和巴比倫所滅。?自從135年猶太人起義失敗以及在70年羅馬帝國對耶路撒冷的毀滅，135年猶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地區(qū)，然后猶太人就散居到帝國的其他地方，雖然在希臘化時代許多猶太人自愿決定離開巴勒斯坦而移居到地中海盆地的其他地方（這些移居所造就的著名的人士中包括亞歷山大的斐洛）。16世紀唐·約瑟夫·納西就已經(jīng)有借奧斯曼帝國之力恢復猶太國家的嘗試，19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在俄國、法國、德國出現(xiàn)反猶太主義浪潮后形成猶太復國主義的思潮和運動。1882年俄國敖德薩猶太人醫(yī)生利奧·平斯克提出：“人們歧視猶太人，是因為我們不是一個國家，這個問題的惟一解決方法就是建立猶太國?！蓖瑫r在俄國出現(xiàn)猶太復國主義組織比路，并開始猶太人向巴勒斯坦有組織的移民。

（二）發(fā)動現(xiàn)代猶太復國主義的一個關鍵事件是1894年發(fā)生在法國的德雷福斯事件。猶太人被這起在他們認為是自由與啟蒙的發(fā)源地的國家發(fā)生的反猶太主義事件深深地震動。這個事件的一個見證者是猶太裔奧地利記者西奧多·赫茨爾。在1896年他出版的一個叫做《猶太國》的小冊子中他進一步提出猶太復國主義的理論和綱領，并將這個事件描述成一個轉折點、在德雷福斯事件以前赫茨爾曾經(jīng)是一個反猶太復國主義者。在事件以后他變成一個猶太復國主義的熱烈追隨者。然而以前的史學家們一直沒有重視赫茨爾的自述，轉而指出推動現(xiàn)代猶太復國主義普及的主要因素是煽動政治家卡爾·魯埃格所持有的反猶太人主義觀點的流行化。1897年赫茨爾在瑞士的巴塞爾召開第一次猶太復國主義者大會，這次大會成立世界猶太復國主義者組織，推選赫茨爾為這個組織的第一任主席，大會通過的《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綱領》規(guī)定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是在巴勒斯坦為猶太民族建立一個為公法所保障的猶太人之家。"錫安主義"這個字根源于"錫安"，是圣經(jīng)中所提到耶路撒冷的別名，這是奧地利猶太出版商納坦·比恩鮑姆在他1890年的刊物《自我解放》中對猶太民族主義所創(chuàng)的詞。猶太復國主義首先被英國所利用，1917年11月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代表政府發(fā)表《貝爾福宣言》，聲稱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一個民族之家，并為達到此目的而竭盡努力。

（三）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猶太復國主義者不顧阿拉伯人的強烈反對，采用政治、外交、財政以及軍事手段強行組織猶太人向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西部地區(qū)移民，在1882年至1948年間的6次移民浪潮中有46萬多人移居巴勒斯坦，希特勒德國奉行的滅猶政策加快猶太復國主義的發(fā)展。19世紀末期猶太人開始向巴勒斯坦地區(qū)移民，此時該地區(qū)歸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管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奧斯曼帝國瓦解，英國控制巴勒斯坦，猶太復國運動進入嶄新的局面。首先擴大在巴勒斯坦的猶太屯墾區(qū)，開始國家公共基礎建設和籌募建設基金，并且勸阻（或說迫使）英國當局不可采取任何將導致巴勒斯坦地區(qū)成為阿拉伯人占多數(shù)的動作。在英國政府的準許下猶太人向該地區(qū)移民加速，此時主要是來自東歐，尤其是蘇聯(lián)的移民。1920年代猶太人口穩(wěn)定成長，猶太建制亦具國家雛形，但同時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對猶太人移入的抵制升高。國際間猶太人對錫安主義仍存在意見分歧，許多在歐洲和美國的猶太人認為并不需要有一個“猶太故土”，因為即使不支持錫安主義，猶太人一樣能以平等公民身分居住于西方民主國家。

