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第六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130、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四次談話

131、關于政協(xié)的性質和任務

132、同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談話

133、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

130、同印度總理尼赫魯的四次談話

　　(一九五四年十月)

　　一

　　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日本雖然是一個東方國家，但是過去它又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它也欺侮別的東方國家，可是現在連日本都受欺侮了。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有一百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三百多年。現在日本人也處在受壓迫的境地。因此，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wèi)自己的感情。賴嘉文大使在中國已經幾年了，一定懂得中國人民愛國的感情和中國人民對印度人民及其他東方國家人民的感情。盡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尼赫魯總理不要以為中國已經完全獨立，沒有問題了，我們還有很大的問題，臺灣就還在美國和蔣介石的手里。離開大陸幾公里的地方，我們有三十多個島嶼，其中大的有三個。這些島嶼都被美蔣盤踞著，我們的船不能通過，外國船也不能通過。美國飛機飛到我們內地的上空，空投特務。這些特務以七人到十人為一組，帶有電臺。到現在為止，已經有幾十組這樣的特務空投到我們內地各省。在四川和靠近西藏的青海，美國飛機都曾空投過特務，并且空投武器給那里的土匪。這就說明，美國當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機會就要整我們的。

　　此外，尼赫魯總理知道，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工業(yè)國，而是一個農業(yè)國。我國的工業(yè)水平比印度還低。我們要努力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績。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看不起我們的。我們兩國的處境差不多，這也是東方國家的共同處境。我讀了尼赫魯總理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說，尼赫魯總理所表示的情緒同我們的差不多。

　　我們兩國人民對互訪的兩國領導人所表示的歡迎，說明他們著重的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們的共同點。

　　應當把五項原則[1]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尼赫魯總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說中就說過，應當按五項原則來受約束，承擔義務。如果一個國家說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來指責它，它在人們眼中就輸了理。問題是有些大國不愿受約束，不愿像我們兩國那樣，根據五項原則訂立協(xié)定。不知道它們有什么想法?據我知道，美國和英國也說，它們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國內政。但是，如果我們要同它們根據五項原則發(fā)表聲明，它們又不愿意干。

　　不能設想任何國家會開軍隊到美國去。至于說美國怕喪失它在世界各地占據的地方，可是我好像聽說美國是反對英、法殖民主義的。美國的恐懼也實在太過分了。它把防線擺在南朝鮮、臺灣、印度支那，這些地方離美國那么遠，離我們倒很近。這使得我們很難睡穩(wěn)覺。

　　美國做事是不管別人能不能受得了的。例如，搞東南亞條約[2]，它就沒有問問中國和印度。亞洲有許多國家，但是它只問了三個: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

　　尼赫魯總理說東南亞條約是美國對日內瓦協(xié)議的一個反應，這很對。日內瓦會議[3]做了好事，美國就來破壞。

　　艾登曾經建議搞一個亞洲洛迦諾公約[4]，但是后來又放棄了，反而接受東南亞條約。這樣的大國，竟這樣膽小。我們兩國就不怕。美國邀請印度參加馬尼拉會議，印度就有膽量不去。在恢復中國在聯(lián)合國中的地位問題上，印度也有膽量投票贊成。但是像英、法這樣的大國卻如此膽小。我們向它們建議，把它們的大國地位給我們，好不好?

　　英國常說是我們不承認英國；我們對英國說，是它不承認我們。我們勸英國學印度，果真如此，英國就能同我們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北歐的一些國家，例如挪威，也敢于投票贊成恢復我國在聯(lián)合國中的地位，因此我們同挪威也建立了正式外交關系。

　　澳大利亞說怕我們，說共產黨要去侵略它?？墒俏覀冞B船都沒有，怎樣去法呢?澳大利亞參加馬尼拉條約，說是為了防御。但是我們向它提出五項原則，同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它又不干。

　　我有兩點懷疑:

　　第一，美國叫著反共的口號，它反對共產黨倒是實在的事。但是，它是否真的害怕中國共產黨呢?中國只有幾枝爛槍，我們有的只是人、農業(yè)和手工業(yè)。我看美國不是真怕中國共產黨，而是以此為題目，另有其他的目的。

　　第二，像英國、法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為什么要跟著美國走，而印度、印尼、緬甸和北歐的一些國家卻不一定跟著美國走呢?我看這是因為英國、法國、澳大利亞這些國家把它們的利益套在美國車子上，美國火車頭下一個命令，它們不得不服從。印度、印尼、緬甸和北歐的一些國家沒有把它們的利益套在美國車子上，或者套得不緊，因此沒有必要跟著美國走。

　　(十月十九日)

　　二

　　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中國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經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盵5]這就是說，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這是同形而上學不同的地方。

　　國與國之間不應該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國家之間。像我國同美國這樣互相警戒著是不好的。

　　(十月二十一日)

　　三

　　我們不贊成過去希特勒[6]德國的說法，希特勒德國和日本過去曾說，它們是“無”的國家，要向“有”的國家取得東西。日本在過去，在十年前，倒的確是“黃禍”。

　　我們現在需要幾十年的和平，至少幾十年的和平，以便開發(fā)國內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不愿打仗。假如能創(chuàng)造這樣一個環(huán)境，那就很好。凡是贊成這個目標的，我們都能同它合作。毫無疑問，印度是贊成的，印尼和緬甸也是贊成的。

　　我想泰國也不會懷疑中國要大舉進攻它。我們是想同它搞好關系的，但是泰國政府古怪得很，不理我們。

　　菲律賓說怕我們侵略，但是我們要同它搞好關系，它又不干。既然怕侵略，那末我們就交朋友吧，互不侵犯，并且像中印兩國一樣，發(fā)表一個聲明。但是它又不干，它不愿意承認我們國家的存在。我們想不出這是為了什么，唯一的理由就是它聽美國的話，同美國走在一條軌道上，美國說什么，它就做什么。

　　說到美國，我們上次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談完，那就是戰(zhàn)爭問題。尼赫魯總理說，美國想打仗，想用戰(zhàn)爭的辦法得到更大的利益。關于戰(zhàn)爭是否有好處，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們可以看一看兩次世界大戰(zhàn)究竟對誰、對哪些國家有好處?？梢哉f兩次大戰(zhàn)對三類國家有利，對其余的國家都是有害的。

　　第一類國家是美國帝國主義，它在兩次大戰(zhàn)中獲得了利益，得到了發(fā)展。

　　第二類是在兩次大戰(zhàn)以后建立起來的、由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

　　第三類是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這些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而是由愛國的團體和政黨領導的，像印度、印尼、緬甸、敘利亞和埃及這樣的國家屬于這一類。

　　要搞戰(zhàn)爭的話，就要動員人民，就要使人民處于緊張狀態(tài)，并且使他們學會打仗。但是，人民結合起來以后，勢必會產生革命。例如，中國革命就是這樣，印度的革命也是這樣。我們兩國的獨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果，沒有第二次大戰(zhàn)，很難取得獨立。

　　另外一些國家被戰(zhàn)爭削弱了，例如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法國雖然是戰(zhàn)勝國，但是也削弱了。在中國，由于日本和蔣介石削弱了，我們就起來了。由于英國削弱了，印度、緬甸和埃及起來了。由于法國削弱了，越南、敘利亞起來了。由于荷蘭削弱了，印尼起來了。

　　如果再要打仗的話，不知道美國軍事集團是怎樣的想法。他們過去的經驗是在兩次大戰(zhàn)中得到利益和發(fā)展，他們希望通過再一次戰(zhàn)爭得到更大的利益和發(fā)展。他們是根據自己的經驗這樣想的，但是，這只是一方面的經驗；另一方面，兩次大戰(zhàn)以后還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和愛國黨派領導的國家。如果再打大戰(zhàn)，我看美國不一定得利，而且美國本身就會發(fā)生問題。如果再打大戰(zhàn)，西亞和非洲的大部或全部、整個拉丁美洲都會脫離帝國主義。

　　人民革命力量是要得到機會才能起來的。布爾什維克[7]如果沒有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機會，那末十月革命就會有困難。我們在中國打了二十二年仗，但是勝利還是在最后幾年取得的。第二次大戰(zhàn)以后，我們得到了機會才起來的。這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方面。

　　愛國黨派領導的國家方面，我們在東南亞和西亞也可以看到一些例證。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我看，再打大戰(zhàn)，對美國來說是劃不來的，整個世界或世界的絕大部分將處于革命狀態(tài)。我這樣說，并不是故意危言聳聽，而是根據兩次大戰(zhàn)的實際情況。如果再打大戰(zhàn)，我看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只能使它的統(tǒng)治范圍縮小。

