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云南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

朱子57歲作《孝經(jīng)刊誤》，因文中有懷疑《孝經(jīng)》真?zhèn)沃畠?nèi)容，故一般被認為這是一部疑經(jīng)之作。不過，朱子對《孝經(jīng)》亦有肯定的一面。陳澧在《東塾讀書記》中對此有明確辨正。他引朱子《甲寅上封事》和知南康時《示俗文》，然后概括說：“朱子上告君，下教民，皆以《孝經(jīng)》，學者勿以朱子有《刊誤》之作，而謂朱子不尊信《孝經(jīng)》也。”[1]那么，朱子到底如何看待《孝經(jīng)》呢？如何恰當?shù)乩斫獠⒃u價朱子對《孝經(jīng)》的懷疑和肯定呢？我們知道，朱子在作《孝經(jīng)刊誤》時，其思想體系基本上已經(jīng)成型，而這正是朱子能夠?qū)Α缎⒔?jīng)》做出明確評斷的思想基礎(chǔ)。如果說朱子的思想體系是以其四書學為核心的，那么，《孝經(jīng)刊誤》的中心議題，就能夠被合理地刻畫為，如何基于四書學的核心義理對《孝經(jīng)》做出恰當?shù)脑u斷。就朱子對《孝經(jīng)》肯定的方面說，《孝經(jīng)刊誤》表達了他試圖將《孝經(jīng)》納入其四書學的努力，而從《孝經(jīng)刊誤》的后世影響來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過，如果考慮到《孝經(jīng)》本來的思想旨趣，我們不能不說，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對《孝經(jīng)刊誤》的文本分析來闡明朱子對《孝經(jīng)》的懷疑和肯定，把握朱子《孝經(jīng)》學的立論分寸，并結(jié)合經(jīng)學史上的有關(guān)看法從一種更為綜合的經(jīng)學觀念提出對朱子《孝經(jīng)》學的重新評價。

一、朱子論《孝經(jīng)》經(jīng)文[2]之失

朱子對《孝經(jīng)》文本的一個重要理解是分經(jīng)傳。他以古文《孝經(jīng)》為藍本，認為前七章（今文《孝經(jīng)》為前六章）為經(jīng)，乃“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氏門人之所記”，“其下則或者雜引傳記以釋經(jīng)文，乃《孝經(jīng)》之傳也?！盵3]朱子認為，《孝經(jīng)》文本無論經(jīng)的部分還是傳的部分都存在問題，概括來說就是：“傳文固多附會，而經(jīng)文亦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4]

所謂離析之失，是指經(jīng)文部分不應(yīng)分章，因為在朱子看來，經(jīng)文部分其實是非常連貫的：“蓋經(jīng)之首統(tǒng)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jié)之曰：‘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涫孜蚕鄳?yīng)，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luò)通貫，同是一時之言，無可疑者。而后人妄分以為六、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使其文意分斷間隔，而讀者不復得見圣言全體大義，為害不細?！盵5]

上面的引文已經(jīng)談到了增加之失的問題，即指經(jīng)文部分兩處“子曰”、四處引《詩》和一處引《書》在朱子看來是后人妄加的。增加之失關(guān)聯(lián)于離析之失。經(jīng)文部分有四處“子曰”，前兩處在原來的第一章（《開宗明義章》），清楚地呈現(xiàn)了孔子與曾子問答的語脈，所以朱子認為沒有問題，后兩處則在原來第二章（《天子章》）和第六章（《庶人章》）的章首，朱子認為是后人為了分章而妄加。[6]經(jīng)文部分四處引《詩》，分別在第一章、第三章（《諸侯章》）、第四章（《卿大夫章》）、第五章（《士章》）的章末，一處引《書》則在第二章的章末，朱子認為這些也都是后人為了分章而妄加的，以至于使經(jīng)文的文意隔斷。因此，朱子關(guān)于經(jīng)文部分的整體建議是，“定此六、七章者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jīng)文之舊?！盵7]

可以看到，朱子對于經(jīng)文部分的四處引《詩》和一處引《書》的批評主要著意于這些引用導致了經(jīng)文的離析這一點，而沒有明言這些引用從義理上是否有問題。然而，我們很難由此得出結(jié)論說，朱子這里所說的增加之失完全落在離析經(jīng)文這一點上而無涉于義理。在評價原第八章（《三才章》）章末引《詩》時，朱子曾有“引《詩》亦不親切”的斷語，并建議刪去；而在評價原第九章（《孝治章》）、第二十一章（《事君章》）引《詩》時，朱子則有“引《詩》亦無甚失”、“引《詩》亦足以發(fā)明移孝事君之意”的斷語，并建議保留。那么，是否由此可以合理地推論，對于經(jīng)文部分的引《詩》和引《書》，朱子亦會認為“不親切”，既然他已經(jīng)明確建議將這些引用刪去？雖然我們難以找到更進一步的證據(jù)，但從朱子思維縝密、立論嚴謹?shù)囊回烇L格這一點來推測，這個推論或許可以成立。于是需要考慮的問題在于：保留或刪去經(jīng)文部分引《詩》和引《書》的內(nèi)容，會對我們對《孝經(jīng)》的理解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

讓我們先從義理相關(guān)性的角度分析一下經(jīng)文部分引《詩》和引《書》的語脈。《開宗明義章》先明言孝為德之本，然后以“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說孝之終始，而章末引用《詩·大雅·文王》中“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語，呈現(xiàn)的正是“敬祖”與“修德”之間的意蘊關(guān)聯(lián)?！短熳诱隆氛f天子之孝，所謂“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章末引用《尚書·呂刑》中“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語，意義相應(yīng)。《諸侯章》說諸侯之孝，要點在“在上不驕”與“制節(jié)謹度”，章末引用《詩·小雅·小旻》中“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語，意義相應(yīng)?！肚浯蠓蛘隆氛f卿大夫之孝，所謂“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章末引用《詩·大雅·烝民》中“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之語，意義相應(yīng)。同樣，《士章》說士之孝，要點在“資于事父以事君”，章末引用《詩·小雅·小宛》中“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語，意義相應(yīng)。

