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逝去的青春歲月，展望未來的人生道路，不禁思緒紛繁；感慨系之！往者已逝，來者可追。讓本博士論文作為我學術經(jīng)歷中的一個足印留在身后，而我將一如既往地在這艱難而坎坷的治學道路上向前走去，義無反顧！」確實，法學博士學位的取得，對于我來說，只是治學生涯的開始，北大與人大兩校的學風深刻地影響了我，使我在思想與學術兩個方面具備了向理論高峰攀登的實力。

一、動亂長成

我的祖籍是浙江義烏，對于我來說，那只是一個依稀如夢的「老家」的概念。我從小在浙江富陽的新登和建德的梅城長大，大體上生活在浙西小鎮(zhèn)。尤其是建德梅城，古稱嚴州，更古時稱睦州，此乃浙西重鎮(zhèn)，統(tǒng)轄浙西六縣。著名文人范仲淹、陸游都曾經(jīng)在此擔任知府，頗具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tǒng)。

我6歲發(fā)蒙讀書，及至小學三年級，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fā)，被我「有幸」趕上。年幼的我對于文革的感受不如父輩那樣銘心刻骨，甚至更多獲得的是動亂之中的閑暇與散漫，不用逃學就能享受沒有老師監(jiān)視的無拘無束的生活，頗有一種解放了的輕松感。

一件親歷的小事使我終身銘記：那是在1966年春天，我不滿10歲，在新登區(qū)委大院里采折冬青樹杈用作彈弓，不幸被當時的鎮(zhèn)長發(fā)現(xiàn)，一頓斥責，頗為嚴厲，使我驚嚇不輕。告訴家長和老師的威脅，更使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忐忑不安，心事重重。沒過多久，我在大街上突然遇到游行隊伍，鎮(zhèn)長頭戴紙糊高帽，身掛涂滿標語的紙牌走在第一個：他被「打倒」了，再也沒有訓斥我時的威嚴。頓時我如釋重負，一種輕松感油然而生?，F(xiàn)在想來，那是一個權(quán)威失落的年代，幼小的我在不經(jīng)意間從中獲益，豈非偶然？

可以說，我屬于在浩劫中長大，在動亂中成人的一代人。因此，我們沒有受過正規(guī)的與系統(tǒng)的基礎教育。

當時的學習狀況可以用以下兩句話加以概括：毛主席語錄中識字，革命大字報中斷文。我10歲時就以善寫大字報著稱，寫作基礎由此奠定。更為可笑的是，我們幾個小孩還仿效大人成立了一個「3211戰(zhàn)斗隊」——自己的組織，并用積攢的零花錢配置了紅袖章。這里的「3211」不是一組普通的數(shù)字，而是當時聞名全國的大慶油田的一個鉆井隊的番號。自發(fā)的戰(zhàn)斗隊沒幾天就無疾而終，我們加入了官方的紅小兵組織。當我13歲上初一時，以學生代表的身份被結(jié)合到校革命委員會（當時的臨時政權(quán)機構(gòu)），成為最年輕的革委會委員。不過，這一身份從來不曾在我的履歷表上出現(xiàn)，因為其荒唐近乎兒童的劣跡，不提為好。這大概是我最初的「從文」與「從政」的經(jīng)歷，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對我個人命運的一種歷史塑造。

我的文科興趣在文革中得以培育，從小重文輕理。我的學制也很能說明當時教育的不正規(guī)性：小學6年半，初中2年，高中2年半，其中幾乎一半是在運動中度過的，學工、學農(nóng)、學軍占據(jù)了相當?shù)恼n時。因而，我們這一代人的社會閱歷雖然豐富，文化基礎卻是相當薄弱的。盡管如此，我個人還是有幸在嚴州中學完成了高中學業(yè)，奠定了一定的文化基礎。

