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士坦丁堡的最終征服是一系列決定的結果。他們不是盲目接受的，而是經(jīng)過一系列的討論達成的，關于這些討論的一些記錄被留存了下來。在這些討論中，出現(xiàn)了各種觀點，它們主要基于過去的經(jīng)驗。因此，盡可能重建過去對十字軍的看法至關重要，以便理解他們的領導人為何作出他們在歷史上所作的決定。從一開始就強調威尼斯人的觀點與其法蘭克盟友的觀點有多么不同是很重要的。盡管十字軍東征的理想滲透了后者的思維方式，但它對威尼斯人來說意義不大。與熱那亞人不同，他們沒有為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做出非常光榮的貢獻。而對熱那亞人來說，參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被視為共和國歷史上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他們也沒有密切參與第二次或第三次十字軍東征。對威尼斯人來說最重要的遠征是1123-11244 年的“十字軍東征”，這場遠征最終征服了提爾城。1120 年法蘭克人在安條克外的血戰(zhàn)場上戰(zhàn)敗后，威尼斯人響應了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二世的求援，他們的貢獻是打敗了法蒂瑪王朝的海軍并幫助征服了提爾——這是巴勒斯坦沿海唯一尚未落入法蘭克人手中的主要港口。威尼斯人獲得了三分之一的城市作為獎勵，但這并不是他們從這次遠征中獲得的全部。恰逢皇帝約翰二世·科穆寧拒絕履新他們在拜占庭帝國的商業(yè)特權。在向外航行的過程中，威尼斯艦隊掠奪了科孚島和愛奧尼亞群島。在回程中，威尼斯人占領了希俄斯島，并有計劃的蹂躪了愛琴海沿岸。拜占庭人意識到了錯誤，開始了恢復威尼斯特權的談判，拜占庭皇帝在1126年的金印詔書中正式確認了這一點。這是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結果。威尼斯在十字軍國家中獲得了堅實的合作基礎，同時在拜占庭帝國也恢復了地位。威尼斯人從希俄斯島帶走的圣伊西多爾遺物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最終，威尼斯人對十字軍東征成功可能性的預估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他們對1123-1124年遠征的記憶。

威尼斯人對拜占庭的態(tài)度是很復雜的。盡管幾個世紀以來拜占庭都沒有在威尼斯周邊行使任何直接權力，但它保留了對威尼斯的剩余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威尼斯仍然是拜占庭的附庸。在阿萊克修斯一世 1082 年的金印詔書中授予威尼斯總督和格拉多主教的皇室頭銜強調了這一點。其中威尼斯人被稱為rectis dulis Imperii mei，即“帝國忠誠的仆人”。與此同時，他們對拜占庭藝術品和拜占庭的生活方式抱有欣賞的眼光。威尼斯受拜占庭的影響是巨大的，圣馬可教堂提供了最明顯的見證。最初的教堂建于九世紀，用于存放從亞歷山大港竊取的圣馬可遺物，這座建筑是拜占庭風格的，即使在那時，它似乎也是君士坦丁堡圣使徒教堂的簡化版。它在976年被一場大火嚴重損壞，但倉促的修復并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大約在十一世紀中葉，它進行了更大規(guī)模的重建，但仍保留了拜占庭式的規(guī)劃風格。然后用馬賽克裝飾得很華麗。最初，鑲嵌師是從拜占庭引進的。很少有原始的“拜占庭式”馬賽克作品被保存下來，而是越來越多的讓當?shù)厮囆g家來發(fā)揮自己的風格。圣馬可教堂不是“拜占庭式”教堂，但它的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受拜占庭的影響。這在12世紀表現(xiàn)的比現(xiàn)在更為明顯，當時它仍然保留著淺圓頂和磚砌立面，讓人想起11和12世紀在君士坦丁堡建造的偉大教堂。威尼斯人對拜占庭式建筑的偏好也很明顯展現(xiàn)在托塞洛大教堂的重新翻修。拜占庭馬賽克藝術家的作品以在主壁龕的圣母和圣子像和西墻上的最后審判最為重要。更樸實的建筑是處于大教堂陰影下的圣福斯卡教堂。它建于1100年左右，以安放圣福斯卡的遺物，根據(jù)傳統(tǒng)觀點，該遺物是在10 世紀從拜占庭帶回的。所采用的建筑風格是希臘十字式八角的一種版本，似乎只有11世紀初在拜占庭發(fā)展起來，并在諸如希俄斯島的Nea Moni、Hosios Loukas的天主教堂和Daphni的修道院等聲望很高的建筑中使用。換句話說，威尼斯與拜占庭的最新建筑發(fā)展相得益彰。Murano的圣多納托教堂可追溯到大致同一時期。它旨在存放圣徒的遺物，這些遺物于1125年從凱法利尼亞島帶回，這些遺物是在成功遠征拜占庭期間獲得的。建筑形式的拜占庭風格并不明顯，但1140年完成的馬賽克地板和后殿的圣母圣子馬賽克畫，雖然是出自當?shù)毓に?，但仍然表明人們對拜占庭風格的持續(xù)迷戀。同樣，幸存的宮殿追溯到12 世紀——例如 Fondaco dei Turchi——似乎在規(guī)劃和建筑特色上都借鑒了拜占庭，正如塞巴斯蒂亞諾·齊亞尼 (Sebastiano Ziani) 在1170年前后建造的舊總督府一樣。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前夕拜占庭的影響繼續(xù)滲透到威尼斯的建筑中。

