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冊 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 (下)

第五篇 利潤分為利息和企業(yè)主收入。生息資本（續(xù)）

第三十五章 貴金屬和匯兌率

Ⅰ.金貯藏的變動

1、關于貴金屬的流出和流入，必須指出：第一，要區(qū)別以下兩方面的情況：一方面，金屬在不產金銀的區(qū)域內流來流去，另一方面，金銀從它們的產地流入其他各國，以及這個追加額分配在這些國家之間。

注：為了論證這第一點，原文中還舉出了一些實例，但在此省略；下文中的“第二”到“第九”也是如此。

2、第二，貴金屬在不產金銀的各國中間不斷流來流去；同一個國家不斷地把金銀輸入，又同樣不斷地把金銀輸出。因為這種只是擺來擺去并且往往平行的運動，大部分會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優(yōu)勢的朝這一個方向或那一個方向的運動，才能最后決定流出還是流入。但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在考慮這種現象的結果時，就忽視了這兩種運動的經常性和整個說來并行的進程。人們總只是這樣理解，好像貴金屬的輸入過多和輸出過多，只是商品輸入和輸出對比關系的結果和表現，其實它同時還是和商品交易無關的貴金屬本身輸入和輸出對比關系的表現。

3、第三，輸入超過輸出以及相反的現象，大體說來，可以用中央銀行的金屬準備的增加或減少來測量。這個尺度準確到什么程度，當然首先取決于整個銀行業(yè)務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為所謂國家銀行的貴金屬貯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國的金屬貯藏，就是取決于這一點。但是，假定情況真是這樣，這個尺度也并不準確，因為在一定情況下，追加的輸入可以由于國內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銀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為沒有追加的輸入，也會為了國內的流通而取出金鑄幣，這樣，雖然沒有同時增加輸出，金屬貯藏仍會減少。

4、第四，如果減少的運動持續(xù)很長時間，以致減少竟表現為運動的趨勢，并且銀行的金屬準備下降到顯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幾乎達到這個準備的平均最低限度，那么，金屬的輸出就會采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這個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規(guī)定的，因為它是由有關銀行券等等的兌現保證的立法在不同情況下分別規(guī)定的。

5、第五，所謂國家銀行的金屬準備的用途——這種用途決不能單獨調節(jié)金屬貯藏量，因為后者可以僅僅由于國內外營業(yè)的停滯而增大——有三個方面：1.作為國際支付的準備金，一句話，作為世界貨幣的準備金；2.作為時而擴大時而收縮的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3.是和銀行的職能有聯系，但和貨幣作為單純貨幣的職能無關的事情：作為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的準備金。因此，這種金屬準備會受到涉及這三種職能中每一種職能的事情的影響；就是說，作為國際基金，它會受支付差額的影響，而不管這種差額是由什么原因決定的，不管這種差額和貿易差額的關系如何；作為國內金屬流通的準備金，它會受這種流通的擴大或收縮的影響。第三種職能，即作為保證金的職能，雖然不決定金屬準備的獨立運動，但有雙重的影響。如果發(fā)行銀行券是為了在國內流通中代替金屬貨幣（在以銀作為價值尺度的國家，也代替銀幣），那么，第二項中所說的準備金的職能就會喪失。而用在這上面的一部分貴金屬，就會長期流到國外。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為了國內流通而取出金屬鑄幣；同時，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屬鑄幣的停滯而暫時增加金屬準備。其次，如果為了支付存款和兌換銀行券，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最低限額的金屬貯藏，那么，這種現象就會以獨特的方式對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結果發(fā)生影響；它會對銀行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保持的那部分貯藏，或對銀行在另外時期作為無用的東西打算脫手的那部分貯藏發(fā)生影響。在純粹是金屬流通和銀行業(yè)集中的情況下，銀行還會把它的金屬貯藏看做支付存款的保證，而在金屬流出時，就可能發(fā)生像1857年在漢堡所發(fā)生的那樣的恐慌。