　　在武器方面，美國以為它有原子彈和大炮，以為它的海、空軍強大，因此它依靠這些東西。我想武器雖然有變化，但是除了殺傷的人數增多以外，沒有根本的不同。古代使用的是冷兵器，例如刀、槍等。后來使用熱兵器，例如步槍、機關槍、大炮等?，F在又加上原子彈。但是基本的差別就是，冷兵器殺傷的人較少，熱兵器殺傷的人多一些，原子彈殺傷的人更多。除了死傷的人數以外，沒有什么差別。過去，冷兵器和熱兵器雙方都有，現在蘇聯(lián)和美國也都有原子彈。因此隨著武器的變化，無非是死傷的人數更多而已。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那末死傷的人數恐怕就不是以千萬計，而是要以億萬計。中國現在沒有原子彈，不知道印度有沒有。我們正在開始研究，原子彈是要花本錢的，我們一下子還搞不起來。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那末這一方有死傷，另一方也有死傷，因此就平衡了。最后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還是人，看誰拿著武器，看掌握著武器的戰(zhàn)士們認為什么對他們最有利，看誰會打仗，而主要的還是前二者。至于說武器的多少，印度國大黨和中國共產黨在開始的時候都是沒有武器的，現在我們都有了武器。

　　此外，還有一條經驗。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都是防御者勝利，進攻者失敗。第一次大戰(zhàn)中，德國軍隊在西邊打到巴黎，在東邊幾乎打到彼得格勒，但是結果進攻者還是失敗了。第二次大戰(zhàn)中的進攻者，德國、意大利、日本也都失敗了。而防御的一方取得了勝利，雖然在防御這一方面的一些國家被戰(zhàn)爭削弱了，例如英國、法國。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不應該再打大戰(zhàn)，應該長期和平。再打大戰(zhàn)的結果，是對侵略者不利的。

　　我們雙方的分析雖然有些地方相同，有些地方不同，但是結論是相同的。尼赫魯總理在對美國進行分析時說，一方面美國從戰(zhàn)爭中得利，另一方面又遇到了困難。這種分析是很好的。至于戰(zhàn)爭工具，我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弓箭、大炮和原子彈。尼赫魯總理說有性質上的不同，這是對的。我剛才談武器時，只是就戰(zhàn)爭的結果而言。

　　不管用什么武器，不管是哪一個時代進行的戰(zhàn)爭，不管戰(zhàn)爭的規(guī)模是地方性的或是世界性的，結果多是一方摧毀另一方。固然，戰(zhàn)爭也有不分勝負而講和的，例如三八線戰(zhàn)爭[8]和十七度線的戰(zhàn)爭[9]。在這種戰(zhàn)爭中，沒有任何一方根本打敗另一方。但是在大多數的戰(zhàn)爭中，總是一勝一敗，敗者的力量被摧毀得更多些。所謂力量，不僅包括有生命的力量，而且包括物質力量。因此歸根結底，還是看力量損毀的范圍和大小來決定勝負。

　　當然，我是指戰(zhàn)爭的最后結果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結果是德國的軍隊被全部毀滅，而蘇聯(lián)的軍隊不但沒有毀滅，而且還打到柏林。德國、意大利、日本的軍隊都被解除了武裝。尼赫魯總理推想，第三次大戰(zhàn)會使全世界處于混亂時期，這種推想是可能的。原子彈不僅會毀滅人，而且會毀滅物質，但是，是否許多國家就會沒有政府呢?不會的。只要有人存在，總是會有政府的。一個政府被摧毀了，另一個政府又會起來。人類總是要找出路的，剩下來的人也是會求生的。還應該估計到，現在的人比過去的人有很大的變化，他們要求解放和獨立的覺悟已經大大提高，這在無論哪個國家都是如此，包括美國在內。

　　歸根一句話，不打仗最好。如果我們能替艾森豪威爾[10]當個參謀長，那末他就可以聽我們的話，而不受他的顧問的包圍了。尼赫魯總理做這件工作會比我們順利些。如果我們去做這個工作，他就會說我們以革命來恐嚇他，并且說他不怕革命。我想，不僅戰(zhàn)爭，就是緊張局勢也使制造緊張局勢的人一方面得利，另一方面又受到損害。我想問問，究竟是使人民感到安全有利呢，還是使人民每天處于緊張有利?緊張局勢會促進人民覺悟，使他們做好準備，抵抗壓力。這是有助于革命的。

　　很明顯，中印之間沒有緊張局勢，我們互相之間也不進行神經戰(zhàn)，也不每天戒備著，像我們同美國之間以及蘇聯(lián)同美國之間那樣。

　　尼赫魯總理到中國來已經有幾天了，一定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情況。我們現在正執(zhí)行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也正在開始。如果發(fā)生戰(zhàn)爭，我們的全盤計劃就會打亂。我們的錢都放在建設方面了。如果發(fā)生戰(zhàn)爭，我們的經濟和文化計劃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個戰(zhàn)爭計劃來對付戰(zhàn)爭。這就會使中國的工業(yè)化過程延遲。但是把中國全部毀滅，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難的，中國人是會永遠存在的。印度也是這樣。幾千萬年前有一種大動物叫恐龍，它在冰河時期就消滅了。但是后來又出現了別的動物，最后出現了人類。現在在中國還可以看到冰河的遺跡。

　　總之，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來防止戰(zhàn)爭，爭取持久的和平。

　　(十月二十三日)

　　四

　　大約兩千多年前，中國的一個詩人屈原曾有兩句詩:“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盵11]我曾經在一次宴會上對尼赫魯總理談起我們對印度的感覺，我說我們同印度不需要互相防備著。我們沒有感覺到印度要損害我們。

　　我曾經問，我們兩國總理兼外長在談話中如果說錯了話，能不能改?我想是能改的。但這是在我們兩國之間如此，在別的一些國家可能是會抓住我們說錯的話的，我們也會抓住別的一些國家說錯的話。中國有一句話，叫做“抓辮子”。但是我們同印度是不互相抓辮子的，我們并不互相防備，說錯了話也不要緊。

　　印度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聽袁仲賢[12]大使說，印度南部的人民在農業(yè)方面精耕細作，把一切可利用的土地都利用了，這有點像我們成都附近的情況。印度的每一個好消息都使我們高興。印度好了，對世界是有利的。

　　我很高興能有這幾次會談，使我們相互交換了意見。同時尼赫魯總理又同周恩來總理進行了會談。我們兩國的外交是很容易辦的，不需要吵架。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和我們同杜勒斯[13]的吵架，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

　　尼赫魯總理這次來訪，一定會看出來，中國是很需要朋友的。我們是一個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面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因此我們需要朋友。這是尼赫魯總理可以感覺到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這一點可以從我們這幾次會談，從過去幾年我們的合作，從周總理訪問印度時受到的歡迎和進行的懇談看得出來。

　　尼赫魯總理主張建立和擴大和平區(qū)域，并且表示希望贊成和平的國家日益增多。建立和擴大和平區(qū)域是一個很好的口號，我們贊成。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中印簽訂了關于西藏的協(xié)定[14]，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的。我們共同宣布了五項原則，這也是很好的。華僑問題也應該適當地解決，免得有些國家說我們要利用華僑搗亂。如果華僑保持僑民身份，他們就不應該參加所在國的政治活動；如果取得了所在國的國籍，那末就應該按該國的法律辦事。華僑也應該遵守所在國的法律。

　　凡是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問題，我們都要來解決，這就能達到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利。合作不能對任何一方有害，否則就不能持久，一定會破裂。不論是朋友之間、國與國之間或是政黨與政黨之間的合作，都是如此。合作一定要有利，否則誰還干呢?