（四）1947年英國宣布他們從巴勒斯坦撤出的愿望，同年11月29日聯(lián)合國大會投票通過一項將巴勒斯坦分割成一個阿拉伯國家和一個猶太國的議案（耶路撒冷成為國際領土）。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馬上爆發(fā)內(nèi)戰(zhàn)，此后猶太復國主義者立即用武力搶占擬議中所謂猶太國的領土，同時強占分治計劃中屬于阿拉伯國家的部分地區(qū)，在4個月內(nèi)迫使30多萬阿拉伯人離鄉(xiāng)背井、成為難民。當時巴勒斯坦地區(qū)的阿拉伯人有120多萬，占總人口的2/3強，但分治決議中的阿拉伯國的領土只占巴勒斯坦總面積的43%。更令阿拉伯人難以容忍的是阿拉伯國的領土支離破碎、互不相連，大部分是丘陵和貧瘠地區(qū)。猶太國則不然，猶太人雖僅有60萬，不到總人口的1/3，然而其領土卻占巴勒斯坦總面積的57%，大部分又位處沿海地帶且土地肥沃、水資源豐富。決議對巴勒斯坦人明顯不公，因此巴勒斯坦人拒絕建國。1948年5月14日巴勒斯坦的猶太人領導人宣布獨立，從而建立以色列國，這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歷史中標志著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因為運動的主要目標已經(jīng)達成。許多猶太復國主義組織采用新方針，而那三個軍事組織也組合而成以色列國防軍。猶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區(qū)大量移民和建立以色列國大大激化同整個阿拉伯民族的矛盾，成為以后中東局勢長期動蕩不寧的重要根源。

（五）在戰(zhàn)爭時期大多數(shù)阿拉伯人口或是逃離巴勒斯坦，或是被驅逐出境，所以猶太人在1948年?；鹁€中的地區(qū)人口中占多數(shù)，直到1967年以前這?；鹁€變成以色列實際上的邊境。1950年以色列國會通過回歸法令，給所有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權利。這法令和從歐洲來的猶太難民潮與之后的被阿拉伯國家驅逐出境的猶太人潮一起導致以色列的人口變?yōu)楠q太人占絕大多數(shù)，而且這個變化看起來是永久的。1968年世界猶太復國主義大會采用了以下的準則：猶太人的團結與以色列在猶太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猶太人從所有國家移民到祖先的土地——以色列地區(qū)；在“預言的正義與和平”之下的以色列國的富強；通過猶太、希伯萊與猶太復國主義教育和強化猶太的文化價值觀與精神價值觀而保存猶太人的身份；在所有地區(qū)對猶太人權的保護。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為散居世界各地、使用不同語言的猶太人屬于同一民族，不應與其他民族融合和同化。解決猶太人問題的主要途徑不是消除產(chǎn)生反猶太主義的階級根源，而是與非猶太人分離，單獨建立一個國家。只要取得宗主國與其他大國的支持和有錢的猶太人的資助，不斷向一確定地區(qū)移民，即可實現(xiàn)這一目標，而無須征得殖民地區(qū)居民（巴勒斯坦人）的同意。

