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市場力量》翻譯

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市場力量

翻譯：邱思睿

內容導讀：在過去的幾十年中，許多經濟學家的思維都是由索洛（1956 年）增長模型和戴蒙德（1965 年）世代交替模型所塑造的，這兩個模型都假設了確定性和競爭性市場。在這些模型中，實際利率反映了資本的邊際產品。因此，近年來的低實際利率誘使一些經濟學家得出結論，認為資本積累目前只具有較小的邊際社會價值，因此，政府債務對資本的擠出效應并不值得關注。本文的創(chuàng)新之處在于將這些模型擴展到具有市場支配力的企業(yè)。

論文標題：《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市場力量》，勞倫斯·鮑爾（Laurence M. Ball）和 格雷戈里·曼昆（N. Gregory Mankiw）

簡介：該論文《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市場力量》（Market Power in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s）于 2021 年 5 月刊登在《經濟研究評論》 第90（2）卷，第572-596頁。Laurence M. Ball 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經濟學教授，也是國家經濟研究局的研究員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顧問。他曾在多家中央銀行擔任過訪問學者，包括美聯(lián)儲、歐洲中央銀行、日本銀行、英格蘭銀行和新西蘭儲備銀行。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失業(yè)、通貨膨脹、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金融監(jiān)管。

N. Gregory Mankiw 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Mankiw 在學術界以其在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方面的工作而聞名。Mankiw 在經濟學和經濟政策方面寫作廣泛，截至2020年2月，根據學術出版物、引用和相關指標的 RePEc 總排名，他在近50,000名注冊作者中排名第45位。

概要：

本文探討了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資本的最優(yōu)積累和政府債務的影響。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 新古典增長模型是一種經濟模型，根據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這三個因素來解釋經濟如何隨時間推移而增長。這些模型假定存在一個將產出與資本和勞動力聯(lián)系在一起的總生產函數，并且資本和勞動力的收益是遞減的。這些模型還假定技術以外生率提高，即技術是在模型之外決定的。最著名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是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和特雷弗-斯旺（Trevor Swan）于 1956年提出的索洛-斯旺模型。]，企業(yè)具有市場支配力，因此其價格高于邊際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儲蓄者獲得的實際利率低于資本的邊際生產凈額。我們建立了一種適用于此類經濟體的新方法來評估動態(tài)效應。合理的校準表明，實際利率與資本邊際生產凈額之間的差額超過 4 個百分點，同時美國經濟具有動態(tài)效率。此外，政府的龐氏騙局對福利的影響可能不同于競爭條件下的龐氏騙局。即使政府可以維持債務的永久滾動和利息的不斷累積，該政策也可能會通過壓低穩(wěn)態(tài)資本和總消費來降低福利。這些發(fā)現(xiàn)表明，即使像最近觀察到的那樣實行低利率，財政政策制定者仍應重視政府債務的擠出效應[ 政府通過向公眾（企業(yè)、居民）和商業(yè)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引起利率上升和借貸資金需求上升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或非政府部門）支出減少，從而使財政支出的擴張部分或全部被抵消]。

全文速覽：

本文的分析基于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則：具有市場支配力的企業(yè)往往會將其價格定的高于邊際成本，它們也會選擇資本邊際產品超過資本成本的資本存量。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資本邊際產品與資本成本之間的差會壓低實際利率。

在當代經濟中，市場力量與實際利率之間的聯(lián)系可能尤為重要。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經濟與世界上許多其他經濟體一樣，經歷了實際利率的大幅下降。許多觀察家認為，在此期間，市場競爭減弱，加價率上升。[例如，見 Philippon (2020) 和 De Loecker, Eeckhout, and Unger（2020 年）]。如果他們的觀點是正確的，那么市場力量的增強可能是實際利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這種情況下，了解市場力量的作用可能是正確解讀實際利率數據的必要條件。

市場力量與實際利率之間的聯(lián)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來看待財政政策和最佳國民儲蓄與投資。關于財政政策的討論通常強調，政府預算赤字會擠出資本，從而阻礙經濟增長。然而，最近一些觀察家指出，低實際利率表明，擠出效應現(xiàn)在可能并不令人擔憂。[例如，見Blanchard (2019) 和 Furman and Summers (2020)]。如果市場力量壓低了實際利率，那么實際利率就不能反映新增資本的社會價值。

