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秉琦中國學派的文明論之量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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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派文明化過程的主要觀點

前文序言中，筆者略有提及中國考古學家以及考古學中國學派有關定義文明的標準，現在詳細說明主要流行觀點。

對于文明的定義，中國考古學界早期即20世紀初期至20世紀80年代，主要與歷史學界的觀點相同，應用硬核標準判斷文明，如：文字、青銅器、城市，俗稱文明的“三要素”。代表性人物如夏鼐，夏鼐先生晚年寫作《中國文明起源探源》一文，提出龍山文化時期，可能出現城市以及社會復雜化現象，存疑可能定義為文明時代，但是依然是從所謂“文明三要素”角度分析。對于中國文明時代緣起的定義，諸位大家主流認為夏代可能為中華文明的開始時代。與此不同，蘇秉琦先生結合社會復雜化，從區(qū)域不同文化圈的發(fā)展，類型學入手，認為中華文明有其本土發(fā)展特色，在《遠古的中國》1卷中的序言中，從人種發(fā)源以及本土文化特色來看，提出“中華文明百萬年起步”；在1985年于遼寧興城座談會上作《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學術報告時，把紅山文化的“壇廟冢”現象放在“古文化”的時期之中，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概念；以及在后來的各種學術會議和發(fā)言中結合新的考古材料發(fā)現不斷思考總結實踐，《中華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總結提出從考古典型材料來看：北方的紅山文化—夏家店下層文化—秦帝國，分別代表：紅山文化的壇廟冢(古國)，夏家店下層文化在赤峰北、英金河畔和燕、趙、秦、漢長城大體平行的小型石砌堡壘帶(方國)，秦長城和綏中—北戴河之間的“碣石宮”建筑群(帝國象征)。三者年代距今分別約6000年、4000年、2000年，此即發(fā)展為“古國-方國-王國”史前中華文明發(fā)展階段化理論，即地理上東亞大陸的中華文明發(fā)展過程中，出現超越原始社會類似酋邦的社會復雜化現象，這種社會共同體用中國古史文獻中的“古國”一次定義描述，類似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內蒙地區(qū)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石筑城墻文化共同體則稱之為類似商時期的“方國”，之后二里頭時代以后的廣域王權國家則稱之“王國”。

其后，蘇秉琦先生的不同聲音除了受到當時主流學界的質疑以外，亦有諸位考古學界方家給予調整和支持。嚴文明先生在《黃河流域文明的發(fā)祥與發(fā)展》和《重建早期中國的歷史》文章中調整為“古國-王國-帝國”，對于古國和王國的定義也與蘇公不同，把“古國”的產生年代提到龍山時代之前，即公元前3500年時期前段，認為這時五大區(qū)塊——中原仰韶文化、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長江下游的崧澤—良渚文化、燕遼地區(qū)的紅山—小河沿文化——都“已經邁出了從部落到國家的關鍵一步”，贊成把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都名之為“古國時代”；王震中先生則在《文明與國家》一文中調整為，“邦（方）國-王國-帝國”，其認為文獻中的天下萬邦，即是蘇公所謂的古國。

張忠培先生在1995年發(fā)表《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五千年前中國進入文明的一個例證》一文，根據良渚文化玉斂葬情況，認為墓主人有僅掌軍權者、僅掌宗教祭祀權者、兼掌兩種權力者。這三種人已形成一個高踞于一般民眾之上的階層，所以已進入國家的階段。而其時軍(王)權尚未高于神權，政治上尚未定于一尊，暫可稱為“方國”(此定義不同于蘇秉琦的“方國”)。并將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比較，確定良渚文化年代遠達距今5300-5200年，即也在五千年前就進入了文明。到2000年張忠培所寫的《中國古代的文化與文明》概括中國的文明時期為三期五段，即：方國時期，或亦可稱為古國時期。此期可分為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和龍山時代或堯舜時代兩段；王國時期，夏商和西周存在區(qū)別，可分為夏商和西周兩段；帝國時期，指秦漢開始，把東周大致作為從王國到帝國的過渡時期。該文中概括了進入方國時期的六項特征：1.氏族組織已松散。父權家族成為聯結單偶家庭的社會基層單位。2.勞動與社會分工在家族之間展開，不同家族在權力、財富和身份等方面均明顯分化。居民相應分為窮人和富人，無權者和掌權者，平民與貴族。3.聚落出現分化。技術、財富、軍事與宗教及政治權力，乃至對外關系集中于中心聚落，導致部分聚落城鎮(zhèn)化。4.祀和戎的發(fā)展使專職人員成為社會的權貴，掌握神權和王權的人成為控制國家機器的主人。5.王權和神權同等并立。6.同一考古學文化分布區(qū)內有多個政權存在，并無統一中心。而對堯舜時代則補充了由協商產生主持人的、國與國建立的“國聯”組織。