　　(十月二十六日)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原題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應推廣到所有國家關系中去》。

　　【注釋】

　　[1]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見本卷第336頁注[5]。

　　[2]東南亞條約，見本卷第342頁注[4]。

　　[3]日內瓦會議，見本卷第336頁注[6]。

　　[4]洛迦諾公約，全稱《洛迦諾保證條約》，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英、法、德、意、比、波、捷（捷克斯洛伐克）七國代表在瑞士洛迦諾會議上通過，同年十二月一日在英國倫敦正式簽字。公約包括一個議定書和七個條約，其中最重要的《德國、比利時、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相互保證條約》（又稱《萊茵保安公約》）規(guī)定，簽約國相互保證德法、德比邊界不受侵犯；遵守《凡爾賽和約》中關于德國萊茵區(qū)非軍事化的協(xié)定；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一切爭端。一九三六年三月德國法西斯政府毀約進軍萊茵區(qū)，一九三九年四月宣布廢止洛迦諾公約。五十年代初，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曾主張在東南亞地區(qū)搞一個類似洛迦諾公約的集體安全體系，后因美國的反對未能實現。

　　[5]見《孟子·滕文公上》。

　　[6]希特勒，見本卷第94頁注[3]。

　　[7]布爾什維克，指布爾什維克黨，原蘇聯(lián)共產黨的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8]三八線戰(zhàn)爭，指朝鮮戰(zhàn)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臨近結束時，美國和蘇聯(lián)商定在朝鮮國土上以北緯三十八度線，作為對日本采取軍事行動和受降范圍的臨時分界線，這條界線通稱“三八線”。一九五○年六月，朝鮮半島三八線北南兩方（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韓國）發(fā)生戰(zhàn)爭。隨后，美國打著聯(lián)合國的旗號出兵干涉，并越過三八線向中朝邊境大舉進犯，嚴重威脅中國的安全。為抗美援朝、保家衛(wèi)國，中國人民志愿軍同朝鮮人民軍并肩作戰(zhàn)，沉重打擊了美國的侵略，迫使它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上簽字。

　　[9]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四年越南人民抗擊法國侵略的戰(zhàn)爭。一九四五年九月，越南宣布獨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國。法國為在印度支那重建殖民統(tǒng)治，隨即入侵越南。越南人民為保衛(wèi)民族獨立進行了長達八年多的抗法戰(zhàn)爭。一九五四年五月，越南人民經奠邊府戰(zhàn)役取得抗法斗爭的決定性勝利。七月，根據日內瓦協(xié)議，越南人民軍和法軍以北緯十七度線為臨時軍事分界線實行?；?；法國承認越南獨立并撤出印度支那。

　　[10]艾森豪威爾，當時任美國總統(tǒng)。

　　[11]見屈原《九歌·少司命》。

　　[12]袁仲賢，當時任中國駐印度大使。

　　[13]杜勒斯，當時任美國國務卿。

　　[14]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國和印度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中印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xié)定》。協(xié)定明確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指導兩國關系的準則，并以此確定了促進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貿易及便利兩國人民互相朝圣往來的各項具體辦法。主要內容是：雙方互設商務代理處；雙方商人、香客在指定地點進行貿易和按慣例朝圣，并經一定山口、道路往來；關于兩國外交、公務人員及國民過境事宜的規(guī)定等。協(xié)定一九五四年六月三日生效，有效期八年，一九六二年六月期滿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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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關于政協(xié)的性質和任務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后，有些人認為政協(xié)的作用不大了，政協(xié)是否還需要成了問題?，F在證明是需要的。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委員五百五十九人當中，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一百四十人，只占總數的四分之一，還有四分之三不是人大代表，可見通過政協(xié)容納許多人來商量事情很需要。雖然全國和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國務院和各省市人民委員會各方面都容納了許多人，但是還需要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和政協(xié)地方委員會。

　　主要的問題是政協(xié)的性質問題，是國家機關還是人民團體?

　　政協(xié)的性質有別于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它也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有人說，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的職權要相等或大體相等于國家機關，才說明它是被重視的。如果這樣說，那末共產黨沒有制憲之權，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議，是否也就不重要了呢?不能這樣看。如果把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也搞成國家機關，那就會一國二公，是不行的。要區(qū)別各有各的職權。

　　政協(xié)是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民主人士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組織，是黨派性的，它的成員主要是黨派、團體推出的代表。

　　政協(xié)的任務是什么呢?

　　一、協(xié)商國際問題。像過去的抗美援朝，現在的美國占領臺灣問題，包括將來如發(fā)生外國侵略等，都需要商量。這類事大概每年都會有。這些事國務院要辦，外交部和國防部要辦，但有些問題，比如艾德禮、尼赫魯、吳努[2]要來訪問，我們需要先商量商量，取得一致方針，召集什么會好呢?人大常委會不太好，還是政協(xié)常委會好。國務院的人都可以去參加，不是以機關資格，而是以個人資格。過去經過政協(xié)，各民主黨派發(fā)表了支持抗美援朝斗爭的聯(lián)合宣言[3]，還為解放臺灣發(fā)表了聯(lián)合宣言[4]。反對戰(zhàn)爭，保衛(wèi)和平，這一條有很多文章可做，有些人大常委會不好做，國務院做不完，要由政協(xié)來做。

　　二、商量候選人名單。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地方同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候選人名單以及政協(xié)各級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人選進行協(xié)商，它有這種權利。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是人民選舉的，但各黨派、團體要先進行協(xié)商。

　　三、提意見。當前主要是對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提意見。資本主義工商業(yè)、農業(yè)和手工業(yè)都要改造，這就發(fā)生各方面的關系問題。選舉也是有各方面的關系。還有文教、學習也有各方面的關系。比如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也值得協(xié)商。主要是批判唯心論問題。將來一萬年以后，也還有唯心論，因為社會經濟制度、生產關系陳舊了，就有一批人要出唯心論。新舊之間的矛盾，一萬年后也還有。社會主義改造是很紛繁的，各種工作就要協(xié)商。

　　我接到了很多來信。這次由廣州回來，經過五個省都找各省的負責同志開了會，調查了農村情形。有人說農民每天只有六兩[5]米，這沒有反映真實情況。實際上，說農民苦的是富農，他們拿這些話來反對統(tǒng)購統(tǒng)銷。農村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農民，他們過去是貧苦的，是擁護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我親自問過一些農民，他們說每天有米十四兩六，加上雜糧每天有一斤糧，不是六兩。今年全國糧食產量三千四百億斤，國家共征購七百七十億斤，不到四分之一，其中主要是購的占五百億斤，征的只二百多億斤。購的部分國家出公道價，相當于賣給私商的價錢。有的縣長、科長、鄉(xiāng)長，自己有余糧不肯賣，山西甚至有存幾萬斤糧的富縣長。

　　今年湖南有三百萬戶災民，湖北有五百萬戶，都安置好了。政府跟著災民走，每人每天供應一斤糧食，災民在哪里，供銷合作社就設在哪里，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這證明了我們的組織能力，在前幾年是沒有可能的。

　　農村中，現在不是征糧問題，也不是災民問題，而是商業(yè)問題。國營商業(yè)進得太猛，步子走快了，以致有許多人失業(yè)，沒有安置好，中共中央已指示要放慢步子。工業(yè)原料問題，沒有統(tǒng)籌兼顧，一定要統(tǒng)籌兼顧。需要多協(xié)商的還是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像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章程可以協(xié)商座談，還有手工業(yè)、漁業(yè)等問題也可以談。總之，國家各方面的關系都要協(xié)商。國民黨的參議會才是投閑置散、虛應故事的，我們的政協(xié)是有事情做的。

　　憲法的實施問題，鞏固人民民主制度問題，政協(xié)可以向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提意見。政協(xié)委員提意見，特別是發(fā)議論，說閑話，只要不是破壞性的意見，只要是建設性的意見，即使是錯誤的，提了也有好處。提意見是合乎章程的。

　　四、協(xié)調各民族、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民主人士領導人員之間的關系。過去漢族的統(tǒng)治者不好，壓迫少數民族，現在要改變。要調整各方面的關系，具體的事是協(xié)商候選人名單。

　　現在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的名單是否完全?完全的事情世界上是沒有的。這次就把薛篤弼[6]給忘了，將來可以補上。缺點哪年都有的，可以改，可以補救。我們不姓蔣，不是“蔣家天下陳家黨”[7]，他們惜墨如金，是黨派不叫黨派，叫社會賢達。

　　五、學習馬列主義。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fā)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列寧主義也是列寧死后別人提的。各國共產黨都有一些自己的但仍是馬列主義的東西。

　　學習是自愿的，不能強制。對馬列主義有的人信得多，有的人信得少，比如有的政協(xié)常委他只愛國，不愿學習馬列主義，也沒有辦法。要提倡努力改造思想，三勤夾一懶。

　　我們的國家制度是人民民主專政，民主是商量辦事，不是獨裁，但集中是必要的?，F在還有對敵斗爭，拘留條例主要是對付反動分子。對敵人是專政，要壓迫他。對地主要剝奪財產，取消政治權利。幾個民主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壓迫帝國主義分子、地主分子，我們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暴易暴”，“黨同伐異”。

　　根據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政協(xié)工作的談話要點。

　　[2]艾德禮，英國前首相，當時任英國工黨領袖。尼赫魯，當時任印度總理。吳努，當時任緬甸總理。他們分別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十月、十二月來中國訪問。

　　[3]指一九五○年十一月四日中國共產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等十一個民主黨派聯(lián)合發(fā)表的《各民主黨派聯(lián)合宣言》。

　　[4]指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為解放臺灣聯(lián)合宣言》。

　　[5]這里用的是舊的市制重量單位，舊制一斤為十六兩。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國務院發(fā)布關于統(tǒng)一計量制度的命令，其中說：“市制原定十六兩為一斤，因為折算麻煩，應當一律改為十兩為一斤”。

