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自《The Eclipse of the‘Abbasid Caliphate：Original Chronicles of the Fourth Islamic Century》卷七，Prefaceand Index，Preface。

本文作者為不列顛學會會員（FBA）、文學博士（D.Litt）大衛(wèi)·塞繆爾·馬戈里勞斯（David Samuel Margoliouth，1858-1940），英國東方學家，曾任英國國教牧師，1889-1937年任牛津大學阿拉伯語勞迪安教授（Laudian Professor of Arabic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極擅阿拉伯語，在阿拉伯語著作翻譯方面頗具成績，主要參與翻譯了雅庫特《學者傳略》及本文所在的米斯凱韋、阿布·舒賈兩位的編年史集合。他曾提出一個大膽的理論：蒙昧時代的詩歌或許是伊斯蘭時期編造的作品。在其著作《穆罕默德與伊斯蘭的崛起》中他寫道：“專家們認為古蘭經的語言與早期詩歌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雖然我們很難對這一點發(fā)表意見，看上去早期的詩歌很大程度上是仿照《可蘭經》捏造出來的，但我們可以接受阿拉伯人的意見?！?/p>

其著述有：

《對圣經啟示錄的辯護（Lines of Defence of the Biblical Revelati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0; 2nd ed. 1901.

《阿布·阿剌·馬阿里有關素食主義的書信集（Abu 'l-Ala al-Ma‘arri's correspondence on vegetarianism）》,刊載于皇家亞洲學會（JRAS），1902，p289

《穆罕默德與伊斯蘭的崛起（Mohammed and the Rise of Islam）》1905.

《一首被認為作者是薩毛埃爾的詩（A poem attributed to Al-Samau’al）》JRAS,萊頓，1906

《倭馬亞與阿拔斯（Umayyads and 'Abbasids）》1907.

《伊斯蘭教的早期發(fā)展（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Mohammedanism）》1914.

《學者傳略（Irshad al-Arib ala Ma'rifat al-Adib of Yaqut al-Hamawi/Yaqut's Dictionary of Learned Men）》七卷本(加入吉布紀念叢書[E.J.W.Gibb Memorial Series]卷六)，萊頓（Leiden），博睿（Brill），1907–1927年陸續(xù)出版（阿拉伯文）

《亞里士多德之詩學：從希臘語譯為英語，以及阿拉伯語譯為拉丁語（The Poet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from Greek into English and from Arabic into Lati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11 ISBN 9789333679183)

《阿卜杜·喀里木·本·穆罕默德·薩馬阿尼<譜系之書>（The Kitab al-Ansab of Abd al-Karīm ibn Mu?ammad al-Sam'ani）》萊頓，博睿，1912

《伊斯蘭教（Mohammedanism）》1912.

《一位美索不達米亞法官的<爐邊夜話>（The Table-talk of a MesopoTamian Judge）》兩卷本. 2 vols. 1921–1922.

《阿拔斯王朝的衰亡（The Eclipse of the Abbasid Caliphate）》. 1921.

《伊斯蘭教興起前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關系（he Relations Between Arabs and Israelites Prior to the Rise of Islam）Schweich Lecture for 1921. 1924.

《阿拉伯史學家講義（Lectures on Arabic Historians）》, 這是1929年二月在加爾各答大學發(fā)表講座時的講義，后列入“拜占庭叢書（Byzantine series）” 38號，1930年出版于加爾各答。后在紐約Burt Franklin再版

《約翰·瑞蘭德圖書館的阿拉伯皮草紙手稿目錄（Catalogue of Arabic Papyri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曼徹斯特，1933

《開羅、耶路撒冷與大馬士革：埃及蘇丹統(tǒng)御下的三座重鎮(zhèn)（Cairo，Jerusalem and Damascus：three chief Cities of the Egyptian Sultans）》

H.F.阿梅德羅茲先生因參與編訂整理了希拉勒（Hilal）[1]的《維齊爾手冊（Book of the Viziers，Kitab al-wuzara）》、伊本·喀拉尼西（Ibn al-Qalanisi）[2]的《大馬士革史（History of Damascus）》，以及其所寫的諸多有關歷史與法律的專著，使得伊斯蘭史專業(yè)的學生們對其感激萬分[3]。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歲月，他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對米斯凱韋一部分著作的整理編訂，其中涉及塔巴里所著編年史【即歷代先知與帝王史】時間范圍之后的事件；然后是阿布·舒賈（Abu Shuja）對米斯凱韋著作的續(xù)寫著作。至于新發(fā)現編訂的希拉勒編年史的片段[4]，他已經將其附錄在《維齊爾手冊》中一起出版了。米斯凱韋的（阿拉伯文）版本是在君士坦丁堡復印的，已經由吉布基金會發(fā)行；作為理事之一的阿梅德羅茲先生為其提供了一卷序言，這份副本即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以辨認真假; 阿梅德羅茲先生除了對其進行翻譯之外，還將從牛津大學處得到的阿拉伯文卷二的手稿（March，357號，時間范圍為伊歷345-367年[956/957-977/978]）[5]進行了核對，并用各種來源的手稿中補充了米斯凱韋的陳述，這些著作的時間有比米斯凱韋早的，也有比其晚的。至于來源于君士坦丁堡的阿布·舒賈著作手稿照片，則是從開羅的蘇丹尼克圖書館（Sultanic Library，當時叫Khedivial）借的[6]。

[1] 即阿布·侯賽因·希拉勒·本·穆哈桑·易卜拉欣·薩比（Abū'l-?usayn Hilāl ibn Mu?assin ibn Ibrahīm al-?ābi'，約969-1056），白益王朝時期史家、官員。出身拜星教徒（Sabians）、官僚世家，其著作除《維齊爾手冊（Kitab al-wuzara）》外，還有：

《Rusum dar al-khilafa（哈里發(fā)宮廷內的禮儀規(guī)矩）》

《希拉勒·薩比史（Tarikh Hilal al-Sabi）》（英文名為History of Hilal al-Sabi'；不過僅剩片段），這部著作是對其叔父、史家薩比特·本·錫南（后面征文會提到）著作的續(xù)寫，一直寫到伊歷447年（1056）；其子加爾斯·尼阿瑪·穆罕默德·本·希拉勒（Ghars an-Ni'ma Muhammad ibn Hilal）將其續(xù)寫至伊歷476年（1083-1084）；后又經多人之手續(xù)寫至616年（1219-1220）