李伯謙至今仍持“古國—王國—帝國”三階段說[14]。只是把蘇秉琦的“方國”改為“王國”。從2005年對人民日報記者的談話[15]來看，當時他認為：“古國是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等所反映的社會結構。在這些文化遺址中，存在著大型祭壇，表明這時的社會充滿宗教狂熱，主持宗教事務者就是社會的主宰。神權支配一切，這是古國階段的特征?！边@和張忠培認為當時是王權和神權并立顯然不同。而他認為：“王國是指王權國家，國家的主宰是通過戰(zhàn)爭涌現出來的軍事首領，是軍權與王權集于一身的人。在這個階段，除了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力，也開始產生維護、實行這些權力的制度，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夏商周都可以說是這類性質的王權國家?！倍艊鴦t處于“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這個階段，也就是公元前三千至兩千年，文明發(fā)展到社會轉型期，即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型的時期。這段時間就相當于考古學上講的仰韶文化晚期和龍山時代，也就是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對于五帝，是否真有其人不必太過在意，但他們分別代表了不同的歷史階段則是完全可信的。這個階段是一個轉型時期，此時社會發(fā)生急劇變化，貧富分化與階級分化愈演愈烈，區(qū)域政治中心紛紛涌現，以軍權為支撐的王權、軍權、神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開始形成。因此，把龍山時代稱為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期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李伯謙在研究“古國”時有自己的創(chuàng)見，即從2005-2006年發(fā)掘河南靈寶西坡遺址仰韶文化中期(約距今5300年)墓地后，就破除了古國都是神權至上的觀點，提出中華文明演進有不同模式的新見解。2009年他在《文物》上發(fā)表了重要文章《中國古代文明演進的兩種模式——紅山、良渚、仰韶大墓隨葬玉器觀察隨想》。這篇文章中比較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大墓中出土的玉器，認為代表三個不同類型。“如果說他們都屬‘古國’，則紅山文化古國是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良渚文化古國是神權、軍權、王權相結合的國家，仰韶文化古國是軍權、王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辈煌哪Ｊ綄е虏煌陌l(fā)展前途，王權國家“因能自覺不自覺地把握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方向，避免社會財富的浪費，因而要高于、優(yōu)于神權國家。仰韶文化從進入分層社會開始，社會上層即選擇了在軍權、王權結合基礎上突顯王權、發(fā)展王權的道路，并為后繼者所傳承，這應該是由仰韶古國創(chuàng)造的文明模式得以發(fā)展，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根本原因”。2022年，李伯謙通過《從焦家遺址看大汶口文化的社會性質與文明模式》一文，再次重申其兩種文明說，神權社會和王權社會的不同。

2009年年底到2010年年初，李伯謙進一步接觸了張家港市東山村崧澤文化聚落的房屋和墓葬，著文《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起源——崧澤文化大型墓葬的啟示》稱“長江下游地區(qū)較其他地區(qū)為早，在距今五千七八百年以前，已存在明顯的社會分化，初級王權已經產生，社會已進入蘇秉琦先生所稱的‘古國’階段”。也就是說，長江下游的這項發(fā)現，把社會開始轉型的時間提早了300年，紅山文化的“壇廟?！辈⒉皇亲钤绲奈拿魇锕狻６暗搅间疚幕瘯r期，作為判斷文明形成標準的標志性因素更為充分，其社會發(fā)展階段很可能已進入蘇秉琦先生所說的‘方國(王國)’階段”(2006-2008年良渚文化古城已發(fā)現)。