為了盡可能簡單地說明這些觀點，我們首先以索洛（1956 年）的經濟增長模型和費爾普斯（1961 年）的最優(yōu)資本積累分析為基礎。我們對這一教科書模型的主要改動是增加了具有市場支配力的企業(yè)。我們的研究表明，這一修正極大地改變了如何運用標準增長框架來解釋數據，尤其是實際利率數據。市場力量會使實際利率低于經濟增長率。在競爭條件下，這種情況與資本過度積累有關。這種情況被稱為動態(tài)無效率。但在具有市場力量的經濟體中，情況并非如此。我們提出了一種在存在市場力量的情況下評估動態(tài)效率的新方法。該方法首先測量單位資本的資本收入，這通常用于衡量競爭性經濟體的回報率。然后，它采用了兩種修正方法。對經濟中的典型加價率進行估算，以糾正因市場力量而導致的資本支付不足。修正托賓 Q 的估計值修正了以下事實，即國民經濟核算將企業(yè)獲得的純利潤納入測算資本收入。

為了了解這些影響的實際重要性，我們對這一擴展的索洛模型進行了校準，使其與美國經濟的數據基本吻合。如果像一些文獻所言，典型價格比邊際成本高出 20個百分點， 則實際利率比資本的社會回報率低 4 個百分點以上。而修正市場力量的影響后，得出的社會回報率值估計則超過 8個百分點。由于估計的社會資本回報率遠高于經濟增長率，這表明美國經濟是動態(tài)高效的。

在研究了索洛模型的這些影響之后，我們考慮了政府債務的可持續(xù)性和福利影響。為此，我們借鑒了 Diamond（1965 年）關于重疊世代模型中資本積累的經典著作?；仡櫼幌拢诟偁幮越洕?，動態(tài)效率與政府龐氏騙局之間存在密切聯(lián)系。[例如，參見 O'Connell 和 Zeldes（1988 年）。]如果實際利率低于增長率，表明動態(tài)效率低下，政府就會出現(xiàn)永久性的基本赤字：它可以向每一代人進行轉移支付，并將由此產生的政府債務永遠滾動下去。發(fā)債帶來的擠出效應會增加福利，因為經濟中的資本超過了最佳水平。

動態(tài)效率與龐氏騙局之間的這種緊密聯(lián)系在具有市場力量的經濟體中被打破。我們的研究表明，如果市場力量將實際利率推低到增長率以下，政府就可以再次實施龐氏騙局。然而，這種龐氏騙局雖然可行，卻未必是免費的午餐。即使是成功的龐氏騙局，在穩(wěn)態(tài)下也可能會減少福利。政府龐氏騙局對福利的影響取決于兩種效應。第一種效應我們稱之為總體效應。由于政府債務會擠出資本，如果資本的凈邊際產品超過增長率，它就會抑制總消費，反之則會增加總消費。[這與 Phelps（1961 年）的經典結果相似。我們將此稱之為代際效應：政府債務的引入改善了總消費在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分配。這種效應類似于當增長率超過利率時，現(xiàn)收現(xiàn)付的社會保障所帶來的帕累托改進效應（Samuelson，1958；Weil，2008）。在競爭性經濟中，債務的總體效應和代際效應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在具有市場力量的經濟體中，當經濟增長率大于實際利率但小于資本的凈邊際產品時，這兩種效應就會發(fā)生沖突。

兩種效應的相對大小取決于參數。例如，代際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消費的跨期替代彈性。如果該彈性很小，代際效應就很小，而總體效應則占主導地位。更廣泛地說，這些研究結果表明，在存在市場力量的情況下，實際利率本身并不能很好地指導判斷政府負債增加的影響。

可以肯定的是，雖然本文研究的是市場力量的作用，但實際利率和資本的邊際產品也可能因其他原因而不同。資本回報是有風險的，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風險溢價會壓低無風險利率。[參見 Abel 等人（1989 年）以及最近的 Barro (2020)]。由于我們考慮的是具有確定性的模型，因此在這里不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當然，在世界上，不確定性和市場力量都會影響實際利率。但我們認為，只考慮其中的一種力量最能把問題講清楚。正如之前的許多研究都集中于不確定性而無市場力量的情況一樣，我們在此關注的是市場力量而無不確定性的情況。

我們的分析與多篇文獻相關。Farhi 和 Gouria（2018 年）以及 Basu (2019)指出，市場力量會在資本邊際產品與資本成本之間形成差額，但他們并沒有探討這對最優(yōu)資本積累或財政政策的影響。Judd（1997）認為，不完全競爭可能意味著最優(yōu)資本稅為負。他的目的是利用稅收政策來糾正我們所認為的扭曲現(xiàn)象。Reis (2020) 研究了在信貸市場不完善導致利率低于資本邊際產品的經濟中的債務政策。低于資本邊際產品。雖然他的模型中的差額來源截然不同，但他的分析與我們的分析一樣，都認為區(qū)分實物資本的社會回報和金融資產的私人回報非常重要。最后，許多文獻如 Aghion 和 Howitt（1992 年），都強調市場力量對技術創(chuàng)新的推動作用。相比之下，我們遵循新古典主義傳統(tǒng)，將技術變革視為既定事實，探討市場力量對最優(yōu)資本積累和財政政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