嚴州中學是一所百年老校（1993年歡度百年校慶），文化淵源極其深遠。1972年，我15歲，這年春季我走進嚴中校園。當時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校園墻壁上依稀可見大字報的殘痕，空氣中似乎還彌漫著武斗的硝煙。這一切離我這么近，又似乎那么遠。

只有在校園角落里浮土掩埋著的「嚴郡中學堂」的斷碑，裂縫縱橫，好像在訴說著嚴中那悠久的歷史與歷經(jīng)的磨難。在我上嚴中這一年，教育領域出現(xiàn)了一線生機，教育質(zhì)量開始受到重視，這就是后來被「四人幫」稱為「右傾回潮」的這個時期。對我們這一屆學生來說，這無疑是一段黃金歲月。

在我們行將畢業(yè)的1974年上半年，開始了七八年又來一次的「批林批孔」運動。因此，我們是在兩場運動的間歇中在嚴中度過這一段難忘的時光的。就此而言，我在嚴中是學有所獲的。尤其是當時嚴州中學聚集著一批正值盛年的名師（包括北大、復旦等名牌院校的畢業(yè)生），對我的學業(yè)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如果說，政治大氣候是個人難以選擇的話，那么，嚴中這個具有悠久人文傳統(tǒng)與求知氛圍的小環(huán)境，對于正處于求知若渴年齡的我來說，不啻是少年魯迅心目中的百草園。作為文化大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能夠在嚴中完成我的中學學業(yè)，可以說是不幸中之大幸。

1974年9月25日高中畢業(yè)下鄉(xiāng)，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生活上的轉(zhuǎn)折點：松散的校園生活結(jié)束了，當時上大學是不可能的，也從來沒有這樣的奢望，惟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鄉(xiāng)，到農(nóng)村去，由此開始了我的社會生活。

好在我沒有像許多年長于我的同代人那樣，到千里之外的邊陲，而在離城只有三里地（此處有個地名，叫三里亭，也許是古詞所云「長亭更短亭」中的短亭）的一個村落插隊。農(nóng)村的體力勞動對于我來說并不陌生，學農(nóng)的經(jīng)歷足以使我很快適應，加上我們體力有限，每天只掙6個工分，沒有被當作整勞力使用，而是與婦女為伍，干輕松一些的農(nóng)活。當然日曬雨淋是免不了的，尤其是雙搶（夏收夏種）季節(jié)，在烈日下勞作，至今記憶猶深，從而也獲得了對農(nóng)民以及其他勞動者的一種心理上的認同感。農(nóng)村枯燥與孤寂的青春時日，只能用文學來填充與打發(fā)，那時我是一個十足的文學愛好者，寫詩填詞，舞文弄墨。

尤其是一本《陶淵明集》使我癡迷，五柳先生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氣質(zhì)深刻地感染了我，一種超越世俗的向往與追求在我心頭涌動，幾乎使我窒息。而這一切與我所處的物質(zhì)匱乏與精神空虛的生存狀態(tài)是那么地格格不入。當時并沒有想到所讀之書對今后有什么實際用處，換言之，我是在一種十分盲目與隨意的非功利狀態(tài)下讀了一些當時所能讀到的文學書籍，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的某種文人氣質(zhì)。

農(nóng)村對我來說是一所社會大學，在這里我學到的不是農(nóng)活技術，而是在一種非自身所能支配的社會環(huán)境中的適應能力與生存能力。當1976年12月我離開農(nóng)村上調(diào)到建德縣（現(xiàn)改為建德市）公安局工作的時候，我是大隊的出納，掌管著大隊十分有限的錢財。此前，我還擔任過生產(chǎn)隊（小隊）的記工員。我因在「廣闊天地大有作為」而深受農(nóng)民關愛，老鄉(xiāng)們對我的離開戀戀不舍。現(xiàn)在回想起來，我曾經(jīng)生活過的古樸村落就像世外桃源，我在這個世外桃源般的鄉(xiāng)村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從而獲得某種精神上的共鳴與心靈上的感應。