　　[6]薛篤弼（一八九二——一九七三），山西運城人。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次長、國民黨政府甘肅省省長、民政部部長、內政部部長、水利部部長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上海市政協(xié)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7]“蔣家天下陳家黨”，是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獨裁統(tǒng)治的貶稱。陳，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他們先后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常委、組織部部長等職，是國民黨CC系的首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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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同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的談話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我們之間沒有隔閡。我們?yōu)槟銈兒茫驗閷δ銈兒玫?，也對我們好。希望你們強盛起來，發(fā)展起來，這對我們和對世界和平都有好處。亞非國家剛在萬隆開過一次會[1]，這些國家都應該強盛起來，包括日本在內。過去日本不好，但是現在也受欺侮。受帝國主義欺侮的國家都強盛起來就好了。

　　由于科倫坡五國[2]的發(fā)起和召集，并在印尼總統(tǒng)和總理的主持下，萬隆會議才開得好。中國是作為一個亞非國家參加這次會議的，以這種身分中國也盡了一份力量。中國愿意同所有的國家友好合作，中國參加這次會議不是去做壞事的。由于中國所采取的態(tài)度，有些對我們不友好的國家，如日本、菲律賓、泰國，在會議中同我們還可以相處，還過得去，沒有什么大的過不去。當然，別扭還不少，但還是有些共同的地方。我們同這些國家有一種情況是相同的，它們也有同樣的困難，那就是受美國這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泰國的經濟也是不發(fā)達的。日本雖然比我們先進，但是它也有經濟困難。這是一般地說，當然也有個別例外。因此，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一般地說，我們是有某種共同點的。這次亞非會議恐怕是有史以來亞非國家舉行的第一次會議。

　　西方國家?guī)装倌暌詠恚捎谶M行長期的侵略，它們對亞非兩洲產生一種心理，輕視落后國家。它們說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拿膚色來區(qū)分，就好像說有色金屬那樣。我們這些“有色金屬”是會膨脹起來的，當然，我們不會去侵略別人。但“有色金屬”是更有價值的，因為有色金屬包括金、銀、銅、錫等。

　　一個民族多少世紀以來不僅保存了而且發(fā)展了，一定有它的長處，否則不能理解。西方國家說我們的民族不好，那末我們的民族怎么能保存并發(fā)展了呢?

　　我們很談得來。我們同尼赫魯[3]總理和吳努[4]總理談過，現在又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總理談了話。我們作為朋友是能夠處得好的。在西方國家面前，我們的問題是團結起來，保衛(wèi)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損害。我們的關系不是互相損害，而是互利，不僅在商業(yè)上和文化上如此，在政治上也進行合作，萬隆會議就是一個例子。我們要使這些國家每年都能看到進步。我們要互相幫助，解決一些可能解決的困難問題。我們各有各的困難問題，經過互相幫助，爭取解決這些難題。為此，就要采取步驟來消除存在于我們之間的不了解和障礙，增加互相的了解。例如，中國同印度之間過去有一個西藏問題，中國同緬甸之間有華僑問題和國界問題，中國同印尼之間也有華僑問題。對于那些同我們關系不大好的國家，我們也要采取具體步驟來解決一些問題。就是像泰國、菲律賓那樣的國家，我們的想法也是一樣，只要有可能，就爭取搞好同它們的關系。我們曾經同尼赫魯總理和吳努總理談過泰國的問題，并請他們幫助我們勸說一下泰國。泰國說怕我們派軍隊去打它，但是怎么可以亂打呢?泰國又怕我們的傣族自治區(qū)[5]。我們說它可以派領事到昆明，看看我們是不是要去打它。周總理在萬隆曾經同泰國的外長談過，也是為了搞好關系。如果可能的話，希望總理先生見到泰國和菲律賓的領導人時替我們說說，告訴他們中國是想跟他們的國家友好的。

　　就是西方國家，只要它們愿意，我們也愿同它們合作。我們愿意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存在的問題。打仗總是不好的，特別是對西方國家是沒有好結果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戰(zhàn)爭中固然雙方都損失物資和生命，但是，歷史證明戰(zhàn)爭有一個政治后果對西方國家是不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蘇俄解脫了舊有的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中國和許多國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產生了兩種結果:第一，產生了像中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產黨管事的國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緬甸這樣的許多亞非國家中，民族主義者所領導的運動使這些國家成為獨立自主或者接近獨立自主的國家。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埃及有了很大的改變，許多近東和中東國家也是如此。雖然美國強了起來，但是西方國家的陣營總的說是削弱了。

　　幾年前，在座的人都是不合法的，我們都是“非法之徒”、“叛徒”、“壞人”。但是現在改變了。我們把那些所謂的好人趕跑了，你們趕走了日本人和荷蘭人，我們趕走了日本人、美國人和蔣介石。這些人都說我們壞得很。尼赫魯總理、吳努總理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總理都是坐過很久班房的。我們可以用這段歷史去說服西方國家。它們說，它們的勢力大得很，那末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我們都獨立起來了呢?這個歷史根據是很有力量的，不是造謠，也不是嚇人。過去西方國家嚇了我們幾百年，現在到底是它們嚇倒了我們，還是我們嚇倒了它們呢?因此，結論是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最好不打，如果打，結果不是對我們不利，不是對亞非國家不利，而是對西方國家不利。如果說這是嚇人，那也可以，但是我們這樣說是有根據的，我們是有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作為根據的。正是考慮了這一點，我們說，用談判來解決問題，試試看。況且朝鮮戰(zhàn)爭和印度支那戰(zhàn)爭最后都是用談判解決的，臺灣問題也可以用談判解決。我們已經在萬隆會議表明了這一點，可以用這一點去說服西方國家。但是西方國家可能不聽，它們的想法是偏在一邊的，認為它們鋼鐵多、錢多、原子彈多。對于這些，我們怕不怕呢?有一點怕，不十分怕。我們說有一點怕，因為武器是殺人的。我們的人民不希望遭受損失，因此我們不要戰(zhàn)爭。西方國家手里這些東西的作用，是不會超過人民的力量的，因為人民是有生命的。西方國家有許多大王，什么煤油大王、鋼鐵大王、汽車大王，歷史證明大王的結局都是不妙的。希特勒[6]、墨索里尼[7]、東條[8]、蔣介石都曾經是大王。這間屋子就是皇帝曾經住過的，但是他們現在已經不在這里了。大王都是手里掌握許多東西的，人民手里沒有東西。我相信，印尼朋友開始斗爭的時候手里也是沒有東西的。我們在開始斗爭的時候手無寸鐵，我們的對手都是全副武裝的。但是手無寸鐵的人民卻把全副武裝的人趕跑了。幾千年來的歷史證明，腐朽的人手里東西越多，倒得也越快。因此，結論還是一個:和平為上。

　　就原子彈而言，亞非國家是無產者，我們這些國家連一個原子彈都沒有。希望在這方面富有的國家善用其“寶”，如果亂用的話，不見得對它們有利。我們連一個原子彈也沒有，怎么能去侵略人家呢?用雙手去侵略有原子彈的人，豈不危險?但是人家卻把我們叫“侵略者”，說中國人是好侵略的。第一，我們“侵略”了中國大陸，現在又要“侵略”金門、馬祖；第二，金日成[9]在朝鮮“侵略”到三八線[10]，中國后來又幫助了金日成；第三，胡志明[11]也“侵略”到十七度線[12]。而說我們的那種人倒似乎是十分愛好和平的。我們聽說，荷蘭人也說印尼要“侵略”西伊里安[13]。

　　總理先生說，印尼要和平利用自己的豐富的資源，我完全同意。印尼的前途是了不得的，有那么多的寶藏。日本雖然現在比較發(fā)達，但是資源貧乏，印尼是一定能超過日本的。印尼和日本的人口差不多，但是印尼的地方大，氣候好，蘊藏的物資尤其豐富，若干年以后也會出現一個比日本更強的新印尼。當然印尼是和平利用它的資源，這對其他的人也是有利的。

　　中國人民完全支持印尼人民保衛(wèi)自己的國家。我們相信，印尼人民也同樣支持中國人民保衛(wèi)自己的國家。我找不到我們兩國間有任何利害沖突，而只能找到兩國合作有互利的方面。

　　亞非國家的團結是有希望的，萬隆會議已經走了第一步。以后我們應該共同努力，繼續(xù)工作，團結起來，促進和平。即使有戰(zhàn)爭，我們也可以把它推遲。我們要爭取和平的環(huán)境，時間要盡可能的長，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國愿意簽訂一個和平條約，多長的時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夠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國干不干?，F在主要的問題就是美國，我想你們是不會反對的。