（六）然而事實上猶太人占領巴勒斯坦的理由是猶太人的祖先在巴勒斯坦生活過，可是這不是猶太人擁有巴勒斯坦的理由，因為當一個民族擁有一塊土地超過50年時他就擁有這塊土地。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生活幾千年，猶太人的主體已經(jīng)離開巴勒斯坦，他們已經(jīng)不是巴勒斯坦的主體民族。雖然猶太復國主義是以猶太教為根據(jù)將猶太人與以色列地區(qū)聯(lián)系在一起的，但現(xiàn)代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本來是非宗教性質的。開始是作為對19世紀末葉在歐洲猖狂的反猶太主義的一個回擊，它是猶太人對在東歐（主要是俄國）發(fā)生對猶太人大屠殺的一個反擊。自以色列立國開始錫安主義這名詞變得常用于指對以色列國的支持，但是其間也存在一系列不同，而且互相競爭的支持以色列的意識形態(tài)切合錫安主義的廣義范疇，例如宗教錫安主義、修正錫安主義和勞工錫安主義。于是錫安主義有時也會用作指定形容這些意識形態(tài)的活動，例如鼓勵猶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活動。雖然舊約的歷史遠超過現(xiàn)代錫安主義運動，但錫安主義這名詞亦會用作形容有千年歷史的舊約與猶太人和以色列國的關系。在一些情況下錫安主義者會比用作泛指所有猶太人，以作為對反猶太主義的一種美化和掩飾，1968年的波蘭反猶運動就是一例。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一）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1852～1928年）是英國政治家，曾任內(nèi)政大臣及財政大臣，1908年至1916年出任英國首相。自由黨領袖。他于1852年9月12日生于約克郡，他的父親是小羊毛商，一個不信奉國教的新教徒，他去世時這個孩剛剛達到入學年齡，他的母親體弱多病。小阿斯奎斯12歲就去倫敦，和他的一個叔叔生活在一起，并進入倫敦商業(yè)區(qū)中學讀書。后來他又帶著一筆獎學金從那里進入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巴利奧爾學院當時以及后來都是培養(yǎng)政治家和行政官員的大苗圃。在那里阿斯奎斯的學業(yè)一直保持優(yōu)秀，大多數(shù)獎賞都為他所得。他作為一名大學教師的前途有了保障，可是律師這一職業(yè)在向他召喚。1875年他離開牛津去倫敦，當他還是個幾乎無人委聘且仍在為生活而奮斗的時候，他偶爾也給報社雜志寫幾篇東西以換取一點稿酬。就在那時他與曼徹斯特一位醫(yī)生的女兒海倫·梅蘭特結婚，她自己有些微薄的收入。他們有4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這些孩子一個個都有非凡的天賦。與此同時一個進入政界的機會到來，通過一位名叫霍爾丹的蘇格蘭律師朋友，阿斯奎斯在他結婚的前一年（1866年）被定為東法夫郡的自由黨候選人。他贏得這個席位。他擔任律師的聘金是有限的，這種情況直到審理皮戈特偽造案過程中他盤問《泰晤士報》經(jīng)理以后才得以改善，這是法庭上的一場勝利，之后他的年收入猛增到5000英鎊。

（二）1891年當他們在阿倫島度假時他的夫人突然去世，丟下他孤身一人和五個年幼的孩子，三年后他與查爾斯·坦南特·巴特爵士的女兒馬戈特·坦南特結婚。馬戈特是位熱情、直率、愛交際的女性，她鼓勵他去享受上流社會的樂趣，而她則是上流社會的一件裝飾品。他在議會中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1892年他提出一項對政府不信任的修正案并得到通過，隨后索爾茲伯里侯爵辭職，格萊斯頓上臺，讓阿斯奎斯擔任他的內(nèi)政大臣。進入議會僅僅六年他就在1892年參加內(nèi)閣，這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而他的政績證明他也是當之無愧的。在一位優(yōu)秀的法官（菲利普·馬格納斯爵士）看來他是本世紀最杰出的內(nèi)政大臣，是一位強有力的辯論家，如果不是一位令人振奮的辯論家的話。當羅斯伯里伯爵接替格萊斯頓以后阿斯奎斯任然擔任內(nèi)政大臣，直到15個月以后索爾茲伯里通過1895年的選舉重現(xiàn)上臺。在那次選舉中自由黨上層的混亂使自由黨遭到慘重的失敗，但阿斯奎斯以更大的多數(shù)占據(jù)著東法夫的席位，就自由黨而言他代表著未來。他在倫敦生活的很有派頭，他在卡文迪什廣場有一所房屋，雇傭14個仆人，還有兩個馬車夫。這對一位在野的政治家來說確實是很大的負擔，因此阿斯奎斯打破常規(guī)，重操律師舊業(yè)，他的律師職業(yè)能使他一年得到5000英鎊到1萬英鎊的收入。