一間泥墻瓦房，背靠青翠的山巒，門對潺潺的小溪，窗前的一棵百年老樟樹，夏日濃蔭遮陽，冬天綠葉停雪，這就是我在鄉(xiāng)間的居所。我們曾經(jīng)在這里流汗，我們曾經(jīng)在這里奮斗。這一切，如今都化作了美好的回憶。

公安局的工作為我的生活打開了一個新天地，這也是我最初從事的司法職業(yè)。在公安局工作的時間只有一年零三個月，這是一段短暫的生活，由于當時我國法制處于完全癱疾的狀態(tài)，公安局成為惟一的司法機關，法院和檢察院是此后分別恢復重建的。因此，雖有公安局這段工作經(jīng)歷，但在無法可依的狀態(tài)下，并無多少法的觀念與意識，更多的是一種專政工具的性質(zhì)，政策比法在更大程度上成為公安工作的指導。

在公安機關工作期間，我仍然對文學感興趣，時常沉醉在文學的虛構(gòu)王國之中。一個偶然的契機，使我的興趣從文學轉(zhuǎn)向哲學。這段個人經(jīng)歷,在《刑法的人性基礎》一書的后記中有所述及，現(xiàn)摘錄如下：1977年8月一次出差，同行者中有一個知青出身的鐵路裝卸工，年齡與我相仿。當晚，他捧著一本大書看得津津有味，我湊過去發(fā)現(xiàn)這是一本《反杜林論》的輔導資料。經(jīng)過交談得知，此人對哲學極有興趣，雖是一名裝卸工，但苦讀馬列著作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崇高的人生追求，并且還有武術、文學等多方面的愛好。打得一手絕對地道的通臂拳，舞文弄墨，自稱文武雙全。

一夕長談，頓然使我產(chǎn)生了對哲學的興趣以及對他的油然佩服。出差回來，正當我開始攻讀馬列哲學原著的時候，1977年12月，高考制度恢復，我當即參加了高考。在報告填寫高考志愿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把北大哲學系列為第一志愿，復旦新聞系是第二志愿，北大法律系只是第三志愿。發(fā)榜的結(jié)果，我被北大法律系錄取，也許由于我在公安局工作的緣故，反正未能圓我的哲學夢。對于這名裝卸工以后的命運，在后記中作了交待。在此，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當年的高考對于20歲的我來說，不啻是在黑暗摸索中突然出現(xiàn)在眼前的一道亮光。

記得當時在高考報名時毫不猶豫地填寫上述三個志愿時，分明聽到了旁邊幾位報名者的竊笑。不知是自信還是盲目，在考上以后我才為當時的狂妄而捏一把冷汗。復習是在工作之余私下進行的，能夠支配的時間極為有限，而且?guī)缀鯖]有像樣的教科書。但高中畢業(yè)以后的3年多時間，我始終沒有放棄讀書，知識的積累使我能夠從容地應付高考，在數(shù)以百萬計的考生中脫穎而出。盡管按照最低志愿錄取，但我確實是抓住了機遇，帶著農(nóng)村生活與公安工作的經(jīng)歷以及一種求知的欲望，風塵仆仆地進入北大——我國的最高學府，開始了一個為期10年的京華求學歷程。

二、京華求學

1978年，無論是對于國家，還是對于我個人，都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年份。她是我國新時期的起點，改革開放的元年，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春天。對于1978年的印象，我永遠定格在一個萬物復蘇、萬象更新的圖像上。這年2月26日，正在鄉(xiāng)下工作隊的我，接到北大的錄取通知，第二天就風塵仆仆地啟程前往北京。這是20歲的我第一次遠行，從此告別了生我、養(yǎng)我的家鄉(xiāng)，開始了在北京生活、學習的歲月。可以想像，要不是高考改變了我的命運，我也許會在江南小鎮(zhèn)終老一生。

初入北大?；颐擅傻纳{(diào)和陰沉沉的天氣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陽春三月春意益然的江南來到尚在冬天蟄眠的北國，氣候與環(huán)境的反差是這么大。這一切，從一開始就被我所接受。

