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特別重視編輯工作的哪些方面，從他1913年寫給卡斯帕羅夫同志的一封信可以看出來。卡斯帕羅夫給《啟蒙》[1]雜志寫了一篇關(guān)于民族問題的文章。

　　伊里奇在給他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同志！您的文章我已經(jīng)收到和讀過了。依我看，題目選得很好，論述得也很對，就是在詞章上下的工夫不夠。有許多過分的（不知怎么說才好？）‘鼓動’，并不適合這篇理論性的文章。依我看，或是您自己加一下工，或是我們試改一下?！盵2]

　　可見，選擇主題，論述主題，文字上的修飾，這就是伊里奇注意的三個方面。

　　選擇主題很重要。要選政治上重要的、為大眾所注意的、涉及最迫切問題的主題。

　　我觀察過《火星報》的編輯工作。我記得，每個主題都進行了多么詳細的討論。我記得普列漢諾夫和列寧就選擇什么主題的問題所進行的長時間的談話和交換意見。連主題的配置——什么問題放在前面，什么問題放在后面，都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痘鹦菆蟆肪庉嫴块_會（或用通信的方式）的時候，就詳細地討論每個主題——它的共產(chǎn)主義比重。因此，當我看到編輯工作的時候，我就不由地想到，選擇主題是多么重要。

　　當然，這對《火星報》特別重要。當時還沒有中央委員會，《火星報》是唯一的黨的機關(guān)和實際上的領(lǐng)導機關(guān)。當時還要規(guī)定最基本的理論原則和策略方針?，F(xiàn)在就不同了：擬定主題已經(jīng)容易得多，但人們還是經(jīng)常忘記，擬定主題是有決定性的意義的。我們的許多雜志和報紙，主題的選擇還是自流的。在這方面，我們應(yīng)當向列寧學習。

　　主題問題和計劃性問題是密切聯(lián)系著的。選擇主題，配置主題，這也就是計劃。計劃的總的性質(zhì)是由黨在某段時間或某個時期的總的任務(wù)決定的。關(guān)于這一點，伊里奇在《火星報》和《曙光》[3]雜志編輯部聲明的草案中已經(jīng)做了確切而清楚的闡述[4]。但是，如果以為，這對于雜志，特別是對報紙來說已經(jīng)夠了，那是不正確的。每一期的計劃都要以當前的迫切問題為依據(jù)。它應(yīng)當把總的原則具體化，使每一期都盡可能密切地和“轉(zhuǎn)瞬即逝的實際生活”聯(lián)系起來。不然計劃就是死的計劃。

　　當然，由于秘密刊物即國外秘密刊物的出版條件，報紙送到目的地的時候，某一問題已經(jīng)變了。但是伊里奇總是特別注意主題的迫切性和計劃同實際生活的深刻聯(lián)系。

　　主題的論述對雜志和報紙說來，其意義并不次于主題的選擇。主題的論述決定著方向。主題也許選得很好，但是主題的論述決定問題是否闡述得正確。同一個主題既可以從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論述，也可以從民粹派[5]的觀點、從自由派的觀點論述。主題的論述是問題的關(guān)鍵。而且一個主題即使是由同一派的人寫，不同的色彩也是非常重要的，把什么提到首位、特別強調(diào)哪些地方、從哪些聯(lián)系和中介中把握問題，這都是重要的。

對年輕的新聞工作者來說，特別重要的是根據(jù)列寧的文章研究他是怎樣論述問題的。了解了伊里奇寫文章的方法，可以更容易地做到這一點。他在寫文章以前，通常是先寫好提綱。從這個提綱可以追溯伊里奇的整個思想過程。有許多文章，伊里奇把提綱改了兩遍、三遍；把這些提綱比較一下，看看伊里奇為什么要修改提綱，修改后的提綱比原來的好在什么地方，他朝哪個方向改變論述主題的方法，這是很有意思的。

