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克哈特（1818-1897），出生于瑞士巴塞爾望族。1860，他最著名的作品《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出版。他認為文藝復興并非僅僅在復現(xiàn)古典文化，而是創(chuàng)造了嶄新和無限美麗的東西。他以全景而縱深的視野，展現(xiàn)了這個時代的文化繁榮。然而，通觀整個作品，文藝復興的成就映照著作者所處的那個灰暗的世界——19世紀下半葉的歐洲社會。在1600-1815年期間，有些東西都被遺忘了，那就是文化。近代的發(fā)展成為人類失落的結果。

布克哈特審視著這樣一個世界，它背叛美德、扭曲才華，濫施權力而服務于更卑鄙的目的。自己所處時代的寡廉鮮恥，令他覺得沒有什么值得他賦予絕對的忠誠。尤其是結束于19世紀40年代的革命讓他痛切地看到，自由這個詞聽起來冠冕堂皇，卻終究走向群眾的專制。他寫道，“我想從那里逃脫，遠離任何激進分子、共產主義者、工業(yè)家、知識分子、自命不凡的人、理論家、抽象主義者、絕對主義者、哲學家、詭辯家、政府、狂熱分子、理想主義者，以及任何某某家或某某主義?！彼Q，“我要成為一個善良的個人，一位摯友，一種良好精神……與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并沒有什么關系?！?/p>

他厭倦所有的圈子，不卷入時事的喧囂，安心做一名巴塞爾的隱士。在同時代的人們?yōu)楫斚碌某绷鞫駳g或悲憤的同時，他卻轉向了歐洲的舊文化，那是他唯一可以為之而死的流連之所，是由各種崇高的藝術所構建的美好的、自由的精神世界。不過，這種文化被他想象成一片廢墟。在他看來，這就像普珊的風景畫，在覆蓋的藤蔓和雜草之中屹立著殘碎的羅馬紀念碑，抗拒被自然和時光徹底湮沒。布克哈特無意修復這座廢墟，他只是滿足于記住它。

文藝復興在16世紀的突然涌現(xiàn)，就像一束閃電，來自上天的恩賜。恰逢其時地，大師們將永恒的真理凝聚在不朽的藝術作品之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所有美好之物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共同構成對最高存在的多種形式的顯現(xiàn)。這些美好事物之燦爛，一如拉斐爾短暫的一生，見證了一切最完美作品的產生。

在人類歷史上的某些偉大時刻，文化的主導權蓋過了國家和教會的權力，或者政治和宗教的勢力。藝術猶如生命，充滿價值沖突、觀念斷裂和利益沖突的情形，它們源于人性的深處，其行為根本上是難以捉摸的，人們只能以現(xiàn)象學的方式，從容地對待和平衡地把握這種沖突的結果。布克哈特心目中的英雄是那些文化的杰出天才，他們生機勃勃，受自己內心的世界圖景支配，并且超越了世俗的美德觀念。偉大個人與社會強制力量（宗教和國家）的相互影響，是他關注的主題。

他對文藝復興時期各個方面的描述，總是以憂郁的筆調結束。這種憂郁的口吻就像晚禱的鐘聲，提醒信徒們在日暮之時不要遺忘純粹的虔誠。說到底，文藝復興不過是兩個專制時代（宗教和國家）的間隔時期的文化自由的曇花一現(xiàn)。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的病變。它們很神秘，其原因難以澄清，后果卻是顯然的。那場劇烈改變歷史方向的大革命，對布克哈特和托克維爾一樣，都是“全新而可怕的事物”。按照他的說法，大革命解放了一切理性和期望，也釋放了一切情感和自私，并充當了未來一切專制的樣板。布克哈特沒有像托克維爾那樣去檢驗其中的有得必有失，他認為唯有所失，毫無所得。

“1789年以來令人性飄零的同一場風暴仍在侵襲我們”——大革命的許諾是以公眾福利為名來改變事物。政治由此被提升到了統(tǒng)御一切的位置。大革命殘暴背后的驅動力，是相信進步、相信人性善的幻象。一廂情愿的愿望不會創(chuàng)造任何事情。布克哈特的目的在于消解幻象，促使人類意識返回去認識自身的局限，以及它在這個世界上尋求幸福的能力存在的缺陷。我們的任務是盡可能將自身從愚蠢的喜悅和恐懼中解放出來。“我們若明了自身的位置，便會發(fā)現(xiàn)自己正在一條多少有些缺損的船上，它正隨萬千波濤中的一道而順流?！辈⑶遥嵝炎x者，“我們也可以說自己就是這道波濤中的一部分”。于是，我們最佳的期待當然不是預言，而是在歷史的片段中確定我們所處的位置，確定“在風雨飄搖的大海中，我們漂流在哪一道波濤之上?！?/p>