當我匯入77級大學生這個集體的時候，發(fā)現(xiàn)自己在班級中那些年長于我、生活工作經(jīng)歷遠勝于我的老三屆同學面前，只是一個幼稚的后生。在我們班里，從1946年到1960年，出生的人分布排列在這一年齡段的每一年，年長者與年幼者的年齡差距超過一輪（12年），幾乎形成代溝。這是一種十分奇特的現(xiàn)象，同時使我們這些年輕者頗為受益。

進入北大以后，讀書的渴望大為滿足，如魚得水地閱讀了大量哲學書（也主要因為法學書幾乎沒有），諸如黑格爾、康德之類的，如癡如醉，似懂非懂。馬恩著作更是在必讀之列。記得80年代初正流行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學一哲學手稿》，異化理論深深地吸引了我。本科期間，我在極為認真地研讀了《1844年經(jīng)濟學一哲學手稿》之后，寫下了一篇研究異化問題的洋洋數(shù)萬言的論文。當然，從今天的眼光來看，至多不過是一篇讀書札記而已。但它對我的精神影響是深遠的?？梢哉f，現(xiàn)在我對社會歷史發(fā)展的一些基本理念，就是那時形成并定型的。當時讀書之投入，同學之間可以為經(jīng)典著作中的一個概念的理解吵得面紅耳赤、不可開交。

確實，北大的包容、寬容與縱容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自由發(fā)展的空間，每一種興趣與愛好都可以得以升華。老師不拘一格地授業(yè)。以已故李志敏教授為例，在其講授的婚姻法課程考試時，竟然可采取創(chuàng)作一篇與婚姻家庭有關的小說的形式（當然也可以是論文）。結(jié)果，我就以一篇題為「鳳仙的婚事」的小說上交了事。小說內(nèi)容早已淡忘，考試形式卻永遠難忘。

學生不拘一格地成才。以已故詩人海子（查海生）為例，他是北大法律系79級學生，學最無詩意的法律，卻成為著名的當代詩人，豈非異數(shù)？記得海子初入北大時，才15歲，儼然是一個尚未完全發(fā)育的中學生。當時的同學何勤華指著查海生對我說：「看人家這么小年齡就上大學，是多么幸運?！刮艺f「這不是他的幸運，而是我們的悲哀。」當時還為自己頗富哲理的回答得意過，如今海子已成為故人，我們還滯留逆旅，令人感慨系之。

現(xiàn)在回想起來，北大本科4年學習，最大的收獲是讀了一些雜書，為今后專業(yè)研究打下了扎實的理論根基。由于我們是恢復高考以后的第一屆大學生，當時國家法制尚未恢復。這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任務，此后才開始大規(guī)模的立法以及司法重建工作。因此，當時的法學研究可以說是一片廢墟：沒有專業(yè)書可讀，甚至連教科書也沒有。

就以刑法為例，我國第一部刑法是1979年7月1日通過的，我們的刑法課是1979年9月開始上的，這時還沒有一本刑法教科書，直至我們大學畢業(yè)刑法教科書才出版。因此，法律專業(yè)的學習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老師的指導下自己讀書吸收精神養(yǎng)分的過程?？梢哉f，當時我們學習的自覺性與刻苦性，是此后的學生無法比擬的。在北大學習期間，我的哲學興趣始終保持著，對理論的思考，對社會問題的思考，是我們這一代人特有的專長，由此形成一種反思意識。

確如人們所公認的那樣，80年代是一個思想的時代。當然，這種思想不是虛無縹渺的，而是從日常社會生活可以感知的。

記得80年代初的一天晚上，我從當時還頗為冷清的中關村街頭走過，看到一座樓房各個窗戶里折射出不同顏色的光亮。難道每個房間的燈光顏色是不同的嗎？不是的，是不同顏色的窗簾映照出不同的光亮。想到這里，我像有一股電流從身上穿過，使我產(chǎn)生一種觸電般的感覺，這是佛教上的一種「頓悟」。