　　從伊里奇的文章也可以看到問題的另一方面。他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他在工人運動發(fā)展的不同時期，在不同的階段上論述同一個主題?；镜囊馑既匀徊蛔?，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闡述；在較早的時期，多帶理論性，在較晚的時期，多帶鼓動性。例如在（19世紀）90年代，伊里奇在《人民之友》一書中就談到宗教觀念和落后的經(jīng)濟形式的聯(lián)系，揭示了“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這種說法的根源。1920年，當過渡到新的經(jīng)濟形式的問題成為當時的迫切問題的時候，伊里奇在非黨的工人和紅軍戰(zhàn)士大會上又談到了這個問題。再如關(guān)于馬爾薩斯主義[6]的問題，90年代他在《評經(jīng)濟浪漫主義》一文中論證了馬爾薩斯主義理論的小資產(chǎn)階級性，后來，到1913年醫(yī)生代表大會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在《工人階級和新馬爾薩斯學說》一文中又談到了這個問題。把在這兩種場合論述主題的方法比較一下，是很有意思的。我只是舉這樣兩個例子。在列寧的文章中可以找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從這些例子可以再清楚不過地看到，列寧怎樣把以前從學術(shù)上論述過的某些問題同不同時期的迫切問題聯(lián)系起來，他怎樣在另一種情況下從另一個方面抓住關(guān)于另一種聯(lián)系的問題。1922年，有一次我向伊里奇談過這一點。他認為，最好有人能夠把這個問題闡明一下，因為這關(guān)系到辯證地對待主題的問題。這個問題須要進行巨大的研究工作。探討一下這個問題會有很大好處?！痘鹦菆蟆肪庉嫴筷P(guān)于主題的論述進行過極其熱烈的辯論。我因為是《火星報》編輯部的秘書，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也出席了。關(guān)于主題論述的討論使問題的整個提法都大大深刻化。

　　最后，是文筆問題。文筆應(yīng)該和內(nèi)容相適應(yīng)。文章的語言和筆調(diào)應(yīng)同文章的論旨相適應(yīng)。理論文章不適于用鼓動性的筆調(diào)寫，鼓動性的文章不適于用學院式的語言寫。文筆是一種藝術(shù)。筆調(diào)，風格，善于形象地敘述，做出必要的比較，這些在這里是很重要的。伊里奇非常重視文筆，他在自己的語言和自己的風格上下過很多功夫。關(guān)于伊里奇的語言和風格，人們寫了不少東西。伊里奇逝世后不久，《左翼文藝》雜志[7]發(fā)表的一篇文章，我特別喜歡。這篇文章闡明了伊里奇講話的結(jié)構(gòu)如何使他的講話熱情洋溢，如何有助于強調(diào)基本思想和色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曾在模范中學學習過，把很多時間都白白地花在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上面。但是這使他對語言學發(fā)生了興趣。他可以坐上幾個鐘頭來翻看各種字典，達里字典也包括在內(nèi)。在他快逝世的時候，他還特別關(guān)心這本字典的再版問題。伊里奇的語言是豐富的，他能使用許多民間成語和語匯。常有這樣的情形：校對員沒有認出是引自列寧著作的引文而在某個成語或語匯的旁邊打上一個問號或是驚嘆號，有時甚至就照自己的意思改了。但是，列寧的許多著作、特別是鼓動性的著作用的語言，對群眾是親切易懂的。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自己的語言上寫過很多工夫。他從流放處寫給巴·波·阿克雪里羅得[8]的一封信中談道：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學會為工人寫作[9]。我從流放處寫給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母親的一封信描寫過伊里奇在這件事情上怎樣利用我的幫助：有時我要裝成一個不懂外文術(shù)語和科學術(shù)語、不懂一些人所共知的事物的“無知的”讀者。

　　善于寫作是一種藝術(shù)。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特別器重那些有寫作才能的編輯和撰稿人。這不僅是風格和語言的問題，而且是發(fā)揮和闡明問題的全部方法。在這方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特別器重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維奇·盧那察爾斯基[10]，他不止一次地談到這一點。有時一個什么人發(fā)表了一個正確的、很引人注意的思想，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維奇就把這個思想抓住，把它表述得那樣漂亮、那樣出色，給它穿上那樣光芒四射的服裝，使發(fā)表這個思想的人本身都很驚奇，覺得難道真是他這個這樣簡單的往往很笨拙的思想變得這樣意想不到地美妙迷人。我曾幾次參加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和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維奇的談話，看到他們怎樣相互“補充”。