[2] 即阿布·亞耳拉·哈姆扎·本·阿薩德·本·喀拉尼西（Abu Ya‘la Hamzah ibn Asad ibn al-Qalanisi，約1071-1160），12世紀阿拉伯史家、官員。出身塔米姆部（Tamim），曾兩任大馬士革城守（ra'is ，mayor），曾經歷1148年大馬士革被圍困的事件。其著作《大馬士革編年史續(xù)篇（the Dhail/Mudhayyal Ta'rikh Dimashq，Continuation of the Chronicle of Damascus）》是對《希拉勒·薩比史》的延伸，從1056年一直記到他去世（1160），是為數不多的穆斯林角度記述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編年史之一。

[3] 原注：關于追憶他生平的文章參見《JRAS》1917年刊p632

[4] 即《希拉勒·薩比史》

[5] 原注：這是圣彼得堡亞洲博物館的一份手稿，伊萬諾夫（Ivanow）曾經提到過

[6] 原注：這些手稿照片在1919年歸還

他經常把初稿交給現在這位和他多年來都有著某種合作研究關系的作家【即馬戈里勞斯】。1916年10月，我應邀前往拉合爾（Lahore）進行演講，由于我離開了英國，阿梅德羅斯先生便停止了出版事宜，那時已經到了第三卷的中間部分。1917年4月，當我回到英國時，我震驚地發(fā)現先生一個月前便已逝世。在其遺囑中他留下一筆錢以完成這項工作（包括翻譯），并請求我來負責這項工作。

鄙人（在阿梅德羅茲先生死后）繼承了他的遺志，然而在1918年冬-1919年，由于戰(zhàn)爭的影響，我被迫暫時中斷工作，開啟前往東方的旅程。不過在到了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時，我得以見識到了在這片土地上那些由編年史所記載的事件的發(fā)生地點。當古人的著作需要年事已高的老叟來整理時，難免會在遣詞造句上草率匆忙（了些），（我相信）在這種情況下是值得原諒（excusable）、也是可以理解的（desirable）[1]；盡管我（接手后）盡自己最大努力去看明白這些文本以便于翻譯，但我意識到，在注釋和對其他權威著作古代和現代著作的整理對照方面，我可能還需要做得更多。[2]在這最后一卷的索引中，我參考了巴比耶·德·梅納爾（Barbier de Meynard）[3]翻譯的《黃金草原（Prairies d'Or）》[4]的索引格式，并想要滿足那些想要查閱索引的讀者的需求。鑒于上述原因，為了避免顯得迂腐和花費太多精力，文中未對專名中的元音作標記，而在索引中標記出；為了使讀者更容易理解原文的意思，在某些地方使用大小寫字母，并強調同一個人的名字；那些古人們在同一頁上來回用本名（Ism）、昵稱（Kunyah）、族名（Nisbah）和別名（Laqab）晃眼，讓不是專家的讀者猜來猜去實無必要。

[1] 原文為One of the few cases wherein haste in literary matters is not only excusable but desirable is when the completion of a dead man’s work is laid upon some one who is himself advanced in years

[2] 原注：先生應該參考利用了施拉姆伯格（Schlumberger）那具備學術性與高雅氣息的著作集當中的卷一與卷二。

譯注：這位可能是古斯塔夫·施拉姆伯格（Léon Gustave Schlumberger ，1844-1929），法國歷史學家、錢幣學家，主要研究方向是十字軍東征、拜占庭帝國的錢幣

[3] 全名夏爾·阿德里安·卡西米爾·巴比耶·德·梅納爾（Charles Adrien Casimir Barbier de Meynard，1826-1908）法國東方學家。主要研究祆教史及伊斯蘭早期史，并負責翻譯多部伊斯蘭史著作，如《列王紀》、《黃金草原》、《道里邦國志》等，還曾參與編輯阿拉伯文-法文版本《十字軍時期史家文集（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4] 巴比耶·德·梅納爾在1861-1877年和Pavet de Courteille合譯馬蘇第的《黃金草原與珠璣寶藏》，書名定為《金牧場（Prairies d'Or，譯名出自蒙元史權威韓儒林之手）》，并出版阿拉伯語-法語雙語版本，1920年代開始又再次重印

本書（阿文本）前兩卷選自米斯凱韋的《通史（Universal History）》，阿梅德羅茲先生在吉本基金會刊行的副本中添上了一則書評，他的“l(fā)i'e”的來源是他自己的聲明[1]，收集在索引和對《雅庫特編學者傳略（Irshad al-Arib）》[2]卷二（88頁）的評論里，主要根據仍可獲得的史料的匯編，即（Viz）[3]阿布·海揚·陶希迪（Abu Hayyan Tauhidi）[4]的《快樂和友善之書（Al-Imtā? wa al-Mu’ānasa）》[5]與薩阿利比（Tha’alibi）[6]的《亞提瑪書大成（Tatimmat al-Yatīmah）》[7][8]（盡管還在等待出版）；雅庫特（《學者傳略》的作者）根據他自己的權威著作，顯然認為米斯凱韋原是祆教徒，后皈依到伊斯蘭教，若此言為真，米斯凱韋的父名穆罕默德和祖父名雅庫布很可能是虛構的。而“米斯凱韋”這個名字是他的別號而非其父親的，從和他同一時代的阿布·海揚和薩阿利比的著作可以看出【因此伊本·米斯凱韋這個名字不是正確名字】；之所以加上“ibn”是因為他的一些著作和哈馬丹尼·拉薩儀（Hamadhani’s Rasa’il）已出版的著作中都稱他自己為“艾哈邁德·本·穆罕默德·米斯凱韋（Ahmad ibn Mohammed Miskawaihi）”，因而有些人認為Miskawaihi 是他父親的別號。他說米斯凱韋曾和一位住在巴格達的沙赫里·阿卜杜·薩馬德（Shari’ 'Abd al-Samad）[9]、名為艾哈邁德·本·卡米勒（Ahmad ibn Kamil，伊歷260-350年[873/874-961/962]）的人一同研究了塔巴里史；他還提到米斯凱韋與維齊爾穆海萊比（Muhallabi，？-伊歷352年[963]）[10]交往了頗久一段時日；他的逝世日期是伊歷421年撒法爾月9日（1030年2月16號），這應該是對的，因為在《Tatimmat》中對他的評論暗示著他是《al-Yatīmah》[11]中提到的人的晚輩，在書里記載的詩中，也引用了他描述自己年逾古稀的句子。[12]也許他的出生日期可以暫時定在伊歷330年（941/942），或者還更早一點。不知道他是怎樣得到穆海萊比的青睞的，也許一個精通波斯語的人在像穆儀茲·道萊這樣人物的波斯宮廷里會有一些優(yōu)勢；由于米斯凱韋聲稱自己在伊本·阿米德第一（Ibn al- ' Amid Ⅰ）[13]的社交圈呆了七年，他很可能在伊歷352年穆海萊比去世后立即前往雷伊（Rayy）【魯肯·道萊】的宮廷，事實上在巴格達靠著維齊爾的贊助過生活是不夠安全的；老阿米德死于伊歷360年，在此期間米斯凱韋是他的圖書管理員，偕同一起出現在各種歷史場合。在他死后米斯凱韋似乎為其子、繼任維齊爾伊本·阿米德第二（Ibn al-'Amid Ⅱ）[14]效力；伊歷366年（976-977）小阿米德去世后他似乎被阿杜德·道萊起用，他講述了阿杜德給他的各種委托；伊歷372年（983）阿杜德也去世了，之后他似乎躲了起來，躲在伊本·罕馬爾與阿布·海揚的家里。阿布·海揚的《快樂和友善之書》就明確（ostensibly）記載了米斯凱韋與維齊爾伊本·薩丹（伊歷375年[985/986]被處死）的一段對話；阿布·海揚聲稱 “就是在這段時間內”，他給米斯凱韋寫了一篇普菲力歐斯（Porphyry）《亞里士多德范疇篇導論（Categories of Aristotle）》與《導言（Isagoge）》的評論；他曾嘲笑米斯凱韋，說他明明有機會去聽雷伊的阿米里（Amiri in Rayy）的哲學論道，結果五年過去了，米斯凱韋卻完全不珍惜這個機會。對于他的嘲弄，米斯凱韋回道：“和伊本·阿米德相比，阿米里會發(fā)現自己在哲學一途無疑是個初學者。” 可以看出，米斯凱韋在其著作《道德之精純與倫理之凈化（Tahdhib al-Akhlaq）》[15]中引用起亞里士多德的話時異常精準。