布克哈特的史觀并非循環(huán)論的，因為在衰落之后并不必然導致復興，而衰落本身卻是必然的。好在在權力的欲望（政治成就的基礎）和救贖的渴望（宗教的基礎）這兩個人類本性的根基之外，還有文化的渴望。盡管文化只有當強制性的宗教力量和國家力量變得虛弱時才可能繁榮，盡管文化理想需要外在的物質條件并且會遭受時間的蹂躪，但是，激起文化的最初的想象所具有的自由、靈感和精神統(tǒng)一，只需要一個片段就可以了。布克哈特認為，事實上，這個片段特別動人，因為藝術畢竟是藝術，我們可以借助類比從片段中認識整體。

然而，布克哈特并非不加批判地宣揚任何舊的事物。他深知，如果我們的眼光只停留于岸邊的殘跡，就可能被波浪卷向更危險的地方?！坝捎谝暳ι系幕糜X，我們有時在某些國度里看到了幸福，于是我們用人的青春、春天、日出以及其他比喻把它們裝扮起來。確實，我們想象它位于美麗的鄉(xiāng)村，在某個家里，正如傍晚時分偏遠的小村莊里升起的炊煙給我們造成那兒的居民關系密切的印象一樣?！彼e例說，伯里克利時代被認為是幸福的時代，因為古代世界的生命力在城邦、社會、藝術和詩中達到了頂峰?？墒?，伯里克利時代在任何意義上都是今天溫和而謹慎的公民會拒絕在其中生活的時代，在那里，他肯定難受得要命，即使他不是大多數(shù)奴隸的一員，也不是受雅典霸權統(tǒng)治的城邦的成員，而是雅典本地的一個自由人和正式公民。城邦征收的巨額捐稅以及為完成城邦義務而遭到煽動家和諂媚者沒完沒了的審查，這些就是那個時代的秩序常態(tài)，當然，無可否認，那時的雅典人肯定感受到了遠比世界上的任何安全性更令人神往而豐富多彩的生活。同樣，人們推崇的原始黃金時代可能是在驚人的遲鈍、近于野獸般的恐懼、食人生番等當中度過的。

面對歷史的無可阻擋的變化趨勢，托克維爾抑制自己內心最糟糕的恐懼，希望理性和審慎有助于從現(xiàn)在的沖突中挽救某些有價值的東西。布克哈特不像托克維爾，他不想挽救什么，他也看不到有什么東西在發(fā)展。歷史所呈現(xiàn)的事實乃是憂郁的事實，它們既不產生希望，也不導致行動，甚至沒有指出人道本身會不會保存下去。在他那里，歷史成了一件藝術作品，這是一種沉思型的藝術觀念，是西西弗斯式的而非普羅米修斯式的，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是隱退的而不是介入的。他雖然研究的是以藝術為核心的文化史，但藝術并不是救贖，也不是為了通過反抗而證明自己的價值。當用藝術對抗現(xiàn)實，藝術也就成為了現(xiàn)實的附庸。藝術是純粹的自我表達。布克哈特在捍衛(wèi)某種美學的正當性。這種正當性恰恰反對那種對歷史的因果性解釋，反對試圖通過發(fā)現(xiàn)歷史的規(guī)律而改變歷史。

在這個意義上，布克哈特也不像蘭克。他從不幻想長遠來看事物總是往最好的方向活動，而個別的惡終將轉化成公共的善。他否認理性具有在事件中發(fā)現(xiàn)某種模式的能力，否認意志在事件上施加某種模式的權利。他不可能嘗試賦予事件真實的本質，因為他根本就認為事件沒有任何本質。他深受叔本華的影響，相信“人類最大的罪惡就是他曾經降生”，談論人類的進化或發(fā)展沒有意義。對叔本華而言，唯一能稱之為歷史的，便是那種讓心靈完全忽視歷史必要性的歷史。布克哈特也是如此。他以反諷的眼光看待他研究的歷史領域，認為它的意義難以捉摸，無法確定，唯有思維敏捷之人才能領悟，它太細致而不能豪奪，太崇高而不容忽視。我們可以按不同的方式把這些片段湊在一起，可是，對于事物的一般傾向，我們沒有什么觀點，它不會表現(xiàn)為規(guī)則，也不存在最終的調和與超越。就認識論而言，他是一位懷疑論者，就心理學，他是一位悲觀主義者。他對純粹的敘事并無崇敬之心。他對預言不感興趣。

