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臺縣陽白遺址龍山特磬及相關問題

王 濱 ? 賈志強

《中國音樂學》 1991年

1987年秋，忻州地區(qū)文物管理處與山西大學配合寧長公路運煤線基建工程，在五臺縣陽

白村西墩臺梁(東距五臺縣城約15公里)之上發(fā)掘古文化遺址一處。其中在I區(qū)H111:出土一枚特幫(圖一),為我國考古發(fā)現(xiàn)中時間較早的同類樂器之一。鑒于目前我國音樂界同仁已對先商文化特磬做了一些開拓性的研究工作①,本文將在此基礎上就五臺陽白遺址特磬及其相鄰遺跡的關系，對這一考古發(fā)現(xiàn)在我國古代音樂史研究和原始宗教文化史中所包含的價值和意義從不同的角度試作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工作。

一、特磬的出土情況和時代的推斷

五臺陽白特磬編號為87SWYH111:1出土時正面(敲擊面)向上，覆蓋于灰坑H111南端一年齡為八歲左右小孩②骨骼的下腹與股骨之上。小孩葬式為仰身直肢、面向東，方向20℃。兩手自然下垂貼緊盆骨，兩腿并攏。骨骼保存較完整，未發(fā)葬具痕跡和其它隨葬品，但由葬式和石磬的放置情況看，應屬于較正常的埋葬方式(圖二)。

H111位于I區(qū)T1201東南隅，坑口開在2B尾底部，且打破生土層。平面形狀東部近半圓形、坑壁規(guī)整，西部坑壁不規(guī)整，其邊緣由西北向東南曲折傾斜，在最南端以小半圓弧與東壁相連接?；铱訓|西寬0.40-2.10米、南北長約3米、深0.30—0.40米。另在坑的西北角有一淺溝與H111相接，淺溝的西端伸入F105房基之下，北側被H106打破。(圖三)

由T1201的地層疊壓關系，說明H111在本探方內其相對年代早于H106、和2B層，而晚

于第3層。根據對H106和2B層出土陶器等遺物為排比分析，H106和2B層的時代與Ⅲ區(qū)T3101:2B層(原編號87SWYT3101第3層)約略相當。T3101:2B層所出木炭經中科院考古所實驗室測定9,(實驗室編號：2K——2255)其絕對年代(經樹輪校正)為公元前2145±95年。I區(qū)

第3層雖未經碳14測定，但包含物時代特征顯明，為仰韶文化中晚期遺存。再依據H111自身所含的陶器標本分析，我們大體可將H111的時代定在龍山文化早中期，那么，出自H111的特磬其時間當距今為4300——4400年之間。

二、石磬的形制和制作工藝

陽白特磬利用淺灰色板巖制成，平面近于不等邊梯形，表面較平整。與同時期其它地點所出特磬相比較，器型略小且薄，而且是從股部向鼓部逐漸加厚的。通長41.5、高24.5、厚

0.8——2厘米，整個形制較規(guī)整。盡管如此，但與后世定型的石磬尚有較大的差異。不過陽白特磬的鼓、股分明、頂部有懸孔，且偏于股部一側，懸起后底邊與水平面能形成較大的傾角(約45°),已具備后世石磬的一部分主要構成因素。

五臺陽白特磬是利用遺址西邊1公里處馬鞍山(五臺山余脈)底部基巖所出產的富于層理和光潔面的灰色泥頁巖(板巖)按照當時當?shù)卦季用駥κ嘈沃频睦斫夂皖A先設計進行制作的。其工藝過程大致可包括：選料(即從石質的軟硬和疏密等方面考慮。);選型(易于制作、且適合觀念中磬形的要求。);整形(陽白特磬的四邊均有打制修整的痕跡。由斷痕觀察，鼓邊和底邊似均利用原自然邊緣，又因鼓部較厚，出于磬體厚薄均勻考慮，用間接打擊法將鼓部背面的石料剝去一層，其邊緣留下了一段較淺的弧形接口；底邊則采用碰砧法將凸出的部分去掉，也留下了幾個大小深淺不等的弧形缺口。股邊和頂部同樣使用碰砧法截去了與磐體相連的多余石料，最后用錘擊法進行修整，其邊緣也多有不規(guī)整的小缺口。)整形之后在磬的上端近股邊處用琢制法穿一懸孔(圖一)懸孔的具體位置見下表：

