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選一個“又土又洋”的城市，最符合的是哪里？

或許是天津。

它的“土”，來自于它活潑的、接地氣的民間文化，它的“洋”來自于它復雜的地理位置和歷史。
在“北上廣深”幾座一線城市吸引大部分目光的時代，天津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一直保留著它的“土”與“洋”，帶著封存的歷史往前發(fā)展。

這篇文章里，我們將會看到這座城市從“天津衛(wèi)”到“天津城”的轉變。

?作者 |?布奧愷西

?編輯 |?程遲

天津在中國大城市中是一個相對低調的存在。

在許多天津人看來，成為你追我趕的超級都市，似乎并不是天津的目標。天津更重要的魅力和價值，或許是生活在這里的人們踏實舒心，自得其樂。

在天津的公交車上，大爺大媽之間的幾句聊天，一不小心就能成為一段相聲。天津的相聲演員對自己有著最嚴苛的標準，因為這座城市擁有全國最挑剔也最有天賦的觀眾。被普通市民趕超的危機，時刻鞭策著專業(yè)的相聲演員不斷精進業(yè)務，銳意創(chuàng)新。

天津的“哏兒都”形象早已深入中國人的腦海。它詼諧，卻不輕佻；它有近代歐風美雨帶來的洋氣，也有養(yǎng)成自本土的深厚地氣。

和許多城市一樣，天津的故事，開始于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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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衛(wèi)

2009年4月16日，海河上的永樂橋摩天輪正式開放。

在夜幕的映襯下，這個直徑達110米的大型摩天輪仿佛城市的瞳孔，捕捉著成長和改變，聯(lián)通著過去和未來，它被形象地稱為“天津之眼”。

“眼”前的三岔河口——海河、子牙河和南運河的交匯處，正是天津城的發(fā)祥地。

金朝時，黃河入?？谙蚰习l(fā)生移動，天津地區(qū)形成了穩(wěn)定的海岸，告別了早先時而露出海面、時而被海淹沒的狀態(tài)，具備了人口大量聚居的物質基礎。公元1153年，金朝遷都到中都，即今天的北京。1214年，金朝在三岔河口附近設置直沽寨，駐兵防守，天津開始成為守衛(wèi)都城的軍事重地。

元朝定都大都，直沽寨成為南方糧食運送到京城的樞紐，漕運興盛，經(jīng)濟地位愈益突出，成為京畿重鎮(zhèn)。

公元1404年，朱棣南下爭奪皇位，相傳正是他賜名天津，意為天子經(jīng)由之渡口。

在明朝，天津成為“天津衛(wèi)”，軍事地位更加顯要，不僅拱衛(wèi)京城，也因為倭寇不斷對中國沿海地帶的侵擾，環(huán)渤海地區(qū)海防地位驟然凸顯，成為了全國意義上的重鎮(zhèn)。

抵御倭寇的需求，加上修筑宮室對物資的需求，讓天津承擔了更多糧食、建筑材料的轉運任務，經(jīng)濟更加繁榮。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和市政建設也蓬勃發(fā)展，驛站、橋梁的建設，鹽業(yè)的興旺，進一步增強了城市的經(jīng)濟活力。

清代，天津成為從北京出發(fā)拜謁故都盛京的必經(jīng)之地，朝廷在這里傾力經(jīng)營?？滴跄觊g，天津城已頗具氣象，“大小衙門及寺觀、宮府、庵祠、牌坊之麗，洵然大觀，巍然一大都會也”。

雍正年間，天津衛(wèi)升級為天津府，統(tǒng)轄周邊十數(shù)個區(qū)縣，包括大直沽、灰堆、雙港、咸水沽、葛沽等，從那時開始，這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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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南京條約》定格了清朝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慘敗。1858年，英軍的鋒鏑挺進大沽，直逼北京。1860年，《北京條約》確定天津為通商口岸，被迫開放。自此，列強聞風而動，紛至沓來。歷史不給清政府一絲喘息的機會，開埠使天津這座城市的軌跡發(fā)生了它自誕生以來最深刻的一次轉向。

1870年，李鴻章接替曾國藩，成為直隸總督，坐鎮(zhèn)天津。李鴻章既是清朝重臣，又是洋務運動的領軍人物，他的特殊身份，使得天津成為洋務運動政策措施推行的中心據(jù)點，李鴻章在天津的經(jīng)營，也成為整個洋務運動的縮影。

在李鴻章的籌謀和部署下，唐胥鐵路、北洋水師、天津機器制造局等一大批關乎軍事和國防的重要項目，都從天津開啟。

甲午戰(zhàn)敗，李鴻章苦心經(jīng)營多年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洋務運動也慘淡收場。在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后，李鴻章憤然表示此生再不踏足日本國土。