他還進一步指出，崧澤文化大墓并沒有崇尚神權的表現，“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其文明演進的模式卻發(fā)生重大變化，如果只是單純從兩者遺跡、遺物的物質形態(tài)著眼，而忽視對其蘊含和反映的思想觀念等更深層次的東西的研究，這一重大變化便難以揭示出來”。

以上諸家觀點，分別見林沄先生的《中國考古學中“古國”“方國”“王國”的理論與方法問題》文章中做了很好總結。

除此以外，新一輩中間力量學者關于中華文明的定義，亦有自己的新見。李峰和劉莉老師作為在國內培養(yǎng)出中國學派的田野理論，富有豐厚的考古材料解讀和經驗，依舊保守主義的遵循，傳統的國家文明論，在其李峰《中國早期國家文明》和劉莉《中國考古學：從舊石器時代到夏商周》均有體現。

趙輝先生在《“古國時代”》一文中從古國時代的概念以及文獻和考古材料中的古國入手，提出古國早期公元前4000-公元前2300；古國晚期為公元前2300-公元前1750 ，即中國新石器文化中晚期至二里頭文化為止。

何駑先生《關于“古國”定義的理論思考》一文中，亦延續(xù)蘇秉琦先生的“古國-方國-帝國”不過對于古國的定義，他提出自己的歸納和總結。他首次明確理論概念上蘇公區(qū)別于酋邦與古國概念上的解釋：根據中國考古資料將中國史前時期不平等的前國家社會定義為“古國”，即高于部落之上，有地緣政治傾向，穩(wěn)定的、獨立的、等級化的血緣政治實體。從微觀與宏觀聚落形態(tài)考古分析，能夠看到中心聚落及聚落等級制、中心聚落內部的身份等級制、權力或權威的象征物、權力或權威與親緣關系密切相關等諸多現象，形成指證古國社會性質的考古證據鏈，從而判定研究對象的古國性質。

李新偉先生在《中國相互作用圈和“最初的中國”》一文中中國相互作用圈的形成約在公元前3500年至33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紅山文化中晚期、崧澤文化中晚期和凌家灘遺存時期。該時期是中國史前史的燦爛轉折期，各地區(qū)幾乎同步上演著飛躍式的發(fā)展。其中，李氏認定紅山文化、仰韶文化、崧澤文化以及凌家灘文化的古國模式為中華文明衍生的第一代模式；良渚文化、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和大汶口-龍山文化為第二代文明邦國或方國模式；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為第三代文明化的早期區(qū)域國家。并結合考古材料，深化總結張光直先生的中國文化相互交互圈，為“最初的中國”概念。認為：“我們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時代，而牛河梁、凌家灘、大汶口和西坡等墓地大墓的主人們就是那個時代的英雄人物，他們獲得和維護權威、交通遠方的傳奇功業(yè)，很可能就是古史傳說的重要素材?！?/p>

?戴向明先生在《陶寺、石峁與二里頭——中原及北方早期國家的形成》一文中認為類似山東的大汶口和龍山，長江下游的東山村、凌家灘與良渚，中原的西坡、大地灣與陶寺早期，各地區(qū)這些前后不同時期的大型中心聚落所反映出的社會結構區(qū)別的復雜社會，我國學者提出的社會發(fā)展模式中的“古國”即與西方進化論中的“酋邦”大體相當，而“王國”則無疑屬于早期國家社會了，應與之對應為陶寺中期、龍山時代諸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如廬山峁遺址以及石峁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認為：陶寺、石峁和二里頭所代表的區(qū)域集團，應是現在所能辨識出的、先后興起的三個早期國家。值得提及的是，戴向明首次結合塞維斯的酋邦理論與蘇秉琦的古國論概念論述中國史前文明社會的發(fā)展。