三、陽白特磬的懸掛敲擊方式和音高的測定

五臺陽白特磬保存十分完整，由器表面觀察，基本上未遭風化，懸孔上端有明顯的磨損凹痕，而最為重要的是該件特磬因鼓部較厚被加工剝落掉一層的一面未見一點鼓擊痕跡，而在較平整光潔的一面尚保存有當時敲擊時留下的疤痕。經筆者仔細觀察統(tǒng)計，敲擊痕共有150余個，且分布十分集中。主要位于當磬懸掛起時正對懸孔之下中軸線兩側，即在鼓部與股部中間靠近底邊處。(最下一個疤痕距底邊約1厘米)其范圍約寬12,高7厘米。疤痕均較淺，約為0.05厘米深；平面多呈圓形或麥粒狀、痕經多數(shù)為0.1——0.2厘米；個別稍大，約為0.4厘米(圖四)。由上述敲擊痕的數(shù)量、位置和大小深度可以說明：

1.特磬在當時己有正面(敲擊面)和背面之分。

2.由磬的敲擊面和懸孔的位置可以確定特磬的懸掛方式是鼓部在前、股部在后(這與后世石磬的懸掛方式是一致的)。

3.當時的特磬已有固定的敲擊點，我們今天測定音高時應以原敲擊點的音高為特磬的音高，而不應以“……發(fā)音最好，最便于演奏的部位所發(fā)音高為準①?！?/p>

4.由疤痕的大小和深淺推測，擊磬的工具應是硬度較大、體積較小、一端有鈍錐狀突出的形式較為固定的石錘。而擊磬者手部的力量亦較弱，再結合特磐出土時的情況，可大體確定特磬覆蓋之下的小孩即是該氏族內專門負責擊磬的“司磬者”。

5.經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測音③,特磬音高為：小字2組d,——8(音分),584.62HZ(頻率),聲音清脆，但余音很短。

四、相關問題的探索與研究

1.磬的起源

磬的起源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探討；一是磬的祖淵是什么?即磬起源于何物?二是磬在何地由哪個原始民族最早制作和使用的?下面依據考古、文獻資料以及文化人類學等材料對上述兩個問題分別加以探索。

首先從考古資料方面來講，我們迄今所能見到的較早的石磬主要分布在兩個區(qū)城。第一個區(qū)域是黃河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區(qū)，包括山西襄汾陶寺⑥聞喜南宋③、夏縣東下馮③、河南禹縣閻砦④,陜西榆林①、青海柳灣①,共出土9枚特磬。另一個區(qū)城是遼西大凌河上游地區(qū)，包括建昌大東溝②、建平喀喇沁和硃碌科水泉④,共出土了3枚特磬。第一個區(qū)城范圍

大、出土數(shù)量多；第二個區(qū)城雖出土數(shù)量較少，但其分布范圍卻相對地較集中。五臺陽白特磬雖不在以上兩個區(qū)域之內，但其位置恰好處于兩個地域的連接點上。

按時間排列：第一個區(qū)域的早晚順序為陶寺——南宋——閻砦——柳灣——東下馮，榆林石磐未見更詳細資料，時代暫難確定。其時間跨度約從公元前2440年——公元前1644年，

近千年之久；第二個區(qū)域早晚順序為大東溝——喀喇沁——硃碌科水泉。不僅出現(xiàn)時間較晚；且時間跨度也僅四百多年①。五臺陽白特磬時間上晚于第一個區(qū)域的陶寺特磬卻早于第二個區(qū)域的最早的大東溝特磬。

按形制劃分：《初研》一文將第一個區(qū)域的石磬分為四個類型⑤,五臺陽白與大凌河流域所出特磬形制與前四個類型有異，似應再加一型。雖然從地理位置來看，五臺陽白遺址(位于津沱河流域)地近黃河流域中上游地區(qū)，位在兩個區(qū)域的接壤地帶，但特磬的形制與大凌河流域所出的卻具更多的相似因素。這種情況當不是偶然的，再考慮到上述兩地特磬時代的早晚關系，兩者之間似應有早晚承屬的因素在在。