　　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刊印。原題是《和平為上》。

　　【注釋】

　　[1]指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五個發(fā)起國，以及阿富汗、柬埔寨、中華人民共和國、埃及等，共二十九個亞非國家。會議廣泛討論了民族主權、反殖民主義斗爭、世界和平以及與會國之間的經濟文化合作等問題，發(fā)表了《亞非會議最后公報》，提出了著名的關于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十項原則。

　　[2]指緬甸、錫蘭（今斯里蘭卡）、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巴基斯坦。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日，這五個國家的總理在錫蘭首都科倫坡舉行會議，提出召開亞非會議的主張。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他們在印度尼西亞的茂物舉行第二次會議，決定聯(lián)合發(fā)起在一九五五年召開亞非會議。

　　[3]尼赫魯，當時任印度總理。

　　[4]吳努，當時任緬甸總理。

　　[5]一九五三年我國在云南省曾建立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區(qū)和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區(qū)，后分別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改為自治州。

　　[6]希特勒，見本卷第94頁注[3]。

　　[7]墨索里尼（一八八三——一九四五），意大利法西斯首領。早年曾參加意大利社會黨，后被開除。一九二一年組織法西斯黨，一九二二年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了法西斯專政。一九三九年同德國締結政治、軍事同盟，次年追隨德國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一九四三年七月，由于軍事失敗和國內反法西斯運動的高漲，他的獨裁政權垮臺。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意大利游擊隊處死。

　　[8]東條，即東條英機，見本卷第94頁注[4]。

　　[9]金日成，當時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

　　[10]三八線，見本卷第99頁注[5]。

　　[11]胡志明，當時任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

　　[12]十七度線，參見本卷第373頁注[9]。

　　[13]西伊里安，指印度尼西亞新幾內亞島西半部及其近海島嶼，今伊里安查亞省。一九四九年印度尼西亞獨立時，荷蘭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繼續(xù)霸占這一地區(qū)。印尼政府曾多次希望通過談判解決西伊里安問題，卻屢遭阻撓和破壞。為維護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印尼人民展開聲勢浩大的收復西伊里安運動和反殖民主義的武裝斗爭，迫使荷蘭政府同意談判。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荷蘭政府將西伊里安主權交還印度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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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關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guī)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這是五億多農村人口的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的革命運動，帶有極其偉大的世界意義。我們應當積極地熱情地有計劃地去領導這個運動，而不是用各種辦法去拉它向后退。運動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難糾正的。干部中和農民中存在的缺點或錯誤，只要我們積極地去幫助他們，就會克服或糾正。干部和農民是在黨的領導之下前進的，運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們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例如:一方面排斥貧農入社，不照顧貧農的困難；另一方面又強迫富裕中農入社，侵犯他們的利益。這些都應該向他們去進行教育，加以糾正，而不是簡單地去進行斥責。簡單的斥責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要大膽指導運動，不要前怕龍，后怕虎。干部和農民在自己的斗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要讓他們做，在做的中間得到教訓，增長才干。這樣，大批的優(yōu)秀人物就會產生。前怕龍后怕虎的態(tài)度不能造就干部。必須由上面派出大批經過短期訓練的干部，到農村中去指導和幫助合作化運動；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運動中才能學會怎樣做工作。光是進了訓練班，聽到教員講了幾十條，還不一定就會做工作。

　　總之，領導不應當落在群眾運動的后頭。而現在的情況，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領導趕不上運動。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二

　　現在，全國合作化運動已經在大規(guī)模進展中，我們卻還需要辯論這樣的問題:合作社能不能發(fā)展呢?能不能鞏固呢?就某些同志來說，看來問題的中心是在他們憂慮現有的幾十萬個半社會主義的一般地是小型的(每社平均只有二十幾戶)合作社能不能鞏固。如果不能鞏固，當然談不到發(fā)展。某些同志看了過去幾年合作化發(fā)展的歷史還是不相信，他們還要看一看一九五五年這一年的發(fā)展情況怎么樣。他們也許還要在一九五六年看一年，如果更多的合作社鞏固了，他們才會真正相信農業(yè)合作化是可能的，他們也才會相信我黨中央的方針是正確的。所以，這兩年的工作很要緊。

　　為了證明農業(yè)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黨中央對于農業(yè)合作化的方針的正確性，我們現在就來談一談我國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歷史，也許不是無益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zhàn)爭中，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領導農民，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yè)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那時，在江西是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在陜北是變工隊，在華北、華東和東北各地是互助組。那時，半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組織，也已經個別地產生。例如，在抗日時期，在陜北的安塞縣，就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不過，這種合作社在當時還沒有推廣。

　　我黨領導農民更廣泛地組織農業(yè)生產互助組，并且在互助組的基礎上開始成批地組織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到現在，又已經有了差不多六年的歷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我黨中央做出第一個先向地方黨組織發(fā)布并且在各地試行的關于農業(yè)生產互助合作決議[2]草案的時候(這個文件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才在報紙上以正式決議的形式發(fā)表)，已經有了三百多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過了兩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黨中央發(fā)布關于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決議[3]的時候，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已經發(fā)展到一萬四千多個，兩年時間增加了四十六倍。

　　這個決議指出，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時候，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由一萬四千多個，發(fā)展到三萬五千八百多個，即只準備增加一倍半，而其結果，這一年卻發(fā)展到了十萬個合作社，成為一萬四千多個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黨中央決定，由十萬個合作社增加五倍，發(fā)展到六十萬個合作社，結果完成了六十七萬個合作社。到一九五五年六月為止，經過初步整理之后，縮減了兩萬個社，留下了六十五萬個社，較計劃數字超過了五萬個社。入社農戶共有一千六百九十萬戶，平均每社二十六戶。

　　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幾個解放較早的省份。在全國大多數解放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經建立了一批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安徽、浙江兩省建立的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數目還不很多。

　　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的大型社，每社有的七八十戶，有的一百多戶，有的達到幾百戶。

　　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會主義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發(fā)展成了社會主義的高級社。

　　同農民的農業(yè)生產合作化運動的發(fā)展同時，我國已經有了少數社會主義的國營農場。到一九五七年，國營農場將達到三千零三十八個，耕地面積將達到一千六百八十七萬畝。其中，機械化農場將達到一百四十一個(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增加的)，耕地面積將達到七百五十八萬畝；非機耕的地方國營農場二千八百九十七個，耕地面積將達到九百二十九萬畝。國營農業(yè)在第二第三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將有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我黨中央決定，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發(fā)展到一百萬個。這個數目字同原有的六十五萬個社比較，只增加三十五萬個，即只增加半倍多一點。我覺得似乎少了一點，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萬個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萬個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國二十幾萬個鄉(xiāng)，除了某些邊疆地區(qū)以外，每鄉(xiāng)都有一個至幾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以作榜樣。這些合作社，過一兩年就有經驗了，就成了老社了，別人就會向它們學習了。由現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秋收以前，還有十四個月，完成這樣一個建社計劃，應當是可能的。希望各省區(qū)的負責同志回去研究一下，按照實際情況定出一個適當的計劃，于兩個月內報告中央。那時我們再來討論一次，最后定案。

　　問題是能不能鞏固。有人說，去年的五十萬個合作社的計劃太大了，冒進了，今年的三十五萬個合作社的計劃也太大了，也冒進了。他們懷疑建立這樣多的合作社不能鞏固。

　　究竟能不能鞏固呢?

　　當然，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將大約一億一千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yōu)榧w經營，并且進而完成農業(yè)的技術改革，確有很多的困難；但是我們應當相信，我們黨是能夠領導群眾克服這些困難的。

　　就農業(yè)合作化問題來說，我認為我們應當相信:(1)貧農、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困難(貧農)，或者他們的經濟地位雖然比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是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的，他們是積極地響應黨的合作化號召的，特別是他們中間的覺悟較高的分子，這種積極性更大。

　　我認為我們應當相信:(2)黨是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我們黨已經勝利地領導了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民主專政，也就一定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和對于農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業(yè)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樣，我們已經有了足以說服人的有力量的證據。請看第一批三百個合作社，第二批一萬三千七百個合作社，第三批八萬六千個合作社，以上三批共有十萬個合作社，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來的，都鞏固了，為什么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萬個)，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批合作社(暫定控制數字為三十五萬個，尚待最后確定)就不能鞏固呢?

