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和《楚辭》兩部巨著，是我國文學的兩大源頭。它們共同構造了中國文學的永恒魅力。但又以其自身存在的差異，誕生了完全不同的兩種文學藝術形態(tài)和追求。探究原因，差異從它們各自誕生那一刻就已經決定了。

1、《詩經》與《楚辭》的產生隔著三百年

《詩經》中作品產生于西周初至春秋中葉的黃河流域（僅有小部分產生于漢水流域）。其中既有宮廷、官府的創(chuàng)作，也有經官方音樂機構搜集整理的民間創(chuàng)作。

總的來說，這些作品顯著地反映出黃河流域文化，尤其是周文化的特點，注重理智，幻想成分少，感情比較克制，而道德色彩、政治色彩比較濃厚。

《詩經》所收作品，大致到春秋中葉為止，此后北方不會沒有歌謠產生，但長期未見搜集和整理。

相隔三百多年后的戰(zhàn)國末期，在南方土地上產生了以屈原創(chuàng)作為主體的《楚辭》，把先秦文學推向新的高峰。間隔在《詩經》與《楚辭》之間的三百多年，正是先秦文化非?；钴S的時期。任何一類型的文學著作，都經歷了從簡約到繁富的變化。尤其是戰(zhàn)國時期，在辭采方面的鋪陳、夸張、已經成為普遍的追求。以《左傳》、《戰(zhàn)國策》與《尚書》、《春秋》相比，以《莊子》、《孟子》與《論語》、《墨子》相比，我們會得到十分強烈的印象，這樣的時代氣氛對楚辭的產生必然有重要影響。

2、地域文化差異

《詩經》與《楚辭》之間還存在地域文化的重大差異。

在《詩經》的產生年代，我們的先祖在自然條件相當艱苦的黃河流域以宗法制度為核心，建立了農業(yè)社會。這個社會為了生存發(fā)展，需要強大的集體力量，需要內部秩序的穩(wěn)定與和諧，而相應地需要抑制其社會成員的個性自由和與之相聯(lián)系的浪漫幻想。

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jié)群體生活、實現(xiàn)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

從春秋中葉開始，楚國與北方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在《楚辭》，尤其《離騷》中可以醒目地看到原產與中原的“圣賢”譜系，但楚文化仍舊保持了自身若干重要的特點。

春秋以后，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越過北方國家。楚是春秋戰(zhàn)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家。

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個人受到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響應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驁不馴仍舉世聞名。

豐饒的天然物產使南方人的謀生活動較少艱難，曲奧多變的地貌和豐富多彩的植被，容易培養(yǎng)人民浪漫的情思。楚地盛行巫教，在南楚，直至戰(zhàn)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xi，男巫師為覡，女巫師為巫 ），重淫祠”，始終未曾消退的、相信人與鬼神共處的巫文化，更導致種種奇幻的想象。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象和熾熱情感的生活世界中。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fā)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楚國藝術，無論是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fā)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

3、創(chuàng)作藝術手法的差異

《楚辭》表現(xiàn)了更豐富的情緒和美感。

《楚辭》篇幅通常都比《詩經》長；《楚辭》的文辭華美多彩，不同于《詩經》文辭的簡樸自然；《楚辭》的句式（也就是語言節(jié)奏），除了《詩經》普遍使用的四言句外，更多地使用五、六、七言句，富于變化；《楚辭》多奇思異想和神話色彩，不同于《詩經》大體局限于現(xiàn)實中的人、事的范圍。

4、兩部巨作對后世的影響

秦、漢統(tǒng)一以后，楚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更加深入。但《詩經》與《楚辭》，始終作為歷史上的兩種不同的文學典范而存在。

《詩經》中除了少數(shù)幾篇外，完全是反映現(xiàn)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后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它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也日常性、現(xiàn)實性為基本特征。日常事件、日常生活、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后代詩人繼承了《詩經》關注社會政治和道德的特色。當人們需要強調文學的政治性與道德性，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時，往往標舉“風雅”。

《詩經》的抒情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后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發(fā)憂傷之情較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委屈婉轉，波瀾起伏的，由此形成《詩經》在抒情表現(xiàn)方面顯得細致、雋永的特點，這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后來的詩歌。

而當人們期望以美麗的語言抒發(fā)奔放自由的情感的詩人，則多效仿《楚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