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明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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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清代的火器發(fā)展，可以說一直是網上討論的一個熱點，畢竟作為中國的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從開局席卷東亞的強悍軍事力量，到清末破鼓萬人捶，這個反差實在太大。在清朝走向全面落后西方的過程中，有一種火器更是令無數(shù)歷史愛好者感到意難平，那就是與清軍失之交臂的燧發(fā)槍。這種已經被清朝皇室所熟悉的火器，為何在一百多年的時間里，都未能在清軍中推廣使用呢？

對于清軍為何沒有大規(guī)模裝備燧發(fā)槍，不只是現(xiàn)代的歷史愛好者，對于當時的西方來訪者，這也是一個令他們感到奇怪的問題。在提出觀點的西方來訪者，最具說服力的，是來自乾隆年間到訪清朝的馬嘎爾尼使團。

他們在與曾參與遠征廓爾喀的通州協(xié)副將王文雄接觸中，得出結論，即當時清朝所獲得燧石質量不佳，導致制作的燧發(fā)槍點火效率劣于火繩槍，進而影響了燧發(fā)槍普及。

有趣的是，馬嘎爾尼還記載了在當時清軍各省的庫存中，其實是有少量的燧發(fā)槍，這倒也印證他的觀點，清軍不是沒有接觸過燧發(fā)槍，而是在接觸過燧發(fā)槍后，因為坑爹的燧石，還是選擇了更可靠的火繩槍。

不過老實說，馬嘎爾尼使團的這個說法很難說就有多靠譜。畢竟以整個清朝范圍來說燧石礦并不是多么罕見的東西，如果清軍真的有裝備燧發(fā)槍的需求，不大可能真就連一處合格的燧石礦都找不到。

畢竟，如對火藥有巨大需求的明代，作為火藥原材料之一的硫磺，國內產地就遠在四川和日本，而缺乏硝石礦的日本，也是從中國和遙遠的暹羅進口。

因此只有有需求，產地在哪，哪怕對當時的人們來說也并不是問題。況且在中國北方，清代從上至下普遍使用需要燧石打火的火鐮，如果真沒有合格的燧石，那么火鐮的流行就有點奇怪了。

到這里，探討燧發(fā)槍為何沒有普及清軍，與其糾結于燧發(fā)槍的優(yōu)劣是否適合清軍使用，不如跳出燧發(fā)槍本身，從另一個視角，即清軍本身所使用的單兵火器發(fā)展，來重新審視清軍和燧發(fā)槍為何失之交臂。

排除皇室和上層貴族所用的火槍發(fā)展，從清初到清中期，清軍對于火槍的主流需求，首先是對各省的單兵火器進行更迭，比如江南地區(qū)“其陸路各營，有設三眼銃及長槍者，應將三眼銃改為鳥槍兵，長槍改為藤牌兵”。

其次就是增加鳥槍在軍隊中的裝配數(shù)量，尤其是在關隘和“沿邊沿海省份”，裝備的鳥槍數(shù)量要達到“每兵千名, 設鳥槍四百桿”。其中像福建這種戰(zhàn)略位置重要，且民變頻發(fā)的沿海省份，更是“定例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桿外再增鳥槍百桿”。

換言之，清朝火繩槍發(fā)展的第一大趨勢，便是在軍隊中裝備量的不斷增加，而且考慮到像廣東、福建這樣的“沿海沿邊省份”，鳥槍裝配率還是只達到50%，對比歐洲17世紀火繩槍在軍隊中的占比，火繩槍這種“軍營利器”，在清軍中的裝配率依然有著較大的上升空間。

那么一個新的問題來了，眾所周知，當一個制造行業(yè)將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跑量上時，這一產品在“質量”的層面，往往就會成了次要的考慮對象，那么清代的火繩槍發(fā)展是否也出現(xiàn)了這樣的問題呢？很不幸，這個答案是不僅出現(xiàn)了，而且還很嚴重。

從今天傳世的清代火繩槍實物與畫像來看，相比于16、17世紀歐洲生產的火繩槍，清軍兵丁所裝備的火繩槍已經出現(xiàn)了極大簡化。其中最軍隊中裝配最多的“線槍”，便是“不加星斗，床及槍之半，不內搠杖，床下無叉而有托”。

