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特倫的伊曼紐爾（Emanuel van Meteren）寫道，不久之后西班牙艦隊煙消云散，而這次戰(zhàn)役也步入神壇?；羧A德、德雷克和霍金斯這樣講求實際的人的描述最為接近事實，然而一旦西班牙人的威脅過去，他們的話語就沒有多大吸引力了。伊麗莎白的政府在整個歐洲新教的熱切支持下也不能忽視這個能激起公眾輿論反對西班牙的獨特機會，在宣傳者的大肆渲染下，西班牙艦隊浩瀚的規(guī)模和在英格蘭海岸公然出現的事實，向人們展現了菲利普二世的貪婪、暴政及其野心；而同時由于它在（被宣傳的）弱小但英勇的英國艦隊面前被擊潰而逃命，現在軟弱無能也成為了針對西班牙的惡語。而最后，全能的上帝用他的風暴摧毀了驕悍而強大的西班牙艦隊，這正是他對英格蘭有獨到青睞的體現。

? 由此誕生出關于西班牙艦隊最持久也是最古老的的神話，那就是西班牙船只巨大的體型。當時的英國史學家威廉?坎登（William Camden）寫道，它們是如此龐大，以至于風不能推動，而海洋也在他們的沉重的身軀下呻吟。事實上，西班牙艦隊中當然有一些船只擁有碩大的體型，艦隊中500噸以上的船只就有55艘，然而其中許多不是專職戰(zhàn)斗的船只，而只是入侵英格蘭的運輸船，寬大的艦體和沉重的貨物使它們笨拙而脆弱。而反觀英國艦隊，他們其中的13艘500噸以上的船只是全副武裝用來專職作戰(zhàn)的皇家大帆船（royal galleon或royal ship），其中最大的一艘——馬丁?弗羅比舍（Martin Frobisher）所率領的“凱旋”號（Triumph）——噸位高達1100噸，幾乎比西班牙艦隊中所有的大型船只還要大，他們之中只有四艘能達到這個噸位——然而，這些屈指可數的大型船只只是改裝過的商船，并不是專職用于戰(zhàn)斗的軍艦，而就算是這樣，雖然紙面上看起來這幾艘船更加龐大，但這可能是錯覺：由于西班牙和英格蘭不同的船只噸位計算方式，這些噸位的數據可能偏高。

? 而一旦西班牙船只的尺寸縮小到現實的體型，另一個神話也就不攻自破了。據稱，西班牙船只的火炮安裝在高聳的側舷，以至于發(fā)射的炮彈無害的飛過英國船只的頭頂——而英格蘭船只的還擊則是每一發(fā)炮彈都擊中了巨大的敵人，這種觀點自 19 世紀后期以來被大多數嚴肅的歷史學家所否定，現在幾乎沒有支持者。但是，與此同時，關于兩支艦隊的軍備，又浮現出了另一個錯誤的、同樣具有誤導性的假設。

? 盡管西班牙歷史學家切薩雷奧·費爾南德斯·杜羅（Cesareo Fernandez Duro）和英國海軍歷史學者約翰·勞頓爵士(Sir John Knox Laughton)都正確地得出了無敵艦隊的總火力要比與之對抗的英國艦隊少得多的結論，但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英國歷史學家邁克爾?劉易斯(Michael Lewis)推翻了這一結論，他試圖從當時他所能得到的唯一來源復原西班牙艦隊的全部武器裝備的有限資料是由Duro船長于1885年公布的，以及被英國俘虜的“圣薩爾瓦多”號和“玫瑰圣母”號上的火炮清單。在一系列精妙的計算中，他用這些數據推測出了整個西班牙艦隊中火炮的總數，然而他的斷論有嚴重的缺陷：“圣薩爾瓦多”號和“玫瑰圣母”號都裝備了相當數量的重型火炮，而這在整支艦隊中不具有代表性。

? 而事實上，西班牙艦隊四分之三的火炮記錄都存放在西曼卡斯的檔案館中，I. A. A. Thompson對這些數據進行了詳細而敏銳的分析，結論是：實際上西班牙艦隊總體的有效火力只有Lewis所估測的最低數據的一半略高一些，而不是比英國艦隊的火力高出近三分之一，甚至幾乎是少了三分之一。Lewis的其他主要論點現在也無法得到支持。他試圖證明西班牙艦隊的優(yōu)勢在于較短身管的“加農炮”（cannon），在近距離的交火之中這些火炮能占據上風、對敵艦“造成沉重打擊”（ship-smashing），而英國艦隊則專于較輕的、身管更長的“寇菲林長炮”（culverin）一類火炮，他們被認為有更遠的射程。Lewis的觀點是，對于后者，英國船只可以利用他們相對西班牙船只更優(yōu)良的航行能力和更快的航速決定他們的戰(zhàn)位，這樣就可以使他們遠離“加農炮”的有效射程，而又能保持在交戰(zhàn)范圍內。這種關于兩種火炮射程能力對比的錯誤觀點在戰(zhàn)斗發(fā)生的當年就被炮兵理論家廣泛接受（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都遵循這一觀點），然而即使炮手開始意識到過長的火炮沒有明顯的射程優(yōu)勢，過長的火炮也在船上極難操作。