[1] 這個li’e是什么東西我也不清楚，原文就是如此

[2] 全名為《Irshād al-Arīb ilā Ma’rifat al-Adīb（Dictionary of Learned Men of Yāqūt）》

[3] 拉丁語videlicet的縮寫，意為“即”、“就是”

[4] 全名為Abu Hayyan ?Alī ibn Mu?ammad ibn ?Abbās Tauhidi/ al-Taw?īdī（923-1023），10世紀著名阿拉伯思想家、文學家，被雅庫特·哈馬維譽為“文人中的賢哲，賢哲中的文人（the philosopher of litterateurs and the litterateur of philosophers）”

[5] 原注：在巴格達時，有人借給我這本書的第一卷，而開羅的艾哈邁德·帕沙·澤基（Ahmad Pasha Zeki）則擁有一份完整的副本，他是在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宮圖書館（Top-kapu Library）拍下的

[6] 阿拉伯著名作家、旅行家（961-1038）

[7] 該書是后文注釋提到的《歌頌賢能德業(yè)的時代奇珍》的續(xù)作

[8] 原注：這部著作的副本我從柏林圖書館借了一段時間，將其整部都拍了下來。

[9] 雅庫特在《學者傳略》中也記載了這一點，在卷二p17

[10] 全名為阿布·穆罕默德·哈?！つ潞ＨR比（Abu Muhammad al-Hasan al-Muhallabi，903-963），伊拉克白益王朝維齊爾，為穆儀茲·道萊效力，出身穆海萊卜家族（該家族在倭馬亞至阿拔斯時為世家豪門，顯赫一時）

[11] 全名為歌頌賢能德業(yè)的時代奇珍（Kitāb Yatīmat al-dahr fī mahāsin ahl al-?a?r），英文名為The Matchless Pearl of the Age on the Fine Qualities of Contemporary Men【維基百科提供】/ the Solitaire of the Age in regard to the merits of Contemporaries【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英譯本提供】

[12] 原文為since the notice of him in the Tatimmah implies that he belongs to a later generation than the persons mentioned in the Yatimah, and in poems there quoted he speaks of his extreme old age

[13] 全名為阿布·法德勒·穆罕默德·本·阿比·阿卜杜拉·侯賽因·本·穆罕默德·卡提卜（Abu 'l-Fadl Muhammad ibn Abi Abdallah al-Husayn ibn Muhammad al-Katib，？-970）白益王朝名相，效力于魯肯·道萊

[14] 全名為阿布·法特赫·阿里·本·穆罕默德（Abu'l-Fath Ali ibn Muhammad），伊本·阿米德之子，子承父業(yè)，同為白益王朝名相。因綽號同樣為伊本·阿米德，故以“小阿米德”稱之。

[15] 全名為Tahdhib al'Akhlaq wa Tathir al'Araq，英文名Refinement of Morals and Cleansing of Ethics，這是他在哲學領域的主要著作，主要涉及倫理學，是為其學生寫的

對于米斯凱韋后來的職業(yè)生涯，薩阿利比留下了一些令人迷惑的記載：由于他擔任了白益王朝的一系列要職，并與巴哈·道萊（Baha al-daulah）[1]過從甚密，因此，他變得極其顯赫，他不屑于再去侍奉薩希德（Sahid），因為他并不認為自己比他差。他無法擺脫命運的失敗，便寫了一首詩，這篇詩是描述他和其他一些杰出人物之間的爭論，并抱怨命運的無常和朋友的不忠。他還寫了一首詩，名為《致阿米德·穆勒克（Amid al-Mulk）》，當時獻詩時正逢祝賀犧牲日（Day of the Sacrifice）和米希拉節(jié)/波斯中秋節(jié)（Mihrijan/Mihragan）[2]

[1] 阿杜德·道萊之子，全名為阿布·納斯爾·菲魯茲（Abū Nas r Fīrūz），白益王公，989-1012統(tǒng)治伊拉克，998-1012統(tǒng)治法爾斯，克爾曼

[2] 原文為He also composed a poem addressed to 'Amid al-Mulk wherein the latter is congratulated on the coincidence of the Day of the Sacrifice and the Mihrijan

不過，假若米斯凱韋和巴哈·道萊關系密切，那么令人驚異的事情來了：阿布·舒賈和希拉勒的著作都沒有提及到他，尤其希拉勒的書有專門記載巴哈·道萊的事件；薩希布一般認為指的是伊斯瑪儀·本·阿巴德，他是雷伊白益王朝君主法赫爾·道萊（Fakhr al-daulah）的維齊爾。雅庫特記載了米斯凱韋在伊歷358年（968/969）在雷伊遇到他的故事[1]，那時他還效力于老阿米德；至于薩阿利比關于薩希布的說法似乎不太靠譜：他說薩希布可能指的是薩希布·阿米德·居玉什（Sahib 'Amid al-Juyush）[2]，這位在伊歷392年被巴哈·道萊委以重任。至于阿米德·穆勒克，一開始后人猜測的是圖格魯克·貝格的維齊爾昆杜里（Kundari），但無論是在米斯凱韋還是薩阿利比的有生之年里，昆杜里都沒什么機會能獲得這個頭銜；可能這個人指的是維齊爾法赫爾·穆勒克（Fakhr al-Mulk）[3]，他在伊本·赫勒敦的著作中被稱作阿米德[4]；或者其他某位名聲不顯的維齊爾，這個阿米德·穆勒克的頭銜可能是授予的。

[1] 原注：《學者傳略》卷二p300

[2] 原注：在謝里夫·拉迪（Sharif al-Radi）的詩歌標題中，他被稱為薩希布。詳情請見薩阿利比書p320和p111（這頁的詩是給他寫的挽歌，他死于伊歷401年）

[3] 尼扎姆·穆勒克長子

[4] 原注：《歷史緒論》卷四，1.8 a.f.