我突然明白：燈光是一種本質(zhì)，窗簾折射出的光亮只是現(xiàn)象，本質(zhì)是相同的，現(xiàn)象卻各式各樣。因此，我們不能為現(xiàn)象所迷惑，而應當揭示事物的本質(zhì)。這一信念一直支配著我，因此我總是不滿足于現(xiàn)象，力圖挖掘事物的本質(zhì)。從此，我擺脫了俗念的糾纏，獲得了對本質(zhì)也就是思想的信仰，追求一種沉浸在本質(zhì)中的精神生活。

在法學各學科中，惟一對我有吸引力的是法理。當時我還專門寫過一篇論述法哲學的概念與體系的論文交給沈宗靈教授審閱，得到沈先生的鼓勵。盡管現(xiàn)在看來那是一篇十分幼稚的習作，但在1980年提出建構(gòu)法哲學的設想，是頗需幾分超前意識的。在臨近畢業(yè)的時候，只是一個偶然的原因，使我放棄法理而轉(zhuǎn)入報考刑法碩士生。在我同窗（同室）同學中，郭明瑞和姜明安分別留校任教，此后分別成為我國民法與行政法的著名學者，而我則從事刑法研究并有所成就,因而我們北大37樓320室房間以出部門法學者而著稱。

1982年2月，我從北大本科畢業(yè)，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師從我國著名刑法學家高銘暄教授和王作富教授。在我選擇刑法作為碩士專業(yè)報考的時候，我對刑法并無特別愛好，更無專門研究?？梢哉f，對于刑法的認識是膚淺的，很難想像一部刑法（1979年刑法）區(qū)區(qū)192條，需要花費3年的時間去學習，更想不到會用一生的精力去鉆研。

因此，在人大學習的第一年，由于尚未開設刑法專業(yè)課，因而我仍然沉湎在哲學之中，記得當年還正在寫一篇論述天人合一的哲學論文。從第三個學期開始，高銘暄教授給我們上刑法總論課，把我引入刑法的理論殿堂。

尤其是高先生所倡導的學術綜述的方法，使我接觸到大量的刑法資料，逐個專題地進行梳理，由此建立了我對刑法的興趣。在綜述過程中，問題產(chǎn)生了，解決問題的欲望也產(chǎn)生了，由此開始了刑法研究。記得最初發(fā)表的《論我國刑法中的間接正犯》（載《法學雜志》1984年第1期）和《論教唆犯的未遂》（載《法學研究》1984年第2期）就是從刑法綜述中發(fā)現(xiàn)這兩個理論問題，并從學理上進行了分析，成為我發(fā)表學術論文的起點。

這些綜述成果后來在高銘暄教授的主編下出版，這就是《新中國刑法研究綜述（1949-1985）》（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一書，這是我參與寫作的第一本學術著作。正是在高、王兩位恩師的指導下，我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如果說，我在北大獲得的是思想的啟蒙，那么，我在人大受到了學術的訓練。從思想到學術的轉(zhuǎn)變，是一種蛻變，也是一種升華。

我們始終面臨著思想與學術的關系如何處理這個問題，這也就是主義與問題之爭。沒有思想的學術，是一堆廢棄的古董，缺乏與活力，對社會無關痛癢，因而不足道。同樣，沒有學術的思想，是一片空幻的云絮，缺乏根基與載體，只有一時之宣泄，而沒有理論上的積淀。我們應當把思想與學術結(jié)合起來，從學術中挖掘思想、論證思想與體現(xiàn)思想；又以思想來演化學術、推進學術與啟迪學術。

當我進入到刑法的學術領域的時候，我很快經(jīng)過專業(yè)訓練，接受了以注釋法條為主要內(nèi)容的刑法解釋學。在碩士生畢業(yè)的時候，我選擇正當防衛(wèi)作為我的碩士論文選題。正當防衛(wèi)是一個熱點問題，尤其是正當防衛(wèi)限度如何掌握，成為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中的疑難復雜問題。