? 但事實上，我們現在已經知曉，將滑膛炮的炮管延長到某一個點上，射程不增反減。黑火藥在點火時只能產生一定體積的氣體，而當這種氣體消耗(或產生的燃氣不足以維持彈丸的加速度)時，炮管長度的進一步增加將會減緩其速度。在長度約為內徑2.4倍處達到臨界距離。在實際操作中，身管長度的顯著變化幾乎不會產生實質的提升，一門15或20倍于其口徑長度的火炮——相當于一門加農炮的倍徑——發(fā)射的炮彈將擁有與35倍口徑的寇菲林長炮相同的初速和射程。值得注意的重要一點是，盡管長度不同，但它們的有效射程基本相同。這個射程相對來說很短：盡管一枚炮彈可以被發(fā)射到2000碼的距離上，但它在200碼以外的精度和殺傷力是最小的。最重要的是彈丸的重量。西班牙艦隊在這方面處于明顯的劣勢。據Thompson估計，整個無敵艦隊只搭載了138門16磅口徑及以上的火炮，其中12門左右最大的是攻城炮，不適合艦載。而反觀英國的16磅以上的火炮數量為251門，全部是專職的艦炮。盡管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被歸類為“寇菲林長炮”，但實際上大多數長炮發(fā)射的只是18磅的彈丸，身管長度被削減到更容易控制的程度。西班牙人會把這種火炮稱為“中加農”（medios ca?ones）

? 以上所概括的錯誤觀念制約了Lewis后來對戰(zhàn)斗過程的分析，這種解釋后來被廣泛接受。他所設想的交火過程是如此：在最初的交戰(zhàn)中，英國艦隊為了避開西班牙艦只的加農炮，始終保持交火距離，用他們的長炮在遠處對西班牙人進行攻擊。交火持續(xù)了許久，但是發(fā)射的彈丸不夠重，也沒有足夠的初速，無法對西班牙艦隊造成嚴重的傷害。然而，西班牙人迫于火力不得不在重型加農炮的有效射程之外進行反擊，以至于當在格拉沃利訥（Gravelines）附近的全面戰(zhàn)斗開始時，他們的彈藥已經消耗殆盡。這給了英國人一個機會，最終，英國艦隊接近他們的敵人，而不用擔心被近距離的足以“粉碎船只”的加農炮火力和隨后的接舷戰(zhàn)。英國艦隊的火炮在如此近的距離內，足以造成嚴重的破壞。

? 不可否認，英國艦隊的火力在格拉沃利訥附近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西班牙人的還擊非常少。 而西班牙艦隊炮擊的兇悍火力的杜撰故事比比皆是，最著名的一則來自接近德雷克的身邊人士：在一個版本中，一位疲憊地躺在“復仇”號（Revenge）的軍官艙里的紳士的船被一枚“隼炮”（saker）的炮彈擊中擊中； 而在同一處，不久之后（那張床不知道怎么修復了），兩位紳士遭到了一枚“半長炮”（demi-culverin）炮彈的襲擊，其中一位是諾森伯蘭公爵。 但是，無論伊麗莎白的大帆船的上部結構受到了怎樣的肉眼可見的破壞，很明顯，它們幾乎沒有受到嚴重傷害，而且人員傷亡也很少（可能總共不超過 100 人）。毫無疑問，許多小修小補都是由船上的木匠來做的，沒有任何疑問。但在更大規(guī)模的損管方面，在戰(zhàn)斗結束后不久，英國的船只就進行了全面的檢查，其中有詳實客觀的證據。其中有一些無法使用的部分需要更換，被描述為“磨損”（worn）、“破裂”（cracked）或“腐朽”（cracked）。有時，這些可能是戰(zhàn)損的委婉說法，盡管它們在戰(zhàn)斗中損毀的概率不比在平時高多少。的確，有些毀傷是直接歸因于敵人：一艘船上的小艇被擊的粉碎;“復仇號”的主桅則被描述為“被擊倒了”。但幾乎這類例子相對來說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艦體本身在戰(zhàn)斗中承受的巨大損傷——這種傷害是許多西班牙艦隊的船只只所承受的——沒有一個被提及。為了解釋這種明顯的矛盾，Lewis教授提出了這樣一個理論，即到格拉沃利訥不遠時，西班牙人已經耗盡了所有的彈藥，因此他們的重炮在近距離內不再構成威脅。