　　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三

　　為了使全國農村逐步地完成合作化，必須認真地整頓已有的合作社。

　　必須強調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不顧質量、專門追求合作社和農戶的數目字的那一種偏向。因此，必須注重整社的工作。

　　整社不是一年整一次，而是一年整兩次至三次。有些今年上半年已經整了一次的(有些地方似乎整得很粗糙，還沒有下大力去整)，我建議今年秋冬再整第二次，明年春夏再整第三次?，F有六十五萬個合作社中，有五十五萬個是去冬今春建立的新社，其中有一批比較鞏固的所謂“一類社”[4]。加上以前的十萬個已經鞏固了的老社，那末，已經鞏固的社是不少的?？梢圆豢梢杂蛇@些已經鞏固的合作社帶領其余尚待鞏固的合作社逐步地獲得鞏固呢?應當肯定地說是可以的。

　　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我們應當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干部和縣、區(qū)、鄉(xiāng)干部共命運，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

　　要下決心解散的合作社，只是那些全體社員或幾乎全體社員都堅決不愿意干下去的合作社。如果一個合作社中只有一部分人堅決不愿意干，那就讓這一部分人退出去，而留下大部分人繼續(xù)干。如果有大部分人堅決不愿意干，只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干，那就讓大部分人退出去，而將小部分人留下繼續(xù)干。即使這樣，也是好的。河北省有一個很小的合作社只有六戶，三戶老中農堅決不想再干下去，結果讓他們走了；三戶貧農[5]則表示無論如何要繼續(xù)干下去，結果讓他們留下，社的組織也保存了。其實，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一切個體經營的農民，終歸是要走這三戶貧農所堅決地選擇了的道路的。

　　浙江由于采取所謂“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五萬三千個合作社中解散了一萬五千個包括四十萬農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干部的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聽。

　　在勝利面前，我認為有兩種不好:(1)勝利沖昏了頭腦，使自己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犯出“左”的錯誤，這當然不好。(2)勝利嚇昏了頭腦，來一個“堅決收縮”，犯出右的錯誤，這也不好?，F在的情況是屬于后一種，有些同志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四

　　必須認真地做好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

　　必須一開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單純地追求數量的偏向。

　　不打無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的仗。這是我黨在過去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著名口號。這個口號也可以用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工作中來。要有把握，就要有準備，而且要有充分的準備。要在一個省、一個專區(qū)和一個縣里面建設一批新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必須事前做好許多的準備工作。這些工作大體是:(1)批判錯誤思想，總結工作經驗。(2)在農民群眾中，有系統(tǒng)地和反復地宣傳我黨關于農業(yè)合作化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在向農民作宣傳的時候，不但要解釋合作化的好處，也要指出合作化過程中會要遇到的困難，使農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3)按照實際情況，擬定全省的、全專區(qū)的、全縣的、全區(qū)的和全鄉(xiāng)的發(fā)展農業(yè)合作化的全面規(guī)劃，從其中擬定年度規(guī)劃。(4)用短期方式訓練辦社干部。(5)普遍地大量地發(fā)展農業(yè)生產互助組，并且只要有可能就促使許多互助組互相聯(lián)合起來，組成互助組的聯(lián)合組，打好進一步聯(lián)合起來建立合作社的基礎。

　　有了這些條件，就有可能使合作社發(fā)展的數量和質量統(tǒng)一的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但是還要在一批合作社建成以后，跟著就去進行整頓工作。

　　看一批合作社建立起來以后能不能鞏固，第一就看建社以前的準備工作是不是做得好，第二就看建社以后的整頓工作是不是做得好。

　　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黨和青年團的鄉(xiāng)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鄉(xiāng)村中的建黨建團工作和整黨整團工作密切地相結合。

　　不論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應當以鄉(xiāng)村中當地的干部為主要力量，鼓勵和責成他們去做；以上面派去的干部為輔助力量，在那里起指導和幫助的作用，而不是去包辦代替一切。

　　五

　　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必須比較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于單干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這樣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減低產量。已經建立起來了的六十五萬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這是極好的情況，證明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合作社勝過互助組，更勝過單干戶。

　　為了要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就必須:(1)堅持自愿、互利原則；(2)改善經營管理(生產計劃、生產管理、勞動組織等)；(3)提高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復種面積、采用良種、推廣新式農具、同病蟲害作斗爭等)；(4)增加生產資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農具等)。這是鞏固合作社和保證增產的幾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堅持自愿、互利原則，現在必須注意解決以下各項問題:(1)耕畜和大農具是否以遲一兩年再入社為適宜，入社作價是否公道和還款時間是否過長；(2)土地報酬和勞動報酬的比例是否適當；(3)合作社所需要的資金如何籌集；(4)某些社員是否可以使用自己的一部分勞動力去從事某些副業(yè)生產(因為現在我們建立起來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一般地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所以，上述四個問題必須注意解決得恰當，才不至于違反貧農和中農之間的互利原則，只有在互利的基礎之上才能實現自愿)；(5)社員的自留地應有多少；(6)社員成分問題，等等。

　　這里談一個社員成分問題。我以為在目前一兩年內，在一切合作社還在開始推廣或者推廣不久的地區(qū)，即目前的大多數地區(qū)，應當是:(1)貧農；(2)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3)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這幾部分人中間的積極分子，讓他們首先組織起來。這幾部分人中間暫時還不積極的分子則不要勉強地拉進來。等到他們的覺悟程度提高了，他們對于合作社感到興趣了，然后再分批地把他們吸收進合作社。這幾部分人的經濟地位是比較接近的。他們的生活或者還是困難的(貧農，他們分得了土地，比較解放前是好多了，但是還因為人力畜力和農具的不足，生活仍然感到困難)，或者還不富裕(下中農)，因此，他們有一種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雖然如此，他們中間的積極性的程度，由于種種原因，仍然是不同的，有些人很積極，有些人暫時還不大積極，有些人還要看一看。因此，我們對于一切暫時還不想加入合作社的人，即使他們是貧農和下中農也吧，要有一段向他們進行教育的時間，要耐心地等待他們的覺悟，不要違反自愿原則，勉強地把他們拉進來。

　　至于新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上中農，即一切經濟地位較為富裕的中農，除開若干已經有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覺悟、真正自愿加入合作社的，可以吸收他們入社以外，其余暫時都不要吸收，更不要勉強地把他們拉進來。這是因為他們現在還沒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覺悟，只有等到農村中大多數人都加入合作社了，或者合作社的單位面積產量提高到同這些富裕中農的單位面積產量相等甚至更高了，他們感到再單干下去在各方面都對他們不利，而惟有加入合作社才是較為有利的時候，他們才會下決心加入合作社。

　　這樣，先將經濟地位貧苦或者還不富裕的人們(約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按其覺悟程度，分作多批，在幾年內，組成合作社，然后再去吸收富裕中農。這樣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

　　在最近幾年內，在一切還沒有基本上合作化的地區(qū)，堅決地不要接收地主和富農加入合作社。在已經基本上合作化了的地區(qū)，在那些已經鞏固的合作社內，則可以有條件地分批分期地接收那些早已放棄剝削、從事勞動，并且遵守政府法令的原來的地主分子和富農分子加入合作社，參加集體的勞動，并且在勞動中繼續(xù)改造他們。

　　六

　　在發(fā)展的問題上，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說現在合作社的發(fā)展“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這是不對的。中國的情況是:由于人口眾多、已耕的土地不足(全國平均每人只有三畝田地，南方各省很多地方每人只有一畝田或只有幾分田)，時有災荒(每年都有大批的農田，受到各種不同程度的水、旱、風、霜、雹、蟲的災害)和經營方法落后，以致廣大農民的生活，雖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為改善，但是他們中間的許多人仍然有困難，許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農民只占比較的少數，因此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我國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建設和它的成就，正在日益促進他們的這種積極性。對于他們說來，除了社會主義，再無別的出路。這種狀況的農民，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這就是說，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lián)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感覺，已經在廣大的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迅速地發(fā)展起來。富裕的或比較富裕的農民，只占全國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他們是動搖的，有些人是在力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前面說過，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也有許多人，因為覺悟不高，暫時還是觀望的，他們也有搖擺；但是同富裕農民比較，他們是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這是實際存在的情況。而我們的有些同志卻忽略了這種情況，認為現在剛剛發(fā)展起來的幾十萬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即已“超過了實際可能”，“超過了群眾的覺悟水平”，這是看見了較小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最大量的貧農和非富裕農民。這是第一種錯誤思想。

　　這些同志還對于共產黨在農村中的領導力量和廣大農民對于共產黨的熱忱擁護這樣一種情況，估計不足。他們認為我們的黨對于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都難于鞏固，大發(fā)展更不敢設想。他們悲觀地描寫黨在領導農業(yè)合作化工作中的現時狀況，認為“超過了干部的經驗水平”。不錯，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新的革命。過去我們只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但是怎樣去取得這種經驗呢?是用坐著不動的方法去取得呢，還是用走進社會主義革命的斗爭中去、在斗爭中學習的方法去取得呢?不實行五年計劃，不著手進行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工作，我們怎么能夠取得工業(yè)化的經驗呢?五年計劃中就有農業(yè)合作化的部分，我們不去領導農民在每鄉(xiāng)每村都辦起一個至幾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來，試問“干部的經驗水平”從何處得來，又從何處提高呢?顯然，所謂現時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發(fā)展狀況“超過了干部的經驗水平”這樣一種思想，是一種錯誤的思想。這是第二種錯誤思想。