根據原始社會藝術活動的胚芽起源于勞動生產實踐的理論⑩,磬的祖淵應與當時的生產工具有關。在仰韶、龍山文化時期，農業(yè)生產工具中的長方形有孔石刀與早期特磬的形制是最為接近的。長方形有孔石刀最早見于中原地區(qū)仰韶文化晚期的遺存中，但數(shù)量較少，到龍山時期使用數(shù)量和范圍更為普遍，其分布地城北達遼西、西至甘青，南抵江淮、東瀕大洋。但數(shù)量大、類型豐富、仍占生產工具中主導地位的中心區(qū)域仍在晉、陜、豫交界處及其近鄰地區(qū)。這種情況與早期原始特磬的出土地點是大致吻合的。盡管兩者之間在體積大小方面存在著十分懸殊的差異，但在形制方面，石刀與特磬之間均能找到相對應的類型。如下圖所示：

有孔石刀在新時器時代晚期出現(xiàn)之后，是原始居民在秋季收獲粟黍類重要農作物中使用的主要工具。在當時，限于生產力的低下和交通、交換條件的制約，糧食的豐欠對從事原始農業(yè)種植的每個氏族或部族的生存具有性命攸關的利害關系，由于石刀使用的普遍性和在其它生產工具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即與收獲關系最為密切，所以石刀產生并在收獲的勞動中大量使用之后，很可能在當時農業(yè)居民的意識里漸漸地成為豐收與慶賀的象征。再據原始社會泛神論與萬物有靈論觀點①以及磁山、裴李崗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對產生、生活用具的崇拜現(xiàn)象@推測，石刀很可能在當時的巫術活動中被當做祛求豐收的一種法器來使用，而隨著宗教文化的不斷發(fā)展和巫術活動的半職業(yè)化和職業(yè)化，石刀作為原始宗教的崇拜物越來越顯得普通和微不足道，那么既保持了石刀的基本形制而又具有很大威懾和神秘力量的石磬自然就脫穎而出了。

“磬”字最早見于商代殷墟武丁時甲骨③,而“慶賀”、“慶祝”的“慶”始于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才見于典籍，根據上古文字同聲通假的用法，“磬”在“慶”未出現(xiàn)之前的這一段時間里除了它本身所表示的是一種禮樂器的意義之外還應包含有慶賀、慶祝的意思在內。也就是說“慶”的意義是由“磬”的本意衍生而來的。這樣，從古代文字的演變過程也可以看出磬的使用與原始農業(yè)居民秋收后的慶?；顒右约笆吨g有著一種十分密切的、內在的聯(lián)系。通過原始農業(yè)居民在經過一年的辛勤勞動獲得了充足的糧食之后，懷著欣喜和感激的心情舉行慶祝、祭典活動的場面，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和理解磬與石刀之間應該包涵著一種未被后人認識的、特定的、深邃的原始宗教意義。

綜上所述，再聯(lián)系東下馮二里頭文化地層中出土的特磬與安陽小屯村②所出虎紋特磬在形制上與陶寺、聞喜等地早期特磬所表現(xiàn)的一脈相承的宗緣關系，以及西周、春秋時間在華夏諸國中普遍使用編磬的這一歷史現(xiàn)象，本節(jié)一開始所提出的特磬起源的兩個問題似可作如下解釋：

一、石磬的祖淵應是石質類生產工具，而其“直系祖先”應為仰韶文化晚期始出現(xiàn)的長方形單孔石刀。

二、磬的起源地與長方形有孔石刀最早出現(xiàn)的地域是相一致的，大體上包括了以黃河中游晉、陜、豫交界地為中心及其鄰近地區(qū)。其最早制作和使用的原始民族應是農業(yè)文化較為發(fā)達的晉西南早期龍山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

