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炳輝,王倩 來源:《江淮論壇》2010 年第 2 期 西方的自由主義國家雖然接納了民主，但他們并不去探究民主是否真正保證了每一個人的平等的自由權，而只是將著眼點放在鞏固現(xiàn)有的民主體制上。民主只不過是自由主義國家及自由主義社會的“附屬物”。麥克弗森認為十九世紀以來自由主義民主體制構想并不是一種類型，而是有不同的“模式”，分別是保障式民主模式、發(fā)展式民主模式、均衡式民主模式和參與式民主模式。其中，前三種模式都是麥克弗森予以批評與借鑒的對象，而參與式民主則是他所主張的民主社會模式。 保障式民主是十九世紀以功利主義原則為基礎的民主模式，代表人物是邊沁和詹姆士?密爾。他們認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使每一個人都能依據(jù)功利原則去趨樂避苦的穩(wěn)定的環(huán)境。民主政府的好處就在于能夠將他人干預或妨礙他人的現(xiàn)象減少到最低限度。麥克弗森認為，由于他們抱著占有式個人主義的人性觀和社會觀，對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正當性不表示質疑，因此，他們認為保障個人財產(chǎn)的安全是民主政府最重要的職責，而平等是可以被犧牲的。因此，他們主張對選舉權適當限制，包括財產(chǎn)、年齡和性別上的限制，這反映了他們的內在局限。麥克弗森指出，保障式民主“并沒有對民主的熱忱，也沒有成為一種道德的轉化力量的理念; 它只是為了治理本質上是自利的同時也是相互沖突的個人——個人又被假定為是個人利益無止境的追求者——的一個邏輯的必要的結果” 發(fā)展式民主以十九世紀的約翰?密爾、二十世紀的霍布豪斯、杜威等為代表，他們質疑冷酷無情的競爭式市場社會和階級對立的社會，他們不僅強調民主的程序，更看重民主促進人類的發(fā)展的價值;不僅認為民主政體是公民權益的保障，更強調其具有使公民更為積極、更顯活力的教育功能。麥克弗森認為，這種“民主模式是一種道德的模式，它與保障式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一種人類可能改良以及社會能夠實現(xiàn)自由和平等的道德視野。一個民主政體的可貴，是因為它是達到這種改良的必要手段”。但是，他們雖然對當時的財富分配狀態(tài)產(chǎn)生了質疑，認為既有的財富及經(jīng)濟權力的分配嚴重剝奪了勞動階級發(fā)展及其自身能力的機會，然而，他們并不反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如密爾只是認為財產(chǎn)的繼承應該受到限制。因此，他們一方面錯估了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在落實平等的自我發(fā)展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未能認清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只能鞏固人作為占有者、消費者的社會形式，這只能是造成“發(fā)展式民主”的失敗。 均衡式民主則是二十世紀以來盛行的民主模式，以熊彼特和達爾等為代表人物。 他們試圖發(fā)展出一個至少在他們看來既有描述功能又具有合理化功能的新的民主模式。這種模式與多元主義和精英主義有內在的一致性。麥克弗森指出，“均衡式民主”意味著:(1)民主僅僅只是一種選擇政府及賦予政府權威的機制，而不是指一種社會類型或一種道德目的;(2)這一機制是由兩組或兩組以上的從政人物或精英，透過政黨來爭取能夠使其取得統(tǒng)治地位的選票的競爭所構成。在這種模式里，“參與本身并不是一種價值”，“民主的目的只在于按人的意圖進行選擇，而非試圖去促使人們成為他們可能成為的人或他們可能希望成為的人;民主僅僅只是一種市場機制:選民是消費者，而從政人物則是企業(yè)家”。麥克弗森承認這種模式的描述性功能，但是質疑它作為合理化理論的有效性。第一，它并未提供最大的均衡，而只是促成了不平等的均衡。