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青瓷，刻在一座城市的DNA里，傳承上千年，魅力何在？（下）
咱接著上一篇文章往下聊，南宋時期龍泉窯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窯工們在制作工藝上進行改良，青瓷產品出現(xiàn)新的面貌，小試牛刀而大獲全勝。用一句電影業(yè)的術語，可以說是“票房和口碑雙豐收”。那么下一步，龍泉窯就是乘勝追擊了。秘訣就是拓展市場、擴大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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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爭辯的是，受到當時趙氏王朝偏安江南的政治因素影響，南宋時期龍泉窯青瓷的輻射區(qū)域還是以長江以南為主。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封建政權，它不僅終結了我國南北分裂的局面，又大力拓展對外貿易。蒙古族的金戈鐵甲幾乎踏平了亞歐大陸腹地，也就是我們傳統(tǒng)意義陸上絲綢之路。
東南沿海一帶是蒙古族以往勢力無法觸及的地區(qū)，大肆發(fā)展海洋貿易也成為元代政權的重要目標。元代發(fā)達陸路交通和海陸交通，更為龍泉青瓷在國內乃至海外的流通提供了基礎。因此元代龍泉窯青瓷制瓷業(yè)得到蓬勃的發(fā)展，生產能力超過以往任何一代。
那么，細聊元代龍泉窯青瓷，可以從二個方面入手：
首先，“天下龍泉”格局的形成。
這一方面體現(xiàn)在元代龍泉窯瓷窯遺址數(shù)量迅速增加，設立很多新窯，隨之而來的就是產量驟增。最典型當屬龍泉東區(qū)窯場，數(shù)量之多可以用窯群來稱之，其中元代窯址可達114處，元至明的窯址有47處，明代23處[1]。甚至在甌江下游的永嘉縣，原來婺州窯重要產地武義縣也都發(fā)現(xiàn)了生產龍泉青瓷風格的窯址?？梢悦黠@看出元代龍泉窯窯址分布逐漸從大窯、金村一帶迅速外擴張，一半以上的瓷窯建在甌江上下游和松溪上游的兩岸，水利和運輸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青瓷產品可以順流而下，沿水路運抵溫州、寧波等重要通商口岸，再轉運至海外各地。
另一方面則表現(xiàn)在全國乃至全世界范圍內龍泉窯青瓷的大規(guī)模發(fā)現(xiàn)。如果說需要了解元代龍泉窯青瓷的暢銷情況，除了可以從各個地區(qū)博物館藏品入手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考古發(fā)掘的一手資料。
元代龍泉青瓷的足跡可以說遍布于國內的每一個角落。最西的新疆地區(qū)，伊犁霍城縣阿力麻里古城出土元代龍泉窯劃花盤、印荷花鳥紋碗、印花花口折沿盤[2]。阿力麻里古城是蒙古察合臺汗國的政治中心之一，14世紀初察合臺汗國分裂為蒙古汗國的兩部，蒙古汗國仍以其為政治中心地。
阿力麻里古城出土元代龍泉窯印荷花鳥紋碗
北端的內蒙古、遼寧地區(qū)更是大量出土元代龍泉窯青瓷，尤以內蒙古烏蘭察布右前旗元代窖藏出土的龍泉窯青瓷極為精美，大量印花碗、盤器皿，還有龍首龜身硯滴、貼牡丹紋奩[lián ]式爐、瓜棱形荷葉蓋罐等[3]。
烏蘭察布右前旗元代窖藏出土的龍泉窯龍首龜身硯滴
更遠離中原的西南邊陲也出現(xiàn)了龍泉窯青瓷的身影，如云南省崇明縣畢家村元代木高墓出土的刻牡丹紋荷葉形蓋罐。
云南元代木高墓出土的龍泉窯刻牡丹紋荷葉形蓋罐