（三）南非的戰(zhàn)爭正在臨近，這時自由黨內(nèi)分成三派，1902年戰(zhàn)爭結束之前有些跡象表明自由黨的團結正在恢復。1903年當約瑟夫·張伯倫公開表示支持“帝國優(yōu)惠關稅”（包括對進口食品征稅）時阿斯奎斯看出自由黨即將在一次新的大選中獲勝的苗頭，他、愛德華·格雷爵士和理查德·霍爾丹達成一向契約，競選勝利后（他們認為這是必然的）黨的領袖坎貝爾·班納曼將出任首相?？墒且M入上院，下院應由阿斯奎斯領導?？墒沁@一刻來臨時亨利·坎貝爾·班納曼毫不退讓，這個定有契約的三人集團又都溫順的在他的政府中擔任職務。接著自由黨取得巨大的勝利，阿斯奎斯就任財政大臣（1905年）成為坎貝爾·班納曼寶座的繼承人。他在任職期間提出三個預算案，在第二個預算案中提出區(qū)分勞動所得和非勞動所得的革命思想。這時議會兩院的固有爭吵又發(fā)生，1908年坎貝爾·班納曼的身體徹底垮了，四月他辭職，國王派人招喚阿斯奎斯，他立即成為首相。他和他的家搬到唐寧街10號，他的夫人馬戈特認為這所房屋不方便，有三個破樓梯。勞合·喬治在內(nèi)閣中任財政大臣，阿斯奎斯在其內(nèi)閣中陷入困境，溫斯頓·丘吉爾和勞合·喬治這樣有權威的大臣一致認為海軍部要求得到六艘新的大型戰(zhàn)列艦是沒有道理的，他們是政府中一個以“經(jīng)濟學家”著稱的集團的成員。

（四）阿斯奎斯建議采取一項折衷辦法，應當立即給予四艘新艦，證明需要時再給四艘。勞合·喬治的第一個預算案（1909年）遭到猛烈的抨擊，它被說成是社會主義的，而且顯然就要遭到上院否決，因為保守黨領袖巴爾福正在慫恿他們這樣做。阿斯奎斯準備冊封足夠數(shù)量的新貴族，以推倒對預算的否決。1910年1月的大選表明獨立自由黨多數(shù)已化為烏有，決定權掌握在40名工黨黨員和70名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他們不喜歡預算對威士忌酒加稅）的手中。這中危機還未解決時愛德華七世國王又去世，新國王喬治五世提議召開一次各黨領袖會議討論憲法危機。會議召開，與會者八人號稱八圣徒。巴爾福說：“這就像個內(nèi)閣，但是要團結的多?！睍h并未解決問題，憲法爭端在新國王統(tǒng)治時期繼續(xù)存在。年底舉行第二次大選，幾乎完全再現(xiàn)上一次大選的結果，上院讓步了，因而也就沒有必要采取冊封大批新貴族（這種很難說是體面的權宜之計）。新的、更加危險的問題擺在面前，碼頭、煤礦工人罷工以及由潘克赫斯特夫人領導的鼓吹婦女參政的運動。與此同時歐洲上空也是烏云密布，此時正值阿加迪爾危機，丘吉爾和勞合·喬治這兩位兩年前還是經(jīng)濟學家的人現(xiàn)在熱情的支持備戰(zhàn)。

（五）然而當歐洲的危機還未達到頂點時另一種更近的危機動搖英國的政體，一項“愛爾蘭自治法案”（這是第三次）于1913年1月在下院通過，單被上院否決，有必要將這項議案在1914年重現(xiàn)提交議會。產(chǎn)生的一個問題是是否應當把阿爾斯特排除在都柏林議會之外，如果應當那又該到什么程度？斯奎斯要繼續(xù)執(zhí)政就必須得到愛爾蘭民族主義的選票，而民族主義者是反對把阿爾斯特與都柏林政府分隔開來的。非常擔心發(fā)生流血沖突的國王建議召開一次所有黨都參加的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可能產(chǎn)生一項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為尋求一項妥協(xié)方案，阿斯奎斯會晤保守黨領袖安德魯·博納·勞，他們討論應當將阿爾斯特的哪一個郡排除在“愛爾蘭自治”之外，后來阿斯奎斯向阿爾斯特統(tǒng)一派領袖愛德華·卡森爵士建議，可以對都柏林議會為阿爾斯特立法的某些權利擁有特別否決權。接著他說服愛爾蘭民族主義領導人雷德蒙同意一項將阿爾斯特排除出愛爾蘭議會之外的為期三年的方案，但是所有這些事件都因人們所知道的“克拉嘩變”而黯然失色。在這次嘩變中有58名騎兵軍官寧可辭職也不愿被派去壓制阿爾斯特，但實際上并沒有任何讓他們?nèi)ジ芍T如此類的事情的意圖，威廉穩(wěn)定局勢，阿斯奎斯接管陸軍部。

