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東與妓女》

劉小楓

原載《讀書》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畢希納（Georg Buchner 一八一三——一八三七）懂哲學、神學和腦神經(jīng)學，寫小說、劇本和情書也在行，還搞革命，一個十足的德意志天才。僅從他的文學語言來看，就知道他腦子里裝滿了敏銳奇妙的思想?？上臍q那年得傷寒發(fā)高燒死了。

　　盡管死得過早，《丹東之死》足使畢希納不僅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也在現(xiàn)代思想史上成為一塊路碑。一百多年來，德國甚至整個歐美知識界不斷有人被他尖銳的思想吸引，惋惜他的早逝。的確，要不是因為偶然的高燒，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德語思想界恐怕就不會僅是馬克思、尼采領風騷了。

　　丹東是法國大革命初期的功臣、公安委員會主席，斬過不少貴族人頭，可算是老一輩革命家。誰也沒有想到（除了丹東自己），革命家被自己發(fā)起的革命送上斷頭臺。

　　丹東為誰或為了什么信念而死？

　　是因為他懺悔革命、懺悔殺人？像嘉米葉那樣，眼睛“曾經(jīng)為幾個不幸的人濕潤過”？

　　是因為羅伯斯庇爾像巴瑞爾說的那樣，“想把革命變成宣講道德的大廈，把斷頭臺變成禮拜堂”？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的思想沖突，無疑是他的死因。但是，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究竟在哪一關鍵點上發(fā)生了不可調和的思想沖突？他們兩人不是革命同志？

　　丹東是被人民法庭送上斷頭臺的，人民法庭判他死罪是依法判罪，不是憑羅伯斯庇爾一人的不滿。人民法庭依的是什么法？

　　一天，羅伯斯庇爾在大街上撞見一群市民，他們覺得革命中“流的幾滴血沒有把人民的臉蛋染紅”，吵吵嚷嚷為了建立新道德社會要繼續(xù)革命，繼續(xù)殺人。羅伯斯庇爾勸阻他們，要他們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么？”市民們問。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羅伯斯庇爾回答說。

　　“我們就是人民，我們不要什么法律；ergo（所以）我們的這種意志就是法律?！?br>

　　市民回答說。

　　人民的意愿是高尚道德的體現(xiàn)，因為它是公意，具有自然法的權威和實在法的權力。市民們以“我們”替換了“人民”，羅伯斯庇爾作為盧梭信徒無言以對。丹東與羅伯斯庇爾本來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他們曾并肩在自由的紅旗下戰(zhàn)斗。再重復一句：他們是為了自由而革命。但“自由”是什么意思？革命成功后的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發(fā)現(xiàn)，他們對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對于羅伯斯庇爾來說，自由就是為了高尚的道德目的可以做一切事。由于“人民”是道德的化身，人民意志等于道德良心等于正義，人民專制就是順理成章。這是羅伯斯庇爾的自由理念的邏輯，他由此提出一種德行的自由恐怖論：“革命政府就是自由對暴政的專政”，“共和國的武器是恐怖，共和國的力量是德行”。據(jù)說，沒有德行，恐怖就會帶來毀滅；但沒有恐怖的德行是軟弱無力的。德行的恐怖，“是迅速、嚴正、堅毅不屈的正義行動”。這就是羅伯斯庇爾的自由理念和人民民主專政具體的道德涵義。

　　丹東和羅伯斯庇爾本來都崇尚人民公意的自由。但革命后的丹東對這種自由理念產(chǎn)生了懷疑，他告誡：“自由神的銅像還沒有鑄好，爐火燒得正旺，我們誰都可能把手指燙焦的?！?br>

　　人民公意的自由是民主的自由，因為所謂民主，也就是人民公意。人民公意的自由因此是人民道德的自由行為，丹東懷疑這種自由與妓女一樣，“是世界上最無情義的東西”，跟什么人都胡搞。所以他說，不能聽見“自由”就興奮。蘇格拉底之死對“民主”提出了質疑，丹東之死對人民民主的“自由”提出了質疑。如果羅伯斯庇爾們論證盧梭是崇尚自由的，不是專制論的鼻祖，丹東也不覺得這有什么分別。在丹東眼里，“人民”公意的“自由”成了需要活人獻祭的羅馬食神，“專吃自己的孩子”。在審判丹東的革命法庭上，丹東指控羅伯斯庇爾和鞠斯特一伙：他們使自由的每一個足音都變成一座墳墓，這種情況要繼續(xù)到什么時候？你們要面包，他們卻擲給你們人頭！你們口干欲裂，他們卻讓你們去舔斷頭臺上流下的鮮血！