? 但現在，可以確定的是，西班牙艦隊并沒有用光炮彈。 實際上，許多參戰(zhàn)者都評估了雙方的火力。 曾經參與在勒班陀海戰(zhàn)的西班牙水手認為，他們在英吉利海峽所經歷的炮擊要比勒班陀猛烈約二十倍。 海軍上將霍德華對此表示贊同，他寫道，“從未見過如此精準的炮擊，也未見過此般兇猛的火力” ，Petruccio Uhaldino是一位居住在英格蘭的佛羅倫薩人，他與海軍上將霍德華和德雷克都有密切的聯(lián)系，他證實了這一印象：“大炮的成倍的發(fā)射......雙方都是如此......在最激烈的交火中，艦炮的發(fā)射頻率不亞于普通的火繩槍。” 而在抵達格拉沃利訥之前，麥地那·西多尼亞公爵(Medina Sidonia) 就非常擔心他的彈藥庫存減少，并緊急要求與帕馬公爵回合以求補充。但如果仔細閱讀他補充彈藥的請求，就會發(fā)現他并不缺少大口徑炮彈。他想從帕馬公爵那里得到的只是4磅、5磅和10磅炮的炮彈。由于艦隊中的每門炮(理論上)都配發(fā)了50枚炮彈，因此似乎更大口徑的炮彈被更少地發(fā)射。但這正是公爵想要在登船前摧毀敵人的武器——這是西班牙人想要使用的最重要的戰(zhàn)術，因為它利用了他們極其優(yōu)越的人力優(yōu)勢。毫無疑問，重型艦炮并沒有充分發(fā)揮其應有的作用，因為迄今為止對當年西班牙艦隊的調查中都發(fā)現了各種類型的炮彈，尤其是大口徑艦炮的炮彈，這些船毫無疑問都忙于射擊，實際上，他們都是兩翼的護衛(wèi)船只。更多的未使用的炮彈的記錄存在于大量的行政記錄中，這些記錄保存在西曼卡斯的關于無敵艦隊征用的船只的檔案中；而對于英國艦隊，雖然船上的火藥和彈藥的使用和更換都很簡單，但艦隊中的的私人船只在戰(zhàn)役開始前都由官員發(fā)給特定數量的彈藥，并詳細記錄每一枚炮彈和此后每磅火藥的消耗情況。這些編年史提供了翔實的證據，因為它們記錄了在整個戰(zhàn)斗過程中，每天個別船只的優(yōu)良射擊成績：例如，記錄顯示，8月2日，22炮的黎凡特武裝商船“埃斯卡拉的三位一體”號（Trinidad de Escala）發(fā)射了55發(fā)炮彈(平均每炮1.6發(fā)），8月4日發(fā)射了21發(fā)炮彈平均(每炮0.96發(fā))，8月8日在格拉沃利訥交戰(zhàn)時發(fā)射了38發(fā)炮彈(每炮1.7發(fā)子彈)。另一艘船，吉普斯夸的“圣芭芭拉”號（Santa Barbara）似乎實際搭載了20門火炮，而不是在里斯本登記的12門，7月1日發(fā)射了22炮，平均每門炮1.1發(fā),日8月1日發(fā)射了28發(fā)炮彈，平均每炮1.4發(fā)， 8月2日發(fā)射了47炮，平均每炮2.35發(fā)；而在8月的戰(zhàn)斗里，一共發(fā)射的167枚炮彈有56枚是石彈——平均每炮發(fā)射8.35次發(fā)。在四天的實際戰(zhàn)斗中，安達盧西亞的副旗艦“圣弗朗西斯”號（San Francisco）(21炮)只發(fā)射了242發(fā),每天每炮平均發(fā)射不到3發(fā),而他的姊妹艦“圣母無原罪”號（Conception Menor）上的20門火炮共計發(fā)射了156發(fā)炮彈,每天每炮平均發(fā)射兩發(fā)。根據里斯本方面和船只自身的記錄，這些數字遠遠不能說明每門炮的彈藥數量。例如，在里斯本配發(fā)給“圣母無原罪”號的1421枚炮彈中，1256枚在返航后交還。因此，對于西班牙艦隊未能對英國艦隊造成嚴重損害終于有了一個充分而令人信服的解釋:西班牙炮手只是很少，尤其是他們數量龐大的重炮。但為什么會這樣呢?答案似乎在于西班牙人有備而來的特化的戰(zhàn)術習慣，但在這次戰(zhàn)斗中，他們卻無法使用這些戰(zhàn)術。