從這個簡單的分析來看，經(jīng)文部分的幾處引《詩》和引《書》都是切題的。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話，可以說，經(jīng)文部分引《詩》、《書》之語突出了一種強烈的危機觀念，即從天子、諸侯、卿大夫到士、庶人，無論一個人處于何種地位，擁有何種家業(yè)，都必須修德以保守之，而所謂孝，正在于此。實際上，將孝的涵義落實于“以德保位、以德守業(yè)”上，正是《孝經(jīng)》的一個重要思想，與之相應(yīng)的，是一種關(guān)乎自己身家性命的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確切來說是一種憂患自己因為缺乏德行而可能失去擁有的地位和家業(yè)的意識，就是說，這種憂患意識首先關(guān)切的是如何保守自己的地位和家業(yè)，其次，由于在這個問題上還有一個篤定的信念，即只有修德才能保守自己的地位和家業(yè)，所以，這種憂患意識也指向比單純事親更廣的德行。[8]在這個意義上說，德行具有明確的功能意義，而憂患主要是針對自我的一種警醒意識。這與我們現(xiàn)在常說的憂患意識不同。我們現(xiàn)在常說的憂患意識往往是指一種關(guān)懷蒼生的道德意識，這顯然是一個后起的概念——盡管其淵源也可以追溯得更早，概而言之與唐、宋思想的轉(zhuǎn)型有明顯的關(guān)系。《孝經(jīng)》中呈現(xiàn)出來的憂患意識實際上是原始儒家的憂患意識，朱子以四書學為核心的思想體系于此顯然有不契之處。[9]

就此而言，朱子批評《孝經(jīng)》經(jīng)文部分有離析、增加之失，要點并不在分章與否，而在對《孝經(jīng)》的核心理解。實際上，我們可以合理地推論，朱子即使不認為分章具有合理性，至少還是會承認分節(jié)的合理性，畢竟，從文意、文勢來看，經(jīng)文部分先總說孝之始終，然后分說五等孝，脈絡(luò)分明，次第清楚，對此難有異議。

二、朱子論《孝經(jīng)》傳文之失

朱子論《孝經(jīng)》傳文之失，主要有次第之失、襲取之失和義理之失三目，而關(guān)聯(lián)于義理之失，朱子還就幾處引《詩》提出批評。另外，朱子還論及有一處可能脫簡。以下略加論列。

1.次第之失

朱子基于分經(jīng)傳的理解，認為《孝經(jīng)》文本的傳文部分在次第上有問題。根據(jù)他的看法，傳文部分的次第應(yīng)當是這樣的：原來的第十六章即《廣至德章》“當為傳之首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至德’‘以順天下’之意”；原來的第十五章即《廣要道章》“當為傳之二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要道’之意”；原來的第八章即《三才章》“當為傳之三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蓋釋‘以順天下’之意”；原來的第九章即《孝治章》“為傳之四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原來的第十章即《圣治章》“為傳之五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孝，德之本’之意”；原來的第十一章即《父母生績章》和第十二章即《孝優(yōu)劣章》合起來為“傳之六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教之所由生’之意”；[10]原來的第十三章即《紀孝行章》為“傳之七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始于事親’及‘不敢毀傷’之意”；原來的第十四章即《五刑章》“乃傳之八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因上文不孝之云而系于此”；原來的第二十一章即《事君章》“當為傳之九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忠于事君’之意”；原來的第十七章即《感應(yīng)章》“當為傳之十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天子之孝’”；原來的第十八章即《廣揚名章》為“傳之十一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釋‘立身揚名’及‘士之孝”；原來的第十九章即《閨門章》為“傳之十二章”，因為在朱子看來“此一節(jié)因上章三‘可移’而言”；原來的第二十章即《諫諍章》“宜為傳之十三章”，朱子認為“此不解經(jīng)而別發(fā)一義”；原來的第二十二章即《喪親章》宜為“傳之十四章”，朱子亦認為其“不解經(jīng)而別發(fā)一義”。對于傳文之九、十、十一、十二章的次第，朱子還提出了另外一種理解，即原來的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一章、第十七章分別為傳之九、十、十一、十二章。[11]

對次第的重新排定自然關(guān)聯(lián)于義理上的看法，在此我們先對朱子厘定的幾章傳文與相關(guān)經(jīng)文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引發(fā)的一些問題作一些具體的分析。其中熒熒大者有二。首先，將《廣至德章》作為對“至德”的解釋，《廣要道章》作為對“要道”的解釋，《廣揚名章》作為對“立身揚名”的解釋，看起來是非常對應(yīng)的，但在文意上反有所曲、反有所失。這里關(guān)鍵在于如何理解這個“廣”字。廣要道章最后有“此之謂要道也”之語，看起來本章是整個解釋“要道”，但從上下文可知，“此之謂要道也”直接連接于“所敬者寡，所悅者眾”，是要說明為什么說禮樂是要道，重點在解釋“要道”之“要”，而整章的主旨則是說孝悌與禮樂的關(guān)系，指出禮樂即孝悌的推廣。實際上，《廣要道章》、《廣至德章》、《廣揚名章》中的“廣”，其意思即是“推廣”，與一般我們說的“解釋”不同，這表達了給《孝經(jīng)》分章出名的編者的理解，且這個理解與孔、孟喜言的推廣擴充義是一致的。就是說，這三章的主題是孝行的推廣擴充。關(guān)于孝行的推廣擴充，還可以分三個方面來說：從客觀面來說是倫理的推廣，如從父子到君臣；從主觀面來說是德性的推廣，如從孝到忠，從整體的角度來說則是教化的推廣。這里涉及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儒教的公私觀念。孔孟喜言的推廣擴充義很恰當?shù)乜坍嬃斯街g的界限，其要義一言以蔽之則曰私不破公，公不廢私。如果沒有了以孝行為本的推廣擴充義而直接談仁者愛人，則其解釋非常容易流于愛無差等。