　　這時，妓女瑪麗昂出場了。

　　瑪麗昂出場之前，有一場妓女之母——市民西蒙的老婆與市民們關于賣淫正當性的論辯。市民們認為，妓女賣淫當然是道德敗壞，但這是貴族老爺們的壓迫逼出來的。只有從肉體上消滅貴族，才能重整社會的道德秩序：“是饑餓逼著她賣淫，逼著她討飯的。刀子是為那些出錢買我們妻女貞操的人預備的?！薄叭嗣瘛比缡钦f。只要消滅了階級剝削制度，賣淫的不道德現(xiàn)象就可以消除了。

　　妓女之母——西蒙的老婆不這么認為。她說，賣淫與階級壓迫和剝削不相干，純粹是一種生理性行為，一種自然性的生存方式。她為干妓女行業(yè)的女兒辯護說：要是她這個小泉源不流水，渴也把你渴死了！——我們干活的時候身體四肢什么不得用，為什么就不許用那個？她老娘就是從那里把她養(yǎng)下來的，還很痛過一陣呢？難道她就不許用那個養(yǎng)活她老娘了，啊？再說，這又痛到她哪里去了，?。?br>

　　妓女瑪麗昂倒比她的母親要文雅得多，她提出了基于自己的感覺偏好的道德訴求，這種道德訴求的正當性在于自己的感覺偏好的自然權利：我是一個永恒不變之體，是永無休止的渴念的擄取，是一團紅火，一股激流?！?br>

　　人們愛從哪尋求快樂就從哪尋找，這又有什么高低雅俗的分別呢？肉體也好，圣像也好，玩具也好，感覺都是一樣的。妓女瑪麗昂的道德訴求直接頂撞人民道德，以致人們不得不問，什么是道德？是人們公意的形式律令，還是非常具體的、與個人的偏好相關的生存感覺？人民的道德是形式的倫理律令，引導出消滅個體偏好的行動自由。妓女瑪麗昂的道德是個體的生存感覺偏好，是身體的自然性享樂。丹東及其門徒們與妓女鬼混，與作為抽象的公意道德符號的“人民”對立，他們的道德立場站到妓女一邊去了。

　　丹東想要維護個體感覺偏好的自由，這才是他與羅伯斯庇爾的思想分歧的關鍵。

　　一百多年后，柏林（I.Berlin）把丹東的道德觀明確表達為消極自由，即不受他人強制的行為和思想偏好的自由，而不是以某種道義為由去做什么的自由。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對自由的理解完全不同，關鍵在于，自由的在體性基礎是形式化的人民公意，還是個體的實質性偏好。丹東和羅伯斯庇爾都崇尚民主，但他們對民主的理解也完全不同。羅伯斯庇爾主張民主的自由，丹東主張自由的民主。人民公意的自由的前提是民主，市民（人民）要從肉體上消滅貴族或妓女瑪麗昂或判丹東的罪，是民主的自由。自由的民主的前提是（個體感覺偏好）的自由，這樣，民主就不會結集為統(tǒng)一的公意。丹東的門徒們聲稱：一個人明智也好，愚癡也好，有教養(yǎng)也好，沒有教養(yǎng)也好，善也好，惡也好，這都不干國家的事?！總€人都應該能按照自己所喜歡的方式享受生活，但是他既不許靠著損害別人以求得自己的享受，也不許讓別人妨礙自己的享受。

　　為什么尤其提到國家？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美好的社會制度，國家形態(tài)是這制度的關鍵。所謂現(xiàn)代性事件，就是重建國家制度的正當性基礎。國家制度的正當性是什么？盧梭的門徒羅伯斯庇爾是以人民公意和道德一致為國家制度的正當性，如此國體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它有民主的自由。丹東的門徒則以為，應以承認個體的感性偏好及其差異為國家制度的正當性，如此國體就是自由的個體民主的國體。丹東的同伙說：政權形式應該像一件透明的衣裳，熨貼可體地穿在人民身上。血管的一起一落，肌肉的一張一弛，筋脈的起伏涌縮都應該從衣服上顯現(xiàn)出來。肢體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它有權利保持自己的原樣；我們都無權利任憑自己的好惡給它剪裁一件袍子?！覀円氖浅嗦闵眢w的天神，是酒神巴克斯，是奧林匹克的游戲和歌唱優(yōu)美曲調的嘴唇。

　　啊，那使人銷骨溶肌的罪惡的愛情?。　_馬人如果愿意蹲在墻角煮羅卜吃，這是他們的事，我們不想干涉，……我們共和國的掌門人應該是快樂歡暢的伊壁鳩魯和臀部豐滿的維納斯，而不是道貌岸然的馬拉和沙里葉。