袁世凱接過了歷史接力棒，這位受到李鴻章賞識的年輕人借由小站練兵奠定了軍事和政治生涯的基礎。

在天津老城和塘沽之間的地帶，袁世凱招募軍士約7000人，配備現(xiàn)代化的武器裝備，用現(xiàn)代陸軍的規(guī)制，訓練新式陸軍，一掃八旗、綠營的頹勢，成為晚清最后一支陸軍力量。

當時的他不會料到，這支軍隊里的許多人日后在那段被稱作“北洋”的歷史上留下了姓名，也不會料到，昔日部下會因為復辟的“中華帝國”與他徹底分道揚鑣。

天津是近代中國那段動蕩歷史的見證者。

1911年，正是在天津，周恩來發(fā)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聲音。1937年7月29日，日軍對南開大學進行轟炸，校內(nèi)的秀山堂、芝琴樓、木齋圖書館等建筑被損毀。

7月30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在接受采訪時講到：“敵人此次轟炸南開，被毀者為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strong>這是一個天津人，一所大學，也是一座城市對外敵侵犯作出的鏗鏘回應。

在動蕩的歲月里，“天津衛(wèi)”始終是“天津衛(wèi)”，這座城市的價值早已超越了“守衛(wèi)京畿”，在中國近代軍事史和戰(zhàn)爭史上，留下了自己獨特而動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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哏兒都

不少人仍然記得郭冬臨和馮鞏在2000年春晚用天津快板介紹狗不理包子的段子：

“竹板這么一打呀，是別的咱不夸，我夸一夸傳統(tǒng)美食狗不理包子，這狗不理包子，它究竟好在哪呢，它薄皮大餡十八個褶，就像一朵花?！?/p>

“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亂用它?！?/p>

“對?！?/p>

“說那個姑娘長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萬不能說那個姑娘長得像包子?！?/p>

自帶喜感的天津口音，配上修辭錯位的調侃，是很多人對天津快板的印象。

就在今年的春節(jié)前，“哏兒都”人又一次向全國人民展示了長在骨子里的幽默。在一場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fā)布會后，主持人提到為留津過年的群眾安排了線上和線下的相聲欄目和演出，特別“重點介紹”了天津衛(wèi)視的德云社相聲春晚，全程思路清晰，如數(shù)家珍，仿佛一臺單口相聲已經(jīng)呼之欲出。

網(wǎng)友評價道：不愧是哏兒都，連新聞發(fā)布會也帶著貫口的味道。

即使面對喪氣，也要保持樂呵，這是天津人自然流露的鮮明特征。

天津方言是“哏兒都”幽默氣質的底色。抑揚頓挫，平仄顛倒，說話也能像唱歌一樣。

一般認為，天津方言由江淮官話演變而來，二者對音調的處理十分相似，這使得天津人身處北方卻操著“南方”口音，成為“方言孤島”。

朱棣稱帝后，調撥了大量來自安徽、江蘇和浙江一帶的江淮地區(qū)移民前往天津墾殖土地，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口音逐漸化為了天津人的口音。

天津長期以來是漕運中心，南來北往的商賈在這里會集。江淮移民的到來使得這里的人口成分更加復雜。想要把生意談攏，想要在陌生的環(huán)境扎下根，安居樂業(yè)，要求人們更加擅長口頭表達，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語言潛能。

城市經(jīng)濟的繁榮，人口的增多，使得社會文化生活項目愈益豐富，人們的視野更加開闊，不同職業(yè)、不同籍貫、不同階層的人們貢獻著源源不斷的談資，談天說地有了更加廣闊的發(fā)揮空間。漕運文化的底色和生活養(yǎng)分的堆積，逐漸讓天津人成了“衛(wèi)嘴子”，讓天津成為中國重要的相聲和曲藝之都。

在語言藝術的浸潤下，天津這座城市透著濃郁的生活氣息。普通民眾講述自己喜怒哀樂的段子，摒棄了一切華而不實，大大咧咧，熱熱鬧鬧，十分接地氣。

天津人的語言才能，讓他們對生活現(xiàn)象的概括惟妙惟肖。一些天津話特有的表達，能夠讓人瞬間觸碰到這座城市的靈魂。

比如把“什么”叫作“嘛（mà）”——“干嘛去（qi）?”“嘛玩意兒？”“這是嘛（jiè sì mà）？”

