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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朝的形成，使皇權(quán)進一步集中。君王不必在受到丞相的限制。漢自高帝以來 ，有著非列侯不可為相的傳統(tǒng)。而漢武帝以公孫弘為丞相，但這位丞相與以前的丞相有所不同。公孫弘沒有軍功封爵，也不是外戚封侯。（漢制“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這意味著丞相的地位和職權(quán)顯著削弱。

后面的丞相權(quán)力慢慢地被內(nèi)朝奪取，從此以后，將軍的作用在政治生活中日益重要，而丞相的作用顯著下降，“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上攵┫嗟木置媸侨绾螌擂巍?/p>

比如石慶任丞相時“政務皆是由內(nèi)朝處理 而丞相只是一個擺設。（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于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由于丞相無權(quán)，又處于危機四伏之位，有的人甚至視任相職為畏途。如公孫賀被任為相時竟“不受印綬，頓首涕泣”。（公孫賀乃是衛(wèi)青之姐夫，得益于漢匈戰(zhàn)爭而封侯）

而中朝官權(quán)力得益于武帝，權(quán)力不斷的擴大，如武帝時期的尚書。武帝時尚書（或中書）就以皇帝近侍之地位，代替了部分相權(quán)。盡管此時由于漢武帝不輕易以權(quán)柄授人，因而尚書的權(quán)力也極為有限，但畢竟為其日后權(quán)力的膨脹奠定了基礎。以至于后來的大將軍大司馬錄尚書事等官職成為了權(quán)臣的標準官職。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quán)，又建立了刺史制度。刺史制度是由秦代的御史制逐漸發(fā)展而來的。在秦代，御史大夫之下有監(jiān)御史“掌監(jiān)郡”，是代表皇帝監(jiān)察地方的官吏。漢初，對地方的監(jiān)察，只是由丞相不定期派使者到各地巡察，“丞相遣使分刺州，不常置”。不過這個時候郡國并行，郡的權(quán)力不算太大，而諸侯王權(quán)力并不遜色于春秋時期諸侯國多少，比如漢諸侯王的的封王詔書（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后羞。王其戒之！”）這就是漢武帝子，廣陵王的詔書。明顯是當成一個王國來看的，可想而知諸侯王權(quán)力如何了。所以漢減省了秦代的御史監(jiān)郡的制度?；莸蹠r，首都長安附近的三輔地區(qū)，豪強地主、官吏多有不法事。由于高帝學習秦皇政策，遷徙天下豪強于關中。以充實關中。所以關中豪富人口不過天下十分之一，財富占據(jù)天下十分之三，關中豪強之多?？上攵?。

惠帝三年（前192年），相國曹參請派御史監(jiān)三輔郡，部分地恢復御史監(jiān)郡制，據(jù)記載，“惠帝三年，相國奏遣御史監(jiān)三輔不法事：詞訟、盜賊、鑄偽錢、獄不直、徭賦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當服，凡九條。目的在于打擊地方豪強和官吏的違法越制行為，加強中央對三輔地區(qū)的控制。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丞相遣使分刺各地。文帝還時常親自派使到各地巡視，但至武帝以前仍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只是一種臨時措施。

武帝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部刺史”百官，正式設置刺史制度。刺史制度的主要內(nèi)容 首先，朝廷將全國劃分為十三個州部（監(jiān)察區(qū)），即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交阯、朔方。每州派部刺史一人，負責監(jiān)視州部內(nèi)之郡縣。刺史秩僅六百石，卻有權(quán)監(jiān)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國相，稍后甚至可督察諸侯王。這些秩低權(quán)重之刺史是皇帝的代表，其主要任務是監(jiān)視地方官和“強宗豪右”。刺史在每年八月巡視郡國，其監(jiān)察的對象和任務都有明確規(guī)定，即：“以六條問事”。這六條是：一條，強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茍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托所監(jiān)；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

上面六條，一條是監(jiān)察“強宗豪右”的，五條是監(jiān)察郡守、尉和王國相的?？梢砸姷?，刺史的監(jiān)察對象和任務是針對大地主豪強和郡守、尉、王國相一級的大吏的。遇有非常時期，中央御史府還派侍御史以繡衣直指的特殊身份，專程去地方巡察案件。比如暴勝之，他在武帝末年，任直指使者。因為他很有能干而心胸廣闊，治理地方很有辦法。當時郡國盜賊蜂起，殺郡守殺刺史，十分猖獗，而地方官不能治理。他身穿繡衣，手持斧頭，追捕盜賊，打擊官吏，威震州郡。

征和四年（前89年），又在首都所在地設司隸校尉，掌糾察京師百官和三輔（京兆、馮翊、扶風）、三河（河東、河內(nèi)、河南），弘農(nóng)七郡。

由上面加強皇權(quán)和加強中央集權(quán)即可知道，漢武帝朝改革的重點如何。著重點在于解決漢初以來，漢積累的矛盾。（皇權(quán)不振與地方郡守，諸侯國權(quán)力過大）