海外市場是推動龍泉窯在14世紀以后發(fā)展壯大的重要因素之一，龍泉青瓷通過陸路和海陸兩條線路源源不斷的向東亞、東南亞、西亞、歐洲、非洲各地輸出。汪大淵《島夷志略》中記載元代龍泉青瓷（處州青瓷）主要銷往琉球、麻里嚕、蘇祿、舊港、龍牙門、花面等地[4]，這些古地名屬于今天的日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等。而實際的出土情況，不光是上述地區(qū)，在遙遠的非洲東岸也出土大量元代龍泉窯青瓷[5]。
總體來講，跟現(xiàn)今出口產品質量一般要比國內銷售產品好一些不同。在元代，我們國家遠銷海外的龍泉窯青瓷質量較差，遠不及國內出土的精品。但也有例外，沉沒于朝鮮全羅南道新安海域的新安沉船就讓人耳目一新，沉船出水的龍泉青瓷質量非常高。
新安沉船打撈部分文物
新安沉船的身份非同小可。為什么？
出水的其中一件青瓷盤，底刻“使司帥府公用”六字銘文?！?strong>使司帥府”當為“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的略稱，按照《元史·百官志》的記載以及元代的行政區(qū)劃，這個官職應屬浙東道。這說明新安沉船具有官方背景，而且根據(jù)都元帥設立時間在元代至元元年（1335年）前后，也可以間接確定這個沉船的時代。了解到這個信息之后，我們就豁然開朗了，原來那個時候，我們根本沒有把朝鮮半島以及日本列島，當作海外市場，就是我們自己的藩屬國而已，所以，高等級的龍泉青瓷當然要給配上了。這不違反我們當時的出口原則：最好的留給自己人，差一些的出口海外。
新安沉船從1976年至1984年歷經九次水下考古工作，共獲得古代瓷器近22000余件，而且絕大部份是完整的，這其中龍泉系青瓷數(shù)量最多，約占總數(shù)的57.4%，瓶和爐的種類都有十余種，造型精美，多為仿古器型。
新安沉船目的地應該是駛向日本，龍泉及景德鎮(zhèn)等窯產品出窯后裝箱集中到明州港（今寧波），再裝船出海，朝鮮半島應該是中轉站。大量的爐、瓶出口日本，多為當?shù)氐淖诮虉鏊墓B(yǎng)之具，也有的為清賞雅玩之具，組合方式就是常說的“爐瓶三事”，一爐二瓶的方式陳設于廳堂或者幾案之上，用于焚香點茶等等[6]。
新安沉船出水龍泉窯青瓷瓶
既然已成就天下龍泉，那么元代龍泉青瓷如此深受矚目又為何呢？
從宏觀的角度來說，我國古代陶瓷發(fā)展歷史只有青瓷自始貫穿，說明青瓷這個瓷器品種的“熱度”一直未消。
那么深入微觀來看，元代龍泉窯也動用了“小心機”，大刷了一波“存在感”。
這就是第二個方面青瓷造型、紋飾工藝的復雜化。
很多人會提出疑問，元代龍泉青瓷與南宋龍泉青瓷從釉面質感、釉層厚度、工藝特點來講變化并不大，如何區(qū)分呢？如果不了解龍泉青瓷燒造歷史的人，的確看不出去太多變化。其實不然……
第一，大件瓷器數(shù)量增多。龍泉窯在元代燒造大花瓶可高達1米左右，盤的直徑也可達60-70厘米，刻花碗口徑最長可達42厘米。如此體型巨大的飲食器皿和陳設器具多數(shù)都是元代燒制的。這種造型上的變化既說明了制瓷工藝水平的提高，也是瓷器大量外銷的證據(jù)。這就要提及之前說的元代青花瓷器，大量出口阿拉伯地區(qū)，與當?shù)仫嬍沉晳T息息相關。龍泉窯青瓷也是同樣的情況。
第二，注重青瓷裝飾。與南宋時期以釉質取勝不同，裝飾技法的增多成為元代龍泉窯青瓷的重要特點。印花、貼花、點彩都是元代龍泉窯最為常見的裝飾工藝。
印花是以帶有印紋的模具在半干的胎土上扣印，再上釉入窯燒造。印紋有陰紋和陽紋的區(qū)別，陰紋印花則紋飾凹陷，陽紋印花則紋飾凸起。
龍泉窯印菊花紋盤，內蒙古烏蘭察布右前旗元代窖藏出土