　　現(xiàn)在，我來談?wù)劊晾锲媸窃鯓油庉嬐屎妥钣H近的撰稿人一起工作的。例如有某個新的主題必須加以闡述?？墒钦l也不表示愿意寫。這時，伊里奇就找他認為最適合寫這個主題的人談話，在他身上做工作。他并不立刻提出要寫這個主題的文章，而是先同他談這個主題所涉及的問題，引起對方對這些問題的興趣，用一定的方式引導他，看對方說什么。有時談到這里就談不下去了，這時，伊里奇就找別人，開始同他談話，當他看到對方“上鉤”的時候，他就開始更詳細地討論問題，他從回答和對話看出，對方將要怎樣論述問題，這時，他就向他詳細地談他自己的意見，更詳細地發(fā)揮自己的觀點。然后，他就提議：“你來寫寫這個問題吧，你會寫得很好”。于是，這個被伊里奇的謙誠態(tài)度所感動的人就答應(yīng)了，而且敘述的常常簡直就是伊里奇的意見?！肚斑M報》[11]和《無產(chǎn)者報》上有很多沒有署名的文章。人們就爭論起來：這篇文章是誰寫的，是伊里奇還是別人。有人就說：“當然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這是他的話！”另一些人就說：“不，這顯然是某某人寫的！”他們就這樣爭論起來。當然現(xiàn)在要來回憶某篇文章是誰寫的，那是很困難的：不僅以前的編輯記不起，就是作者自己也常常記不起，那些文章是不是他們的。但是這里可以非常明顯地看出，不管這些文章是誰寫的，即使不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自己寫的，主題的選擇和論述，他也是參加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僅對編輯部內(nèi)部的作者有影響，對編輯部以外的作者也是有影響的，這就是他的全部革命活動、他在各種會議上的發(fā)言、他的文章等等發(fā)生的影響。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作者的態(tài)度是值得注意的。如果是政治上已經(jīng)定型的、有經(jīng)驗的人，他就向他們提出一定的要求。他就前進派[12]準備同《真理報》合作的聲明寫給高爾基的信就有代表性。

　　“如果……如果象您所寫的，‘馬赫主義[13]、造神說[14]和諸如此類的一切東西已經(jīng)永遠地陷入了絕境’，如果這個假定是正確的，我愿意誠心誠意地和您一起為前進派的歸來而感到萬分高興。但是我還要強調(diào)‘如果’，因為到目前為止，這與其說是事實，不如說是愿望。”

　　接著談道：

　　“如果他們已經(jīng)明白了，我就要向他們致千百個敬禮，而一切個人的東西（這是尖銳的斗爭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立刻就會煙消云散。如果他們還沒有明白，還沒有吸取教訓，那就請勿見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們將不惜任何犧牲向誹謗馬克思主義或歪曲工人政黨政策的各種企圖進行斗爭?！盵15]

　　對有經(jīng)驗的政治活動家提出某種最后通牒——要求原則上的堅定性。對年輕的新進的作者卻是另一種態(tài)度——關(guān)懷備至，給予許多如何改正錯誤的指示。如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看到，一個年輕的新進的作者由于缺乏經(jīng)驗，由于沉醉于什么，甚至犯了原則性的錯誤，但是還能學習，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會不惜任何時間去幫助他。他可以不止一次，而是兩次三次地修改這個作者的文章，直到這篇文章象個樣子為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修改別人的文章的時候，總是極力保存作者個人的特點。常常還有這樣的情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總是非常謹慎地、往往是用暗示的方法講給作者本人，他的文章須要作哪些修改。