　　為什么攻擊羅馬人？羅馬人為了帝國的統(tǒng)一，提出了依斯多亞的邏各斯理念為基礎的國家道德。理念從此開始壓制身體。丹東與羅伯斯庇爾在建立國家形態(tài)的問題上發(fā)生了齟齬，一個要建立能體現(xiàn)出個體的肉身曲線的美或丑的國家，另一個要建立用人民的道袍把個體的肉身遮起來的國家。

　　于是，妓女瑪麗昂成了個體自由倫理的擔綱者。丹東與妓女瑪麗昂的立場完全一致，不認為人生有善罪之分、人人在自然本性上都是享樂者，只不過每個人尋求享樂的方式不同，有粗俗、有文雅，這是“人與人之間所能找到的唯一區(qū)別”。但無論以粗俗的還是文雅的方式享樂，感覺都一樣，“都是為了能使自己心安理得”。

　　但是，丹東為何而死？是為了妓女的感覺偏好的自然權利、為了每個人都有運用自己的身體的自由？這死不就像?？碌难畴y？

　　不然。如果真是這樣，畢希納恐怕不會發(fā)那場致命的高燒。這里出現(xiàn)的兩種道德觀——比如說公意道德觀與個體享樂道德觀對立嗎？畢希納看得清楚，革命家丹東和妓女瑪麗昂根本不承認道德及其對立面邪惡，只認可單純的生存感覺。拒絕對人生的道德判斷，乃是要回到人生意義的自然性判斷。而羅伯斯庇爾們雖然主張公意道德觀，其基礎同樣是單純的生存感覺。

　　享樂的個體道德拒絕用超自然之理來克服偶在的受傷。丹東以為，享樂道德和“道袍”道德都不過是為了讓偶在個體的身體“心安理得”，差異在于，享樂并不因身體偶在的受損或受挫而抱怨身體的偶在，不把身體的自然受傷轉移到應然的判決，所以才不會有痛苦。痛苦感覺基于把自然與應該弄混了，把生存的自然意義與生存的道德弄混了。從痛苦中生發(fā)出的道德訴求會引出可以為了“應然”而做一切的自由。享樂持守生存的自然意義，意味著依循自然性的（消極）自由，拒絕應然性的（積極）自由。

　　丹東從身體的自然性反駁以人民道德的名義殺人的正當理據(jù)。人民公意以“應然”道德為理由殺人的不正當并非因為它殘忍或傷及無辜，而是因為在斷頭臺上操革命屠刀的人與被殺的道德敗類有同樣的身體。盡管這同樣的身體會產(chǎn)生不同的感覺，或享樂或痛苦的感覺，畢竟是由同樣的身體、而非由超自然性的“應然”導致的。如果返回到自然性，任何一種感覺都沒有在價值意義上高于其它感覺的權利，像瑪麗昂說的，“鮮花也好，玩具也好，感覺都是一樣的”。

　　況且，羅伯斯庇爾的人民道德所依據(jù)的應然之理，也不是超自然的。丹東與羅伯斯庇爾都相信自然權利，這得自于他們共同具有的無神論。畢希納在偵探這宗思想疑案時，發(fā)現(xiàn)了一場著名的關于上帝存在的討論，尖銳地觸及到近代神學的神義論的失效：這個世界不可能設想是完美的，既然如此，怎么可以推斷出造物主這個完美無缺的理據(jù)？丹東的同伙斐恩說：除非消除生命在世的不完善，才能證明上帝的存在；我們可以不談人世的邪惡，卻無法罔顧痛苦。神義論用理智證明上帝的存在，感情卻不斷提出抗議?！盀槭裁次以谑芡纯啵窟@就是我的無神論的砥柱。痛苦的一次最輕微的抽搐，哪怕僅僅牽扯到一根毫發(fā)，也會把創(chuàng)造物這個概念從頭到尾撕破一個大裂口?！笨梢?，丹東派也看到痛苦。這一論點得到羅伯斯庇爾門徒、大檢察官蕭美特的完全贊同：“對啊，對極了！”人們記得，后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再次提出這一問題，而且調門更高，雄辯更為滔滔。

　　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實際基于相同的身體的痛苦，提出了無神論的砥柱。他們的分歧僅在于不靠神義而靠人義來克服痛苦的中介：自然性的個體享樂或者公意道德的革命。這不正分別是尼采思想和馬克思思想的奠基石？妓女瑪麗昂和丹東是尼采的先驅，要求以享樂克服痛苦的消極自由，羅伯斯庇爾是馬克思的先驅，要求以積極自由建立的道德公意的社會制度克服痛苦。痛苦成為無神論的砥柱，完全是有神論自己惹來的麻煩：有神在，就不應該有痛苦在。如果無神，也就無至善至福，痛苦就只是自然秩序中的“適偶”，不可能成為什么的“砥柱”。