其次，將《孝治章》和《圣治章》分別作為對“以順天下”和“民用和睦，上下無怨”的解釋，雖然在義理上有實質(zhì)的、明確的對應(yīng)，但在文意上也是另有所曲、另有所失?！缎⒅握隆费悦魍跻孕⒅翁煜?，《圣治章》言圣人之德無以加于孝，合在一起看即是說古代的圣王皆成就于孝。像朱子那樣將這兩章分別作為傳之四、五章，雖然仍編排在一起，且在義理上也說得通，但圣與王的關(guān)聯(lián)與區(qū)別就變得不明顯了，原來包含的對上古到孔子那段從圣王不分到圣王分離的歷史的刻畫現(xiàn)在也變得不明顯了。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直接關(guān)系到在歷史的維度上如何理解孔子的問題。如果按照《禮運》篇，則五帝與三王是兩個不同的時期，即大同與小康，大同被刻畫為道、德之世，小康被刻畫為仁、禮之世，其異緣于時運之不同。對于帝王之德而言，站在儒教的立場上認為沒有什么不同（后來厘定出來的道家則不這么看），但其制度則不同，此所謂禮之運也。原來的次序仍然能夠揭示出這種歷史維度的思考，而朱子的重新分章則極大地弱化了這個歷史解釋的意味。這里涉及儒學史和經(jīng)學史上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吨杏埂氛f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實際上是說孔子既是五帝的繼承者，也是三王的繼承者，孔子所做的工作是將帝王傳統(tǒng)融合在一起，一方面重視道德，一方面重視禮樂。如果將七十子到孟子對孔子的紹述放在一起看，那么，孔子將道德、禮樂傳統(tǒng)融合在一起的關(guān)鍵是對仁義的發(fā)明。禮對應(yīng)于道，而樂對應(yīng)于德，而禮樂的基礎(chǔ)則在仁義。因此仁義也是對道德的發(fā)明。仁義來自于性而呈現(xiàn)于心，這是對德的發(fā)明；仁義經(jīng)由教而實現(xiàn)于禮，這是對道的發(fā)明?？酌习l(fā)明仁義，又是基于孝悌。所以，更具體一點來說，孔子所做的工作簡而言之是以孝悌發(fā)明仁義，以仁義發(fā)明禮樂，以禮樂發(fā)明道德。由此可見，朱子在四書學框架之下以分經(jīng)傳的想法重新編排《孝經(jīng)》，實際上將孔子的工作扁平化了，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強調(diào)了孔子的重要性，所謂“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

如果我們試圖為《孝經(jīng)》本來的章序重新正名的話，僅僅指出朱子重新排列《孝經(jīng)》章序的缺失還遠遠不夠。辯護者可能會合理地指出，朱子的分經(jīng)傳有其整體的經(jīng)學理念作支撐，而且從經(jīng)典詮釋中不可回避的視域融合的主題看，上面所指出的缺失或許在后來的詮釋處境中并不那么重要。對此，除了訴諸經(jīng)典的權(quán)威這個經(jīng)學的根本原則外，訴諸理性的思考仍是非常必要的。于是，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問題在于，我們能否基于經(jīng)學的傳統(tǒng)而從正面對《孝經(jīng)》本來的章序提出一種恰當、合理的理解？這個問題自然也關(guān)系到我們對教化及其歷史、經(jīng)典及其詮釋處境的更為綜合、更為長遠的考量。在此我試著提出一個扼要的解答。

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孝經(jīng)》當分為前后兩大部分。前半部分從《開宗明義章》到《圣治章》，主要是對孝的內(nèi)涵、功用和重要性的整體闡述。[12]前半部分又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首章，顧名思義，這一章是開宗明義，以至德要道說孝，述孝之始終；第二部分從《天子章》到《庶人章》，說五等孝，其中特別強調(diào)了一種與孝德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切私性的憂患意識；第三部分從《三才章》到《圣治章》，從宇宙論意義上的三才之道和歷史哲學意義上的圣王理念闡發(fā)孝的意義，其中隱含著對孔子功德的重要理解，即以孔子為最后一個圣王。后半部分從《紀孝行章》到末章的《喪親章》。如果說前半部分主要是對孝的內(nèi)涵、功用和重要性的整體闡述，集中在從德的層面論孝，那么，后半部分則是專門從行的層面論孝，其中非常重視禮樂對于孝德流行的重要性。因此，如果以分篇來理解《孝經(jīng)》的話，那么，從《開宗明義章》到《圣治章》可稱為《孝德篇》，從《紀孝行章》到《喪親章》可稱為《孝行篇》。

關(guān)于德與行的區(qū)別，依鄭玄的解釋，“德行，內(nèi)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毙枰f明的是，這里只是在區(qū)別德與行，而不是在界定德與行。與行相比，“在心”是德的差異性特征，但這并不意味著只在內(nèi)在化的維度上理解德是恰當?shù)?。從行的層面談?wù)摗缎⒔?jīng)》的重要性的見于《孝經(jīng)鉤命訣》中所載孔子的話：“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编嵭惨眠@句話以說明《孝經(jīng)》的重要性。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孝經(jīng)》不僅說明了孝的內(nèi)涵、功用和重要性，且特別關(guān)聯(lián)于位次的不同而闡述了五等孝，更從非常具體的角度闡述了如何行孝的問題。

如果進一步將鄭玄區(qū)別德行的詮釋關(guān)聯(lián)于對《孝經(jīng)》的理解，還會引發(fā)更深層次的問題?！吨芏Y.地官.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德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编嵭⒃疲骸暗滦?，內(nèi)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鬃釉唬骸杏怪疄榈?，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命》曰：‘敬孫務(wù)時敏，厥修乃來?！⒌拢鹱鎼塾H，守其所以生者也?？鬃釉唬骸渫酢⒅芄溥_孝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⒃谌轮?，三行之上；德有廣于孝而行莫尊焉?！辟Z公彥疏云：“欲見至德、敏德，五帝以上所行，直明在心為德而已，不見其行，孝德是三王以下所行，德行兼見之矣。故三德以孝德為下，故云德有廣于孝，則至德、敏德是二德廣于孝德也。而行莫尊焉者，三行之中，孝行施于父母為上，順行、友行施于外人為下?！盵13]