其中的“星斗”便是槍上的準星，而“搠杖”則是用以壓實火藥的探條，“叉”則是清代杈子槍在瞄準時用以支撐的槍叉。線槍的裝配不僅在清軍兵丁中相當普遍，到了乾隆朝的紫光閣功臣像中，就連許多武將所使用的鳥槍也屬于這一類。

沒有準星的線槍雖然的確離譜，但考慮到清代文人評價同時期燧發(fā)槍的“惟自來火槍，發(fā)雖便捷，而中的終不及火繩之準”，似乎當時的清軍已經找到了新的瞄準方式，這里就先按下不表。以線槍為首，清代火繩槍在本期最值得關注的，其實還是它們的槍機。

清代尤其是從乾隆朝中后期開始，火繩槍槍機制作相比于17世紀歐洲的火繩槍不僅出現(xiàn)了極大的簡化，甚至可以說是制作極為簡陋。部分清代的火繩槍槍機不僅為制作方便，而將核心結構外置到木質結構外，甚至扣發(fā)結構也簡化為粗糙的鐵條，就連預防引藥被風吹走和避免走火的火藥蓋也被省去。

這種結構雖然大大降低了造價和工時，但在實際使用中，不僅火槍走火的風險大大增加，被點燃的引藥飛濺傷害使用者的可能性也會增加。

當然，清軍的偷手實際上已不止在火繩槍本身，諸如火繩一類，也同樣有許多偷工減料的搞法，比如乾隆年間就發(fā)現(xiàn)“火繩一項，甘省系用紙張制造”，相對于當時用麻繩制作的火繩，“紙張”做的火繩“ 藥多則過火迅速, 藥少則又難點引, 且不耐雨水潮濕”。

到這里，燧發(fā)槍為何沒有引起清軍的重視也就很好解釋，畢竟清朝當時單兵火器的發(fā)展主流方向，是進一步增加火槍在軍隊中的使用占比，而非是為軍隊裝配更好的火器。

甚至可以說，在通過組建更多的火繩槍兵獲得更強火力優(yōu)勢面前，火槍的精準度、安全性、射速等等都不在清朝軍隊的普遍考慮范疇之中，故而從皇室到將領們，都不會去考慮火繩槍的具體設計和制作的質量，自然也不會去考慮裝備更加先進的燧發(fā)槍。

最后，還有一個小問題，那就是在乾隆朝的“十全武功”中，清軍也遭遇過使用燧發(fā)槍的敵人。甚至在清緬戰(zhàn)爭中，清軍還因緬甸西方教官訓練的火槍兵大吃苦頭，那么這些有沒有引起清軍的注意呢？

這個嘛，應該說這些戰(zhàn)事還是引起了清軍的足夠重視，不過由于當時的緬甸軍隊，和當年明朝在朝鮮遭遇的日軍一樣，在火炮和騎兵方面都較為羸弱，尤其是在騎兵方面，當時已說不上有多精銳的八旗騎兵，卻以“彩甲騎兵”之名，給緬甸軍隊留下了巨大心理陰影。

在此基礎上，清朝即使到嘉慶、道光朝，此時火槍已經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卻依然強調“清語騎射，為滿洲根本，人所應習”。清朝君主將強化騎射一直視為當務之急的政策，很難說不是將這一戰(zhàn)術，視為對抗火槍步兵的有效戰(zhàn)術。

以至于當僧格林沁率領的清軍在八里橋與英法聯(lián)軍遭遇時，僧格林沁率先派出迎戰(zhàn)的，也是秉持著古老戰(zhàn)術的蒙古馬隊。但可惜的是，這一次清軍將不得不用最慘烈的方式，領悟到自己過去的發(fā)展究竟錯在了哪里。

參考文獻

喬治·馬嘎爾尼《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

許仲元《三異筆談》

《皇朝通典》

《欽定大清會典圖》

《皇朝文獻通考》

《清史稿》

《清實錄》

彭鵬《刀劍相見-近五百年中國戰(zhàn)場輕兵器》

胡建中《清代皇家武備（之七）擇牡寓除暴，發(fā)機即中膏—鳥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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