　　丹東認為，身體是自然而然的，身體感覺也是自然地有歧義的。只要應然之理不介入生存的感覺區(qū)域，讓生存處于自然循環(huán)的節(jié)律，就不會導致痛苦，只有享樂的不同方式。生存的意義只是生存偶在的自然性發(fā)生，不能以應然之理打斷自然循環(huán)的節(jié)律，應然地安排人生。

　　進一步說，不能以自己的痛苦感為依據(jù)設定公意道德的“應然”，推出為了公意道德的積極自由行為的正當性。

　　羅伯斯庇爾則以另一種方式強調感覺的自然性。不妨聽聽他的理論家鞠斯特在人民代表大會上的革命宏論：在我們的會場里好像有幾只耳朵特別敏感，聽不得“流血”這個字眼。我要舉幾個極為普通的現(xiàn)象，就會使你們相信我們一點也不比自然界、一點也不比歷史殘忍。

　　大自然冷靜而不可抗拒地體現(xiàn)著自己的規(guī)律；人類如果和它發(fā)生沖突，就要被消滅?！绻皇锹放缘箶赖膸拙呤w，大自然幾乎不留任何痕跡地就翻過了這一頁。

　　我現(xiàn)在想問諸位一句：在革命中我們的精神界難道應該比自然界表現(xiàn)出更多的審慎顧慮嗎？精神概念難道不應該和物質規(guī)律一樣，把抗拒阻擋它的事物消滅掉嗎？任何一件改變整個道德界、也就是說改變人類的創(chuàng)舉有不流一滴血而能實現(xiàn)的嗎？宇宙精神在精神領域里要借助我們的手臂，就像它在自然領域里利用火山和洪水一樣。他們或者葬身于瘟疫，或者在革命中死亡，這又有什么不同？

　　這話與西蒙老婆的話有什么不同？革命是XXX行為，它的疼痛和流血，與XXX女初XXX疼痛和流血有何不同？像西蒙的老婆說的，“又會痛到那里去？”況且，革命的最終目的不過是為了使身體更強有力。

　　讓身體重新健碩后干什么？馬爾庫塞回答說：為了X愛的自由歡愉。自然（Physik）

　　這個東西，就是自然而然的，有身體的自然，有物理的自然，總之是自然如爾，生存原則和國家原則都要建立在自然之上。這樣看來，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的思想分歧就僅在于選取的返回自然人性的方式不同而已：或者以享樂適性，或者以道德加恐怖的革命適性。

　　可是，丹東并沒有因此止步，他進一步發(fā)現(xiàn)，自己變成無神論者后，得到的自然性身體不過是一團肉身物質而已。這一發(fā)現(xiàn)令他絕望得要命：我是個無神論者。物質永不消滅，這真是個該死的定理！我也是物質，真是太悲慘了！……

　　虛無已經(jīng)把自己殺死了，創(chuàng)造物就是它的致命傷，我們是從它的傷口流出的血滴，世界是墳墓，讓它在里面腐爛。

　　同時，羅伯斯庇爾也陷入絕望，他的道德恐怖論的目的是為了救別人（積極自由），但他終于承認：圣子耶穌要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上一次十字架，我們所有的人卻在客西馬尼園里撕打得頭破血流，可是誰也不能用自己的創(chuàng)傷拯救別人。

　　羅伯斯庇爾與丹東回到了相同的起點：虛無。虛無是怎么引出來的呢？是那個赤裸裸的、肉身的Physik，那個悲慘的physik. 憶往昔，這個Physik的悲慘是由一只神義之手托住的。

　　如今，這只神義之手被斬斷了，羅伯斯庇爾和丹東設想出不同的人義性的自由方案來承負身體偶在的悲慘，發(fā)現(xiàn)承負的只是一個最終會化為虛無的身體。

　　丹東不僅拒絕積極的公意道德自由，也對消極自由的個體享樂的正當性絕望。

　　“丹東之死”的真正死因，是他最終發(fā)現(xiàn)，羅伯斯庇爾與他自己的自由理念盡管不同，結局都是一樣的：“世界是一團混辭。虛無是即將分娩的世界之神?！边@就是畢希納偵破這宗思想懸案的結論。

　　畢希納偵破了這宗思想疑案后，精力耗盡，身體變得極度虛弱，本來他的身體很好（不然怎么能干革命），完全可以抵抗那場偶然的傷寒。結果，二十四歲的畢希納發(fā)高燒死了。

　　我懷疑畢希納其實死于一場內在的（思想上的）傷寒，一場因看到近代自然權利的自由的底蘊而引發(fā)的傷寒。要不是他死得過于年輕，對個體或國家、自由或民主、革命或反革命再多說幾句，馬克思也許不會那么急躁，尼采不會那么過于費勁地喊“上帝死了”，更不消說海德格爾、洛維特、馬爾庫塞、福柯們對Physik的信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