在資本主義市場社會里，實質政治購買力的分布極不均衡，結果是許多人的政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因此，政治冷漠是社會與經(jīng)濟不平等的結果，許多公民不參與投票，是因為他們認為投票與否并不能提高其政治需求被滿足的可能性。第二，均衡式民主宣稱提供了民主的政治消費者的主權，這只是一種幻象，在這種模式里，政治市場并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只是一個寡頭市場，極少數(shù)的政黨或精英組合作為政治物品的買房和供給方，聯(lián)合壟斷了整個市場。他們提供的并不一定是政治消費者需要的，而消費者需要的又不一定為這些供給者提供。麥克弗森認為“均衡式民主”模式無法擺脫將人視為是“無止盡的物質追求者”的預設，這也是這種模式無法激發(fā)出更人道的民主想象的主要原因。 總的來說，麥克弗森對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批評主要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在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下，占有式個人主義是人的本性，個人是無止盡的物質追求者、消費者和占有者，這與民主所預設的道德的發(fā)展的人的屬性是相背離的;第二，自由主義民主理論都是為了資本主義經(jīng)濟體制服務，為了保障個人的私有財產(chǎn)辯護，而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關系只可能導致社會經(jīng)濟的不平等，這與民主的平等取向也是相悖的;第三，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上的政治社會只能是政治精英者的游戲，這種政治格局無法滿足人民的民主要求，更無法實現(xiàn)民主社會的理想。 二、參與式民主的政治制度設計 參與式民主這個概念產(chǎn)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新左派學生運動的口號中，并且迅速擴展到勞動階級，也成為當時社會學者、流行期刊、管理專家、政府調查協(xié)會的流行主題。它既反映了藍領工人和白領群體對工作異化狀態(tài)不滿情緒的升級，也體現(xiàn)了工人通過示威運動要求控制工業(yè)場所的要求。對于麥克弗森來說，參與確實能夠促進民主特有的倫理需要，滿足人們的政治效能高，提高公民行動的能力，但是“并不是說一個更加參與的體系能夠解決所有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而只是說較低的參與和社會不平等是捆綁在一起的，一個更加平等和人性的社會需要更加具有參與性的政治體系”。 麥克弗森將參與式民主模式區(qū)分為兩種，一是單一的金字塔委員會體制，二是金字塔委員會體制加上競爭式政黨制度。 參與式民主不是完全的直接民主。麥克弗森認為，在現(xiàn)代國家人口的規(guī)模決定了參與需要“一定形式的代表體系”。那么，電腦技術的進步是否能夠解決直接民主在規(guī)模上的難題呢?麥克弗森認為不能。因為電子按鈕只能反饋人們對某項簡單決策的意見，而無法代替人們必須闡明意見——這恰恰是決策制定最需要的。另外，電腦也無法解決同一群體不能兼容的要求，如同一群體既期望減少失業(yè)，同時又希望減少通貨膨脹。這樣，直接的電子反饋的后果只能是不同決策組合的詭異結合。而且，民眾也無法對整個社會、經(jīng)濟、政治等宏觀政策提出足夠的問題，事實上，議案的提出、形成、制定仍然需要政府去做。因此，“電子民主不能給我們直接民主”，規(guī)模問題的確難以處理，參與式民主體系仍然需要有代表機構。 金字塔式的參與民主體制指的是“直接民主在最下端，委托式民主一層層上去”。也就是說，“人們在社區(qū)或工廠開始進行直接的民主。即實質的面對面的討論和基于共識或多數(shù)基礎上的決策，并且選舉代表組成包含了這個層級的會議，如一個城市或行政權區(qū)的委員會;代表們的決定必須充分地向選舉他的人負責，這個會議才是理性的民主。因此，他能夠不斷上升到最高層級，即決定國家政策的國家委員會，以及比國家范圍小些的地方或區(qū)域委員會。不論在哪個層級，不同的事情必須做出最終決策，提案也必須由委員會的成員制定”。