《周禮》中的三德、三行思想與《孝經(jīng)》中的孝德、孝行思想看起來有抵牾之處，但如果仔細對勘，會發(fā)現(xiàn)二者可能存在著深層的一致。首先，如果至德、敏德、孝德的確能夠用來刻畫孔子以前的歷史的話，那么，《孝經(jīng)》的特別之處恰在于以孝德詮釋、統(tǒng)攝至德、敏德，也就是說，雖然至德、敏德有廣于孝德之處，孝德仍是至德、敏德的根本，這正是《孝經(jīng)》開宗明義即以孝為先王之至德要道的深意所在，也是《孝經(jīng)》前半部分（《孝德篇》）的主旨所在。[14]其次，如果說順行、友行、孝行涵蓋了一個人倫理生活的全部領(lǐng)域的話，那么，《孝經(jīng)》的特別之處就在于以孝行來詮釋、統(tǒng)攝順行、友行，也就是說，雖然順行、友行與孝行對應(yīng)的生活領(lǐng)域不同，孝行仍是順行、友行的基礎(chǔ)，或者說順行、友行仍可理解為孝行臻于完善的一個組成部分，故言“行莫尊焉”，這也正是《孝經(jīng)》后半部分（《孝行篇》）的主旨所在?？偠灾缎⒔?jīng)》的主旨在于論孝何以為下德上行：下德雖然是下德，但廣之可達乎上德，所謂通天地、感神明是也，上行自然是上行，故推之可及乎下行，所謂興禮樂，行教化是也。

至于《孝經(jīng)》后半部分（《孝行篇》）更具體的次序和脈絡(luò)，依此可作如下梳理。首先總談孝行（《紀孝行章》）之意義，從事親之“五致”，談到孝行可擴展到友行、順行，即所謂能事親方能“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丑不爭”。其次承前章談非孝的可能后果（《五刑章》），以非孝為“大亂之道”。再次談孝行之推廣（《廣要道章》、《廣至德章》、《廣揚名章》），即孝行推廣擴充到友行、順行。其中大可注意者，《廣要道章》先于《廣至德章》。既然要道主要落實在禮上面，那么，看起來這里的次序是禮先德后。但需要指出的是，《廣至德章》中的至德，對應(yīng)的主體是圣人或王者，并非一般人，就是說，《廣要道章》與《廣至德章》都是在講圣人或王者的教化與治理，而就這個教化與治理的過程而言，禮自然具有次序上的優(yōu)先性和緊迫性，而教化與治理有最佳之效驗，才能說是圣人或王者至德之體現(xiàn)。換言之，就圣人或王者而言，德為本，就百姓與庶民而言，禮為先。因此我們看到，在開宗明義的首章是說“至德要道”，先說德后說禮（要道），而在具體講孝行之推廣時則是先《廣要道章》后《廣至德章》。再次談到孝行不等于單純的聽從命令，故而有諫諍義（《諫諍章》），且此義于父子、君臣皆有。再次談到天子廣孝之行（《感應(yīng)章》）和臣下廣孝之行（《事君章》），最后全文歸約于喪親之禮（《喪親章》），為事親之終，也是孝行中最為隆重之禮。

2.襲取之失

關(guān)于襲取之失，朱子提到的主要有以下三處。

一處是在《三才章》?！度耪隆返脑娜缦拢?/p>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jīng)，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对姟吩疲骸蘸諑熞窬郀栒?。’”

對此朱子說：“自其章首以至‘因地之義’，皆是《春秋左氏傳》所載子大叔為趙簡子道子產(chǎn)之言，唯易‘禮’字為‘孝’字。而文勢反不若彼之通貫，條目反不若彼之完備。明此襲彼，非彼取此，無疑也?！盵15]《左傳》對應(yīng)的原文在昭公二十五年條下：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chǎn)曰：‘夫禮，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jīng)，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fā)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犠，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nèi)，以經(jīng)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wù)，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zhàn)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xié)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焙喿釉唬骸吧踉眨Y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jīng)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關(guān)于子產(chǎn)這一段話的大義，孔穎達概括得非常清楚：“自‘夫禮’至‘因地之性’言禮本法天地也；自‘生其六氣’至‘民失其性’言天用氣味聲色以養(yǎng)人，不得過其度也；‘是故為禮’以下言圣王制禮以奉天性，不使過其度也?！盵16]兩相對照一下可以看出，朱子上面的看法是對的：《左傳》所載子產(chǎn)之言與《孝經(jīng)》所載孔子之言相比，前者的確是文勢更為通貫，條目更為完備，因此后者因襲前者的確是無疑的。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由此一定得出一個對《三才章》徹底否定的結(jié)論。實際上《左傳》所載子產(chǎn)之言與《三才章》所載孔子之言恰恰可以互相發(fā)明。質(zhì)言之，如果說子產(chǎn)之言主要是以三才說禮的話，那么，孔子之言以三才說孝，恰恰在于表明，禮的本質(zhì)在于孝。而這其實正是《三才章》前半段的主旨所在：先王基于三才之道而成其政教，即是以孝為本成其政教。禮本于孝的看法在儒學史的整體脈絡(luò)中自然是站得住腳的，此處不及詳論。[17]而且，即使是朱子，雖然指出了《孝經(jīng).三才章》與《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的因襲關(guān)系，但他也認為這一段“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存之無害”，所以并沒有主張刪除，反倒是對《三才章》后半段，他明確建議刪除。[18]

第二處是在《孝優(yōu)劣章》。《孝優(yōu)劣章》原文如下：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善，皆在于兇德。雖得之，君子所不貴。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对姟吩疲骸缛司?，其儀不忒。’”

對此朱子說：“‘悖禮’以上皆格言，但‘以順則逆’以下則又雜取《左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與此上文既不相應(yīng)，而彼此得失又如前章所論子產(chǎn)之語，今刪去凡九十字?！盵19]《左傳》原文中，季文子的話在文公十八年條下：“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兇德，是以去之?！北睂m文子的話在襄公三十一年條下：“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睆闹熳舆@里和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朱子立論的要點其實主要不在“雜取《左傳》”這一點，而在義理上的考量，即認為這段話與前面關(guān)于悖德、悖禮的論述“不相應(yīng)”。[20]

