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馬克思還是一位“青年黑格爾派”，在思想上還深受唯心主義的影響，在文中也可以屢屢看到馬克思對精神與理性的崇拜（并把國家視為絕對精神的實體，崇尚所謂的“國家精神”），并以絕對的抽象的精神自由來界定”新聞自由“。而在其之后逐漸在哲學上與黑格爾發(fā)生揚棄的決裂，并親自參與《萊茵報》的報刊活動中，他逐漸擯棄了舊有的黑格爾式的抽象自由與絕對精神，進而轉為對作為重要社會文化結構之一的報刊的具體分析。之后還會提到他主編《萊茵報》時期收到”青年黑格爾派“中的”自由人“團體投來的大量稿件時，馬克思評價這些稿件為“脫離現實、空無一物的空論”，從而拒絕采用，這也是馬克思開始走向作為實踐的成熟的新聞思想體系的標志。

并且，這里還需要強調的就是關于“嚴肅”的概念。馬克思在文章中所提到的“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這就是對它采取嚴肅的態(tài)度?！?/strong>這句話極其容易被當今泛娛樂化的媒介用戶斷章取義地理解為對他們全面娛樂化和消費化的享樂式批判的”辯護“。馬克思在這句話之前強調過嚴肅是指”注重實際“的態(tài)度，而在當今的媒介用戶普遍對歷史事件與人物及其理論進行消費而非”言說“的語境下，很難將他們的行為定義為”注重實際“的嚴肅態(tài)度，而更多的是作為文化消費者的看客態(tài)度。在他們對那些造成巨大苦難的歷史人物及其理論進行日夜的嘲笑，對那些歷史的和作為歷史之凝視的現實的社會苦難進行嬉笑式的評價時，不見得他們身上有一種”注重實際“的嚴肅態(tài)度。他們只不過是被動地掌握著資方平臺建構在去歷史化和去利益化的文化工業(yè)生產機制之上的傳媒特權，從而可以毫無廉恥地忽視那些在具體的歷史和具體的生產中遭受巨大的利益破壞甚至付出生命之代價的“并不可笑”的被壓迫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