恩里克·丹多洛（Doge Enrico Dandolo，1192-1205 年任威尼斯總督）似乎是拜占庭藝術的鑒賞家。據(jù)推測，他從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中運回了各種大理石，用于裝飾他的兒子雷尼爾在威尼斯建造的Ca' Farsetti宮殿的外墻。 丹多洛家族屬于貴族家族的核心，他們從十二世紀中葉開始發(fā)跡。他們的起源無法追溯到其他的貴族家族，它們從十世紀初才開始出現(xiàn)在歷史記錄中。他們的崛起似乎與1129年家族的一員恩里科·丹多洛 (Enrico Dandolo) 坐上格拉多主教的寶座有關。這位與丹多洛，即未來的總督同名的叔父共在位五十年；在這個家族中特別長壽。他在當時政治中的重要性從1147年總督彼得羅·波拉尼 (Doge Pietro Polani) 將他驅逐出威尼斯并沒收家族財產(chǎn)的決定中可見一斑。這只是暫時的挫折。兩年后，波拉尼 (Polani) 去世，新任總督多梅尼科·莫羅西尼 (Doge Domenico Morosini) 下令對丹多洛家族進行賠償。從那時起，未來總督的父親維塔萊·丹多洛 (Vitale Dandolo) 在總督的顧問中變得越來越有權勢，甚至讓他的兒子們管理家族事務。

維塔萊被卷入曼努埃爾·科穆寧于1171年3月12日驅逐威尼斯人事件的中心。當事件的消息傳到威尼斯時，他是供總督維塔萊·米歇爾咨詢的核心顧問之一。他們的成員還包括塞巴斯蒂亞諾·齊亞尼 (Sebastiano Ziani) 和奧里奧·馬斯特羅皮耶羅 (Orio Mastropiero)，他們剛從君士坦丁堡回來，在那里受到曼努埃爾一世·科穆寧 (Manuel Comnenus) 的盛情接待。曼努埃爾策劃的事變是對以往政策的逆轉，幾乎令人難以理解。維塔萊給總督的建議是，他應該立即派遣使者更準確地查明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它被民眾的憤慨所取代，要求對拜占庭皇帝進行報復。作為回應，總督組織了一支遠征軍，于1171年9月起航。其目的是重復在1125年行之有效的戰(zhàn)術。威尼斯人再次將希俄斯作為他們行動的中心，但這一次他們被瘟疫擊垮了、并在春天被迫一無所獲的航行回家，總督維塔萊·米歇爾被指責為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他試圖向集會的群眾自我辯解，但在逃跑時被暗殺。他的繼任者是塞巴斯蒂亞諾·齊亞尼 (Sebastiano Ziani)，他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當選，并高呼：“總督萬歲，希望我們能通過他獲得和平?！蓖崴官F族們希望與拜占庭實現(xiàn)和平，甚至不惜任何代價。