因而，不論在哪個層級，所涉及的決議的有效性也隨著委員會少數(shù)成員的決定而終止了——這似乎不符合民主控制的要求。 不過，麥克弗森認為，這個體制的委員會成員為了再一次的當選，他們在提出問題和制定決策的時候都能夠對推選他們的人負責，這樣，民主的內部控制就得到了保證。在麥克弗森看來，讓選舉的政治家更加負責既能夠體現(xiàn)基層民主的意志，又能夠保證政策執(zhí)行的民主性，他強調，“沒有選舉的政治家我們不能做任何事”。因此，金字塔委員會體制“是我們能做的最好的方式”。阿倫特所主張的協(xié)議制度實際上與這種金字塔委員會體制是一個模式。 金字塔委員會體制雖然是最好的，但是它卻很容易失敗。麥克弗森認為，前蘇聯(lián)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這樣一種體制，它最終失敗了，問題不在于金字塔委員會制度的內部，而是制度的環(huán)境無法保障制度的民主控制。在后革命環(huán)境下金字塔體制不能向所有層級提供真正的責任保證，因為在反革命威脅下，民主控制必須讓位于中央權威。這是 1917 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后的教訓。當然，如果民主革命后政府是堅定有力并且控制了議會，反革命勢力并不構成威脅。 最關鍵的問題在于單一的金字塔委員會體制忽略了在西方國家向參與式民主轉型的政治條件，其中最重要的是政黨的存在。在當代，任何一個西方國家都不可能通過一黨式的革命通向參與式民主，因而向參與式民主轉型最可能的途徑是人民陣線或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領袖聯(lián)合推動的。這些政黨在若干年都不會衰退。而且參與式民主模式的實現(xiàn)還需要由這些政黨控制的強勢政府進行全面的政治革新。在麥克弗森看來，金字塔體制是理想中的參與式民主模式，但是“這個簡單模式太不切實際，只能是接近于可運作的形式”，關鍵是這個模式?jīng)]有給與現(xiàn)有政治體制轉型的動力，也無法得到政治改良派的支持，那么通向這個模式的途徑只能是革命，但這是二戰(zhàn)后西方政治理論家普遍畏懼的，即使是與馬克思主義有很大親和力的麥克弗森也認為金字塔體制在革命后并不能有效運作。于是，參與式民主模式“真正的問題在于是否有途徑將金字塔式的委員會結構與競爭式政黨制度結合起來”。 因此，麥克弗森認為參與式民主最適合的模式就是將金字塔體制與競爭式政黨體系加以混合，這樣金字塔體制就將任何形式的直接民主結合進了政府結構中，競爭政黨的存在也制服了自由民主的政黨。競爭式政黨體制在無階級對立的社會中存在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即使在一個沒有階級對立的社會，也需要形成議題的政黨，或者說需要議題有效地提出和爭論:比如資源的分配，環(huán)境和城市規(guī)劃，人口和移民政策，對外政策，軍事政策等”。 麥克弗森指出，競爭式政黨體制與金字塔體制相結合完全具有可能性。直接民主的倡導者反對競爭性政黨體系，通常是因為競爭性政黨以欺騙的手段模糊階級界限，并且力圖讓反抗的階級妥協(xié)于現(xiàn)存政治。不過這些功能在民主的社會已經(jīng)不需要了，競爭式政黨的不恰當性也自然消失了。結合的途徑有兩種:一是包括兩個或更多的政黨的蘇維埃形態(tài)的體制替代現(xiàn)存的西方議會制或總統(tǒng)制，但這種途徑的困難較大;二是保留現(xiàn)有的政府結構，依賴于政黨自身去實行金字塔式的參與制度，這種方式的困難少些。而且，政黨一方面需要讓他們的領袖對普通成員負責，另一方面仍然需要給妥協(xié)和策略預留必要的空間，即使在無階級對立的社會，妥協(xié)的空間仍然是必要的，這同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調節(jié)反抗階級利益不同，這時的空間更有利于政黨內部的民主，防止政黨內部的集權。這樣“一個實質的參與型政黨是可能的，他們能夠通過議會或參與共享的結構來支撐實質的參與式民主”。麥克弗森最后指出這就是他現(xiàn)在所能想到的可能的藍圖。 三、參與式民主的社會類型構想 麥克弗森與帕特曼、巴伯等主張參與式民主的理論家最大的不同就是參與式民主模式只是其民主構想的一個部分而不是全部，參與式民主模式只是政治民主實現(xiàn)的具體政治結構。