　　在這方面，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波利斯·克尼波維奇的信是很有代表性的。這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小伙子，但是非常用功，讀過很多書。他寫了一本書，叫做《論農(nóng)民經(jīng)濟分化問題》。書中不恰當?shù)匾吮恕ゑR斯洛夫（孟什維克[16]，寫過許多有關(guān)土地問題的著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同馬斯洛夫有過很多爭論）的一些話，有些不正確的解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波利斯寫了一封長信，但是這封信遺失了；于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又重寫了一封。信一開頭是“親愛的同事！”幾個字。一開始就贊揚說：“我非常滿意地讀完了您的書，我很高興地看到您著手寫一部重要的大著作。通過這部著作，想必完全可以檢驗、加深和鞏固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闭f得非常謹慎然而還是提到：要盡可能踏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接著談道：“在一系列數(shù)字之后，有時是否會忽略農(nóng)戶的類型、即農(nóng)戶的社會經(jīng)濟類型（大業(yè)主-資產(chǎn)者、中等小業(yè)主、半無產(chǎn)者、無產(chǎn)者）呢？”意見是用問話的形式提出的。由于作者不會不了解這個指責的嚴重性，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馬上又極力說明錯誤的根源：“由于統(tǒng)計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危險性是非常大的?！幌盗袛?shù)目字’是吸引人的。我想建議作者考慮這種危險性：我們的‘講壇主義者’[17]一定會用這種辦法完全扼殺資料中生動的馬克思主義的內(nèi)容（波利斯在大學里是在杜岡-巴拉諾夫斯基領(lǐng)導的研究組中工作的?！取た怠ぷⅲ?，把階級斗爭湮沒在一系列、一系列的數(shù)字中。作者固然沒有這種情況，但是在他所寫的一部巨著中，特別應(yīng)當注意到這種危險性，注意到講壇主義者、自由派和民粹派的這條‘路線’。當然，既要注意到，又要鏟除掉?！苯又种v到馬斯洛夫：“最后，出現(xiàn)了馬斯洛夫，這有點象Deus ex machina。（某種突然出現(xiàn)的東西?！取た怠ぷⅲ〤ur? Quomodo? Quibusauxiliis?[18] 要知道，他的理論距離馬克思主義遠得很。民粹派正確地稱他為‘批評家’（=機會主義者）?！庇质且詥栐挼男问浇o作者指出改正的途徑：“或許作者是非常偶然地信任了他？”最后說：“這就是我在閱讀這本有趣的重要的著作時的一些想法。握手，并祝工作順利?！盵19]

　　伊里奇就是這樣培養(yǎng)青年作者的。伊里奇全部巨大的編輯工作都是口頭進行的，大多數(shù)場合下都沒有作任何記錄，而這樣的工作是很巨大的。伊里奇很注意“馴化作者”。他盡力登載應(yīng)該被吸收參加工作的作者的文章。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我也采取了同樣的教育方法。當我在流放期間寫第一本小冊子《女工》的時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提供了很多意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我職權(quán)先出國，并把《女工》的手稿也帶了去。后來，他從慕尼黑用化學藥水寫的信中說，《火星報》編輯部決定秘密出版這本小冊子，并轉(zhuǎn)達了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20]的意見。維拉·伊萬諾夫娜很喜歡這本小冊子，她認為，有些地方應(yīng)該用另一種方法寫，但是她說，這本小冊子是“寫得頂呱呱的”。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給我提意見時，也象同其他新進作者一樣同我談話：“你是否覺得，這個地方要這樣說才好？”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知道了我要寫什么問題以后，常常替我找些有趣的材料——從外國報紙上剪下來的材料、統(tǒng)計表，等等。不過從前，在1917年以前，我很少寫東西。例如我一篇文章也沒送《真理報》發(fā)表過。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特別注意吸收工人作者參加寫作。他出國前，同巴布什金（涅瓦關(guān)卡的五金工人）商議好，要他給《火星報》寫通訊，物色工人通訊員和作者。我流放在烏法的時候，也物色了一些工人為《火星報》寫東西?！痘鹦菆蟆返钠渌k員也這樣作。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曾寫信給在紡織廠作過染色工、當時（1900年11月）住在倫敦、準備回國的諾根同志，要他務(wù)必同《火星報》建立最緊密的聯(lián)系，組織小組（現(xiàn)在叫隊），給《火星報》送情報，寫通訊，等等。