阿布·海揚和薩阿利比都很欣賞米斯凱韋的詩句，這些詩句連伊本·阿米德這等內行人士都十分滿意。這時阿布·海揚就聲稱米斯凱韋把時間都耗在了無用的煉金術上虛度光陰，但（眾所周知）阿布·海揚所說的那些言論中，涉及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的話是不可信的。不過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伊本·阿比·歐塞比耶（Ibn Abi Usaibi'ah）在其著作中則提及到米斯凱韋不僅是位哲學家還是一名醫(yī)師，甚至還給他在醫(yī)學方面的幾篇論文組成的著作取名，如《飲食書（kitab al-ashribah）》、《烹飪書（Kitab al-tabikh）》以及伊本·帖爾梅茲（Ibn al- Tilmidh）對前面兩本書的節(jié)選本[1]。在他的著作里有提到《道德之精純與倫理之凈化》，就說明了作者的意思。雖然有些偏僻的醫(yī)學知識在《通史》中出現過一兩次，但還不足以支撐米斯凱韋從事這一職業(yè)的猜測。[2]

[1] 原注：卷一p245和p276

[2] 原文為naming even certain works composed by him on medical subjects, a kitab al-ashribah “ Book of Draughts ” and a Kitab al-tabikh “ Cookery Book,” with a selection from the former made by Ibn al- Tilmidh.4 That our author is meant is shown by the mention of the Tahdhib al-Akhlaq among his works. Some out of the way medical knowledge is once or twice displayed in the History, but not sufficient to have enabled us to guess that the author followed this profession.

從哈馬丹尼（al-Hamadhani）[1]和花剌子密（Khwarizmi）[2]兩位留下的寫給米斯凱韋的信件中能得到的信息很少；不過塔努基（Tanukhi）舉了一個例子[3]：花剌子密留下的信的主題十分固定——在米斯凱韋母親再嫁時的安慰，這可能會幫助我們以一種模糊的方式確認米斯凱韋的出生日期?；ㄘ葑用艿拇婊顣r間從伊歷323年持續(xù)到383年[4]，從他信的語氣中我們可以推斷出他比米斯凱韋要年長一些；在哈馬丹尼的信中可能提到了《各民族的經驗》，看上去米斯凱韋對這位顯赫人物有些抱怨，而哈馬丹尼竭力想要把他趕走，但從文字上看不出什么（他們發(fā)生矛盾的）根本原因。

[1] 根據花剌子密生平推斷，他可能是巴迪·匝曼·哈馬丹尼（Badi' al-Zamān al-Hamadhāni，969-1007）阿拉伯詩人。因為花剌子密的資料顯示巴迪·匝曼和他是屬于競爭對手

[2] 全名為阿布·巴克爾·穆罕默德·本·阿拔斯·花剌子密（Abū Bakr Mu?ammad ibn al-?Abbās al-Khwarizmi，934-993），阿拉伯語詩人、作家。

[3] 原注：Nishwar 237

[4] 原注：Yatīmat al-dahr卷四p127

雅庫特列舉了米斯凱韋的著作有以下這些：

1. Al-Fauz al-Akbar.

2. Al-Fauz al-Asghar. （Printed, 貝魯特[Beyrout] 1319）

3. Tajarib al-Umam.

4. Uns al-Farid.

5. Tartib al-'adat.

6. Al-Mustaufi.

7. Al-Jami'.

8. Jawidhan-i-khirad.

9. Al-Siyar.

正如我們所見，2號著作已經出版；3號由德·胡耶編入《Fragmenta Historicorum Arabum》出版，現吉布基金會正出版整部著作的副本；5號可能已經和《Tahdhib al-Akhlaq》一同出版（開羅，1317）；8號則參見德·賽西（De Sacy）的《Notices et Extraits》以及（更詳細的）《Memoires de I’Institut》卷五95號（總頁數1）。至于剩下的部分我們目前只能滿足于雅庫特的記載。4號著作是一本故事集、詩歌、格言、諺語的集合，并沒有將其分門別類；9號著作是一篇關于道德倫理的論著，其中穿插著傳統(tǒng)、古蘭經文段、哲學、詩歌；7號著作沒有描述。

米斯凱韋誠然是位學識淵博之士，在為人處事上都力求冷靜，戒驕戒躁，但盡管如此，他也免不了有文人相輕的毛病。這一點從他對待伊本·巴齊耶（Ibn Baqiyyah）的態(tài)度上便能看出。伊本·巴齊耶并非文書幕僚（kuttab）出身，卻膽大妄為到想做維齊爾。哈里發(fā)穆克塔迪爾（Muqtadir）認為：假若任命一個不是非幕僚出身的人來擔任維齊爾，無疑會在各國君主（無論是穆斯林還是非穆斯林）面前大大地丟臉，他們會認為阿拔斯泱泱大國卻連一個能擔當此任的文書都沒有；或者說他們會覺得哈里發(fā)在輕視“祖宗之法”[1]。米斯凱韋似乎和白益王朝立場一致，對哈姆丹王朝抱有敵意，從而貶低了塞弗·道萊的功績；作為一位效力于白益諸王公的文人，他理應對王公們的事跡表現出偏袒之意，但在其著作中卻沒有這方面的痕跡。他認為伊馬德·道萊和穆儀茲·道萊兄弟倆均為寡廉鮮恥之徒【兄啊，伊馬德·道萊多好的一個人，都被你說成壞的，難道要像阿杜德這種殺弟證道的才算是有道德的嗎】，在品行方面可能除了顧及親情外一無是處；盡管他對魯肯·道萊身懷榮譽感（sense of honour）頗具贊賞，但他也認為魯肯（過于重名，）為了滿足自己的虛名，而不惜犧牲自己的國家；他對于這三兄弟的治國理政情況完全是不屑一顧、嗤之以鼻；對于他曾侍奉過的主公、這個王朝中可能最有才略之君阿杜德·道萊，他的評價比阿布·舒賈的公正許多，他承認阿杜德（雖與父叔一般的品性，但）身上還有一些優(yōu)點，能夠抵消他犯下的一些過錯。