比如把冰糖葫蘆叫作“糖堆兒”，把油條叫作“馃子”。

比如用“涼了”表達事情失敗無法挽回，用“下不來臺”表示處境尷尬。

馬三立先生的“逗你玩兒”，更是將語言的魅力充分釋放，逗樂幾代人。

“做人，最重要的是開心”可能是最能解釋天津城市性格的一句話了。即使是面對更大壓力的年輕一代，也多少會被這座城市的性格感染，沒有什么糟心事是FM 92.1（天津相聲廣播）化解不了的。對生活、對生命的熱愛，讓人得以更加坦蕩達觀地應對生活中的不如意。

天津人樂觀、通達的處世態(tài)度，其中包含的生命尊嚴和人生價值，并不比拼搏、高效之類的美德更少。

天津也是融合了中式傳統(tǒng)與“西洋景”的一座奇特城市。

自1860年開埠通商開始，在天津的土地上逐漸形成了英、法、德、俄、美、日、意、奧（匈帝國）、比（利時）九國的租界。天津是繼上海之后中國第二個設立租界的城市，也是中國設立外國租界最多的城市。

租界的規(guī)劃和建設，使得新的城市規(guī)劃的思想開始進入天津，天津的城市布局和面貌發(fā)生了一輪根本性的變化。天津的租界也對日后中國城市建設的進程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鴉片戰(zhàn)爭以來，歐美諸國在中國開放的通商口岸城市劃定了一些外國人居留、貿(mào)易的區(qū)域，即租界。上海、廣州、廈門、重慶等中心城市均有租界，天津也在這一時期被卷入租界劃分的歷史洪流當中。

1858年5月20日，大沽炮臺被攻陷。英法聯(lián)軍看中了天津的特殊地位，選擇在這里交涉簽訂條約的事務，也為日后在天津的權益謀劃。1860年，天津正式開埠，成為新一批設立的通商口岸之一，交通運輸?shù)木薮髢?yōu)勢，帶來了更加密集的商貿(mào)和更加豐厚的利潤。

天津的老城區(qū)原本位于海河西岸的西北一隅，在租界建設的幾十年中，天津城市的地域范圍實現(xiàn)了沿海河向東南方向的大幅擴張，開啟了城市由內(nèi)陸向海岸線延伸的過程。

隨著租界貿(mào)易規(guī)模的擴大，天津老城區(qū)商業(yè)中心的影響力越發(fā)減弱，城市的經(jīng)濟重心發(fā)生了轉移。老城當中遺留至今的古代建筑十分有限，租界的小洋樓歷經(jīng)戰(zhàn)爭、地震，卻大片保留下來，成為現(xiàn)代天津獨特的城市景觀。

曾經(jīng)的九國租界是天津的一道傷痕，無聲控訴著晚清政府的孱弱。但也就是在那段極度頹喪的時期，古老中國漸漸迎來了歷史的拐點。

如今再回望，灰暗的那段時間也正是古老的天津懵懵懂懂步入現(xiàn)代化城市的時間。洋樓林立的建筑風貌打破了天津原有的北方傳統(tǒng)城市風貌，洋行、電報、電影，新鮮玩意兒也在租界里不斷涌現(xiàn)。

這座城市的氣韻，隨著小洋樓的落成慢慢發(fā)生了變化。

清末民初時局的動蕩，讓晚清權貴、民國政要、地方官員、工商業(yè)資本家來到天津的租界尋找一方安寧。他們或是就此隱居，或是先找一幢舒適的小樓落腳，靜靜觀望，等待東山再起的時機。一些人的后代繼續(xù)住在這里，世殊事異，他們也漸漸融入天津普通市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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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儀、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顧維鈞……斯人已逝，天津曾經(jīng)真真切切上演了他們的故事，他們也在天津的畫布上疊涂下自己的色彩，城市和人，相互見證，相互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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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上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都在天津租界留下了記錄。

1917年3月，北洋政府與德國斷交，天津德租界被收回。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當日，日軍進駐天津英租界。

1943年8月8日，意大利投降，與日本由盟國變成敵國，駐扎天津的日軍立即封鎖了意租界。

1945年，中國收回了天津英租界和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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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個世紀的風云變幻，將一卷卷精彩的微縮影像留在了天津。許多年后，漫步舊租界的小洋樓之間，仍會令人有身處歐美城鎮(zhèn)之感，依稀可見當年這座城市如何在歷史的夾縫中生長。

“土”也是它，“洋”也是它。今天的天津是一座露天的“萬國建筑博物館”，五大道、勸業(yè)場、西開教堂、意大利風情區(qū)，這些當下天津最著名的風景背后都有長長的故事，更別提那正在改變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的天津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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