（六）1914年7月下旬在白金漢宮舉行一次會議，試圖解決愛爾蘭問題，但失敗了。后來歐洲戰(zhàn)爭將愛爾蘭問題推到次要的地位，阿斯奎斯同意博納·勞的看法是認為必須等待，直到這種更大的沖突結束。他是否認為經(jīng)過一段時間會他留在議會桌上的那些事項還會依然如故呢?戰(zhàn)爭來臨時阿斯奎斯作為英國政治首腦的生涯也即將結束，他毫不猶疑的領導英國投入戰(zhàn)斗，接受他的老友約翰·莫里勛爵和約翰·伯恩斯的辭職，任命霍雷肖·赫伯特·基欽納元帥為陸軍大臣。他可以回顧（但是他未必會這樣做）他在領導國家政府期間所取得的成績，這屆政府奠定福利國家的基礎，即養(yǎng)老金條例、失業(yè)保險、勞工介紹所、健康保險。他主持與上院的立憲斗爭，以取得一半勝利而告終，上院的利爪已被剪除，但是改革上院的要求仍未實現(xiàn)，雖然如如但成就還是驚人的，并一直保持無與倫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艾德禮執(zhí)政時期為止。在其最后階段舊的自由黨統(tǒng)治的不列顛表現(xiàn)出的活力和目標的穩(wěn)定性，這與格萊斯頓的黨是相稱的。阿斯奎斯擔任其首腦，完全控制著他手下以奇異方式搭配起來的、天賦各異的一班人馬，不提別人，單提及勞合·喬治、溫斯頓·丘吉爾、理查德·霍爾丹和愛德華·格雷就行了。指揮這樣一支軍隊而聽不到什么表示不滿的竊竊私語，這就可以看出阿斯奎斯在1914年是怎樣一個人了。

（七）戰(zhàn)爭需要完全不同的政府，他只能抱有一個目的，其它的一切政策都必須無條件的服從這一目的。戰(zhàn)爭要求大臣們首先是行政家，然后才是政治家。一位戰(zhàn)時的首相不僅需要智慧，還需要精力。他不會因為競選失敗而遭到譴責，但會因一次戰(zhàn)斗的失利而遭到譴責。在達達尼爾海峽的軍事失敗，最后導致自由黨政府被一個聯(lián)合政府所取代?？梢哉f加里波利之戰(zhàn)是丘吉爾的戰(zhàn)役，可是阿斯奎斯是首相，實際上是總司令，負責任命人選，因此也承擔他的手下一位將軍的過失。事情更糟的是阿斯奎斯不相信丘吉爾的判斷，在法國一次戰(zhàn)役失利的將軍們把失敗歸咎于炮彈不夠，后來在帕斯亨達勒就看得出來過多的炮彈同樣可以造就軍事上的失敗。但是其時報界對大臣進行指責，首先是非難阿斯奎斯，報界宣傳中充滿怨恨和惡意，達到令人吃驚的地步。然而它也報道一些實情，阿斯奎斯正變的衰老，他有時疲憊不堪，他又在酗酒。雖然據(jù)說他從來沒有醉倒影響他的判斷力的程度，但這是他的敵人死死抓住不放的一個事實。他不能夠以足以狂熱投身于戰(zhàn)爭，也無心在政治上勾心斗角（然而這正是勞合·喬治及其喜歡的），他對保守黨領袖博納·勞的才能和聲望也不大看得上。