第三處是在《事君章》?！妒戮隆吩娜缦拢?/p>

子曰：“君子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对姟吩唬骸暮鯋垡?，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對此朱子說：“‘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語，然于文理無害。引《詩》亦足以發(fā)明移孝事君之意，今并存之。”[21]《左傳》宣公十二年正是以“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說“林父之事君”，如果說孔子在此引用此語通論事君之道，并沒有什么不妥當。只要不是過于挑剔，就不至于認為這是什么襲取之失。朱子以“然于文理無害”論之，其勉強接受的態(tài)度溢于言表，其實正是因為他有先入之見。這里也涉及一種常見的情況。我們知道，引用古語是先秦文獻中一種常見的現(xiàn)象。比如這里的“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同樣見諸《史記.管晏列傳》。司馬遷在引用時有“語曰”二字，說明這是一句古語，并沒有說是孔子所說。如果說孔子這里的話實際上引用了這句古語，那也沒有什么不妥當。

3.義理之失

義理方面自然是朱子最為關(guān)切的，從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朱子關(guān)于《孝經(jīng)》次第之失和襲取之失的諸多看法大都與他對《孝經(jīng)》義理方面的評斷有關(guān)。[22]在此我先具體分析朱子針對《孝經(jīng)》提出的義理方面的兩個重要批評，然后結(jié)合儒學史就其中的一些重要問題給出一個更為宏觀的刻畫。

前面已經(jīng)討論過，《三才章》的前半段朱子認為是襲取《左傳》子大叔為趙簡子道子產(chǎn)論禮之言，只是易“禮”為“孝”，不過，朱子并沒有因此主張將這一段刪除，而是建議保留，因為其“文雖非是而理猶可通”。對于《三才章》后半段，朱子的懷疑態(tài)度更為強烈。他說：“其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又與上文不相屬，故溫公改‘教’為‘孝’，乃得初通，而下文所謂‘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者卻不相應(yīng)，疑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以為孔子、曾子之問答，但未見其所出耳。……文既可疑，而謂圣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后以身先之，于理又已悖矣。況‘先之以博愛’亦非立愛唯親之序，若之何而能使民不遺其親耶？其引《詩》亦不親切。今定‘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九字并刪去。”[23]

關(guān)于司馬光改“教”為“孝”字，需要澄清的是，“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直接承接的是“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這當是對《孝經(jīng)》原文語脈的正確理解。只要明確了這一點，就不會輕易地認為后半段“與上文不相屬”，相反，前半段和后半段的聯(lián)系也是非常清楚的：前半段以三才論孝，以孝論先王之政教，后半段則說先王興教以化民。朱子批評司馬光改“教”為“孝”字導致與下文“德義”、“敬讓”、“禮樂”、“好惡”不相應(yīng)，但后面又按照司馬光的改法（所謂“圣人見孝可以化民而后以身先之”）而批評其悖理，因此這里說這半段“亦裂取他書之成文而強加裝綴”，在朱子并非一般的猜測，而是以為必然如此。實際上關(guān)于這半段，朱子在義理方面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非立愛惟親之序”這一點上。于是，問題就在于，這半段所說內(nèi)容與《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修行次序是否有抵牾？這正是朱子此處批評的要點所在。朱子雖以縝密見稱，但此處的批評實在夠不上公允，其先入之見自然是主要原因，就具體內(nèi)容的理解而言，朱子這里的問題在于他沒能充分重視此處所說的“先王”。

朱子很自然地將“先王”理解為“圣人”，又多從德的角度去理解圣人，而忽略了作為圣人的先王還有制作禮樂的一面。圣王之教，一言以蔽之，為德禮之教。禮樂之制作，端賴有德有位之圣王；禮樂之實行，可使民德歸厚而興行成俗。因此也可以說，禮教是德教實行的重要途徑或必要的組成部分，此即《廣至德章》所謂“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之義。于是，就個體的修行次序而言，自然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從王者治理、教化的角度看，禮教的實行自然應(yīng)當優(yōu)先考慮?！度耪隆泛蟀攵巫匀皇菑耐跽咧卫?、教化的角度談?wù)撜虇栴}，而非從個體修行的角度談?wù)撨M德次序。澄清了這一點，自然就說明了這半段與《大學》中的修行次序并不矛盾，也就揭示了朱子立論的要點和缺失所在。

更明確地說，僅就先王個體之德的修行而言，這里的“先之以博愛”并非意味著是在宣揚躐等之愛。前已述明，《孝經(jīng)》的一個主導思想是，圣王之德有廣于孝但必本于孝，所以此處的“先之以博愛”、“先之以敬讓”并非是說先王先于孝親而施以博愛、敬讓，而是說，先王之德行先于民而施之，從而能夠起到化民成俗的表率作用，且一定可以合理地推論，先王之“博愛”、“敬讓”必本于孝親。經(jīng)過這一番解釋，我們也能明白，此章末尾之引《詩》，其實是很恰當?shù)?。概而言之，《三才章》后半段實際上說的是一個尊德隆禮慎刑的政教綱領(lǐng)，與個體修齊治平的修行次序并不相悖。

實際上，關(guān)于修行次序上的“悖理”，是朱子批評《孝經(jīng)》的要點之一，亦多見于他處。前面已經(jīng)提到，朱子對于《孝優(yōu)劣章》的一個批評就是關(guān)于這一點的。再比如，對于《孝治章》義理方面的問題，朱子評斷說：“其言雖善，而亦非經(jīng)文之正意。蓋經(jīng)以孝而和，此以和而孝也。”[24]其要點亦在是否與立愛惟親之次序是否抵牾這個問題上。還有，對于《廣要道章》義理方面的問題，朱子評斷說：“此一節(jié)釋‘要道’之意，當為傳之二章。但經(jīng)所謂‘要道’，當自己而推之，與此亦不同也?！盵25]接下來對于《廣至德章》，朱子亦說：“然所論至德，語意亦疏，如上章之失云?！盵26]朱子立論之整嚴由此亦可見其一斑，而我們上面的分析和澄清大概足以回應(yīng)朱子的這個貫徹始終的批評了。