? 我們從麥地那·西多尼亞公爵對艦隊的指揮，以及從殘骸中找到的西班牙艦隊火炮及其相關武備中知道，這些火炮一直備有都有炮彈。無論何時加入戰(zhàn)斗，都可以立即使用，炮手在每門炮的旁邊拿著點燃的火繩桿，這是發(fā)射首輪炮彈的唯一要求。這正是一艘軍艦在實施撞擊戰(zhàn)術前，如何進行近距離炮擊的原因;由于在這種情況下，既沒有機會也沒有必要重新裝填彈藥，因此不存在標準戰(zhàn)斗演習中有紀律的重新裝填彈藥。西班牙的帆船戰(zhàn)術，與槳船上的經驗高度相似，也把側舷火力作為一種一次性的戰(zhàn)術，用來使敵方船只癱瘓并陷入混亂，以此作為接舷戰(zhàn)的前奏。但是英國人所創(chuàng)的炮擊戰(zhàn)術，在格拉沃利訥之戰(zhàn)中運用得非常成功，這種戰(zhàn)術包括持續(xù)的近距離炮擊，目的是通過消耗戰(zhàn)消滅敵人。考慮到考慮到西班牙船只低劣的航行品質，他們無法接近敵艦，更不用談及接舷，西班牙艦隊對這種戰(zhàn)術的唯一反擊就是嘗試以同樣的方式反擊。然而，要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在交戰(zhàn)過程中反復裝填彈藥并開火。這種做法不僅超出了西班牙指揮官和船員的戰(zhàn)術經驗，而且他們的裝備也根本不適合這種做法。而麥地那西多尼亞公爵為他自己的旗艦的指令，以及從沉船殘骸提供的證據則得以忠實的還原西班牙艦隊的戰(zhàn)術：在開始之前，大炮準備完畢，填好了火藥，裝好了炮彈，并牢牢地固定在船舷上。每門炮由一名炮長操控，兩名炮官被分配到甲板的兩邊來控制和指揮射擊。這些炮由六名士兵操作，當需要時，他們會從甲板和桅桿平臺上聚集而來。這些士兵在指揮官的指揮下，清理炮膛和裝彈，然后用力的用滑輪和撬棍，把火炮拉動并調整射擊位置。一切完畢后,他們回到原來的位置——在戰(zhàn)斗中本身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作為陸戰(zhàn)隊,其戰(zhàn)斗職責是接舷戰(zhàn)時候發(fā)射小型火器,并使用抓鉤、剪鉤和燃燒物,最后并擊敗對手。因此，一旦進行了第一次火炮射擊，就無法重新裝填彈藥，直到船員們從他們分散的崗位再次被叫來。

? 顯然，英國船只不可能像西班牙人期盼的那樣被抓住并登舷，因此在首輪火炮發(fā)射完后，他們便更努力的炮擊。對于較小的火炮，這不是什么問題，然而為重型火炮裝填絕非易事。十六世紀在海上為前膛炮裝填有兩種方式，火炮既可以被收回艙內進行必要的裝填操作，也可以留在舷外，直到17世紀才出現更加有效的方式，即利用火炮自身的后坐力，用一根綁在炮身后的韁繩通過滑輪組將火炮拉回艙內；而當時的情況則是，在開火之后要先讓水手徒手解開韁繩，然后再拉回炮位，整個過程相當費勁，但是相對另一種方式來說相當有效率，在這個過程中跑組人員被遮擋在敵人的視野范圍外，一定程度也免于敵方的炮擊；另一種裝填方式，即舷外裝填，所需要的人手相對較少，但是更加困難，因為這要求水手趴在艙外的火炮上，在暴露于敵方炮擊和極其困難的位置完成全部的火炮裝填工作。西班牙的炮手使用的是哪種方式尚不為人所知，但是他們的炮架設計的效率極其低下，車輪直徑過大，架尾也太長了，而艙內并沒有足夠的預留位置，當船只緊緊挨在一起時，這些火炮只得縮回艙內；另一方面，由于處于敵方的火力范圍內，企圖在艙外裝填無異于自殺。最可能的情況是，一旦進入近距離的炮擊，大多數西班牙船只只能發(fā)射他們預留的那發(fā)炮彈，之后猛烈的炮擊不在持續(xù)；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火炮無法再次發(fā)射，因為西班牙艦隊中的艏艉裝載重型火炮的槳帆船留有足夠的預留空間，足以將火炮重新縮回艙內再次裝填，從戰(zhàn)斗表現中看出，葡萄牙分艦隊的大帆船至少做了相同的事。但在其他船只上，正如我們現在從殘骸和射擊記錄中了解到的那樣，通常發(fā)射的都是最小的火炮——要么是可以拖進來再裝彈的輕型前裝炮，要么是用以反人員的佛朗機式的回旋炮。例如，在這場戰(zhàn)役中，“圣弗朗西斯”號發(fā)射的242發(fā)炮彈中，只有22發(fā)是重型火炮的炮彈，余下的188發(fā)分別是5磅和4磅口徑的sacre炮和media sacre炮的炮彈。而即使在沒有裝載特別重型火炮的船只上，同樣的規(guī)律也很明顯:按比例來說，彈藥越少，越有可能被使用。