[1] 原注：希拉勒《維齊爾手冊》p322

米斯凱韋聲稱自己在伊歷340年（951/952）后便是一位獨立的歷史學者，從那時起，他便從引導政治局勢發(fā)展的兩位當權者——巴格達的維齊爾穆海萊比與雷伊的維齊爾伊本·阿米德口中獲得了第一手材料；同時許多重大事件他也有參與；對于歷史學家而言，這真是一種極好的閱歷，特別是，由于他所擔任的職務并不需要他承擔太多責任，因此他能夠接觸到國家機密，但這些的發(fā)生和他個人都沒有太大關系【保證了記載的客觀性】。

如果阿布·舒賈的說法是可信的，那么在白益王朝的初期（伊歷322-340年），他跟著拜星教徒易卜拉欣（Ibrahim the Sabi’an）[1]做事，易卜拉欣之著作《國之王冠史（Taji）》（此名由來于阿杜德之頭銜塔吉·明拉[Taj al-Millah]）后來被阿杜德本人修改。據說雅庫特曾斥其著作為“滿紙謊言”[2]；如果這些謊言是為了美化白益王室——很難想象他們還有什么其他目的——米斯凱韋似乎忽略了它們；因為除了一些關于伊馬德·道萊的財富來源的故事外，這些作品中幾乎沒有什么能增加他們的榮耀和神話般的外表；另一方面，當米斯凱韋本人在吉巴勒時，他應該是通過《國之王冠史》來了解巴格達發(fā)生的事情，易卜拉欣的敘述提供了未加粉飾的真相。

[1] 應是阿布·伊斯哈克·易卜拉欣·本·希拉勒（Abu Ishaq Ibrahim ibn Hilal，？-994），與先前提到的希拉勒·薩比同一家族，他在伊歷371年（981）為阿杜德·道萊寫了名為《低廉國家王冠之書[名出《突厥斯坦》中譯本]（Kitab at-Taj fi dawlat ad-Daylam）》（即文中之《國之王冠史》）的著作

[2] 原注：《學者傳略》卷一p325

在伊歷340年前的這段時期，米斯凱韋所依靠的著作里比較權威的明顯是薩比特·本·錫南（Thabit ibn Sinan）[1]的編年史[2]，其編年史從塔巴里結束的時間開始續(xù)寫，一直寫到作者去世的時候（約伊歷363年[973]）。這位名聲顯赫的人物有特殊機會去了解他那個時代不為人知的歷史。阿梅德羅茲先生認為，米斯凱韋（在寫作上）受《Auraq》的作者蘇里（Suli）[3][4]啟發(fā)（debt）甚多；除了這些權威學者外，米斯凱韋無疑還從在巴格達還有其他地方結識的名流政要、以及（結識的）消息靈通之輩了解到了許多。

[1] 即上文提及的希拉勒·薩比之叔父，伊拉克白益朝君主穆儀茲·道萊的御醫(yī)阿布·哈?！に_比特·本·錫南·薩比（Abu'l-Hasan Thabit ibn Sinan as-Sabi，？-976）他寫了一本有關薩曼與白益的編年史，其后嗣陸續(xù)進行續(xù)寫。按，文中說作者去世時間為伊歷363年，與《突厥斯坦》中的記載有沖突

[2] 原注：烏斯坦菲爾德（Wustenfeld）, 《Geschichtschreiber》, No. 135.

[3] 可能是10世紀史家阿布·巴克爾·穆罕默德·本·葉海亞·本·阿拔斯·蘇里（Abū Bakr Mu?ammad ibn Ya?yā ibn al-‘Abbās al-?ūlī，約870-941~948間），阿拔斯王朝著名學者，突厥人，歷經三朝，才華卓絕，棋藝高超，擅長下shatranj（國際象棋的祖先），留有著作《Kitāb al-Awrāq》。文中的《Auraq》可能是《Awraq》另一種拼寫或拼寫錯誤。

《Kitāb al-Awrāq》在1934年倫敦出版時分作了三部分：《Kitāb al-Awrā? 》《Akhbar al-Rā?ī wa'l-Muttaqī 》《Ash’ār Awlād al-Khulafā’ wa-Akhbāruhum》，《Akhbar al-Rā?ī wa'l-Muttaqī 》記載了哈里發(fā)拉迪與穆塔基時期十三年的歷史

[4] 原注：同上（Ibid，即Geschichtschreiber）p115

雖然這本編年史中有不少粗心導致的疏漏在注釋中已經標記出，但總體上來講這本書還是在阿拉伯語著作中極為增長見識的其中一本名著。米斯凱韋所寫的大部分內容都是他熟悉的人和他自己熟悉的制度。對于他曾經的兩位恩主穆海萊比和伊本·阿米德，他深懷欽佩之情；然而，這種欽佩并沒有使他隱瞞二位名相在智慧和榮譽的道路上的曲折。他對人物（性格特征）的刻畫可謂栩栩如生，每一個在書中登場的角色的區(qū)別都十分明顯，更重要的是這些人物雖然很多，但描寫的很逼真；對比起《學者傳略》（平平無奇）的描寫，讀者們就能對米斯凱韋的描寫印象深刻；在歷史學家方面，與塔巴里相比，米斯凱韋的優(yōu)勢也很明顯。隨著塔巴里逐漸寫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塔巴里史的價值也隨之下降；塔巴里沒有為官的經歷（只是困守書齋），無法清晰明了地敘述某個事件的先后順序；他也沒有對事件中涉及的主要人物親自去了解、接觸，而這些經歷可以為他的編年史提供生動而真實的資料。因此，如哈里發(fā)穆塔迪德（Mu'tadid）的這段統(tǒng)治時期，為阿拔斯王朝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并使維齊爾們的權力在此期間達到了頂峰，但有關這段時期的歷史記載仍然和其他時期的伊斯蘭歷史一樣稀爛。而米斯凱韋兩卷著作中所涉及的時期都很好的地記錄下了史實，如穆克塔迪爾時期阿拔斯王朝衰亡、野心家四起、最終其權柄被白益王朝執(zhí)掌【盡管沒有滅亡】，這其中發(fā)生的一系列諸侯取代哈里發(fā)治理天下的事件，被米斯凱韋以一種理智與想象并存的方式娓娓道來。[1]

[1] 原文為the series of events which substituted for an empire a group of principalities, is recounted by him in a manner which appeals at once to the reason and the imagination