朱子在《孝經(jīng)刊誤》中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批評，聚焦于《圣治章》“嚴父莫大于配天”一說。朱子說：“嚴父配天，本因論武王、周公之事而贊美其孝之詞，非謂凡為孝者皆欲如此也。又況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而非此之謂乎？若必如此而后為孝，則是使為人臣者皆有矜將之心，而反陷于大不孝矣。作傳者但見其論孝之大，即以附此，而不知其非所以為天下之通訓。讀者詳之，不以文害意焉可也?！盵27]《朱子語類.孝經(jīng)》也記載了類似的說法：“問：‘如‘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恐非圣人不能言此?！唬骸缦旅嬲f‘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則豈不害理！倘如此，則須是如武王、周公方能盡孝道，尋常人都無分盡孝道也，豈不啟人僭亂之心！’”[28]

對此，我將結(jié)合上面對《孝經(jīng)》以及《圣治章》在其中所處地位的綜合理解，提出兩個看法。其一，“嚴父莫大于配天”的說法出現(xiàn)于《圣治章》，這提示我們，這里并不是泛論人之孝，而是專論圣人之孝，質(zhì)言之，只有圣人才談得上“嚴父莫大于配天”，一般人則談不上。實際上朱子對此并非不清楚，上面引文已經(jīng)明確地將這一點表達出來了。《朱子語類.孝經(jīng)》記載的朱子與弟子的一段對話也能說明朱子對此非常清楚：“問：‘向見先生說‘‘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非圣人之言，必若此而后可以為孝，豈不啟人僭亂之心’，而《中庸》說舜、武王之孝，亦以‘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nèi)’言之，如何？’曰：‘《中庸》是著舜、武王，言之何害？若泛言人之孝，而必以為此說，則不可?！盵29]朱子之所以認為“嚴父莫大于配天”有泛論人之孝的意味，是更細微地考慮了這里的語脈?！靶⒛笥趪栏?，嚴父莫大于配天”的上文是“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如此將上下文放在一起連讀，則得出“嚴父莫大于配天”是泛論人之孝的結(jié)論或有情有可原之處。不過，如果我們把這一段文字放在《圣治章》整個語脈中，又把《圣治章》放在《孝經(jīng)》的整個語脈中去理解，可能就不會產(chǎn)生朱子那樣的誤讀了。[30]

既然“嚴父莫大于配天”是專論周公之孝，而非泛論人之孝，那也就不存在什么啟人矜將之心或僭亂之心的問題了。那是否意味著朱子的這個批評完全是無的放矢呢？如果充分體會朱子的這個批評，我們會意識到，朱子在此有意誤讀，與他非常細微地覺察到了《孝經(jīng)》中包含著一個與他的四書學思想體系非常不一樣的要點有很大關(guān)系，而這個要點對于我們理解《孝經(jīng)》本來的思想旨趣又非常重要。前面我們已經(jīng)分析過，《孝經(jīng)》前六章的引《詩》和引《書》非常切題地營造了一種切私性的憂患意識，而其思想的內(nèi)容則是將孝的涵義落實在“以德保位、以德守業(yè)”上。朱子對這一思想的不契，首先表現(xiàn)在他可能會認為，這種對孝的功能主義的理解有可能動搖其真理的地位。雖然孔子解釋三年之通喪時說“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在經(jīng)典中我們也能看到很多關(guān)于包含孝在內(nèi)的德的功能主義解釋，但是，僅僅或主要在功能的意義上理解孝乃至一般意義上的德則是錯誤的。質(zhì)言之，如果說修德僅僅是為了保位、守業(yè)，這個理解是朱子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不難理解，朱子在他所謂的《孝經(jīng)》傳文部分看到的更多的是在說行孝的果效：“《孝經(jīng)》，疑非圣人之言。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著，但說得孝之效如此。”[31]對德的純粹功能主義理解當然是錯誤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德不具有功能性的涵義。實際上，德必然包含著功，恰是原始儒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比如孔子回答子貢“博施于民而能濟眾”是否“可謂仁”時說：“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堯舜其猶病諸！”（《論語.雍也》）。當?shù)屡c功被徹底分開之后，德就完全內(nèi)在化了，連帶地其意蘊脈絡(luò)也就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雖然不能說在朱子的思想體系中，德被完全內(nèi)在化了，但有宋以來的理學的確比較強調(diào)德的內(nèi)在化一面，這是不爭的事實。[32]可以想見，朱子建議刪去《孝經(jīng)》前六章幾處引《詩》和引《書》，并對“嚴父莫大于配天”提出自己的質(zhì)疑，主要是擔心《孝經(jīng)》引導學者過度地從功能主義的立場上理解孝與德。

更為特別的是孝、德、位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方式。既然孝為德之本而德有廣于孝，那么，以德保位乃至以德獲位就可以被合理地納入孝的范圍?！缎⒔?jīng)》的這個重要思想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刻畫。從一個積極的角度來說，孝的一個重要涵義正是榮耀父母，正如首章所言，“孝之終”在于“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與榮耀父母相反的是給父母帶來恥辱，因此從一個消極的角度來說，孝的一個重要涵義正是避免因自己德行的缺乏而給父母帶來恥辱，正如《弟子規(guī)》所說，“德有傷，遺親羞”當為孝子所避免。這里談?wù)摰臉s親和辱親觀念，是儒家傳統(tǒng)中很特別的榮辱觀念，不僅體現(xiàn)了儒家倫理思想的一些特質(zhì)，而且對于我們理解古代中國的政治原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此處無法詳論。與這種特別的榮辱觀念相關(guān)聯(lián)的，正是我們前面分析過的那種切私性的憂患意識。朱子提出“啟人矜將之心或僭亂之心”的疑慮，正是因為他細微地體察到了《孝經(jīng)》中的這種切私性的憂患意識而又難以認同。這種切私性的憂患意識其實是原始儒家關(guān)于“德”的思想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也與《周易》中“順乎天而應(yīng)乎人”的革命思想有密切關(guān)系。[33]朱子所熟悉和認同的憂患意識，是類似于范仲淹在《岳陽樓記》中表達出來的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唐宋以來特有的士大夫的憂患意識，相比于上述那種切私性的憂患意識，可以稱之為一種為公性的憂患意識。[34]