王作富教授作為我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其立足于實踐的學問之道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記得王先生看完我的碩士論文初稿以后，明確地告訴我，把你自己設想為一名法官，面對許多正當防衛(wèi)案件，你怎么處理？應該提出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規(guī)則，作為認定正當防衛(wèi)的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我就不是把正當防衛(wèi)當做一個純粹理論問題來構(gòu)造，而是作為一個實際問題來掌握。這種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刑法研究方法，是高、王兩位教授所竭力倡導的，并成為中國占主導的刑法理論風格。碩士論文原4萬字，后擴展到20萬字，在高先生的推薦下，以《正當防衛(wèi)論》為題，1987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是我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其中大量案例的引用和由此引導出的規(guī)則成為該書的特點之一。

李貴方博士在其書評中對此印象頗深，指出：全書只有20多萬字，但引證的典型案例就有100多個。對于其中的一些疑難案例，作者通過深入剖析，得出了自己的結(jié)論，在實踐中有較大的參考價值。作者確立了考察正當防衛(wèi)必要限度的三項基本原則，并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提出了認定正當防衛(wèi)必要限度的可供參考的具體標準?！墩敺佬l(wèi)論》作為我的第一部學術專著，現(xiàn)在看來似乎有些稚嫩，但其中對刑法解釋學的追求，對司法實務問題的關切之意甚為明顯。這也正是當時我從空泛的「思想」向切實的「學術」轉(zhuǎn)變的重要標志。

在我碩士生畢業(yè)的1984年，人大刑法專業(yè)博士點建立，高銘暄教授成為我國首位刑法專業(yè)博士生導師。我報考以后被錄取，與趙秉志一起成為高老師的首批博士生，也是我國第一屆刑法專業(yè)博士生。由于我在1984年12月碩士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因而博士生是在職生，同時承擔本科生的授課任務，開始了為人師表的教書生涯。

博士生階段的學習是碩士生階段學習的繼續(xù)，除外語與政治課程以外，未開專業(yè)課。因此，專業(yè)學習是在導師指導下以自學為主。在此期間，我開始超越刑法注釋學的理論思考。但是，作為博士論文，我還是選擇了一個純正的刑法問題：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是刑法中一個復雜的理論問題，德國學者說：「共犯論是德國刑法學上最黑暗而混亂的一章。」日本學者說：「共犯論是絕望之章?！骨疤K聯(lián)學者說：「共同犯罪的學說，是刑法理論中最復雜的學說之一?！狗泊朔N種，都說明共同犯罪是一個難題，尤其是在我國關于共同犯罪立法存在缺陷的情況下，構(gòu)造共同犯罪理論體系是需要投入巨大努力的。我在廣泛涉獵有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完成了28萬字的博士論文《共同犯罪論》，后擴展到45萬字，199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25日，論文答辯通過。

《共同犯罪論》是我在刑法解釋學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在該書中，我力圖在當時的學術水平上對共同犯罪這一刑法專題從廣度與深度兩個方面予以把握，幾乎涉及共同犯罪的所有相關問題，包括程序和證據(jù)等。該書也是對我的刑法理論實力的一次檢驗，因為共同犯罪雖然只是刑法中的一個專題，但它的研究卻體現(xiàn)出作者整體的刑法理論水平。我達到了預期的目的，在刑法解釋學的研究上獲得了學術自信。我在《共同犯罪論》一書后記中指出：「自從1977年12月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習以來，彈指之間，已經(jīng)10年過去了：除4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的本科學習以外，其余6年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從師于高銘暄教授和王作富教授，專攻刑法學。這10年是我人生經(jīng)歷中值得懷念與彌足珍惜的一頁，博士論文正是這段美好時光的一個休止符號，它宣告了我的漫長卻又短暫的10年求學生涯的結(jié)束。

一 END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