貼花是指先用胎泥制作成花紋，粘貼于瓷胎之上再施釉入窯燒造。貼花的花紋是明顯凸出器表。貼花是元代龍泉窯創(chuàng)新的裝飾工藝，也使用較多。
龍泉窯貼塑龍紋長頸瓶 新安沉船出水
龍泉窯貼塑龍紋長頸瓶 新安沉船出水
龍泉窯貼云龍紋長頸瓶，北京海淀區(qū)元墓出土
點彩是釉上裝飾，而非胎裝飾。元代龍泉窯青瓷多為褐色點彩，是以含鐵量較高的彩料點畫于釉面之上，再入窯燒制，高溫熔融后形成排列有規(guī)律的褐色點彩。
龍泉窯點褐彩匜 新安沉船出水
龍泉窯褐彩高足杯，首都博物館藏
第三，吉祥用語使用較多。多見于碗、盤和高足杯等器物的內底心處，相較于南宋時期明顯增多，刻印“福、祿、壽、禧、福壽”、“長命富貴”、“福如東海，壽比南山”、“吉、吉利、吉昌、日高”、“為善最樂”、“晨昏一柱香”、“勤治筆墨，早攀仙柱”之類的吉利銘文。
總結一下，元代龍泉窯青瓷呈現(xiàn)批量化和程式化的生產，重復器物大量出現(xiàn)。一改南宋時期“傲嬌”的器物特點，整體青瓷風格更“接地氣”。器物圈足呈“朱砂底”，足壁垂直，足底齊平。元代龍泉窯瓷器一般上釉一次，色調鮮明而柔和。
然而，“物極必反”，走向頂峰的龍泉窯青瓷在明清兩代逐漸走了下坡路。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明王朝推行“海禁”的貿易政策，這就截斷了龍泉窯青瓷的商品性外銷途徑。明清兩代，龍泉窯迅速衰落，窯址數(shù)量銳減，只有個別小窯口仍在燒造粗瓷，產品質量較差，主要用于滿足當?shù)厮琛?/p>
那么明清兩代龍泉窯青瓷還有什么可圈可點的“事跡”嗎？答案是有的。
明初龍泉窯的“官器”
大窯楓洞巖窯址的發(fā)掘確認了龍泉窯燒造“官器”的事實，印證《大明會典》里面的記載，造型紋樣同景德鎮(zhèn)御窯廠生產青花瓷完全一致，并且也為清宮舊藏的龍泉青釉瓷器找到了產地[7]。
大窯楓洞巖窯址出土 景德鎮(zhèn)御窯廠出土
龍泉窯在明代早期經歷了一次曇花一現(xiàn)，之后便在“一蹶不振”的道路上走到黑。這個輝煌了千年的青瓷窯場逐漸褪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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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參考資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龍泉東區(qū)窯址發(fā)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
新疆博物館：《新疆伊犁地區(qū)霍城縣出土的元青花瓷等文物》，《文物》，1979年第8期。 ↑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內蒙古卷》，圖版132-146。 ↑
【元】汪大淵：《島夷志略》，中華書局，1981年。 ↑
劉巖、秦大樹、齊里亞馬·赫曼：《肯尼亞濱海省格迪古城遺址出土中國瓷器》，《文物》，2012年第11期。 ↑
袁泉：《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討論—以爐瓶之事為中心》，《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5期。 ↑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龍泉青瓷博物館：《龍泉大窯楓洞巖窯址出土瓷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