4.脫簡問題

今文《圣治章》有一段話談父子與君臣之倫：“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xù)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痹诠盼闹羞@一段屬《父母生績章》。朱子覺察到此處文意上有不完整、不通順的地方，所以他說：“至‘君臣之義’之下，則又當有脫簡焉，今不能知其為何字也。”[35]在此我嘗試提出一些可能的分析和合理的推測。

對這一段經(jīng)文，唐明皇注曰：“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子，傳體相續(xù)。人倫之道，莫大于斯。謂父為君，以臨于己。恩義之厚，莫重于斯?！盵36]劉炫《孝經(jīng)述議》注曰：“言父子相與之道，乃是天生自然之恒性也。其以尊嚴臨子，親愛事父母，又是君臣上下之大義也?！庇衷唬骸敖?jīng)意言父子之道，是天性也，又是君臣之義也。”[37]這都是認為父子之間有君臣之義。鄭玄的注則與此不同：“性，常也。父子相生，天之常道。君臣非有骨肉之親，但義合耳。三諫不從，待放而去。父母生之，骨肉相連屬，復何加焉。君親擇賢，顯之以爵，寵之以祿，厚之至也。”[38]鄭玄的注并不認為此處是說父子之間除了天性之外還有君臣之義，而是認為此處是在分說父子與君臣各有其重要性。結(jié)合這一章的語脈和原始儒家關(guān)于父子、君臣的相關(guān)義理，我們可以斷言，鄭玄的注更為確當。

首先，我們可以從《論語》、《禮記》等多部經(jīng)典中看到原始儒家在義理上對父子與君臣之倫的區(qū)分，而鄭玄的注是與之完全一致的。如談到事父母，孔子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語.里仁》）與此相發(fā)明者，見于《禮記坊記》：“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币嘁娪凇洞蟠鞫Y記.曾子立孝》：“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币嘁娪凇抖Y記.內(nèi)則》：“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于鄉(xiāng)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倍墩撜Z》亦記載了孔子的多次去就，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或如《禮記.曲禮》所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本褪钦f，在儒家看來，父子之倫與君臣之倫有很大的不同，不能將二者混同：父子有骨肉之親，故屬天性；君臣則無骨肉之親，惟義合而已。此義亦見于漢代其他文獻，如《史記.宋微子世家》載微子說：“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p>

其次，從《圣治章》整章的語脈來看，如果這里只是談父子之間亦有君臣之義，而不及君臣之倫本身，那么，前后段落在文意上頗不通順。后面一段特別說到君子之德義見諸言行則可收治教之效，所謂“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憋@然，這里是關(guān)聯(lián)于君臣之倫本身，而不是僅僅、甚至還不是主要對應(yīng)于父子之倫。就是說，如果前面只是說父子之倫有君臣之義而不及君臣之倫本身，那么，這一段就顯得非常突兀了。[39]

至于邢昺的疏引用《易.家人》中“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來說明唐明皇注中父子之間有君臣之義的意思，指出以下三點是必要的。第一，“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自然是我們理解父子之倫的重要文獻，但其意義類似于說父之于子，正如君之于臣，皆為綱也，而不是說父子有君臣之義，相應(yīng)地，可以說，“父子之道，天性也”這一段話的要點是說父與君皆有尊之之義，而不是說父子有君臣之義，也不是說尊親與尊君同。第二，實際上邢昺覺察到了此章文意上的不通順，所以他才說：“上引《家人》之文言人子之道于父母有嚴君之義，此章既陳圣治，則事系于人君也?！盵40]然后下引周公攝政“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之義”的事例說之。就是說，他的解釋策略是將這里的論述落實于周公之事來消除前后文意上的不通順。第三，邢昺為何沒有對唐明皇的注提出異議，這或許需要進一步探討，但疏不破注的經(jīng)學規(guī)范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敦煌出土的今文《孝經(jīng)》此處少兩個“也”字，作“父子之道天性君臣之義”。陳壁生留意到這一點，并結(jié)合上引鄭注、唐明皇注等證據(jù)提出，今文《孝經(jīng)》本來沒有那兩個“也”字，是唐明皇根據(jù)古文《孝經(jīng)》而改動今文而增加了兩個“也”字。由此他認為后來之所以將父子之倫有君臣之義看作是《孝經(jīng)》的一個重要思想，正是緣于唐明皇的改動和新注。[41]此說有一定道理，但其立論似有過強之嫌。在我看來，朱子指出這里存在脫簡，可能是一個更值得重視的看法。[42]質(zhì)言之，后世以父子之倫有君臣之義解《孝經(jīng)》這一段經(jīng)文，脫簡可能是在文本流傳方面的一個根本原因，如果說秦漢以來尊君卑臣的政治架構(gòu)是在思想氛圍方面的一個客觀因素的話。而古文《孝經(jīng)》中增加的兩個“也”子，則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這個因脫簡導致的誤解得以固化。[43]

三、結(jié)語

以上主要分析了朱子對《孝經(jīng)》的懷疑和批評，從中也顯示出朱子基于這些懷疑和批評而對《孝經(jīng)》所做的有限肯定。概而言之，孝在四書學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是朱子有限地肯定《孝經(jīng)》的思想基礎(chǔ)。就孝的核心含義在于事親這一點而言，除了朱子所定《孝經(jīng)》經(jīng)文部分，朱子所定《孝經(jīng)》傳文部分的很多刻畫也都非常精彩，在這些地方朱子大都高度評價。比如，對于《圣治章》“故親生之膝下”等語，朱子評價說“意卻親切”。[44]又如，對于《圣治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等語，朱子評價說“‘悖禮’以上皆格言”。又如，對于《紀孝行章》提出的“五致”，《五刑章》以不孝為大亂之道等語，朱子亦以“格言”說之。又如，對于《喪親章》，朱子評價說：“其語尤精約也?！盵45]孝在四書學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還關(guān)聯(lián)于宋明儒家的工夫論。如果以涵養(yǎng)與察識兩義來概括宋明儒家的工夫論，那么，孝作為最重要的人生經(jīng)驗就是最直接、最親切的察識工夫。由此我們亦可以體會出，朱子在評價《孝經(jīng)》論孝時以“意卻親切”作為一個重要標準，亦有其工夫論上的隱含考慮。