他反復強調民主不只是一種政府體制而是一種社會類型的理想，因此民主的實現(xiàn)除了政治民主，還包括經(jīng)濟民主、工業(yè)民主，以及與此相應人的本質的變革。反過來說，參與式民主的達到，也需要作為整體的民主體系的實現(xiàn)。 麥克弗森強調經(jīng)濟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的重要地位。他認為市場經(jīng)濟不斷復制階級關系，不論福利國家如何普遍化，都無法改變階級關系的本質，如果經(jīng)濟體制不民主就會扭曲民主的政治過程，使得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不能有效地確保每一個人的利益都得到平等的考量，同時還會在人與人之間的經(jīng)濟關系衍生新的障礙，使得絕大多數(shù)人在取得勞動手段與生活手段的過程里遭到阻礙。顯然，政治民主的進一步躍進必然受到經(jīng)濟不民主的嚴重掣肘。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的諸模式之所以變得“弱勢”，恰恰是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沒有恰當?shù)恼J識。 他提出的理想的經(jīng)濟組織的一般的基本原則是:“一個充分的民主社會必須對聚集的資本以及社會其他自然資源的使用方式，以民主方式進行政治控制。至于是對所有的資本采取社會所有權的形式，還是一種幾乎與所有權一樣的徹底的社會控制，是不太重要的。但是，僅僅通過對國民所得做更多的福利國家式的再分配是不夠的，因為不論這種再分配多么能減少階級的所得不平等，它都無法動搖階級的權力不平等”。“經(jīng)濟領域的民主控制分為兩種形態(tài)。宏觀經(jīng)濟領域的經(jīng)濟民主和微觀經(jīng)濟領域的工業(yè)民主。經(jīng)濟民主指的是“使一個國家得以達到工作、收入和財富的公平分配的經(jīng)濟體制的安排”;產(chǎn)業(yè)民主指的是“在一個生產(chǎn)單位里，所有在其中工作的人都能對影響他們工作的決策享有發(fā)言權的一種組織”。 另一方面，麥克弗森重視如何改變自由主義理論的主流觀念和人的占有本質，因為人的意識主宰了認識世界的角度，要實現(xiàn)參與式民主、經(jīng)濟民主與工業(yè)民主，人的觀念的變革是必要條件。在理論上，麥克弗森主張革新“財產(chǎn)”的內涵，以公有財產(chǎn)權取代私有財產(chǎn)權的觀念，將不被他人排除的個人權利(即勞動手段不被排除的權利)、享有政治的權利納入財產(chǎn)權的內容里。他還主張改變“權力”的涵義，權力本來是一個關系概念，但自十七世紀以來權力一直被絕大多數(shù)的政治理論家理解成從他人那里抽取利益的能力，即抽取的權力(extractive power)，這種權力觀掩蓋了市場體系生產(chǎn)過程中嚴重的權力不平等，擁有資本的人有權力控制生產(chǎn)的過程，而無資本的人則只能服從他人的意志，因此需要重新將權力界定為一個人去使用及發(fā)展其能力的能耐，即發(fā)展的權力(developmental power)，從而以發(fā)展權力的最大化取代物質效益的最大化。在實踐上，麥克弗森發(fā)現(xiàn)，人們的消費者意識正在發(fā)生變化，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經(jīng)濟增長造成了自然資源的過度損耗和不可再生資源生態(tài)的破壞，他們開始關注許多他們過去沒有計算過的代價，特別是空氣、水和地球污染是以生活品質為代價的。而且，在社區(qū)和工作場所偶爾興起的民主參與行動正在改變一部分人的政治冷漠態(tài)度。麥克弗森認為，現(xiàn)有的非參與或低度參與的民主體制造成“集中的權力控制了我們的社區(qū)、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安全和我們的家庭的生活質量”。人們?yōu)榱吮４婊蛟鰪妭€人價值，紛紛采取行動對抗商業(yè)政治的非參與性。