韓建業(yè)先生從中華文明社會發(fā)展的觀點入手，以及史前中華文化即史前華夏文化中“文明”一詞的古代漢語語境角度出發(fā)，按照《易經》“乾卦”卦辭的解釋：“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盀F哲文明”（《尚書·舜典》），“其德剛健而文明”（《周易·大有·彖》）重新定義以西方為主闡釋文明社會發(fā)展不同的概念；東方對于文明的定義，似乎更加注重于文化角度的文明含義與特質，而非物質化社會發(fā)展?！蛾P于深化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發(fā)展研究的四點思考》中，結合中華文化文明觀和中國新石器文化社會分層的變化，參考恩格斯《家庭、國家和私有制》中階級社會化發(fā)展的觀點，并結合如上山文化橋頭遺址；裴李崗文化賈湖遺址；高廟文化高廟遺址；興隆洼文化渣海遺址等反映史前華夏各族群文化內涵，八卦、龜甲占卜、玉崇拜與隨葬、玉龍型或相關陶器龍形雕塑等元素，得出中華文明起源的節(jié)點為距今8000年左右。之后，仰韶廟底溝時代則為中華文明進一步社會復雜化發(fā)展的雛形，進入到距今5300年以后，便是蘇秉琦先生所言的古國文明了，中華文明乃不斷發(fā)展而來。

不同的是，裴安平先生《東方天國，集體至上》（“中國的家庭、私有制、文明、國家和城市起源”講座紀要），更加注重原教旨蘇聯式馬列主義，具體來說是列寧和斯大林式國家單線進化模式和階級社會文明化演進，對于具體人類學社會演化的西方理論，貌似不以為然。中國文明應起源于興隆洼文化與裴李崗文化時代，約8000年左右，主要依據是階層社會的行程，其結論與韓建業(yè)先生類似，但顯然理論來源不同。

陳勝前先生師從Dr.Fred Wendorf及Dr.Lewis Binford即溫德福和賓福德二位人類學和考古學大師，其理論思想主要受過程主義考古當然結合后過程主義考古和中國學派相關理論，結合中國文化特色形成獨特的中西結合之考古學理論。在有關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在《中國文化基因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中國文明發(fā)源有其獨特受自然地理環(huán)境與人文符號影響的“基因”，從舊石器時代如“北京人”、“鄖縣人”到“東胡林遺址”以及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開始，中國文明便不斷形成。如蘇秉琦“中華文明百萬年起步”“一萬年文化”“五千年文明古國”陳勝前先生亦認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社會的源頭來自本地的中國舊石器時代，但是在其獨立的文明符號元素之外，舊石器時代以來，不斷結合外來人類其他文化區(qū)域成果不斷演化。

林沄的《中國考古學中“古國”“方國”“王國”的理論與方法問題》總結中國五位頂尖考古學家蘇秉琦、嚴文明、張忠培、李伯謙、王巍在運用考古學材料進行國家起源研究方面有著重要的理論建樹。由于新材料層出不窮，故而應不斷仔細觀察和檢測材料，反復比較不同的個案，對深思熟慮得到的結論，進行坦誠直率的討論，才能切實推進到一個新水平。林沄認為，考古材料作為社會發(fā)展的物化表現，在認識和理解上有相當多的客觀困難。因而，應重視已有材料的片斷性和殘存性，努力在年代上求得一致的看法；充分估計不同自然環(huán)境、不同文化傳統下，大致相同的社會發(fā)展水平會有不同的物化表現；在比較不同的考古案例時應參照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研究成果，逐步細化，并進一步加強推動國家動力的研究。理論建設中應加強的方面在理論建設過程中，我們應力圖用中國考古學的新發(fā)現勾畫出中國國家起源的方式和道路的特點，決不能躺在摩爾根、恩格斯和現代酋邦或早期國家的已有理論上無所作為，而應不斷豐富對國家起源這一世界性課題的內容。目前，在中國國家起源的研究中，論述推動國家形成的動力方面還應該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