2.特磬的用途

根據以上各處特磬出土情況分析，除陶寺四枚特磬均為原始部落內社會地位與權力較高

者擁有外，其它地點特磐的擁有者與普通氏族成員之間地位上似無太大差別。而且，這一時期特磬的出土地點除陶寺和東下馮可能為當時的政治、經濟、人口中心外，其它地點均為當時普通氏族或部落的聚居地。如五臺陽白遺址從地理位置、生態(tài)環(huán)境以及自身的規(guī)模著，絕無可能成為當?shù)氐恼巍⒔洕?、人口中心。另在遼西建昌與建平縣相當集中的區(qū)城內發(fā)現(xiàn)三枚幾乎同時期的特磬，也說明了這些特磬在當時各地氏族內存在的普遍性?！秶Z·楚語》;“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圣……;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日現(xiàn)，在女日巫?！谑呛跤刑斓厣衩耦愇镏?，是謂五管，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界業(yè)、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眸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民神同位、民讀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圓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災禍薦臻，莫盡其氣。顓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讀，是謂絕天地通。”該段對話，實質上是對我國上古代巫術與政治相結合這一意識形態(tài)的轉變過程做了虛假參半的回憶性描述。前半部分用人類社會發(fā)展史的普遍規(guī)律來檢驗，純屬虛幻的“故事”,而后半部分則揭示了原始社會晚期原為普通氏族成員或以普通氏族為單位即可有的通天地的手段逐漸成為一種由極少數(shù)人或少數(shù)氏族、部落獨占的手段。也就是說，以往通過巫術活動和各種法器的幫助，人人都可以與神相見，但在社會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天地的手段便為專職現(xiàn)巫所獨占了。在當時宗教與政治尚難區(qū)分的情況下，取得宗教壟斷權利的現(xiàn)巫自然很容易成為政治上的壟斷者，成為凌駕于他人之上的集宗教與政治權利于一身的“領袖人物”。目前所發(fā)現(xiàn)的特磐均屬原始社會末期的龍山文化階段，也即正好處于巫術與早期政治相結合的漸變過程之中。一些文明較發(fā)達的地區(qū)，這一過程己經完成了，如陶寺遺址；而更多的地區(qū)則正在開始或沒有開始這一轉變。特磬的出土情況和地理分布與上述轉變過程也是正相吻合的。

另外，從五臺陽白特磬敲擊面保留的打擊痕數(shù)量僅約150多個分析，特磐在當時是不能隨意敲擊的，更不可能單獨用為樂舞的伴奏。特磬在先商時期的用途應主要是在氏族和部落內部舉行“豐年祭②”等重大宗教慶賀活動時使用的通神法器。而“用于樂舞的伴奏，以增強樂舞的節(jié)奏感……②”的功能可能晚到西周以后才具備。

縮上所述，筆者認為，石磬由石刀演變而來之后其用途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經歷了不

同的發(fā)展階段。第一階段為從事農業(yè)生產的氏族公社中普遍存在的宗教祭禮活動中的“生產工具崇拜偶象”或通神施法工具；第二階段，除尚保留有第一階段的部分功能外己演變?yōu)樯贁?shù)專職現(xiàn)巫和部落集團中用以表現(xiàn)其政治地位與宗教權力的象征性禮器。第三階段，即進入文明社會以后，磬做為禮器的性質進一步強化，做為“生產工具偶像崇拜”的原始意義在文明人的腦海中便失落殆盡了。

3.對陽白“司磬者”身份的初步推斷

根據前引《國語·楚語》等古文獻資料和民族學、民俗學的調查材料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的現(xiàn)巫一致應具備下列條件：一、成年人(當然也有一些民族如女真、蒙古等例外)。二、品行端正。三、聰明有智慧。四、生產生活經驗豐富。五、社會地位較高。陶寺?lián)碛刑仨嗟拇竽怪魅丝赡芫邆渖鲜鰲l件，而五臺陽白特磬的擁有者是一個年齡為八歲左右的小孩，顯然不具備以上五個條件。那么，他在陽白氏族聚落的成員中其身份究竟如何呢?據石磬出土情況和小孩的葬式以及磬面的敲擊痕觀察，可以肯定陽白特磬確是由小孩在其生前所一直掌管和使用的。這一點雖不能完全肯定小孩是專職現(xiàn)巫，但至少說明在陽白氏族聚落舉行重大宗教活動之時，他是充當重要角色的。再考慮到F105是I區(qū)所發(fā)現(xiàn)的房子中面積最大的一座(直

徑5.3米，其余房屋直徑一般在4米以下),其主人的社會地位應相對較高一些。而H111與F105時代相近且有密切關聯(lián)，這種遺跡關系顯示了“司磬者”與大房子主人之間應存在著一種特殊的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解釋為，他己經是被大房子主人指定的為氏族聚落服務的專職現(xiàn)巫或是他就是大房子里的小主人。不管是哪一種關系，都說明在五臺陽白氏族聚落里，現(xiàn)巫雖沒有與敢治完全集合，形成特殊的貴族階層，但現(xiàn)巫己經由兼職開始向專職化轉變。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因現(xiàn)巫的政治作用尚未充分發(fā)揮，所以對充當現(xiàn)巫的人的條件和要求在不同的時間和地域以及不同的文化族屬之間是根據當時當?shù)睾捅咀鍖僭甲诮谈拍畹膬热萏攸c、發(fā)展水平來決定的，尚未形成各自統(tǒng)一的、固定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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