如在北美一些以政治冷漠出名的城市，人們?yōu)榱藫碛懈玫膶W校和日托中心，為了獲取更好的社區(qū)服務，以鄰里和社區(qū)運動或者協(xié)會聯(lián)合的形式對地方政治施加壓力，工人也積極爭取在工作場所實行的民主決策。這些在生活中和工作中有決策參與經(jīng)歷的人，比起其他人所關心的范圍將更廣泛，更直接，更及時。因為他們一方面能夠看到他們的參與是如何起效果;另一方面在參與中證明了參與能力的人會燃燒起強烈的參與欲望。 綜合來看，人的意識的轉變與參與行動互為條件共同指向參與式民主的未來，因此，麥克弗森樂觀地認為，“一個更加民主的社會的前景并不是完全慘淡的”“向更加民主的社會前進的途徑是令人鼓舞的，而且在可能的范圍也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僅僅是一個領域的民主只可能是曇花一現(xiàn)，激進民主理論家拉米斯也認為“如果民主意味著人民統(tǒng)治，人民一定要在社會的各個部分中都統(tǒng)治”。這樣，一個民主社會的藍圖已經(jīng)逐漸清晰，經(jīng)濟民主、工業(yè)民主和政治民主共同構成了麥克弗森民主社會結構中的必備要素，相互補充。經(jīng)濟領域的民主能使政治民主更為有效扎實，使人類的經(jīng)濟關系更能體現(xiàn)平等的原則;政治民主則是落實經(jīng)濟領域民主的前提。同時，經(jīng)濟領域民主的主張與財產(chǎn)觀也是緊密相連的，只有拋棄狹隘的私有財產(chǎn)觀，接納不排斥他人權利的新財產(chǎn)觀才可能落實真正的民主。占有式個人主義(消費人意識)、物質利益最大化的權力概念和私人財產(chǎn)權觀念是阻礙西方民主國家邁向參與式民主社會的意識結構;權力凈轉移、均衡式民主和社會經(jīng)濟的不平等分別揭示了當代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現(xiàn)象。要進行政治民主模式的革新，必須對現(xiàn)有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結構進行全方位的變革，途徑則是意識結構的變革，以消費人變?yōu)榘l(fā)展人，以物質利益最大化的權力變?yōu)閭€人能力發(fā)展最大化的權力，以排斥他人權利的財產(chǎn)觀變?yōu)榘藏敭a(chǎn)和政治權利的財產(chǎn)觀;并伴隨著參與行動的力量，在資本主義內部危機逐步顯現(xiàn)中進一步加劇均衡式民主模式的困境，加大社會不平等。 最終，點滴的變化帶來民主質的變革。這就是麥克弗森畢生希望實現(xiàn)的民主理想。那么，參與式民主作為政治民主的具體形態(tài)，就是麥克弗森民主理想實現(xiàn)的結構載體。 麥克弗森認為他的參與式民主模式仍然是自由民主理論的模式之一，而且是“自由民主傳統(tǒng)的最好繼承者”。因為這種模式的前提條件就是對自由民主原則價值的強烈信念，而且伴隨著參與式模式轉變，“發(fā)展式民主”的核心原則也能夠得到恢復和重新認識，即“每個人享有充分發(fā)展他或她的能力的平等的權利”。這樣，參與式民主才能是“自由的”，而不是“獨裁的”。但是，麥克弗森的參與式民主模式顯然超越了通常意義的自由主義民主，他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系造成不平等的揭露，要改變消費人的本性為全面發(fā)展的人，變革使資本主義合理化的“財產(chǎn)”與“權力”概念，實現(xiàn)社會民主的理想，以及向參與式民主轉型的方式等等，都有馬克思主義的印跡。于是，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質疑麥克弗森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 事實上，麥克弗森對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態(tài)度一直很暖昧，在《經(jīng)濟公正的興衰及其他論文》(1985)里，他認為自己既不接受現(xiàn)存的自由民主，也不完全接受馬克思理論和實踐，而是接受密爾和格林的自由民主理論中關于人的發(fā)展價值的觀念，并希望從馬克思主義那里吸取有用的養(yǎng)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