　　伊里奇給諾根的信中說：“我們對您的合作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別是在同各地工人建立直接聯(lián)系方面。您喜歡做這樣的工作嗎？您不討厭東奔西跑嗎？做這種工作大概經(jīng)常要在外面跑。”[21]

　　我記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每看到一篇工人通訊是多么高興。在慕尼黑的所有的編委即馬爾托夫和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都和他一樣感到高興。他們把工人的通訊讀了一遍又一遍。這些工人通訊通常都是用當時先進工人用的特殊語言寫的。他們的語言中有大量的新辭匯和新術(shù)語，但是往往用得很特別，不正確，搭配不當。這些工人通訊必須加以修改。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很關(guān)心這件事。他很注意保存這些通訊的精神、風格和特點，使它們不失掉本來的色彩，過分知識分子化，而保存其本來的面目。這個工作大部分要我來做，因為修改工人的文章，我已經(jīng)有些經(jīng)驗；這些經(jīng)驗是我在彼得堡涅瓦關(guān)卡星期夜校工作時獲得的，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我的修改，弗拉基米爾·伊里奇都看過。

　　當時先進工人的語言使地方上的許多工作人員感到很難為情。他們送給我們的通訊不是原稿，而是已經(jīng)“加過工”的；加工之后，通訊中最主要的東西往往都被刪掉了，通訊失去了工人的面貌。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看到這種情形總是很生氣，堅持要同工人建立直接聯(lián)系。地方組織常常以擔心被破獲為理由，而不樂意告訴這種聯(lián)系。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如何重視同工人建立直接聯(lián)系，從他1902年6月16日寫給伊萬·伊萬諾維奇·拉德琴柯的信中可以看出。

　　他寫道：“親愛的朋友……您報道的同工人談話的消息使我們非常高興。我們很少收到這種能真正鼓舞群眾情緒的信。請務(wù)必把這一點轉(zhuǎn)告您處的工人，并向他們轉(zhuǎn)達我們的請求：希望他們也親自給我們寫些東西，不只是為了報刊，也是為了交流思想，使彼此不失掉聯(lián)系并做到相互了解。同時，我個人特別感興趣的是，工人們對《怎么辦？》一書的反應(yīng)如何，因為我還沒有聽到工人們的反應(yīng)。

　　總之，請使您處的工人小組以及馬尼亞（工人委員會；當時彼得堡有兩個黨委員會：一個是工人的，我們在信中把它叫作馬尼亞，另一個是知識分子的，我們把它叫作萬尼亞。——娜·康·注）同我們直接取得聯(lián)系，這一點很重要，而且將大大加強他們同《火星報》的接近程度以及您在他們中間的地位。其次，如果馬尼亞的領(lǐng)袖中確實有能干的人，最好讓其中一人到我們這里來一趟，請把這個意見轉(zhuǎn)告他們，并請談一下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22]

　　但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不只是要工人寫通訊，還要工人給《火星報》寫文章。我有一次受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的委托，給巴布什金寫了一封信（我們很了解他；巴布什金曾在星期夜校我教的那一班學習過，還參加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講過課的小組）：“我們對您有個請求。請您到圖書館為我們找一份《俄國財富》[23]雜志（從去年12月份起）。因為有個名叫達頓諾夫的在那份雜志上寫過一篇關(guān)于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使人憤慨的文章，他在這篇文章中竭力把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寫成不懂得什么團結(jié)、沒有任何需求和憧憬的人。舍斯帖爾寧在該雜志上反駁了達頓諾夫。達頓諾夫又寫了一篇更使人憤懣的文章，接著，《俄國財富》雜志就宣布這個問題不再繼續(xù)討論。請您讀讀這些文章（如果需要，請您買所需的幾期《俄國財富》雜志，我們付錢），并就這個問題寫一篇文章或短評（我在信中寫的是‘短評’，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看到以后，改成‘文章或短評’?！取た怠ぷⅲM可能多收集一些實際材料。很重要的是，在《火星報》（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添了‘或《曙光》雜志’幾個字，他希望厚本的科學雜志上能夠出現(xiàn)工人的文章?！取た怠ぷⅲ┗颉妒锕狻冯s志上發(fā)表一篇比較了解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生活情形的工人（伊里奇在‘工人’下面畫了三條著重線。——娜·康·注）寫的反駁這種無稽之談的文章。”巴布什金寫了這篇反駁文章，編入作為1901年10月《火星報》第9號的附錄出版的一本小冊子，標題是《捍衛(wèi)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署名是“保護工人的工人”。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就是這樣物色工人通訊員和工人作者。由于當時的條件，做這個工作，要進行復雜的通信，建立秘密聯(lián)系，當時工人通訊員和作者一共只有幾個人。隨著運動的發(fā)展，他們的人數(shù)有了增長，這使伊里奇無比地高興?，F(xiàn)在，工人通訊員已經(jīng)是一支強大有力的大軍了。