在武帝時期選舉制度也得到完善。察舉制“察舉”的意思就是由地方官吏考察后予以薦舉。早在漢初，公元前196年劉邦就下過“求賢詔”，要求各地推選“賢士大夫”，這只可視為“察舉”制的先聲。不過此時仕進尚無察舉之制。至文帝時開始實行舉“賢良”，“孝廉”之制，可以算是察舉制的產(chǎn)生，但也沒有形成固定制度。到了武帝時，察舉作為仕進的一種重要途徑而被確立下來，成為定制。元光元年（前134年）冬，漢武帝第一次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不久，董仲舒又建議“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武帝即下詔令郡國舉孝廉、茂材。

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fā)之”。舉孝廉的規(guī)定基本有三個內(nèi)容：一是郡守、二千石每年向朝廷推薦一次。二是所舉者必須有“孝”或“廉”的事跡聞于鄉(xiāng)里；三是人數(shù)有限定（東漢和帝以前規(guī)定每郡二人）。但最初各郡國對舉孝廉皆不甚重視，有的州郡一年也不能舉出一人，以至在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又下詔重申舉孝廉的要求，并提出：“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這樣，才使各地認真起來，從而保障察舉制貫徹、執(zhí)行。察舉制遂成為入仕的主要途徑之一。

除了察舉，漢還有以訾當官，就是交錢就可以得到一個官員的機會，或者家是勛貴之后，很容易得到官位，此種選官之法 ，稱之為恩萌。

漢武帝時期，中央禁軍得到加強，因為諸呂之亂和文帝年的濟北王之亂和武帝朝的淮南王之亂。因此漢為了應對這種局面不斷的加強中央禁軍。

在中央常備軍中，武帝時除南、北軍原有部隊外，又增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隸屬北軍。校尉均為秩二千石的官吏。屯騎、長水、胡騎是騎兵，射聲長于弓箭，是弓手，虎賁是車兵。加上中壘、步兵校尉，具備了各種兵種。八校尉中，步兵校尉駐防上林苑門；長水校尉，戒備城外宣曲宮；胡騎校尉，戒備左馮翊的池陽宮；其他校尉的駐地不詳。這些部隊都是皇帝親兵，負責保衛(wèi)皇室安全，后來也有出征之事。同時，還增設期門軍、羽林軍，隸屬南軍。期門軍無定員，多時達一千人，最初大概沒什么明確規(guī)定，后來專選“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羽林亦宿衛(wèi)之官”均是從隴西、北地六郡“良家子”或京畿三輔地區(qū)“良家子”中擅長武技者選出。所以，期門、羽林都是精銳部隊，為京師近衛(wèi)軍，許多名將均出身期門、羽林軍，“（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為官，名將多出焉”）

所謂六郡良家子”就是指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之地出身“良家”之子弟。（良家者“醫(yī)巫商賈不得與也）”。因為六郡地處邊境，人多勇猛善戰(zhàn)，故選為皇帝近衛(wèi)軍，以加強宮廷和京城的保衛(wèi)。期門和羽林都是從武帝隨身扈從發(fā)展起來的近衛(wèi)軍?！捌陂T”即武帝游獵時約定時間到某門下扈從之意。羽林原為建章宮騎，后改為皇帝親兵。武帝時，對外戰(zhàn)爭頻仍，戰(zhàn)士死事，子孫無人撫養(yǎng)，漢武帝又選“從軍死事之子孫養(yǎng)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羽林孤兒長大后就編成專門部隊，其任務與羽林相仿，平時為皇帝的宿衛(wèi)儀仗，戰(zhàn)時也派往前方打仗。期門、羽林和羽林孤兒都是貴族兵。與一般征發(fā)來的戰(zhàn)士不同，期門之位與郎官相同，羽林亦相仿，有時尚出其右。期門、羽林還可轉(zhuǎn)為他官，西漢一代出身期門、羽林的文武官員不乏其人。如上官桀，隴西人邽人也。少年時期為羽林期門郎，成年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大破郁成王立下赫赫戰(zhàn)功（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稻勇劃h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漢武帝在充實軍隊實力的同時，還進一步加強了對軍隊的直接控制。原來三輔的軍事首領是中尉。（如嫪毐控制了衛(wèi)尉內(nèi)史中尉，幾乎控制了關中大多軍隊）設中壘校尉后，已分割中尉部分權(quán)力。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于內(nèi)史地區(qū)設置京輔都尉、左輔都尉、右輔都尉等三都尉。至太初元年（前104年），分內(nèi)史地區(qū)為三輔，分別置長史。與此同時，中尉改稱執(zhí)金吾，其軍事實權(quán)早被各個都尉分割，而由皇帝總攬大權(quán)。

