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們談談「五四運動」因何而起？

「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就是「巴黎和會」（Paris Peace Conference，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戰(zhàn)勝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的，安排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協商會議。一共有27個戰(zhàn)勝國的1000多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最后大會形成的法律文件就是《凡爾賽和約》。因為戰(zhàn)勝國與戰(zhàn)敗的奧匈帝國的奧地利單獨簽訂了《圣日耳曼條約》，與匈牙利簽訂了《特里亞農條約》，與保加利亞簽訂了《訥依和約》，與奧斯曼土耳其簽訂了《色佛爾條約》。所以《凡爾賽和約》就是對德和約。它的正式名稱叫《協約國和參戰(zhàn)各國對德和約》。

而因為《凡爾賽合約》中約定，要將戰(zhàn)前德國在中國山東的全部權益轉由日本繼承，引起了中國國民，主要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極大不滿，遂爆發(fā)了五四運動。喊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

日本之所以提出要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1914年是日本出兵打下的德國控制的山東與膠濟鐵路。

第二、日本與北洋政府在1915年簽訂的《中日民四條約》中（1915年5月25日） ，明確規(guī)定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由日本繼承。

也就是說北洋政府實際上在1915年的《中日民四條約》中，已經承認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由日本繼承。但是北洋政府在1919年，試圖利用《凡爾賽和約》，借助西方列強的力量，推翻當初被迫簽訂的《中日民四條約》中的山東承諾。

北洋政府談判代表的主要反對觀點是：

第一、中國也是一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雖然沒有參加軍事行動，但向歐洲派出了大約20萬名勞工，并提供了大量的糧食，也是為戰(zhàn)爭做出了巨大貢獻與犧牲。所以作為戰(zhàn)勝國，中國有理由要求戰(zhàn)敗的德國歸還山東主權，而不是將中國的主權從德國轉讓給日本。

第二，中日之間的條約不應成為中國收回山東主權的障礙。因為按照國際法中的「強加原則」和「情勢變遷原則」，條約效力仍存疑問?！笍娖仍瓌t」就是北洋政府認為《中日民四條約》是日本強加中國的條約。而「情勢變遷」就是指簽約時中國還并未參加一戰(zhàn)，但1917年中國對德宣戰(zhàn)，也是參戰(zhàn)國和戰(zhàn)勝國。

簡而言之：英國支持日本，美國支持中國。最后日本以退出國聯相威脅，美國被迫妥協，也轉而支持日本。1919年4月30日，大會形成決議，決定支持日本立場，將德國山東權益轉讓日本。

消息傳到北京，5月2日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主任林長民（林徽因生父），在《晨報》發(fā)表《外交警報敬告國民書》。陳述了外交交涉的過程，并明確表示，雖然外交交涉已經失敗，但目前合約還只是預備合同，政府堅決不會承認。“愿合我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5月3日晚，在校長蔡元培的暗中支持下，北京大學1000多名學生在學校禮堂集會，號召示威請愿奮起救國。因為學生們獲悉「巴黎和會」之所以支持日本的依據，就是1915年簽訂的《中日民四條約》。所以提出嚴懲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和陸宗輿。因為他們都是當時北洋政府對日外交的主政官員。曹汝霖時任外交次長，章宗祥和陸宗輿都做過駐日公使。學生們之所以提出他們是賣國賊，并不是說他們在巴黎和會上出賣國家利益，而是說他們在3年以前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 條》和《中日民四條約》的外交交涉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意思是說：就是因為他們當初出賣了國家利益，所以才導致今天「巴黎和會」之惡果。

所謂《二十一條》就是指1915年1月，日本向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提出的一個秘密備忘錄。日語叫做《對華二十一條要求》，因為其主要內容有二十一條，所以被簡稱為《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的主要訴求，簡單說就是日本要求中日關系要特殊化。日本要在中國享有獨有的，優(yōu)于西方列強的特殊權利。而且日本的在華特權以及中日之間的特殊關系要以中日正式條約的形式確定下來。所以所謂《二十一條》也可以理解為就是日本方面提出的一個談判條件，它并不是中日兩國簽訂的正式條約。中日之間也從沒簽訂過《二十一條》。