（在我看來）塔巴里和米斯凱韋都應受到批評，因為他們都沒有提到他們那個時代最重要的人物：在塔巴里史里我們找不到有關穆罕默德·本·伊斯瑪儀·布哈里（Mohammed ibn Isma’il Bukhari）[1]的生平，他編撰的《布哈里圣訓實錄（Sahih al-Bukhari，英譯為Collection of Traditions）》，在宗教的權威性（sanctity）上可是能與《古蘭經》媲美的著作；在米斯凱韋的著作中則應有阿布·哈桑·艾什爾里（Abu’l-Hasan Ash'ari）[2]的名字，第一個正統(tǒng)【遜尼派】伊斯蘭教派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從這個角度看）這兩位史家都要受到批評指責，因為他們未能辨別出當時的社會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但是塔巴里在著史傳世的同時也是一位神學家[3]，這使得他受到的指責要多得多，而米斯凱韋對宗教事務基本不感興趣，他是阿杜德·道萊“寬容”政策的忠實擁躉，該政策之嚴格公正，使得白益王朝境內的所有教派以及“（所謂的）異端”能夠相安無事。假若單看其著作，我們是很難從其行文中看出他是穆斯林的。實際上，米斯凱韋所從事過的職業(yè)大部分由“被容忍的（tolerated）”教派成員擔任。在他那個年代，最出色的文書便是（先前提到的那位）拜星教徒易卜拉欣，他是希拉勒的祖父。在米斯凱韋著作的字里行間，也時常能見到基督徒文書，一位穆克塔迪爾時代的維齊爾候選人伊本·阿比·巴格爾（Ibn Abi’l-Baghl），還寫過一本駁斥《古蘭經》的書。

[1] 伊斯蘭世界著名圣訓學家（810-870），生于布哈拉，10歲開始投師求學，熟讀圣訓，學習教法。18歲設帳講學。后為進一步采錄、研究圣訓，在廣闊的哈里發(fā)國家領土內長途跋涉,尋訪圣訓傳述家、收藏家和背記人,全面搜集圣訓正文和傳述系統(tǒng)，探討圣訓學上的疑難問題。據穆斯林學者考證，他曾訪問過1080個長老，聽取并記錄了60萬條圣訓素材，用16年時間進行綜合分析和研究，然后經過篩選，把穆罕默德的言行與其門弟子的言行和再傳弟子的教法判例加以區(qū)別，列出7397條他認為真實可靠的圣訓，再經過認真“評論”和比較，依照“信仰”、“禮拜”、“朝覲”、“齋戒”和“圣戰(zhàn)”等題材和教法門類,編為《布哈里圣訓實錄（全名為al-Jāmi’ al-Musnad al-Sahīh al-Mukhta?ar min umūr Ras?l Allāh wa sunnanihi wa ayyāmihi）》。書成，蜚聲學界,隨之成為各家各派進行學術研究、演繹教法的重要依據和講學教材。

[2] 全名為Abū al-?asan ?Alī ibn Ismā?īl ibn Is?āq al-Ash?arī（約874-936），伊斯蘭世界著名教法學家、哲學家。早年為巴士拉城穆爾太齊賴派著名教義學家祝拜伊(al-Jubba'i，850-915)的學生，擔任穆爾太齊賴派的理論先鋒。在40歲時，同其師祝拜伊在教義問題上發(fā)生重大分歧，公開反對師說，并宣稱要“自悔前非”，奉罕百里派教法學說、脫離穆爾太齊賴派，轉向正統(tǒng)派。后遷居巴格達，獨立門戶，專事正統(tǒng)教義學的研究和著述，抨擊穆爾太齊賴派和哈瓦利吉派等，并招收門徒，傳播自己的教義主張。他所著的《教義學原理的說明》和《伊斯蘭教學派言論集》，奠定了該派學說的理論基礎。他強調“天啟”高于理性，反對意志自由論而主張前定說，以哲學、邏輯方法論證教義，彌合正統(tǒng)派信仰，成為同穆爾太齊賴派學說相對立的新凱拉姆學派。其追隨者后被稱為艾什爾里派。

[3] 關于神學著作有《古蘭經解總匯（Jami‘ Bayan fi Tafsir Qur’an）》、《圣訓考證》等

為了進一步了解米斯凱韋著作中人物的信息，必須得拿目前存留的著作譯本進行參考；有一部阿拉伯文原著已由英國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出版，該書是阿布·阿里·穆哈辛·塔努基（Abu 'Ali Muhassin Tanukhi）所著的《爐邊夜話（Nishwar al-Muhadarah）》[1]，作者是一位出身美索不達米亞的法官，有一次，他像他父親一樣被阿杜德·道萊派去執(zhí)行一些政治任務，但他極其精明，直接裝病，得以逃避此次任務，這是因為他之前曾（暗中）搗亂挫敗了阿杜德抓捕（日后的）鐵腕維齊爾（伊斯瑪儀·）伊本·阿巴德[2]的計劃；他曾與當時的風云人物交從甚密；平日雖寡言少語，但心思縝密、善于觀察。這本《爐邊夜話（Table-talk）》是一座蘊含當時社會風俗以及同時代人物事件的信息寶庫，可惜十一卷只留傳下一卷。

[1] 全名為Nishwār al-mu?ā?ara wa-akhbār al-mudhākara

[2] 因為伊本·阿巴德是阿杜德弟法赫爾·道萊的維齊爾，連弟弟都被他趕走，自然不能留其左膀右臂

續(xù)米斯凱韋書的編年史是由一位水平迥異的文人（阿布·舒賈·）扎喜兒丁·穆罕默德·本·侯賽因·魯茲拉瓦里（Zahir al-din Mohammed ibn Husain Rudhrawari）所著，他在伊歷476-484年（1083-1091）間擔任穆克塔迪（Muqtadi）的維齊爾。在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an）[1]的著作（De Slane英譯，卷三，p288-290）中有他的一篇傳記，他死于伊歷488年（1095）。這本著作寫成于阿爾普·阿爾斯蘭死（伊歷465年[1072]）[2]后、馬立克沙統(tǒng)治時期（伊歷465-485年[1072-1092]）、哈里發(fā)穆克塔迪在位（伊歷467-487年[1075-1094]）[3]期間。作者似乎是想要將著作續(xù)到他所處的時代，但出于某些情況，使得他不能記錄數年以上的事情。他告訴讀者說他十分贊同米斯凱韋在其著作中的道德說教，因而他也模仿了這一點，但只是虛有其表，對比之下反而襯托出米斯凱韋之不凡。魯茲拉瓦里的著作似乎主要是對希拉勒·本·穆哈辛·本·易卜拉欣的著作的節(jié)錄，希拉勒的編年史前已提及是對薩比特·本年·錫南編年史的延續(xù)。希拉勒的編年史目前只出現了一部分，即附錄在阿梅德羅茲先生所整理的《維齊爾手冊》內，這個本子以大英博物館Add.19號、360號手稿為底本。希拉勒生卒年在伊歷359-458年間，出身文書家庭，和米斯凱韋一樣自小便生活在政治中心附近，因此很可能認識一些政要權貴。阿梅德羅茲從錫卜特·本·教茲（Sibt Ibn al-Jauzi）[4]的編年史中取材，著成了一本希拉勒的傳記，不過也僅限于希拉勒皈依伊斯蘭教后的內容，而希拉勒在晚年才改信伊斯蘭教；值得注意的是，拜星教在哈蘭（Harran）的唯一一座廟宇在伊歷424年被埃及人摧毀，當地許多原拜星教成員轉而皈依了伊斯蘭教[5]。因此希拉勒可能是在這時候改信的。

