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但受到了黃巾起義的影響 曹操打過東漢末年的農(nóng)民起義軍一黃巾， 這是歷史事實。這可以說是曹操一生中最不光采的一頁。在今天的問題是:打過農(nóng)民起義軍的曹操，是不是就應(yīng)該受千年萬代的咒罵? 在東漢末年打過黃巾的不止曹操一個人，劉備、孫堅、袁紹、袁術(shù)和其他的人都打過。再把歷史范圍說廣泛一點。漢光武劉秀打過赤眉、銅馬，唐太宗李世民打過竇建德、劉武周,漢高祖劉邦和楚霸王項羽同是起義軍的領(lǐng)袖而互相打，明太祖朱元璋坐天下，不是從元人手里直接打下來的，而主要是從先后起義者的手里打下來的。 因此，問題倒應(yīng)該進一步看看:曹操打了黃巾義軍之后的后果如何? 在我看來，曹操雖然打了黃巾，但他受到了黃巾起義的影響，被迫不得不在基本上滿足黃巾起義的目的。黃巾起義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人民要糧食，要土地，要活下去。在東漢末年，人民的衣食之源，被腐朽的王朝和一些皇親國戚、宦官豪右所壟斷，他們互相殘殺，使人民遭受慘酷苦役，脫離土地，不能聊生;甚至鬧到如曹操的詩所描寫的“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見《蒿里行》)的地步。人民要活下去，所以不得不起義。但要怎樣才可以達到起義的目的呢?那就應(yīng)該要有比較好的軍事組織。不然，前途是可以預(yù)見的:不是逐步消亡，便是逐步變質(zhì)。 當(dāng)時黃巾義軍的組織情況又是怎樣呢?并不太好。人數(shù)是很多的，一起就是幾十萬或者百多萬，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為資”(《魏志·武帝紀》鮑信語)，這就是說男女老少都伙在一道，沒有軍糧，只是沿途掠取糧食過活。這樣的軍事行動是斷難持久的。 這情況倒不限于黃巾義軍，當(dāng)時中國北部是普遍缺糧，就是郡國的所謂官兵也不外是些烏合之眾。遺失了的《魏書》有這樣的敘述: “自遭荒亂，率乏糧谷。諸軍并起，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余。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shù)。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shù)在江淮，取給蒲蠃(?螺)。民人相食，州里蕭條?！?《魏志·武帝紀》建安元年注引) 烏合之眾的所謂官軍都是“瓦解流離、無敵自破”，黃巾義師又何能免?太平道教魁張角弟兄的失敗，其主要原因就在這里。袁紹的軍人有桑椹時吃桑椹，袁術(shù)的軍人有?螺時吃?螺，這些東西吃完了或者沒有的時候怎么辦呢?那不是就只好人吃人了。因此劉備的部下吃過人肉，曹操的部下也同樣，這是在史書上有記載的。 和軍事行動不可分開的必須有糧食，這是常識問題。故“足食足兵”是相聯(lián)帶的事。有兵無食，除自然瓦解之外，也還可以產(chǎn)生“有奶便是娘”的現(xiàn)象。黃巾義軍有的依附過袁術(shù)或者孫堅，有的甚至保護過皇帝，請看下引的兩項史料: “建安元年春正月,....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眾各數(shù)萬，初應(yīng)袁術(shù)，又附孫堅?！?《魏志.武帝紀》) “興平二年十一月，漢獻帝東遷，途中楊奉、董承引白波(白波即起義于白波谷的黃巾義師)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右賢王去卑(原誤為“左賢王’,今改正)率師奉迎，與李催等戰(zhàn)，破之。”(《后漢書·獻帝紀》) 這難道不是變了質(zhì)?農(nóng)民起義軍竟和強宗豪右甚至于和皇帝都合流起來了! 曹操在打敗了黃巾之后，他把精銳部分組織了起來。史書上說:初平三年(一九二年)冬，他擊破黃巾于壽張東，追至濟北，“受降卒三十余萬，男女百余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魏志·武帝紀》)。