（八）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前面，即征兵問題，阿斯奎斯夸大公眾對此項法案的不滿情緒以及1916年復活節(jié)愛爾蘭發(fā)生的叛亂。那時愛爾蘭總督時阿斯奎斯的一位老朋友奧古斯丁·比勒爾，但對首相來說這并沒有使問題變得容易解決。個人的不幸使情況更難以忍受，多年來阿斯奎斯一直與一位年輕的女子互通情書，她名叫維尼夏·斯坦利。她美麗動人、聰明伶俐，他將心腹之話傾訴于她，偶爾也泄露國家機密?？墒窃跊]有預兆之下她突然宣布她很快就要同她以前拒絕過的、阿斯奎斯的最忠實的政治支持者埃德溫·蒙塔古結婚，眾所周知通信戀愛至少對其中一方是種極大的痛苦，斯坦利小姐覺得這樣下去難以忍受。這個打擊降臨在阿斯奎斯之時他情緒低沉，再此之前他對托利黨提出不讓霍爾丹在計劃成立的聯(lián)合政府內(nèi)擔任大臣的要求做了讓步。這種對老朋友的背叛時他認為是卑鄙的。戰(zhàn)爭脫下來，它造成越來越大的、可怕的傷亡（包括阿斯奎斯的兒子雷蒙德，他在法國索姆河戰(zhàn)役的頭幾個小時就喪生了）。同時內(nèi)閣發(fā)生激烈的爭吵，內(nèi)閣成員蘭斯多恩侯爵在阿斯奎斯的建議下起草一份備忘錄，他在其中為贊成與德國人進行公開談判而辯解。

（九）“我們正在緩慢的，但卻是穩(wěn)步的消滅不列顛群島上的優(yōu)秀兒男·····”悲觀厭戰(zhàn)的情緒達到頂點。1916年11月17日這份備忘錄在內(nèi)閣中傳閱，不久就泄露到報界，被用作攻擊首相指導戰(zhàn)爭不利的新材料，盡管實際上阿斯奎斯并不同意備忘錄的觀點。報紙上大張旗鼓的宣傳恰好配合又勞合·喬治、博納·勞和馬克斯·艾特肯爵士參加的政治陰謀，對這些陰謀時阿斯奎斯既不能也不愿意進行反擊。勞合·喬治現(xiàn)在發(fā)出最后通牒，要么重組一個三人戰(zhàn)爭指導委員會，由他自己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要么他就辭職。經(jīng)過混亂、激烈的會談后阿斯奎斯于1916年12月辭職，他任首相達八年之久。由激進派勞合·喬治領導的政府中的主要部門都掌握在保守黨手里。布萊克勛爵說：“政府的改變敲響舊的自由黨的喪鐘?！睂Π⑺箍箒碚f說最慘重的打擊是他的老朋友亞瑟·巴爾福投敵，阿斯奎斯夫人說這點他永遠也不能理解。在1918年的大選中阿斯奎斯丟了東法夫的席位，但是在1920年又贏得佩斯利的席位（4年后又失去它）。1925年他成為牛津伯爵和阿斯奎斯伯爵，幾個月后又獲得嘉德勛章，這對他是個很大的安慰。他的悲慘命運是主持其一度是偉大的黨的衰亡，1928年2月15日他離開人世。

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

（一）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是成立于1932年的英國法西斯組織，領導人為奧斯瓦爾德·莫斯里。莫斯里原為英國議會保守黨議員，后成為工黨黨員，1930年擔任麥克唐納內(nèi)閣的不管部長。當時英國經(jīng)濟狀況急劇惡化，失業(yè)工人達300萬，而在造船工業(yè)區(qū)失業(yè)人口達勞動人民總數(shù)的60%。莫斯里趁此提出自己的所謂“民族綱領”，它包括一系列同失業(yè)作斗爭的措施，綱領實質上是要用軍事法西斯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形式來使壟斷資產(chǎn)階級擺脫危機。當綱領遭到工黨領導人拒絕以及他企圖趁亂奪取工黨大權的陰謀未能實現(xiàn)時莫斯里又于1931年重新建立一個新黨，不久莫斯里大談法西斯主義，受到鼓吹“鐵腕”政府的“報業(yè)大王”羅瑟米爾爵士和最富有的地產(chǎn)大王密漢頓勛爵等人的支持，他們給他以經(jīng)費。他還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保持密切聯(lián)系，不斷向他們學習經(jīng)驗，于1931年5月派遣一個代表團去德國研習法西斯分子的工作方法。1932年1月莫斯里來到意大利并與墨索里尼見面。這次會面墨索里尼給莫斯里留下深刻印象，1932年9月正式成立“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