漢武帝時期金融政策也是得到巨大改變，行政機構(gòu)提高了效率，學會了征兵和收稅這兩門至關重要的藝術。

當漢武帝即位之初，國家無事，府庫余財，西漢政府的經(jīng)濟狀況比較好，“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但是，到武帝當政十幾年以后，過去的積累就被消耗殆盡，政府經(jīng)濟即呈捉襟見肘之勢。由于軍政費用開支浩大 漢武帝時期的西漢政府，一改過去“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的精打細算作風，各項開支都大得驚人，尤其是因為對匈奴的戰(zhàn)爭，更需要巨額經(jīng)費維持，這就使政府的經(jīng)費開支猛增。

比如武帝元光二年（前132年）西漢政府開始同匈奴作戰(zhàn)。此后“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

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修黃河堤“先是十余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以數(shù)困，而緣河之郡堤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

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通“西南夷道”，“作者數(shù)萬人，千里負擔饋餉，率十余鐘致一石……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nèi)受錢于都內(nèi)

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筑朔方城，“費數(shù)十百巨萬，府庫益虛”

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衛(wèi)青擊胡有功受賜“黃金二十余萬斤”，而戰(zhàn)爭中“軍馬死者十余萬，兵甲轉(zhuǎn)漕之費不與焉”。

當然漢武帝的窮奢極欲 是造成西漢政府財政危機的另一個原因，漢武帝個人的好大喜功和窮奢極欲的生活，揮霍掉大量的資財，浪費無數(shù)的勞動力。比如元狩四年漠北大決戰(zhàn)，對作戰(zhàn)有功的衛(wèi)青、霍去病的賞賜，一次就達五十萬金，還不算死亡的軍馬及“轉(zhuǎn)漕車甲之費”。到元朔六年（前123年）即同匈奴開戰(zhàn)的第十個年頭，政府掌管經(jīng)濟的大司農(nóng)就向皇帝報告“臧錢經(jīng)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zhàn)士”了。這種形勢對正在進行的反擊匈奴入侵戰(zhàn)爭自然有嚴重的影響，但政府的大量消耗并未因之稍減，至元狩四年（前119年）當衛(wèi)青、霍去病等得到數(shù)十萬金的賞賜之時，政府的國庫已經(jīng)“財匱，戰(zhàn)士頗不得祿矣”

他一生接近了許多巫女和方士，如李少君和齊人少翁、欒大、公孫卿等，每次雖均被騙，但事后仍不悔。對這些方士的話，武帝深信不疑，不惜耗費巨資，如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封欒大為樂通侯，身掛五個將軍印璽，“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餉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wèi)長公主妻之。赍金萬斤

武帝一世，荒淫好色，更是喜歡造離宮別館、建筑壯麗宮室及亭臺樓榭，以供其腐敗生活。如元鼎二年（前115年）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宮室之修，自此日盛”。（漢武帝“又起明光宮，發(fā)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滿四十者出嫁。掖庭令總其籍，時有死者出補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千……常從行郡國）

由于武帝“外事征伐，內(nèi)事興作”，耗費了巨量的資財，出現(xiàn)了財政危機。另一方面，工商業(yè)主卻“專巨海之富，擅魚鹽之利，有的竟能“富數(shù)千萬”，他們不僅與封建國家爭利，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影響，有許多富商，利用財富，交通王侯，為一方之冠?！按笳邇A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xiāng)里者，不可勝數(shù)。

為了解決財政困難，西漢王朝又決定改幣制，不過，這次改幣，并未能解決財政的問題，而且使幣制更加混亂，除了三銖、四銖以外，白金及皮幣也進入流通領域，這就更增加了幣制的混亂，盡管重申對“盜鑄”者處以死刑，仍不能有效地制止私鑄。所以，上述命令發(fā)布不到一年，武帝又下令：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zhì)，令不可得摩取鉛（自造白金、五銖錢后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shù)十萬人，其不發(fā)覺相殺者，不可勝計。）

直到了元鼎年漢武帝下決心由中央壟斷鑄幣權(quán)。元鼎四年（前113年）漢王朝中央政府設水衡都尉，下屬有均輸、鐘官和辨銅三官。這是一個鑄錢的專門機構(gòu)，將全國鑄幣的原料——銅搜集起來運往中央，統(tǒng)一鑄造。同年下令禁止郡國鑄幣，“廢天下諸錢，而專令水衡三官作，由政府鑄造的三官錢，工藝水平、鑄造技術有很大的提高，工序也比較復雜，這就使偽造者不易造成，往往“計其費不能相當。自此之后 偷鑄造偽幣者大幅度減少，漢政府的財政得到好轉(zhu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