　　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愿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如果缺乏這種信心，我們就不可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基本上建成社會主義。

　　七

　　蘇聯(lián)建成社會主義的偉大歷史經驗，鼓舞著我國人民，它使得我國人民對于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充滿了信心?？墒牵驮谶@個國際經驗問題上，也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有些同志不贊成我黨中央關于我國農業(yè)合作化的步驟應當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步驟相適應的方針，而這種方針，曾經在蘇聯(lián)證明是正確的。他們認為在工業(yè)化的問題上可以采取現在規(guī)定的速度，而在農業(yè)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業(yè)化的步驟相適應，而應當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這就忽視了蘇聯(lián)的經驗。這些同志不知道社會主義工業(yè)化是不能離開農業(yè)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yè)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yè)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yè)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guī)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guī)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guī)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yè)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事業(yè)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yè)化。這個問題，蘇聯(lián)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曾經遇到了的，蘇聯(lián)是用有計劃地領導和發(fā)展農業(yè)合作化的方法解決了，我們也只有用這個方法才能解決它。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lián)系起來想一想，即: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yè)，它的拖拉機的生產，它的其他農業(yè)機器的生產，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它的供農業(yè)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它的供農業(yè)使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所有這些，只有在農業(yè)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guī)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yè)生產到大規(guī)?，F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yè)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yè)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由此可見，我們對于工業(yè)和農業(yè)、社會主義的工業(yè)化和社會主義的農業(yè)改造這樣兩件事，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決不可以只強調一方面，減弱另一方面。蘇聯(lián)的經驗，在這個問題上也給我們指出了方向，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孤立地互不聯(lián)系地去看這些問題。其次，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lián)系起來想一想，即:為了完成國家工業(yè)化和農業(yè)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yè)方面積累起來的。這除了直接的農業(yè)稅以外，就是發(fā)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工業(yè)的生產，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yè)原料相交換，既滿足了農民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而輕工業(yè)的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不但需要重工業(yè)的發(fā)展，也需要農業(yè)的發(fā)展。因為大規(guī)模的輕工業(yè)的發(fā)展，不是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它有待于大規(guī)模的農業(yè)，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的農業(yè)。因為只有這種農業(yè)，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這種經驗，蘇聯(lián)也已經提供給我們了，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他們老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fā)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

　　八

　　有些同志，又在蘇聯(lián)共產黨的歷史上找到了根據，拿來批評我國目前的農業(yè)合作化工作中的所謂急躁冒進?！短K聯(lián)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不是告訴了我們，他們的許多地方黨組織，曾經在合作化的速度問題上，在一個時期內，犯過急躁冒進的錯誤嗎?我們難道不應當注意這一項國際經驗嗎?

　　我認為我們應當注意蘇聯(lián)的這一項經驗，我們必須反對任何沒有準備的不顧農民群眾覺悟水平的急躁冒進的思想；但是我們不應當容許我們的一些同志利用蘇聯(lián)的這項經驗來為他們的爬行思想作掩護。

　　我黨中央是怎樣決定在中國進行農業(yè)合作化的呢?

　　第一、它是準備以十八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這個計劃的。

　　從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起，到一九五二年，這三年多一點的時間，是為完成恢復我國經濟的任務度過了的。在這個時間內，在農業(yè)方面，我們除了實行土地改革和恢復農業(yè)生產這些任務之外，我們還在一切老解放區(qū)大大地推廣了農業(yè)生產互助組的組織，并且著手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取得了一些經驗。接著是從一九五三年起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到現在已經實行了差不多三年，我們的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已經向全國范圍內推廣，我們的經驗也增加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到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完成，共有時間十八年。我們準備在這個時間內，同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基本上完成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基本上完成農業(yè)方面的社會主義的改造。這是可能的嗎?蘇聯(lián)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是完全可能的。蘇聯(lián)是在一九二○年結束國內戰(zhàn)爭的，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共有十七年時間完成了農業(yè)的合作化，而它的合作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四年這六年時間內完成的。在這個時間內，雖然蘇聯(lián)的一些地方黨組織，如像《蘇聯(lián)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上所說的，犯過一次所謂“勝利沖昏頭腦”的錯誤，[6]但是很快就被糾正。蘇聯(lián)終于用很大的努力勝利地完成了整個農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并且在農業(yè)方面完成了強大的技術改造。蘇聯(lián)所走過的這一條道路，正是我們的榜樣。

　　第二、我們在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進的辦法。第一步，在農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僅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幾戶為一起或者十幾戶為一起的農業(yè)生產互助組。然后，第二步，在這些互助組的基礎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以土地入股和統(tǒng)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的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這些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按照同樣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進一步地聯(lián)合起來，組織大型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這些步驟，可以使農民從自己的經驗中逐步地提高社會主義的覺悟程度，逐步地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因而可以使他們較少地感到他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好像是突然地到來的。這些步驟，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個時間內(例如在一年到兩年內)農作物的減產，相反，它必須保證每年增產，而這是可以做到的。現在已有的六十五萬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是增產的，百分之十幾的社是不增不減的，百分之幾的社是減產的。這后面的兩類情況是不好的，特別是減產的一類最不好，必須用大力去整頓。因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是增產的(增產的數量由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又因為那百分之十幾的合作社雖然第一年不增不減，但是經過整頓，第二年可能增產；最后，那百分之幾減產的合作社，經過整頓，第二年也有可能增產，或者進到不增不減的地位。所以，就整個說來，我們的合作化的發(fā)展是健康的，是可以基本上保證增產而避免減產的。這些步驟，又是訓練干部的很好的學校。經過這些步驟，大量的合作社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就可以逐步地訓練出來。

　　第三、每年按照實際情況規(guī)定一次發(fā)展農業(yè)合作化的控制數字，并且要對合作化的工作進行幾次檢查。這樣，就可以根據情況的變化、成績的好壞，決定各省各縣各鄉(xiāng)的每年具體發(fā)展的步驟。有些地方是可以暫停一下，從事整頓的；有些地方是可以邊發(fā)展，邊整頓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員可以讓他們退社，個別的合作社也可以讓它們暫時解散。有些地方應當大量地建立新社，有些地方可以只在老社中擴大農戶的數目。各省各縣，在發(fā)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須有一個停止發(fā)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后再去發(fā)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至于對于合作化運動的檢查工作，中央、各省委、區(qū)黨委、市委和地委必須十分抓緊，每年不是進行一次，而是應當進行幾次。一有問題就去解決，不要使問題成了堆才去作一次總解決。批評要是及時的批評，不要老是愛好事后的批評。例如今年七個月內，單是中央召集地方負責同志討論農村合作化問題的會議，連同這次會議在內，就有了三次。實行這種因地制宜、及時指導的方法，就可以保證我們的工作少犯一些錯誤，犯了錯誤也可以迅速糾正。

　　從上述種種情況看來，難道不可以說我黨中央對于農業(yè)合作化問題的指導方針是正確的，因而足以保證運動的健康發(fā)展嗎?我想可以這樣說，并且應當這樣說的，將這種方針估價為“冒進”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

　　九

　　有些同志，從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fā)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出發(fā)，錯誤地觀察了工農聯(lián)盟這樣一個極端重要的問題。他們認為目前合作化運動的情況很危險，他們勸我們從目前合作化的道路上“趕快下馬”。他們向我們提出了警告:“如果不趕快下馬，就有破壞工農聯(lián)盟的危險?！蔽覀冋J為恰好相反，如果不趕快上馬，就有破壞工農聯(lián)盟的危險。這里看來只有一字之差，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大家知道，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工農聯(lián)盟，這是建立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從地主手里取得土地分給農民、使農民從封建所有制解放出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礎之上的。但是這個革命已經過去了，封建所有制已經消滅了?，F在農村中存在的是富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個體農民的所有制。大家已經看見，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fā)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fā)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yōu)楦晦r。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然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讓它發(fā)展下去，農村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xù)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向資本主義方向發(fā)展的那些富裕中農也將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如果不想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的話，就永遠不能滿足這些農民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同盟能夠繼續(xù)鞏固下去嗎?顯然是不能夠的。這個問題，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才能獲得解決。這就是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yè)、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yè)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我們認為只有這樣，工人和農民的聯(lián)盟才能獲得鞏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這個聯(lián)盟就有被破壞的危險。勸我們“下馬”的那些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是完全想錯了。