6、第六，除了1837年也許是個例外，現實的危機總是在匯兌率發(fā)生逆轉以后，就是說，在貴金屬的輸入又超過它的輸出時爆發(fā)。1825年，現實的崩潰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經停止以后發(fā)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現象發(fā)生了，但沒有引起崩潰。1847年金的流出在4月停止，而崩潰在10月才發(fā)生。1857年金向國外的流出從11月初起就停止了，而崩潰到11月較晚的時候才發(fā)生。這種情況在1847年危機中表現得特別清楚。那時，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個比較輕微的先兆危機以后，已于4月停止，然后到10月才爆發(fā)真正的商業(yè)危機。

7、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機結束，金和銀——撇開新開采的貴金屬從產地流入的現象不說——就會按金銀在平衡狀態(tài)下在各國形成特別貯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每個國家的相對儲藏量，是由該國在世界市場上所起的作用決定的。貴金屬會從存額超過正常水平的國家流到別的國家去；這種流出和流入的運動，不過是恢復金屬貯藏在各國之間原來的分配。但是，這種再分配是通過各種條件的作用來實現的，這些條件，我們在討論匯兌率時將會提到。一旦正常的分配得到恢復，從這時起，先是會出現增長，然后又會流出。[最后一句話，顯然只適用于作為世界貨幣市場中心的英國?！ァざ鳌

8、第八，金屬的流出，在大多數情況下總是對外貿易狀況變化的象征，而這種變化又是情況再次逐步接近危機的預兆。

9、第九，支付差額對亞洲來說可能是順差，而對歐洲和美洲來說都是逆差。

10、貴金屬的輸入主要發(fā)生在兩個時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尾隨危機之后，并且反映生產的縮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達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資本回流容易實現，商業(yè)信用的規(guī)模很大，因而對借貸資本的需求的增長趕不上生產的擴大。在借貸資本相對地說是富裕的這兩個階段，處于金銀形式，即處于首先只能作為借貸資本執(zhí)行職能的形式的過剩資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響利息率，因而影響全部營業(yè)的狀況。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暢，市場商品過剩，虛假的繁榮單靠信用來維持，就是說，只要對借貸資本已有極為強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達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貴金屬不斷的大量輸出就會發(fā)生。在這些正是通過貴金屬的流出反映出來的情況下，資本在直接作為借貸貨幣資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斷提取所產生的影響，就會顯著加強。這必然會直接影響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會限制信用業(yè)務，而會使它擴大，使它的一切輔助手段過分膨脹。因此，這個時期發(fā)生在崩潰之前。

11、此外，只要銀行在比較危險的情況下提高它的貼現率，——同時，銀行很可能會限制它所貼現的票據的有效期，——那就會產生普遍的擔心，擔心這種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厲害。因此，每一個人，首先是信用冒險家，都企圖把未來的東西拿去貼現，并且要在一定的時刻，支配盡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據以上所敘述的各種理由，可以得出：不論輸入的還是輸出的貴金屬的量，都不單純是作為量本身發(fā)生作用；而是第一，它發(fā)生作用，是由于貴金屬作為貨幣形式的資本，有它的特殊性質，第二，它的作用，像加到天平秤盤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樣，足以決定這個上下擺動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墜，它發(fā)生作用，是由于它處在這樣一種情況下，這時加在這邊或那邊的任何一點東西，都會具有決定性意義。沒有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為什么比如說500萬鎊到800萬鎊的金的流出（而根據過去的經驗，這就是界限）竟能發(fā)生重大的作用；資本的這種少量的增減，即使和在英國流通中平均有的7000萬鎊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國那樣的生產規(guī)模中，它實際上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量。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的發(fā)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貨幣資本為生產服務（也就是說，使所有貨幣收入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階段，使金屬準備減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執(zhí)行它應執(zhí)行的職能。正是這種發(fā)達的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引起了整個機體的這種過敏現象。在生產不夠發(fā)達的階段，貨幣貯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標準，相對地說是沒有關系的。同樣，即使金流出的數量非?？捎^，但只要這不是發(fā)生在產業(yè)周期的危機時期，相對地說，就不會有什么影響。