[1] 伊本·哈利坎（Ibn Khallikān，？-1282），全名為阿布·阿拔斯·謝木斯丁·艾哈邁德·本·穆罕默德（Abu ’l-?Abbās Shams al-Dīn A?mad bin Mu?ammad bin Ibrāhīm? al-Barmakī al-Irbilī al-Shāfi?ī）13世紀著名沙斐儀派學者、巴爾馬克家族后裔。他編撰了著名的穆斯林學者和穆斯林歷史上重要人物百科全書《Wafayāt al-A?yān wa-Anbā? Abnā? az-Zamān》（Deaths of Eminent Men and History of the Sons of the Epoch）。原書共八卷，自1256年開始，至1274年完成。該書記錄了自先知起到本書時間截止為止的著名文化人物、著名作家、科學家、宗教和法律學者的生平，并標注了引用史料，具有極高的史實價值與文學價值。后被William McGuckin de Slane男爵翻譯成英文，四卷本，名字改為《傳記辭書（Biographical Dictionary）》，出版于1842-1878年間。

[2] 原注：卷三，p50，p75

[3] 原注：卷三p3（阿拉伯文）

[4] 全名為Shams al-din Abu al-Muzaffar Yusuf ibn Kizoghlu（1185-1256），al-Jauzi亦作al-Jawzi。阿拉伯著名歷史學家，其名Sibt Ibn al-Jauzi意為“Ibn al-Jauzi的外孫（sibt意為外孫）”，他是著名罕百里學派學者Abul-Faraj Ibn al-Jauzi外孫。著有《名流歷史上的時光之鏡（Mir’at al-Zamān fī Tawarīkh al-'Ayān）》等書

[5] 原注：Dimishqi, ed. Mehren, p. 191,

至于阿布·舒賈·魯茲拉瓦里的手稿本子是由開羅的蘇丹尼克圖書館所藏的一套照片為底本出版的，這套照片似乎是找到一份在君士坦丁堡的手稿拍下來的；至于希拉勒那稀碎的編年史，阿梅德羅茲先生根據已故的德·胡耶教授以及其他的一些專家的建議進行了訂正；這些（主要由字母的標點符號組成）前文已經介紹過了。

在此，我認為，這些文本應當一字不漏的全部翻譯出來，因為阿梅德羅茲先生在他整理的希拉勒編年史和伊本·喀拉尼西的著作中所添加的對其內容的概括，除了阿拉伯史學者外基本利用不了；在翻譯和索引的過程中暴露了四個能產生錯誤的地方：作者、文本抄寫者、編輯與印刷者的疏忽。第四種情況，該書是在埃及印刷出版的，而且大部分時間都處于（雙方）交流困難的情況下，雖然法拉吉·安拉·庫爾迪先生（Faraj allah al-Kurdi，印刷商）對這項工作很感興趣，但由于上述原因而造成的不便是無法避免的。對于第一種情況，作者有一定的理由會出現這種問題，因為他是在寫一部通史，而他對歷史事件順序的興趣有時自然會減弱（從而出現錯誤）。

我本想在譯文前加一“導言”卷，將包含在這些和當時的文本中關于伊歷四世紀的阿拔斯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體系的信息收集在標題下。[1]然而自1917年以來，印刷成本大幅上漲，使得阿梅德羅茲先生留下的資金無法完成這一目的，因此這項工作只能推遲了。

[1] 原文為It was the intention of the writer to prefix to the translations an Introductory Volume, in which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se and contemporary texts abou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of the Caliphate in the fourth century A.H should be collected under heads.

人們可能希望像米斯凱韋這等博學之士，留下的著作不僅有作為一個時期的編年史的價值，而且也能“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10世紀的巴格達似乎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與18世紀的倫敦相距甚遠，但兩者在政治上的相似點卻不止一處，這著實令人好奇。馬洪勛爵（Lord Mahon）[1]對喬治二世即位時的記載，讀起來就像米斯凱韋編年史的某頁一般[2]：善良的卡羅琳王后（Queen Caroline）[3]任命R·沃波爾[4]為首相，沃波爾爵士他及時向議會提出每年給王后10萬英鎊的賦稅以作防在國王百年后發(fā)生窘困情境，從而贏得了她的青睞，而康普頓（Compton）只是“大膽地”提出了6萬英鎊?！?strong>還需要什么更有力的證據才能證明沃波爾最適合首相之位呢？我的陛下？[5]”王后在向國王陳述沃波爾的主張時補充道。同時沃波爾已同意通過下議院向王室名單上增加12萬英鎊的花銷?！按藭r正逢從巴黎來的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巧妙地向喬治二世夸大了迫使新勢力進行談判的困難，這時內閣的爭斗在喬治二世那里得到了應有的重視。[6]”大概女總管歐慕·穆薩（Umm Musa the Stewardess）、穆克塔迪爾與太后若是身處當時的英國應該會感覺無比熟悉吧。

[1] 即斯坦霍普伯爵第五、菲利普·亨利·斯坦霍普（Philip Henry Stanhope, 5th Earl Stanhope，1805-1875）英國歷史學家、政治家、文物學家，1816-1855年間為馬洪子爵（Viscount Mahon）

[2] 原注：卷二，p177。譯者注：此處所說的著作應是《自烏得勒支和約到凡爾賽和約之英國史（1713-1783）（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to the Peace of Versailles, 1713–1783）》七卷本，1836年出版

[3] 即勃蘭登堡-安斯巴赫的卡羅琳，全名威廉敏娜·夏洛特·卡羅琳（Wilhelmina Charlotte Caroline；1683-1737）英國國王喬治二世的妻子。

[4] 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 1st Earl of Orford，1676-1745），英國第一位內閣首相

[5] 原文為What Better proof could be required that Walpole was fittest for Prime Minister ?