簡而言之，北洋政府運用各種策略，與日本周旋了3個多月。最后，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碟，要求北洋政府必須三天之內，也就是限5月9日下午6時前給予答復。

第二天，5月8日，北洋政府向列強求助。英國和美國表示無能為力。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都勸告袁世凱，當前情勢下，應盡量避免與日本發(fā)生正面之沖突。北洋政府目前只能接受日本條件，別無自全之道。

5月8日下午北洋政府被迫屈服宣布可以接受《二十一條》中的部分內容。所以中日雙方在1915年的5月25日簽訂了《中日民四條約》。

雖然《中日民四條約》的內容基本都源自《二十一條》，但是《民四條約》不是《二十一條》。因為與當初的所謂《二十一條》的原文本相比，最后簽訂的《中日民四條約》實際上只保留了其中的“十二條”。

簡單說，就當時的情勢而言，北洋政府的一干外交家們并沒有人賣國。最后的中日民四條約是他們對21條據理力爭，外交努力之極限博弈的結果。

胡適（1891-1962，中國現代思想家 文學家 哲學家）在日記中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所未見?！?/p>

蔣廷黻（1895-1965，中國史學家 外交家 ）說：“關于《二十一條》的交涉，袁世凱、曹汝霖、陸宗輿諸人都是愛國者，并且在當時形勢之下，他們的外交已做到盡頭”。

陳恭祿（1900-1966，中國著名歷史學家，中國近代史專家）在分析袁世凱最后不得不妥協的原因時說：“就國際形勢而言，中日強弱懸殊，和戰(zhàn)均不利中國，銜其輕重利害，決定大計，終乃迫而忍辱簽訂條約，何可厚非？”

在《二十一條》和《中日民四條約》的交涉中，袁世凱也絕不是一個所謂為了一己私利“賣國求榮者”，更不是為了換取日本支持其稱帝而出賣國家利益。反而是恰恰相反，正是因為袁世凱在對日交涉中所表現出的抵抗與不合作，直接導致了日本政界隨后形成了一股所謂「倒袁派」政治力量。他們認為袁世凱是不可信任的政治對手，是日本大陸政策實現在華利益的政治障礙。也正是這股日本「倒袁政治勢力」在隨后袁世凱的稱帝推動中，上下其手，最后陷袁世凱于絕境，直接導致了袁世凱帝制的失敗。

應該說5月3日北京大學學生在學校的集會，其最初的訴求本來是聲援政府，向日本示威，向西方列強請愿?！皣缿唾u國賊”只是部分學生憤怒之下的激憤之語，因為無論是1915年的中日交涉，還是1919年的巴黎和會交涉，并沒有人出賣國家利益?！百u國賊”完全是莫須有的指控。但是當憤怒的學生走上街頭，事態(tài)的發(fā)展就開始走向了無法控制的方向。

1919年的5月4日，下午大約1點左右，北京13所學校的大約三千多名學生匯集天安門廣場，舉行抗議示威。因為學生們的原計劃，是去位于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東交民巷使館區(qū)，向西方各國遞交請愿書?？棺h「巴黎和會」的不公。但是因為東交民巷封閉，抗議的學生不能通行。請愿受阻的學生不能接受半途而廢無功而返，所以游行的隊伍在下午大約4點半左右的時候，開始轉移到位于天安門廣場東北的趙家樓2號曹汝霖家，毆打了正在曹汝霖家做客的章宗祥，放火燒了曹汝霖家。這就是“火燒趙家樓事件”，標志著「五四運動」的爆發(fā)。