? 麥地那的戈麥斯的旗艦“大獅鷲”號曾在里斯本裝載了四門10磅的中長炮（medias culebrinas ），而這些是他攜帶的最大型的火炮。在配發(fā)發(fā)給該船的200顆這種口徑的炮彈中，有97顆實際上已經從他的殘骸中找到，這表明，實際上這艘船至少最大型的火炮的炮彈的一半沒有向敵人發(fā)射。這個數字可能要高得多，因為幾乎可以肯定，在沉船現場仍有大量的子彈有待發(fā)現。而“大獅鷲”號發(fā)現出來的34門輕型火炮(6磅或更小)的狀況則非常不同。僅僅發(fā)現并確認的開火次數就有273次，剩余的炮彈僅占總配發(fā)的16%。這個非常大量樣本的基礎上,因此,我們可以非常自信的說“大獅鷲”的輕型火炮發(fā)射次數是他搭載的長炮（culebrinas）的幾乎三倍,盡管后者是唯一一件他能重創(chuàng)敵艦的武器。

? “大獅鷲”號的遺骸揭示了西班牙火炮的另一項關鍵弱點，就是在起航之間，這艘船從里斯本安置了8門青銅炮：4門中寇菲林（medias culebrinas）和4門medios sacres，根據胡安·代·阿庫納·貝拉（Juan de Acu?a Vela）的提示，每一種類型的火炮都已被回收，他們都是普通的、毫無裝飾的，沒有通常情況下那種刻滿花紋的皇家火炮。顯然，高度的生產壓力導致了火炮鑄造技術的急速下降，因為在“大獅鷲”號回收的寇菲林炮的炮膛嚴重偏移中心位置，很可能從來未被發(fā)射，當然這并沒有充分的證據，而即使減少大量的發(fā)射藥也會炸毀他們的后膛。這也不是孤立的案例：一門打撈自“朱莉安娜”號（Juliana）遺骸的意大利sacre炮，由于炮口處出現了嚴重的事故，導致其毫無用處。17 世紀早期的英國炮手羅伯特·諾頓（Robert Norton）對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的鑄炮技術，可能沒有離題太遠：

? “很顯然，他們犯下了巨大而荒謬的錯誤，他們的一些產品（并不是少數）的內膛偏移.......有些在炮膛中扭曲，有些則是炮膛參差不齊........許多是海綿狀的，或是布滿窟窿爐渣....(這樣的火炮）要么崩壞，要么裂縫，要么炸膛，除了造成災難之外毫無用處?！?/p>

? 最后，那些不得不使用西班牙艦隊火炮的不幸的人面臨著危險的困境，必須記住的是，西班牙艦隊根本不是“西班牙”的，事實上，他是一支萬國牌，他的2451門火炮出產自從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以及更遠地區(qū)的大部分主要鑄炮廠，甚至不少從英國出產，即使是在不同的鑄炮廠內部，也缺乏火炮設計的標準化，而每個國家（通常是一個國家的個別地區(qū)）都遵循著高度獨立的火炮數模比例和設計風格，并往往使用不同的彈丸磅數和測量標準，這給配給造成了極大的混亂，尤其是從特定地區(qū)分配火炮到特定船只這項看似簡單的工作上；另一個困難之處在于習慣用發(fā)射的炮彈的重量而不是炮膛的內徑來表示所有口徑，因為鑄鐵炮彈的密度變化很容易確定特定磅數的彈丸是否能塞進對應的火炮中。炮手通常使用簡單的儀器計算口徑和彈丸重量之間的關系：一副炮手秤和一套彈規(guī)，前者是一個簡單的木質秤，帶有刻度，用來測出特定炮彈重量；后者是一套木質的圓環(huán)，用來測出特定的正確比例的炮彈。在“華倫西亞的三位一體”號的殘骸上，人們發(fā)現了一件炮手秤和一些相應的炮彈量規(guī)，顯然是按照但是意大利的重量單位來計算的。但是上面的刻度是如此不準確、殘差不齊，實際上這是無用的工具。如果將這些充滿錯誤的儀器算上整個西班牙艦隊的火炮、炮手和炮彈的話，不可避免的大規(guī)?；靵y便由此出現。

? 格拉沃利訥之戰(zhàn)發(fā)生時，西班牙船上的炮位上肯定會出現如此這般的混亂，然而不幸的是并沒有由文字記錄下來，但我們可以注意荷蘭探險家揚·哈伊根·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的觀察，他在1589年參與了與英國船只爆發(fā)的小規(guī)模沖突中，當時他作為一艘葡萄牙卡拉克船的乘客，如此記敘下當時的情景：

? “每當我們發(fā)射一發(fā)炮彈，還要至少一個小時才能重新裝填，船上充滿了嘈雜聲和哭聲，仿佛我們已經是棄兒。”