朱子對《孝經(jīng)》的懷疑和有限肯定使得《孝經(jīng)》的地位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知道，在以六經(jīng)為核心經(jīng)典的時代，《孝經(jīng)》被理解為“六經(jīng)之總會”，如鄭玄《六藝論》所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jīng)》以總會之?！盵46]鑒于《春秋》在孔子所定六經(jīng)中的特殊地位，以《孝經(jīng)》為“六經(jīng)之總會”的看法往往也通過將《孝經(jīng)》與《春秋》相提并論而表達出來，如《孝經(jīng)緯》中關(guān)于孔子說自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jīng)》”的記載。此義孫奭所序唐明皇《孝經(jīng)注》論之甚詳：“夫《孝經(jīng)》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圣人蘊大圣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僭亂，禮樂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褒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刪《詩》《書》、贊易道，以明道德仁義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jīng)》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jīng)緯》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jīng)》。’’是知《孝經(jīng)》雖居六籍之外，乃與《春秋》為表矣?！盵47]

朱子對四書的極力表彰使得《孝經(jīng)》不再被看作“六經(jīng)之總會”，而是在四書學的框架下獲得了有限的肯定。朱子對《孝經(jīng)》的有限肯定主要著意于事親的主題，這一點還促使他就如何治《孝經(jīng)》提出了一個建議，即將《禮記》附于《孝經(jīng)》，以救《孝經(jīng)》之失。在《孝經(jīng)刊誤》篇末，朱子說：“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fā)此經(jīng)之旨者，別為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于事親’之傳。”[48]《朱子語類.孝經(jīng)》載朱子說：“如《禮記》煞有好處，可附于《孝經(jīng)》?！盵49]從引文可以明確地看到，這個建議中他最在意的，其實是“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可歸于小學的內(nèi)容。這就意味著，如果說四書講的是大學之道的話，那么，朱子是將《孝經(jīng)》歸入小學之道了。從這里的簡單刻畫我們不得不推出結(jié)論說，在從表彰六經(jīng)到表彰四書這個經(jīng)學重心的歷史性轉(zhuǎn)移過程中，《孝經(jīng)》的地位從原來的“六經(jīng)之總會”一落而變?yōu)橐徊棵蓪W讀物了。[50]

后世多有學者順著朱子的思路為《孝經(jīng)》作外傳，對《孝經(jīng)》的闡發(fā)又超出了朱子所論。如果說在表彰六經(jīng)的時代里，《孝經(jīng)》的最高定位可以用“與《春秋》相表里”一語來概括的話，那么，在朱子以后表彰四書的時代里，《孝經(jīng)》的最高定位可以用“與四書相表里”一語來概括。此義明代學者余時英《孝經(jīng)集義》自序論之甚詳：“昔者夫子與群弟子論求仁者不一而足，而于《論語》首篇直以孝弟為為仁之本，《孟子》七篇所撰，無非仁義，要其實總歸于事親、從兄，《大學》以孝者所以事君，為治國平天下之要，《中庸》亦以為政在于修身，而歸之親親為大。由是而觀，則知四書故道德之蘊奧，若《孝經(jīng)》一書，又所以立其本而養(yǎng)正焉者也?！盵51]最后一句以“童蒙養(yǎng)正”論《孝經(jīng)》，仍是不脫蒙學讀物的定位。

但必須注意到另外一個思想脈絡(luò)。一方面，歷代帝王對于《孝經(jīng)》的重視可能形成一個理解的傳統(tǒng)，而這個傳統(tǒng)與理學家的視角和關(guān)切未必相同，理學能夠?qū)@個傳統(tǒng)施加一定的影響卻不能徹底改變或完全代替之；另一方面，將《禮記》附于《孝經(jīng)》自然是朱子四書學體系內(nèi)的一個建議，不過，這個建議仍有可能開啟一條從表彰四書的《孝經(jīng)》學回返表彰六經(jīng)的《孝經(jīng)》學的思路，畢竟，《孝經(jīng)》和《禮記》都表達了對禮樂制度的高度重視。實際上，當我們看到，在《孝經(jīng)集傳》中，黃道周以《禮記》、《孟子》為《孝經(jīng)》宗論，從而提出《孝經(jīng)》有五微義、十二著義時，我們已經(jīng)很難僅僅在朱子《孝經(jīng)刊誤》之思想后果的意義上去理解這部著作了。

如果說《孝經(jīng)》為六經(jīng)之總會的看法與《孝經(jīng)》與四書相表里的看法都有其道理的話，那么，重要的是如何基于對經(jīng)典以及教化歷史的把握而獲得一個更為貫通的理解，將這兩個看法協(xié)調(diào)起來、統(tǒng)一起來。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朱子以四書為核心經(jīng)典的思想體系與《孝經(jīng)》義理上的不一致，主要集中于兩個要點：一個是《孝經(jīng)》中明確地呈現(xiàn)出來的、也見于儒教其他經(jīng)典（特別是《詩》、《書》）的那種切私性的憂患意識，另一個是《孝經(jīng)》中微妙地呈現(xiàn)出來的、也見于儒教其他經(jīng)典（特別是《春秋公羊傳》）的以孔子為最后一個圣王的歷史意識。既然朱子也有四書為六經(jīng)之階梯的看法，那么，由此我們應(yīng)當思考的恰恰是，如何將四書學的思想主題恰當?shù)匕仓迷谝环N更為貫通的經(jīng)學理解之中。在此，重溫小程子在《明道行狀》中的一句話仍然是有意義的：“知盡性知命，必本于孝悌；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p>

（因文章篇幅所限，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