本來和平的請愿示威，演變成了暴力攻擊行為。而警察為平息事態(tài)維護秩序的行動，又激起了聲援學生抗議政府的示威。至此聲援政府抗議日本和西方列強的愛國請愿活動，就逐漸演變成了抗議政府的群眾運動。

從1919年5月4日開始，大約到6月12日，事態(tài)才逐漸平息，持續(xù)了大約一個多月。從最開始的北京學生游行抗議示威，逐漸發(fā)展到蔓延全國22個省，超過200個城市的學生教師罷課，工人罷工和商人罷市的全國性政治運動。

其實本來北洋政府事先對「巴黎和會」抱有很高期望。中國代表團當時提出了中國的7項要求。包括歸還租界，撤銷領事裁判權，廢除外國勢力范圍，關稅自由，撤銷外國軍隊等等。本來的計劃是借「巴黎和會」全面主張國家主權。但是因為英法美最后都選擇支持日本，反對中國，使中國的外交企圖全部落空，并且引發(fā)了國內的政治動蕩。

簡而言之，最后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以及北洋政府總理錢能訓辭職，總統徐世昌也提出辭職，最后未被接受。

北洋政府最后雖然拒絕在《凡爾賽和約》簽字。但日本還是按約接收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一直到1922年通過「華盛頓會議」，借助國際社會的干預，北洋政府才與日本簽訂《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廢除了《民四條約》的部分條款，成功收回了山東主權，終于最終解決了山東主權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北洋政府最初的的想法，可能是試圖利用民意，向日本和西方列強施壓。因為1915年，中日《二十一條》交涉時袁世凱也使用過同樣的策略，就是利用媒體煽動民間反日情緒和營造反日輿論，應該說這是一種「弱國外交的非常手段」，在對日交涉中也發(fā)揮了作用。但是在五四運動中不僅沒能有效的阻止日本對山東的占據，反而是使北洋政府陷入了政治危機。

另外還需要指出的是，「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并不是一個運動。簡而言之，新文化運動開始于1915年，是文化運動，目的是“啟蒙”。五四運動是特指1919年5月4日開始的「政治運動」，目的是“救亡”。按毛澤東的說法，「新文化運動」是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運動」?！肝逅倪\動」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運動」。按蔣介石的話說：新文化運運動是崇洋媚外，五四運動是反帝愛國。

所謂「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說法其實是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認為二者是一個運動的兩個階段。這種說法其實只不過是，一方面是為五四政治運動尋找了一個文化合法性基礎。另一方面是為新文化運動尋找了一個政治正確性基礎。但帶來的混亂和混淆。事實上妨礙了，對這兩個有一定的內在聯系，但并不相同的歷史事件的理解。

而「五四」之所以被稱為青年節(jié)，是因為1939年為了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陜甘寧邊區(qū)的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決定將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jié)。所以也被稱為五四青年節(jié)。同時國民政府也將5月4日定為青年節(jié)。所以1939年的5月4日是國共兩黨共同慶祝的首屆五四青年節(jié)。

毛澤東為此專門題詞和撰文。毛澤東在文章中明確指出：五四運動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了準備。五四運動最大的貢獻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毛澤東還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我希望全國的青年都到工農民眾中去，變?yōu)楣まr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

但是之后，國共兩黨因為對應該如何理解「五四運動」產生了分歧，互相爭奪對「五四運動」的解釋權。所以1944年國民黨政府將五月四日改為“文藝節(jié)”。而將3月29日，定為中華民國青年節(jié)。因為1943年3月29日是三青團，也就是「三民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日子。

所以「五四運動」可以說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運動」，而不是思想啟蒙運動或者文化運動?！肝逅那嗄旯?jié)」是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立的一個「紅色節(jié)日」和「革命節(jié)日」。如果紀念「五四」首先應該尊重歷史，不能斷章取義的肢解歷史，不能把「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青年節(jié)」這些有特定歷史含義的概念脫離歷史語境，望文生義，為我所用地過度詮釋，不能想把「五四」理解成什么運動，就當什么運動來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