? 毫無疑問，一年前在西班牙艦隊上發(fā)生的情況也差不多，西班牙的艦炮不可避免的幾近失效。

? 那另一邊呢?毫無疑問，英國炮手的戰(zhàn)績更好，特別是在格拉沃利訥，但他們也不是沒有受到批評。威廉·托馬斯(William Thomas)就是其中之一，他是當時駐扎在法拉盛的英國主炮手（mastergunner）。9月，他在給伯利勛爵的信中寫道:

? “......如果上帝青睞我們，女王陛下的艦隊已經裝備率優(yōu)良的炮手，根據他們的水平.....這將是西班牙人經歷的過的最悲慘的時刻........但是他仿佛告知我們，我們的原罪就是在如此多的火藥和炮彈被消耗，如此長時間的炮擊卻沒有造成什么實質性的傷害原因?！?/p>

? 這一切都有一定的道理。在整個戰(zhàn)役中，霍華德和他的船長們不停地抱怨他們沒有足夠的彈藥。最初，英國人的射擊配額可能不超過西班牙人每炮50發(fā)的一半。當艦隊沿著南部海岸航行時，當地軍火庫中僅僅只有少量的物資，如果沒有“玫瑰圣母”號和“圣薩瓦爾多”號上繳獲的彈藥和炮彈，情況將會非常危險。這兩艘俘獲船只總共運載了了229桶火藥——大概占整個交戰(zhàn)過程中英國艦隊消耗的四分之一。即便如此，在8月8日的黃昏，僅僅經過幾個小時的戰(zhàn)斗，英國人幾乎完全耗盡了彈藥，據一位親歷人士所述，“終于最后我們不得不……發(fā)射鐵鏈來代替炮彈”。如果在這個時候能夠補充足夠的火藥和彈丸，這可能確實是(正如威廉·托馬斯推測的)西班牙人的“最悲慘的時刻”。

? 然而，正如我們所見，對于西班牙艦隊來說，這已經足夠糟糕，因為英國人似乎克服了在近距離交火中使用重型火炮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困擾著他們的對手，根據在場的亞瑟·戈爾加斯爵士（Sir Arthur Gorgas）所述，女王陛下的船只已經能在西班牙的艦隊中進進出出“西班牙人發(fā)射一舷火炮，而我們兩舷火力全開”，即使這肯定是輕描淡寫。而這可以歸結于幾個原因：首先，英國炮手是專職的海員，他們對自己船上的火炮非常熟悉，并且熟悉在海上操控火炮的一切事務，這些悉心操控火炮的人并沒有像西班牙的同行一樣兼任陸戰(zhàn)隊，因此他們沒有軍裝和裝備拖后腿；此外，至少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接受了寶貴的實彈訓練，盡管這些對炮彈的揮霍遭到了來自官方的反對，但是由此產生的熟練最終得到了回報，正如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告訴我們的那樣，英國炮手“無他，唯手熟爾”，并且“對海上的大炮得心應手”。

? 這些比西班牙人高出許多的技能和熟悉度上的優(yōu)勢，受益于英國炮車的設計上大大增強。盡管它可能在海軍服役了至少半個世紀，但在1588年，這種堅固的四輪炮車很可能被視為英格蘭決定性的秘密武器。亨利·曼瓦林爵士（Sir Henry Mainwaring）在三十年后撰寫的《水手詞典》（Seaman's Dictionary）對此事毫無疑問:“這些讓我們在海上使用火炮勝過在陸地上”，他接著寫道：“然而,威尼斯人,西班牙人(和其他國家的水手)使用其他的炮車?！笨脊抛C據證實了他的判斷:最近，在“華倫西亞的三位一體”號沉船上發(fā)現了一架巨型的威尼斯炮車，其類型與他所述的相差無幾。同時，在1623年在佛羅里達群島附近失事的一艘航往印度的船只Nncstni Senora de Atocha號的殘骸中也發(fā)現了類似炮車的鐵質部件。

? 與西班牙船只上加劇裝填困難的笨拙且效率低下的炮架相比，英國的炮車樣式意味著可以將炮管伸得更遠，而沒有碩大的車輪阻礙，因此水手有足夠的預留空間來裝填和維護他們的火炮，雖然這些炮架不允許火炮在發(fā)射后通過滑輪組復位，就像在納爾遜時代那樣（這種做法可能始于17世紀后半葉），但是沒有必要將他們推到舷外裝填，因為有足夠的空間在發(fā)射后把他們拽入艙內。因此，在交火過程中，側舷可以持續(xù)射擊，而實際射程則有英國船只的航行品質作為保障。所有這一切無疑解釋了西班牙船只遭受的嚴重的船體損傷，證實了菲利普最擔心的，即卑鄙的英國佬朝著低處的船舷猛烈開火。當然，他們的意圖本來就是擊中低處的船舷，從而造成“風與水之間處”（between the wind and water，意指水線）的損壞。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在1587年的一篇文章中強調了炮手和舵手協(xié)調的重要性，這樣一來，當敵人在海浪中顛簸時，炮手就能及時擊中水線下的船體。在幾乎所有的戰(zhàn)斗中，英國艦隊的指揮位置都在西班牙艦隊的上風位置，這在這方面給了它一個相當大的優(yōu)勢，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的對手通常都是側著著朝他們離去，呈現出他們脆弱的水下船體。但是，英國的大帆船直到格拉沃利訥附近才充分利用了這一優(yōu)勢，那時為時已晚，因為他們的彈藥儲備幾乎耗盡了。