（二）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主要由一些落魄分子和小資產(chǎn)階級的反動分子組成，此外還有一些頭腦簡單的大中學生和前集中營警衛(wèi)隊中的中下級軍官，涉及面較窄。同任何法西斯組織一樣，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極力攻擊議會制，鼓吹法西斯主義。他們認為資產(chǎn)階級議會是無所事事者，是耽誤國事。他們也主張建立資產(chǎn)階級議會，但要讓議會授予政府以命令行事的全權。他們主張“組合國家”，即像人體一樣各個器官既能單獨工作，又能與整體一道和諧地工作，并同總目標聯(lián)系起來，這就國家而言就是法西斯政府。他們還反對民主，主張軍事化，鼓吹反共產(chǎn)主義。在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成立之日莫斯里出版《大不列顛》一書，強調要和平過渡到法西斯制度，使英國法西斯主義表現(xiàn)某種理性的特點，具有某種使人敬畏的形態(tài)。從此每次法西斯集會都令其黨徒舉著國旗，并以唱國歌來結束集會，表現(xiàn)對君主制的尊重。?莫斯里在《星期六周報》上親自撰文鼓吹：“法西斯主義不僅與保守主義不盡相同，且和朦朦朧朧的社會主義及有害的共產(chǎn)主義大不相同。法西斯主義給戰(zhàn)后政治帶來新的綱領、新的哲學，法西斯主義對舊世界政治上‘左’的和‘右’的發(fā)起挑戰(zhàn)。它不僅產(chǎn)生新的政府體制，且產(chǎn)生新型的人，是不同于舊世界的政治家的另一個星球上的人?！?/p>

（三）希特勒掌政后僅兩個月莫斯里就宣稱：“我們應該比德國更快地取得政權?！彪S后他在法西斯的道路狂飆突進，尤其在妻子病故后莫斯里更是全身心投入到法西斯運動中。1933年秋莫斯里開始籌資購買地基興建大樓，待大樓落成后命名它為“黑衫黨之家”，這個“黑衫黨之家”主要用作運動領導的辦公地點，特別是組織機構的活動場所。莫斯里希望組織能吸引年輕人，尤其在失業(yè)高峰時期把失業(yè)青年吸引到此過半軍事性生活并接受訓練，使其成為法西斯聯(lián)盟的“I”衛(wèi)隊（相當于希特勒的沖鋒隊）。1934年至1937年是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最猖獗的時期他們頻繁活動，例如搞集會、搞示威；大肆進行反蘇、反猶主義的宣傳；鼓吹德意法西斯主義；襲擊工人階級和進步力量。1934年6月7日約四萬人的法西斯分子在倫敦奧林匹亞大廳集會，莫斯里當著法西斯警察的面攻擊不聽他的話和在某種程度上表示不滿的人，令黨徒們痛打對法西斯表示不滿的人。1936年10月5日法西斯聯(lián)盟的黑衫軍來到倫敦東區(qū)，穿過猶太人居住的大街，其目的是要在該地區(qū)進行一次大檢閱。

（四）由于當時工人們成群結隊試圖阻止莫斯里進入該地區(qū)，隨后黑衫軍舉行游行示威，街道被法西斯分子所堵塞，終于引起反對者的不滿，雙方發(fā)生激烈沖突，史稱“卡伯爾大街的斗爭”。為維持秩序，警察驅散包括驅散黑衫軍在內(nèi)的人群，導致這次游行示威虎頭蛇尾、狼狽收場。一周后黑衫軍采取報復行動，約百名年輕人沖進猶太人集居的大街，搗毀猶太人商店櫥窗，并對猶太人施暴，上演英國版“水晶之夜”。不久后莫斯里前往柏林會晤希特勒，此后一直與德國納粹來往過密，并試圖在英國建立親納粹的電臺，但莫斯里回國后他一心想扶持的愛德華八世宣布遜位。1937年莫斯里企圖通過大選奪取政權，但“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選票慘淡，再次落敗。二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莫斯里公然反對英國對德國宣戰(zhàn)，1940年5月英國保守黨政府根據(jù)對潛在的敵特采取預防性措施的立法，逮捕莫斯里和約800名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的積極活動分子，逮捕行動繼續(xù)到當年年底。被捕者總數(shù)達8000人之多，其中許多人為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成員，1942年英國法西斯聯(lián)盟正式被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