1171-1172年的事件導致威尼斯人對拜占庭政策進行重新思考。這些事件是恩里科·丹多洛 (Enrico Dandolo) 所非常熟悉的。他曾隨遠征軍出海，他也是希俄斯派來與曼努埃爾·科穆寧談判的大使之一，后者拒絕接待他們。據(jù)傳說，就是在這個場合，他被拜占庭人弄瞎了雙眼。此后，他和他的父親維塔萊在與拜占庭帝國實現(xiàn)關系正?；耐饨慌χ邪l(fā)揮了重要作用。維塔萊于1174年兩次前往君士坦丁堡，第二次訪問時死于此地。與此同時，恩里科先是被派往西西里島，然后又被派往埃及的西西里遠征軍，看看能否通過西西里國王的關系向拜占庭皇帝施加壓力。威尼斯人堅持通過不懈的外交手段來恢復他們在君士坦丁堡地位的一貫政策。恩里科·丹多洛作為外交官為此做出了貢獻，并得以在以后擔任總督。1183 年，他被派往君士坦丁堡，負責監(jiān)督威尼斯區(qū)的返還。他繼續(xù)深入?yún)⑴c談判，最終1187年2月伊薩克二世·安格洛斯頒發(fā)金印詔書，威尼斯人通過耐心的外交手段——在紙面上——獲得了他們想要的一切。他們的商業(yè)特權得到重新確認。他們在君士坦丁堡的住所正式歸還給他們，代價是威尼斯與拜占庭傳統(tǒng)聯(lián)盟的履新，以及在需要時向皇帝提供船只的承諾。1171年事變造成的損失賠償問題于1189年得到解決。雙方商定了1500鎊黃金的賠償金額，其中250鎊將立即支付，其余部分在未來六年內每年分期支付。

1192年，恩里科·丹多洛被選為總督，盡管他年事已高且雙目失明，但仍由恩里科·丹多洛執(zhí)行這項看似令人滿意的協(xié)議。他對與拜占庭談判的深入了解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這（促使威尼斯和拜占庭談判）一定是他的建議之一。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他收到了一個不受歡迎的消息，即拜占庭皇帝伊薩克二世·安格洛斯(Isaac II Angelus) 確認了熱那亞人和比薩人的特權。這讓人回憶起導致1171年3月居住在拜占庭帝國的威尼斯人被捕的事件。當時威尼斯人被承諾給予優(yōu)惠地位，卻發(fā)現(xiàn)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一世已經(jīng)轉向他們的競爭對手，比薩人和熱那亞人。1195年伊薩克二世被推翻，拜占庭人支持他的哥哥阿萊克修斯登上皇位，他未能證明自己理解前任皇帝對威尼斯人的政策，情況變得復雜。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國的利益再次受到威脅，尤其是受到拜占庭皇帝無法遏制的拉丁海盜在愛琴海的活動的威脅。1196 年，丹多洛派遣一支遠征軍前往愛琴海對付海盜的威脅。這是一個神秘的事件，恩里科·丹多洛似乎隨后命令艦隊返回威尼斯，但艦隊指揮官無視他的命令，理由是“將艦隊留在羅馬尼亞的是非常正確和必要的”。事件的結果未知，這表明威尼斯內部有一些人對丹多洛傾向于與拜占庭皇帝進行曠日持久談判的舉措并不贊同。然而，丹多洛的這些努力在1198年11月締結的條約中取得了成果，該條約確認了威尼斯人在拜占庭帝國享有的舊特權。丹多洛似乎放棄了對1171年威尼斯人損失所達成的賠償余額的任何要求。就拜占庭皇帝而言，他在司法上做出了重大讓步。拜占庭原告因經(jīng)濟問題指控威尼斯人的案件將提交給威尼斯法官，并且不能在拜占庭法院再次審理，而威尼斯原告必須一如既往的在拜占庭法院出庭。雖然這顯然是一個細節(jié)問題，但它確實為拜占庭帝國內部的威尼斯享有更多自治權開辟了道路。威尼斯和拜占庭之間的舊同盟根據(jù)先前與伊薩克二世談判的條款得到履新。通過耐心的外交，威尼斯人顯然已經(jīng)確保了他們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譯自《第四次十字軍》，米海爾·安高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