為何英國人在這一點上耽誤了如此之久？根據海軍上將的說法，他們與西班牙艦隊的第一次遭遇異常謹慎：僅僅是“點到為止”；他的一位部下直言不諱的認為“冷酷的誓死之心勝過于報國的榮譽”。事實上，一開始英國艦隊并沒有獲悉西班牙艦隊的優(yōu)劣之處，因為他看起來確實堅不可摧。那么英國艦隊應當如何行事?冒著被一排排噴出焰火的青銅火炮弄得報廢的危險接敵?或是企圖登上西班牙的船只，然后被他們的陸戰(zhàn)隊殲滅?霍華德在樞密院的老爺們對他的困境一無所知:他們只是希望能擊沉或者俘獲西班牙的船只。7月31日，當海軍上將拼命的請求彈藥的時候，樞密院的反應是派出一隊火槍手用于登舷戰(zhàn)，霍華德憤怒地把他們打發(fā)回去。甚至在8月10日，由于霍華德的戰(zhàn)術，西班牙艦隊終于全面撤退，樞密院派了一名信使向他詢問，“為什么西班牙人沒有受到女王船只的攻擊?”也許指的慶幸的是，他的答復沒有被保留下來。

盡管樞密院抱有不切實際的期盼，但是霍德華和他的艦隊在加萊之戰(zhàn)后從根本上完善了戰(zhàn)術，由于縱火船的影響，西班牙艦隊一直保持著嚴密而堅固的防御陣型，霍德華的大帆船在西摩爾右翼分艦隊的支援下，對正在撤退且重組陣型的西班牙艦隊發(fā)起了一次激進的近距離炮擊，但是為何一開始不這么做？為什么一開始會過于謹慎，到底是什么改變了這種態(tài)度，讓他們在格拉沃利訥變得活躍而大膽？因為不知為何，西班牙艦隊表面上無敵的泡沫似乎被戳破了，而西班牙人在射擊技術上的缺點也被清楚地獲悉了。

? 英國艦隊一定早在格拉沃利訥之前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不知道這是怎么獲悉的，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霍華德和他的船長們在西班牙艦隊到達加萊之前就認識到了他們的弱點。8月4日懷特島（Isle of Wight）附近的戰(zhàn)斗結束后，雙方?；鹑?，而麥地那·西多尼亞公爵向他與帕馬公爵的會合點前進。這表明，在8月4日或之前，英國人已經做出了堅決的計劃，保存彈藥，以便在西班牙艦隊到達法蘭德斯附近易于伏擊而不確定的地點時，對其進行全面攻擊。到這個時候，他們似乎已經發(fā)現，只要他們利用自己決定性的航行優(yōu)勢，避免被接舷，他們就可以足夠接近西班牙人，在不遭遇火力猛烈轟擊的情況下，實行為之有效的摧毀船只的方式；而對于西班牙的炮火，他們現在意識到，這些不足為懼。

? 至于誰最先發(fā)現了這一問題，何時發(fā)現，可能永遠無法確定。 或許這是很多水手中的一個漸進的認識。 但是，德雷克爵士特別有可能獲得這一殊榮，并且可以確定許多可能幫助他得出這一重要結論的事件：

? 首先是德雷克爵士在8月1日早晨俘獲的“玫瑰圣母”號。這是整個西班牙艦隊中第四大、也許也是火炮最好的一艘船，然而它卻只是進行了零星的抵抗。德雷克和他的手下肯定想知道為什么。當他們看這個戰(zhàn)利品時，他們不可能不注意到巨大的炮架，笨拙地延伸到甲板中線之外，這使得他們很難頻繁地或準確地射擊。也許弗朗西斯爵士憑借他的機智和富有感染力的魅力，從灰心喪氣的唐·佩德羅那里得到了一番滔滔不絕的解釋。在任何情況下，唐·佩德羅都可以親眼看到，在“復仇”號上使用的炮車與自己使用的笨拙的炮架的明顯對比。德雷克對在一個single captain指揮下的士兵有著深刻的看法，他不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些操控火炮的士兵，及他們低效且分散的指揮結構，以及大量未用完的火藥和炮彈儲備。沒有人比他更有資格理解這一切的全部意義，德雷克奪取“玫瑰圣母”號的行動，盡管受到了一些同時代人的尖銳批評，但可能是這場戰(zhàn)役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 其次則是8 月 9 日黎明對“大獅鷲”號的襲擊，這顯而易見能與兩天前德雷克在“玫瑰圣母”號上的發(fā)現聯(lián)系起來。 這是一場近距離的艦對艦戰(zhàn)斗，其中的主旨是船只的機動性和火力。而襲擊者恰恰是德雷克的“復仇”號，難道這一切只是巧合？德雷克是否可能正在測試一個關于西班牙船只無法對抗機動炮擊的猜測，并明智地選擇了一緩慢的商船？ 如果是這樣，他一定是對結果感到相當滿意。