　　十

　　必須現在就要看到，農村中不久就將出現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這是不可避免的。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的末尾和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開頭，即在一九五八年春季，全國將有二億五千萬左右的人口一一五千五百萬左右的農戶(以平均四口半人為一戶計算)加入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這就是全體農村人口的一半。那時，將有很多縣份和若干省份的農業(yè)經濟，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改造，并且將在全國各地都有一小部分的合作社，由半社會主義變?yōu)槿鐣髁x。我們將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前半期，即在一九六○年，對于包括其余一半農村人口的農業(yè)經濟，基本上完成半社會主義的改造。那時，由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改變?yōu)槿鐣髁x的合作社的數目，將會加多。在第一第二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中的改革將還是以社會改革為主，技術改革為輔，大型的農業(yè)機器必定有所增加，但還是不很多。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內，農村的改革將是社會改革和技術改革同時并進，大型農業(yè)機器的使用將逐年增多，而社會改革則將在一九六○年以后，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會主義發(fā)展到全社會主義。中國只有在社會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tǒng)統(tǒng)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由于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估計在全國范圍內基本上完成農業(yè)方面的技術改革，大概需要四個至五個五年計劃，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時間。全黨必須為了這個偉大任務的實現而奮斗。

　　十一

　　要有全面的規(guī)劃，還要加強領導。

　　要有全國的、全省的、全專區(qū)的、全縣的、全區(qū)的、全鄉(xiāng)的關于合作化分期實行的規(guī)劃。并且要根據實際工作的發(fā)展情況，不斷地修正自己的規(guī)劃。省、專、縣、區(qū)、鄉(xiāng)各級的黨和青年團的組織，都要嚴重地注意農村問題，切實地改善自己對于農村工作的領導。各級地方黨委和團委的主要負責同志都要抓緊研究農業(yè)合作化的工作，都要把自己變成內行?？偠灾鲃?，不要被動；要加強領導，不要放棄領導。

　　十二

　　一九五四年八月(這已經不是新聞了)，中國共產黨黑龍江省委的報告[7]說:“隨著農村合作化高漲形勢的形成和發(fā)展，農村各類互助合作組織和各階層群眾，已經程度不同地普遍地動起來了?，F有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正在籌劃和醞釀擴大社員，作為建社對象的農業(yè)生產互助組正在籌劃和醞釀擴充自己的戶數，不夠條件的農業(yè)生產互助組也要求進一步地發(fā)展和提高它們自己。群眾有的張羅入新社，有的張羅入老社。今年不準備入社的人們，也在積極地醞釀插入互助組。動的面很廣，已經形成了一個群眾性的運動。這是農業(yè)合作化大發(fā)展的一個新的突出的特點。但由于某些縣、區(qū)有的領導同志，未能適應這個新的特點，及時地加強領導，因此，部分村屯(按:黑龍江省的村是行政單位，等于關內各省的鄉(xiāng)。黑龍江省的屯，不是行政單位，等于關內各省的村。)在群眾自找對象中，已經開始產生‘強找強，排擠貧困農民’，‘爭骨干，爭社員，相互鬧不團結’，‘骨干盲目集中’，‘富農和資本主義思想較嚴重的富裕農民趁機組織低級組或富農社’等等不健康的現象。這些，都充分說明了在農業(yè)合作化大發(fā)展的情況下，光是從建立新社這個范圍和角度出發(fā)，考慮貫徹執(zhí)行黨的政策，領導這個運動，已經不夠了，必須從全村范圍(按:即全鄉(xiāng)范圍)和全面推進農業(yè)合作化運動的角度出發(fā)，既考慮到老社的擴大，也考慮到新社的建立，既考慮到合作社的發(fā)展，也考慮到互助組的提高，既考慮到今年，也考慮到明年，以至后年。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地實現黨的政策，使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健康地向前發(fā)展?！?/span>

　　這里所說的“某些縣、區(qū)有的領導同志，未能適應這個新的特點，及時地加強領導”，只是黑龍江一個省是這樣的嗎?只是某些縣、區(qū)嗎?我看，這種領導落在運動后面的嚴重情況，很可能在全國許多領導機關中都找得出它的代表人物來。

　　黑龍江省委的報告又說:“雙城縣的希勤村，以村為單位，采取領導和群眾自愿相結合的方法，進行了全面規(guī)劃。這是領導合作化大發(fā)展的一種創(chuàng)舉。其重要作用，首先在于通過規(guī)劃，全面地實行了黨在農村的階級路線，加強了貧農和中農的團結，有力地開展了對于富農傾向的斗爭。從農業(yè)全面合作化的利益著眼，適當地配備了骨干力量，調整和密切了社和社、社和組的關系，從而有計劃地全面地推進了農業(yè)合作化運動。其次，通過這樣的規(guī)劃，就把農業(yè)合作化大發(fā)展的工作，具體地布置到基層領導和廣大群眾中去，使黨的村支部懂得了如何進行領導，使老社懂得了如何向前發(fā)展，使新社懂得了如何建社，使互助組懂得了提高的具體方向，更加發(fā)揮了黨的村支部和廣大群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充分地體現了依靠黨支部、依靠群眾的經驗和智慧的正確原則。最后，正由于通過這種規(guī)劃，可以進一步地摸清農村的底，具體地全面地去貫徹執(zhí)行黨的政策。因此，既可以防止急躁冒進，又可以防止保守自流，從而正確地實現了中央的‘積極領導，穩(wěn)步前進’的方針?！?/span>

　　黑龍江省委報告中所說的某些“不健康的現象”，究竟怎樣解決的呢?省委的報告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在省委報告的后面附載了雙城縣委的一個報告，這個報告回答了這個問題。這個報告說:“通過黨支部領導和群眾自愿相結合進行全面規(guī)劃的結果，排擠貧困戶入社的偏向糾正了，骨干過分集中的問題解決了，互相爭骨干、爭社員的現象沒有了，社組關系更加密切，富農和富裕中農組織富農社或低級組的企圖失敗了，基本上實現了黨支部的計劃。兩個老社擴大了社員百分之四十，搭起了六個新社的架子，整頓起兩個互助組。估計搞得好，明年(按:即一九五五年)全村就可以合作化。目前，全村群眾，正在積極地實現今年農業(yè)合作化的發(fā)展計劃和搞好增產保收。村干部普遍認為:‘得虧這樣一搞，要不就亂了，不但今年搞不好，還要影響明年?！?/span>

　　我看就照這樣辦吧。全面規(guī)劃，加強領導，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根據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報告中不點名地批評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和他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在農業(yè)合作化問題上的所謂右傾錯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經過調查核實，國家農委黨組一九八○年十二月八日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于為鄧子恢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在轉發(fā)這個報告的通知中指出：報告“已經中央同意”，中央認為，鄧子恢同志和他所主持的中央農村工作部，“是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作成績是顯著的。他對農業(yè)集體化運動中一些重要問題所提出的意見，大都是正確的。過去黨內對他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批判、處理是錯誤的，應予平反，強加的一切不實之詞，應予推倒，恢復名譽”。

　　[2]這個決議，中共中央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草案形式發(fā)給地方各級黨委試行。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通知，將這個決議草案作為正式決議，在三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決議指出，在我國農村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必須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積極領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決議規(guī)定了互助合作運動三種主要的形式，即：臨時互助組，常年互助組，和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

　　[3]這個決議，總結了我國各地農業(yè)生產互助合作運動的經驗，特別是一九五一年以來發(fā)展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經驗。決議規(guī)定：“黨在農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為農民所能夠接受的道理和辦法去教育和促進農民群眾逐步聯(lián)合組織起來，逐步實行農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業(yè)能夠由落后的小規(guī)模生產的個體經濟變?yōu)橄冗M的大規(guī)模生產的合作經濟，以便逐步克服工業(yè)和農業(yè)這兩個經濟部門發(fā)展不相適應的矛盾，并使農民能夠逐步完全擺脫貧困的狀況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榮的生活?！蓖瑫r指出：“根據我國的經驗，農民這種在生產上逐步聯(lián)合起來的具體道路，就是經過簡單的共同勞動的臨時互助組和在共同勞動的基礎上實行某些分工分業(yè)而有某些少量公共財產的常年互助組，到實行土地入股、統(tǒng)一經營而有較多公共財產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到實行完全的社會主義的集體農民公有制的更高級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span>

　　[4]當時一般把辦得比較好的、中等的和不好的農業(yè)生產合作社，分別稱作一類社、二類社和三類社。

　　[5]這里指河北省安平縣南王莊的三戶貧農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

　　[6]參見《聯(lián)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8－341頁。

　　[7]指中共黑龍江省委農村工作部一九五四年八月關于雙城縣農村合作化運動中進行全面規(guī)劃的經驗給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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