寫于1932年

載于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列寧是黨的報刊的編輯和組織者》

[1] 《啟蒙》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社會政治和文學月刊，1911年12月根據(jù)列寧的指示創(chuàng)辦，在彼得堡公開出版。

[2] 《列寧全集》第36卷第249頁。

[3] 《曙光》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政治雜志，由《火星報》編輯部于1901-1902年在德國斯圖加特出版。

[4] 《列寧全集》第4卷第283-292頁。

[5] 民粹派是俄國革命運動中的小資產(chǎn)階級派別，產(chǎn)生于19世紀60-70年代，主要成員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知識分子。

[6] 馬爾薩斯主義是十八世紀英國庸俗經(jīng)濟學家馬爾薩斯（1766-1834）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反動的人口理論。

[7] 《左翼文藝》是一個叫做左翼文藝戰(zhàn)線的文藝團體于1922-1925年出版的雜志。這個團體與未來主義及其他形式主義派別有聯(lián)系。

[8] 巴維爾·波利索維奇·阿克雪里羅得（1850-1928），1883年與普列漢諾夫創(chuàng)立“勞動解放社”，1900年參加《火星報》編輯部，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1903年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蛻化為孟什維克，并成為其首領(lǐng)之一。十月革命后，敵視蘇維埃政權(quán)，墮落為亡命的白黨分子。

[9] 《列寧全集》第34卷第6頁，原文為“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夠給工人寫作”。

[10] 安那托里·瓦西里也維奇·盧那察爾斯基（1875-1933），1897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5年革命的參加者。十月革命勝利后，任蘇聯(lián)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員。

[11] 《前進報》1905年1-5月在日內(nèi)瓦出版，是布爾什維克的秘密報紙。

[12] 前進派是以波格丹諾夫為首的黨內(nèi)派別，1905年12月成立，1917年二月革命后瓦解。

[13] 馬赫主義即經(jīng)驗批判主義。是十九世紀末在德國和奧地利產(chǎn)生的一個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派別。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jīng)驗批判主義》一書對經(jīng)驗批判主義作了徹底的批判。

[14] 造神說是俄國1905-1907年革命失敗后，在資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界中產(chǎn)生的一種宗教哲學思想。

[15] 《列寧全集》第35卷第52-53頁。

[16] 孟什維克，即少數(shù)派的意思。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黨的中央機關(guān)時，擁護列寧的一派占多數(shù)，稱為布爾什維克；反對列寧的一派占少數(shù)，稱為孟什維克。孟什維克的主要代表人物為馬爾托夫、普列漢諾夫等人。

[17] 講壇主義者即講壇社會主義者，是19世紀70-90年代資產(chǎn)階級政治經(jīng)濟學中的一個流派。

[18] 為什么？怎么搞的？用的是什么手段？

[19] 《列寧全集》第35卷第18-19頁。

[20] 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1851-1919），最初是民粹派，后轉(zhuǎn)變?yōu)樯鐣裰鼽h人。1883年與普列漢諾夫創(chuàng)立“勞動解放社”，1900年任《火星報》編輯，1903年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蛻化為孟什維克。

[21] 《列寧全集》第36卷第15頁。

[22] 《列寧全集》第36卷第98頁。

[23] 《俄國財富》是1876年在彼得堡創(chuàng)立的月刊，19世紀90年代初轉(zhuǎn)到民粹派手里，并成為他們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