? 一天后，德雷克以他率領的分艦隊的力量復刻了前日的實驗，將西班牙艦隊的的右翼從懷特島擊破。 英國人現在掌握了西班牙艦隊的根本性弱點，而正是在這一點上，顯然已經做出了保存彈藥的決定，盡管為數不多，但是都要留給最后的戰(zhàn)斗。 即使西班牙艦隊沒有在戰(zhàn)斗中損毀，它也可能無法挽回地偏離在帕爾馬的會合處，只能踏入危險的航程。這就是英格蘭艦隊在加萊和格拉沃利訥的取勝之道。

? 然而，這依然是相當充滿危險性，因為西班牙的艦隊直到最后依然出乎意料的，仍有一些火炮能夠開火，甚至是重新裝填并再次開火，根據他的私敵馬丁·弗羅比舍所述，德雷克爵士實際上犯了一個嚴重的戰(zhàn)術錯誤，他“一開始就吹噓，將英國船只的船艏和側舷大膽的朝向西班牙的火力方向。”然而，他的西班牙對手早已做了充足的準備，對他進行了猛烈的還擊，弗羅比舍嘲諷的記下“德雷克…很高興他被打跑了?！薄皬统稹碧柋弧芭趶椮灤┧氖啻巍?，在戰(zhàn)斗結束后的船廠調查中，發(fā)現他的主桅“被炮彈擊壞”。但這是個例外。很少有西班牙的船只能造成如此嚴重的毀傷，大多數女王的船只都小心翼翼地避開那些可能猛烈炮擊的船只。

? 而最后，霍德華也只能虛張聲勢，當西班牙艦隊消失在北海時，他指出：“我們擺出一副自大的樣子驅逐西班牙人，就好像我們從不追求什么戰(zhàn)果?！比欢聦嵣?，英國人肯定希望擴大戰(zhàn)果，因為此時英國戰(zhàn)艦上的彈藥儲備已經空無一物，如果此時西班牙艦隊帶著帕馬公爵的運輸船隊駛入泰晤士河口，女王的艦隊想要阻擋他們絕非易事。

? 當然，這種可怕的局面沒有發(fā)生，而一種新的海戰(zhàn)形式也隨之誕生了。1545年來到英國的佛羅倫薩藝術家、學者和歷史學家佩特魯喬·烏巴爾迪諾（Petruccio Ubaldino）為德雷克爵士撰寫了一份關于這場戰(zhàn)役的手稿。他的敘述在許多方面清楚地反映了這位經驗豐富的水手的個人觀點。它還簡潔而準確地總結了戰(zhàn)術原則，這些原則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里，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國家。對于英國艦隊，烏巴爾迪諾寫道:

? “....... 精于航海的水手、品質優(yōu)良的戰(zhàn)艦、不擠滿無用士兵的甲板、充裕的艙內空間，讓水手隨時可以在安全的場合殺敵. . . 在我們看來，接下來要贊揚的是 . . . 至于炮手們，我們仍然必須認識到，在這種戰(zhàn)爭藝術中，不僅僅是重要的手感，還有腦眼的判斷. . . 在炮兵之中，這是英國水手本身百分百決定的，這便由于他們都是一種民族、講同一種語言，因此，他們保持良好的服役態(tài)度，而我們不能假定他們的敵人亦是這般?！?/p>

? 即使這樣，還是應該考慮下英國的敵人：西班牙人——他們正進行著危險的返航，這是一次英勇的嘗試，可以斷定不會因為幾位船長的懦弱和無能而失敗。在參戰(zhàn)的新教徒中，有敏銳洞察力的人意識到西班牙艦隊的強大力量，而在不同狀況下這種力量很容易占有優(yōu)勢，西班牙艦隊，再次引述梅特倫的伊曼紐爾的話語，“他們的船只相當龐大，且?guī)缀跏沁B為一體，陣型嚴絲合縫，而非單打獨斗?！?/p>

? 于是，這支偉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從英格蘭的海岸啟程。他曾經戰(zhàn)斗過，即便也失敗過，但它并沒有遭受徹底的慘敗。麥地那西多尼亞公爵和他的士卒損失慘重，即便如此，但他們并沒有喪失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