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座城。它可能與你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也可能它和你只有過匆匆一面。

在你的一生中 ，有幾個地方，甚至只有一個地方，發(fā)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這里。”

對清華美院教授蘇丹來說，“鬧城”太原就是他心中的“這里”。今天和你分享一篇關于這個城市的文章。

城市的起源始于貿易和軍事的目的，而城市的興衰變化得益于“鬧”。
“鬧”是個中性詞，褒貶各半，客觀地表達著人類在生命和社會中的各種行動。
“鬧”在山西方言之中是個寵兒，它的含義幾乎涵蓋了人類的一切行為，就像我們今天口語中已上位的“干”“抓”一般。和“干”“抓”堂而皇之在國家喉舌中反復吞吐相比較，我發(fā)現“鬧”著實有點憋屈，它始終沒有實現自我超越，一直步履蹣跚于鄉(xiāng)黨的口中，帶著濃郁的黃土氣味。
但若是表述和三晉大地有關的記憶，描述曾經發(fā)生在我視野中的各種人和事件，渲染早已逝去的時空氛圍，還非“鬧”不可。

除了其動詞的詞性，“鬧”字還有形容詞的詞性，來比喻環(huán)境的熱烈、喧囂等感官刺激。記憶是一部壓縮機、一套篩子，留下的都是大事、趣事、怪事，“鬧”都是這些事的表象，要么驚世駭俗，要么震耳欲聾。

在龍城的現當代歷史中，“鬧”的景象此起彼伏，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煙塵滾滾的工業(yè)建設，六十年代洶涌的紅色波濤，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流變不息的時尚大潮?！棒[”既是一個城市發(fā)展變化的動因，還是一個城市生命的跡象，它形象、生動，深入人心。
太原人喜歡用“鬧”來表達一切，“鬧”是一個基本的字眼，每一天它都會匯聚在鼎沸的人聲中, 合成這個龐大生命體的呼吸聲；它亦如圖像中的像素，永不停息地繪制著這個城市的歷史肖像。
但是如果改變時間的參數放大來看，每一個像素又是歷史上醒目的一瞬之間，夾雜著世事滄桑，交織著人間的喜怒哀怨。

如今的太原城：

城市形態(tài)方面：一座被鬧成了一攤，郊區(qū)鬧成了城市，公園鬧成了盆景，工廠鬧成了住宅，宿舍鬧成了小區(qū)，大馬路鬧成了立交橋，由地面鬧到了地上，由地上鬧到了地下；
生活方面：面食鬧成了米飯、比薩，白酒鬧成了紅酒、香檳，方言鬧成了普通話，大浴池鬧成了桑拿洗浴；
文化方面：書店鬧成了網吧，俱樂部鬧成了會所；
精神狀態(tài)方面：鬧革命變成鬧錢。

《鬧城》是一部圖文對照的個人口述史，它的文化背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后的強國夢和工業(yè)化建設。
1949 年后，這個古老的城市被政權賦予了新的使命，在原有的基礎上大力“鬧”工業(yè)成了新時期的主要任務。
規(guī)劃到1958 年66 萬人，到1974 年80 萬人；規(guī)劃了北郊、城北、河西北部、河西中部、河西南部五個新工業(yè)區(qū)及相應的生活居住區(qū)；確定汾河和迎澤大街城市軸線，棋盤式路網。
很快，一條東西向的大街沿著舊南城墻根開拓了出來，這是一條新龍城的橫向主軸，在景觀上貫通了東山到西山的廊道，在交通上跨越了南北向的汾河。它和那條寬闊但斷斷續(xù)續(xù)的河床構成了新太原的架構，顯然這是工業(yè)時代的氣魄——天塹變通途，晉陽老城被甩在了一邊。
汾河是龍城的南北向軸線，上游修了水庫之后，它成了一條寬大的泄洪通道。
于是氣象萬新，一條色彩凝重的大河向南奔流而去，一如它焦灼的歷史。

微觀社會的形態(tài)以及人性是這個時代里社會景觀中的一些凌亂的細節(jié)，它們和宏大的理想經常處于矛盾狀況。人們一直在沖突中被和諧，在和諧中沖突著。
本書描述了很多這樣的空間關系和生動的故事，還有許多人物的言語肖像。感恩上蒼賜予我特別的記憶能力，能讓我精準還原那些曾經發(fā)生過的場景，再現那些喧鬧和悲鳴。
我希望自己的敘述表現這種矛盾性在生活中“鬧”出來的荒誕，當我們嘲笑這些荒誕和錯亂的時候，也會察覺這許多荒誕故事背后都滲透著的當事個體曾經經受的苦難。
我們習慣于用時間否認這種“曾經的苦難”，也擅于用集體記憶覆蓋“個體記憶”，這是一種比較消極性的文化，不利于清醒地回顧歷史、面對問題。

許多社區(qū)故事以鄰里關系為線索，再現了一個沒有隱私的時代家庭和家庭之間相處的方式。
社區(qū)的建設是全面的，從政治宣教到社區(qū)衛(wèi)生的維護，還有精神食糧的生產，但歧視和沖突依然存在，并且那些辱罵和嘲弄經常緊緊伴隨正面的贊美和謳歌，就像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但這社區(qū)的確又是一個共同體，人們共同的情感依托于那些引以為豪的事物之上，比如球隊，比如建筑，比如汽水……集體的榮耀如同一種文身，制造了精神圖騰和識別，讓社區(qū)中的每一個成員感到溫暖和親切。
那是一個已然消逝的社會存在，緊密的空間關系發(fā)酵了這種集體認同，到了1976 年唐山地震期間，社區(qū)中的自組織性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家長們輪流值班預報警情，關于地震的各種流言像閃電一般在集體中傳遞，我們變得像沙丁魚和椋鳥一樣敏捷。
最生動的故事是發(fā)生在鄰里之間的，生動是因為具體，越具體就越發(fā)接近于人性。由于一個單元的人數和愛德華·奧斯本·威爾森所提到的“部落”規(guī)模相當接近，空間結構和社會結構就形成了高度重疊。記憶最連續(xù)和清晰的事件也多發(fā)生于此，它們甚至是連續(xù)的，像一部沒完沒了的電視連續(xù)劇。

經常夢回那個社區(qū)，重溫舊夢的感覺五味雜陳。記憶是一部挖土機，挖得越深就會觸及更加細密的記憶神經，人性的惡和善也就會在這些細節(jié)的觸碰中得以重現。

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在我的記憶中，善和惡一直都沒有缺席，我一直在尋求一種超越了“愛”和“恨”的書寫，在回憶中控制自己的情緒，把筆端變成鏡頭。
龍城舊憶就是這樣一幅既氣勢恢宏又一地雞毛的歷史圖景，它的碎片經常浮游在我的腦海之中，拼合這些碎片是出于一種責任，對自己在于重新認識，對歷史則是避免它被掩蓋或篡改。
在美術學院對壁畫專業(yè)的認識，讓我更擅于拼合這種雜七雜八的歷史景觀，東一榔頭西一棒槌地把分屬于不同視距和時間下的圖像按照一種結構去排布，讓它們既整體又各自獨立著……

本文選自蘇丹《鬧城》

本書是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蘇丹教授撰寫的回憶錄式長篇敘事散文集。作者以重工業(yè)城市太原為背景，記錄了其在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生活經歷，將個人成長、家庭發(fā)展與社會變遷融為一爐，具有深刻的文學性和重要的歷史檔案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