[6] 原文為Such arguments had their due weight with George II, while Horace Walpole, arriving from Paris, artfully magnified to him the difficulties of forcing negotiations in new hands

在穆克塔迪爾時代，失勢的維齊爾的處境受到嚴重的威脅，他們的地位并不是高枕無憂，就如同18世紀的英格蘭（的首相）一樣。牛津（Oxford）[1]曾（在議會）說道：“諸位，假若國務大臣們受君主直接命令而行事，但隨后卻要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那么總有一天，這處莊嚴的議會的全體成員都會（被）如此（對待）。[2][3]這個推理可以從米斯凱韋的記載中得到證明：1742年，沃波爾爵士不得不退休沒多久，便有人對他提出起訴：“對這么一個人仁慈就是對國家的殘忍。[4]”[5]（而在米斯凱韋的記載里）在巴格達，當某個維齊爾失勢倒臺后，不僅他本人，他的家屬們都得遭受苦難。不過，有人也許會想，這一原則在那里是否曾像在1762年英國紐卡斯爾公爵（Duke of Newcastle）[6]倒臺時那么徹底地貫徹過呢?“公爵的親眷朋友、門客走狗都被一個接著一個兒地趕出了官場，即使身處海關和稅務部門這等重地也被毫不留情地趕出。[7]”[8]在英國，嚴刑拷打（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僅僅為了讓這些寄生蟲滾出來，然而直到1731年，這種手段還是在相關方面派上了用場。當時有個叫麥克菲德里斯（MacPhaedris）的船長，因為不肯付（官吏勒索的）過于昂貴的費用，（官吏）就在他的腿上綁上了鐵鐐，但鐵鐐太小了，所以他的腿在綁上鐵鐐時，很可能會被折斷，諸如此類。[9]

[1] 即18世紀牛津伯爵第一、羅伯特·哈利（Robert Harley，1st Earl of Oxford，1661-1724）英國首相

[2] 原文為My lords, if ministers of state, acting by the immediate commands of their sovereign, are afterwards to be made accountable for their proceedings, it may one day or other be the case of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august assembly

[3] 原注：同上，卷一，p190

[4] 原文為lenity to such a one would be cruelty to the nation

[5] 原注：同上，卷三，p179

[6] 即托馬斯·佩勒姆-霍利斯，紐卡斯爾公爵第一（Thomas Pelham-Holles，1st Duke of Newcastle-upon-Tyne，1693-1768），英國首相

[7] 原文為Every relative, friend or dependent of the Duke was, one after the other, turned out of his office, and their proscription extended even to the offices of Custom and Excise

[8] 原注：Grenville Papers, iii. 152, cited by J. A. Farrer, The Monarchy in Politics, p. 13.

[9] 原注：Mahon, 卷二，p228

直到伊歷三世紀末的伊斯蘭世界，（某人）在被引見到君主面前時都需要拜伏于地、親吻地面，而18世紀的英國首相們，即使不會真的這么做，至少他們口頭上是這么說的：“查塔姆勛爵請求拜在國王足下?！?strong>[1]，這句話常常出現在那位著名政治家[2]的書信中；而兩地對一夫多妻制的態(tài)度也并沒有像預期的那么大的差異；關于這件事，諸位只要查閱R.沃波爾（R. Walpole）爵士[3]的記錄就足夠了[4]。

[1] 原文為Lord Chatham begs to lay himself at the King’s feet。放飛自我式翻譯：“臣查塔姆勛爵拜伏吾王足下，愿吾王伏維圣康、圣體君安”

[2] 應是后文提及的老威廉·皮特。老皮特在輝格黨內中自任一“查塔姆”派領袖，該派將忠君、愛國置于首要地位，政治上親近君主。在1766年老皮特組閣后一度得勢，后倡導限制王權的輝格黨羅金漢派逐漸崛起，查塔姆派失勢。

[3] 懷疑是老羅伯特·沃波爾，因為他兒子也叫這名字

[4] 原注：Mahon,卷三，p158,p160

最后，我們可能會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相似之處。在伊歷360年（970-971），宰相阿布·法德勒（Abu’l-Fadl），在他的君主巴赫蒂亞爾（Bakhtiyar）[1]發(fā)誓不再任命他的政敵阿布·法拉吉（Abu’l-Faraj）的情況下才接受其任命。同樣地，1763年4月，格倫維爾（Grenville）[2]在接替布特（Bute）[3]后向國王規(guī)定，布特不得公開或私下干涉任何事務;兩年后，（皮特聲明）除非將驅逐布特出政界作為先決條件，否則皮特（Pitt）[4]將不再參與內閣的更迭。[5]

[1] 即穆儀茲·道萊之子，伊拉克白益王朝君主（967-978在位），尊號伊茲·道萊（'Izz al-Daula）

[2] 即喬治·格倫維爾（George Grenville，1712-1770）英國輝格黨政治家，出身名門，在1763-1765年任內閣首相，其妹妹嫁給了老皮特

[3]即布特伯爵第三、約翰·斯圖爾特（John Stuart，3rd Earl of Bute，1713-1792），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老師，1762-1763年任內閣首相，結束了七年戰(zhàn)爭。

[4] 即老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第一（William Pitt, 1st Earl of Chatham，1708-1778）英國輝格黨政治家、漢諾威王朝名相

[5] 原注：Farrer, p. 14.

在阿梅德羅茲先生的論文《白益王朝在巴格達統(tǒng)治的那三年（Three Years of Buwaihid Rule in Baghdad）》（JRAS，1901）、《衰亡時期的阿拔斯政府（Abbasid Administration in its Decay）》（JRAS，1913）、《維齊爾阿布·法德勒·伊本·阿米德（The Vizier Abu’l- Fadl Ibn al-Amid）》（伊斯蘭文明[Der Islam]，1912）以及《阿布·阿里·米斯凱韋的<各民族的經驗>（The Tajarib al-Umam of Abu ‘Ali Miskawaihi）》（同上，1914）來看，他通過發(fā)表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來說明這個時期的歷史；如果能將上述四篇加上他寫的其他一些短篇論文合為一卷論文集，那無疑是建起了一座紀念這位最兢兢業(yè)業(yè)的學者的豐碑；在這里補充一點，整部著作的題目是我選定的。從R.萊恩普爾先生（R. Lane Poole）制作的精美地圖上可以看出，阿拔斯家族在（伊歷四世紀后）兩個世紀后重新獲得了獨立；我還應該對蓋伊·勒·斯特蘭奇（Guy Le Strange）先生的著作[1]表示敬意，沒有這些著作，就無法理解（伊斯蘭世界中）的許多地形和地理典故。

在此，還得再次感謝吉布基金會，除了其他方面對這項工作的大力支持外，他們在（吉布紀念叢書）復印本卷六的前言中也友好地提到了這項工作。

譯文中提到的阿拉伯文頁碼將以粗體形式穿插在內。

[1] 即《大食東部歷史地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