是的，布克哈特的氣質是反諷的，冷淡的。他對任何事情，無論是斗爭還是獎賞，都感覺不到熱情。如同馬基雅維利的微笑，他嘲諷人世，也嘲諷自己。他并不真正相信自己是認真的。難怪同時代的史學家認為布克哈特太缺乏責任感，太主觀而不值得他們看重?？墒?，布克哈特的反諷并沒有到消解崇高的地步，而是在關注另一種崇高——由文化英雄構成的歷史的底蘊。在反諷敘事中，那些英雄往往會做愚蠢的事情，偉大離開可笑只有一步之遙。反諷作家在美德的果實中四處尋找害蟲，而且也找到了。就像張愛玲說的，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子，但真正突兀的，是袍子上爬滿的虱子。無論布克哈特還是張愛玲，具有反諷意識的人，似乎對歷史都有某種清醒的認知，由此會表現(xiàn)出對待現(xiàn)狀的那種悲涼感。

不過，布克哈特有他的人生智慧。他把自己隔離在巴塞爾，隔絕了與世俗知識界的聯(lián)系，拒絕更有誘惑的教職，長達三十年不再出版著作。他為自己找到一個超然的位置，俯視著歐洲邁向其厄運。他檢視了自由主義的失敗，并認定它將導致虛無主義。他看清了世界的趨勢，但他缺少以任何積極的方式反抗這種趨勢的意志。他對未來復興的可能期待，但對于人們或許可能采取什么行動為文化的復興出一份力，他不抱任何希望。對此，他的同事兼朋友尼采指責他這是逃避現(xiàn)實、自我麻醉，布克哈特拒絕回應尼采的批判。這又是一個反諷的姿態(tài)。他不愿意卷入毫無結果的哲學爭論，進而言之，他厭惡任何形式的爭論。實際上，他把自己從世間的隱退看成一種主動的行動，即解除自己對即將到來的混亂應承擔的任何責任。想想也是，我們憑什么要為糟糕的時代負責？我們既沒有能力將它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也沒有能力加速它的毀滅。我們只是旁觀者。我們雖然在時代之中的，但我們與時代的關系終究是偶然的，若即若離的，就是這樣。

布克哈特反諷沖淡了他的悲涼，他的悲涼也沖淡了他的反諷。他的反諷和悲涼都是淡淡的，都不足以讓自己勞神傷身。因為他有一個內在的豐富世界，那個被政治、宗教、社會思潮剝奪不了的世界。文明的沖突總是根本的、終極的，敏感的心靈能夠采取的唯一行動是走向隱秘，照管好自己的園地，追憶往事，并且等待時下的瘋狂通過其自身的資源而消解自身。就像叔本華所說，所有人根本上都相似，有些人具有從行動中退出的能力，他們是受到佑護之人。行動者和拒絕行動的人都失敗了，但后者至少能指望得到思索純粹形式的樂趣。叔本華已然向他表明，努力并無用處，生活美滿的人只做那些思想上或行為上令自己快樂的事。當我們看不出有什么道路可能走出黑暗的森林時，我們其實并不需要出走，我們就隨遇而安，創(chuàng)立屬于自己的世界好了。布克哈特相信，精神自由才是人類歷史的最高觀念和他自己的首要信念。

在《暴力與自由》中，他說，我們應該努力把幸福這個字眼從國家的生活中徹底清除出去，用其他的詞來替代它。幸福是一個被人褻瀆的字眼，被大眾用爛了。只有神話故事才會將不變與幸福等同起來，幼稚地堅持一幅永遠快樂的圖景。記住，通往天堂的道路是由地獄的鮮花鋪就的。歷史值得關注的仍然是人類精神的延續(xù)。他從好運壞運的討論，轉到了人類精神復活的問題。精神的生命，最終不會失去令愛智沉思者眼花繚亂的光彩，為了賦予它力量而研究它，那些有關結果幸與不幸的糾結必然會逐漸消失。愿意也罷，不愿意也罷，強健的思想是不會把幸福而是把知識作為它的追求目標的。任何在思想中有著這種想象力的人，會完全忘卻幸與不幸，將會在對知識的追求中度過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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