12、在以上的說明中，我們把由于農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貴金屬的流出撇開不說。在這種情況下，對生產平衡突然地遭到嚴重的破壞（它的表現就是金的流出）所產生的影響，不需要作進一步的說明。這樣的破壞越是發(fā)生在生產正全力進行的時期，影響就越大。

其次，我們也把金屬貯藏作為銀行券兌現保證和作為整個信用制度樞紐的職能撇開不說。中央銀行是信用制度的樞紐。而金屬準備又是銀行的樞紐。我在第一冊第三章論述支付手段時已經指出，信用主義轉變?yōu)樨泿胖髁x是必然的現象。圖克和勞埃德奧弗斯頓都承認，必須讓現實財富作出最大的犧牲，以便在危機時期維持住這個金屬的基礎。爭論的中心，只是數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問題，以及怎樣更合理地對付不可避免的事情的問題。一定的、和總生產相比為數很小的金屬量，竟被認為是制度的樞紐。因此，即使把金屬在危機時期作為樞紐的這種特性的驚人例證撇開不說，這里也產生了美妙的理論上的二元論。當啟蒙經濟學專門考察“資本”時， 它是極為輕視金和銀的，把它們看做資本的事實上最無關緊要和最無用處的形式。一旦它討論到銀行制度，一切就倒轉過來了，金和銀成了真正的資本；為了維持這個資本，必須犧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資本和勞動。但是，金和銀同別的財富形態(tài)的區(qū)別何在呢？不在于價值量大小，因為價值量是由其中對象化的勞動量決定的。相反，在于它們是財富的社會性質的獨立體現和表現。[社會的財富，只是作為私有者的個人的財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現為社會的財富，只是因為這些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換不同質的使用價值。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他們只有用貨幣作中介，才能做到這點。所以，只是由于用貨幣作中介，個人的財富才實現為社會的財富。這個財富的社會性質，就體現在貨幣這個東西上?！ァざ鳌

因此，財富的這個社會存在，就表現為彼岸的東西，表現為社會財富的現實要素之旁和之外的東西，物品，商品。只要生產順暢地進行，這一點就會被人忘記。同樣作為財富的社會形式的信用，排擠貨幣，并篡奪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對生產社會性質的信任，才使得產品的貨幣形式表現為某種轉瞬即逝的和觀念的東西，表現為單純想象的東西。但是，一當信用發(fā)生動搖——而這個階段總是必然地在現代產業(yè)周期中出現——，一切現實的財富就都會要求現實地、突然地轉化為貨幣，轉化為金和銀。這是一種荒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會由這個制度本身產生出來。而應當能夠滿足這種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銀，不過是銀行地庫里的幾百萬鎊。因此，在金流出的影響下，生產作為社會生產而實際上不受社會監(jiān)督這一事實，將在下述形式中尖銳地表現出來：財富的社會形式，作為一種物品而存在于財富之外。事實上，資本主義體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生產體系，在這一點上是共同的。但是，這種情況之所以在資本主義體系內表現得最為尖銳，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現出來，是因為1.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為直接的使用價值，為生產者本人的需要而進行的生產，已經完全廢止，因此，財富只是作為社會過程而存在，這個社會過程表現為生產和流通的錯綜交織；2.隨著信用制度的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不斷地企圖突破對財富及其運動的這個金屬的限制，突破這個物質的同時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斷地在這個限制面前碰破頭。在危機中，會出現這樣的要求：所有的票據、有價證券和商品應該能立即同時兌換成銀行貨幣，而所有的銀行貨幣又應該能立即同時再兌換成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