這就是曹操起家的武力基礎(chǔ)，很有點象漢光武劉秀打破了銅馬，而被擁戴為“銅馬帝”一樣。我們可以想想:如果曹操完全是嗜殺成性、胡作非為的人，那幾十萬的青州兵、百多萬的農(nóng)民男女，怎么能夠聽他指揮呢?不是倒過來把他干掉，便盡可以一哄而散，然而不是這樣。那就值得我們把所謂歷史定案重新審核審核一下了。 曹操有了青州兵，但還有一個重大問題沒有同時解決，那就是軍糧的問題。這個問題推遲了三年，在建安元年(一九六年)，終于被解決了。那就是他采用了棗祗、韓浩的建議興立屯田。上引《魏書》在“民人相食，州里蕭條"之下的文字是: “公日:‘夫定國之術(shù),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nóng)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菤q(建安元年)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谷。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下?！? 屯田政策是從古人學(xué)來的，但漢武帝是開邊屯田，而曹操是在內(nèi)地郡國普遍屯田。這是由于當(dāng)時的黃河流域，人口死亡得太厲害了，到處是無主之地，因而也就歸公家所有。(《魏志·司馬朗傳》:“今承大亂之后，民人分散，土業(yè)無主，皆為公田”。)曹操便利用了這些無主之地來貸給農(nóng)民，也使軍人墾辟，故屯田有軍屯、民屯兩種，但辦法是一樣的。無牛者，公家貸牛，所獲公家得六成，私人得四成。有牛者，所獲平分。有人說，這剝削得太厲害。但我們要注意，在這里只有官和民兩層，沒有中間剝削的私人地主。當(dāng)時的老百姓樂于接受，我看是有道理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曹操征收這些糧食來是為的軍需，為的國用，不是以飽私囊，曹操自己是非常儉樸的人，衣被十年不換,每年縫補浣洗。為了公用，所以軍民也樂于捐輸而接受了他的辦法。 屯田政策之得以施行，在事實上還是依靠了黃巾農(nóng)民。屯田令云:‘“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yè)，當(dāng)興立屯田”(《魏志.任峻傳》注引《魏武故事》)。這所說的“資業(yè)”應(yīng)該指的是黃巾農(nóng)民所隨身帶走的耕具或者少數(shù)的耕牛，而最重要的是農(nóng)民的耕種技術(shù)。屯田政策是建立在這些基礎(chǔ)之上的。攻破黃巾是在初平四年(一九三年)，而開始興立屯田是在建安元年(一九六年)，中間雖然相隔三年，在這三年當(dāng)中那“男女百余萬口”的黃巾農(nóng)民是不會只是吃飯睡覺的，當(dāng)時也沒有那么多的閑飯來吃。所以他們一定是辛辛苦苦地在墾辟荒土，只是屯田制度是遲了三年才見諸實施而已。 有了青州兵，有了屯田措施，這在曹操說來就具有了“足食足兵”的基礎(chǔ)，所以他能夠逐步打敗和消滅那些吃桑椹、吃?螺、吃人肉的郡國之師，把陶謙、呂布、袁紹、袁術(shù)等都逐步掃蕩了。那些可以“無敵自破”的軍隊遇到了這樣的勁敵,當(dāng)然是只好失敗的。 有人說曹操是強宗豪右的代表，但從史料，上看來卻不是那樣。他雖然是大地主出身，但卻反對當(dāng)時的強宗豪右。別的不多事征引，單舉一例吧。例如建安九年(二〇四年)他把袁紹破滅了，九月就下令“重豪強兼并之法”，使河北人民無出當(dāng)年的租賦，人民都高興。《魏書》記載了他的令文: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街鬻家財，不足應(yīng)命。審配(人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耶!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fā)。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魏志·武帝紀》注引) 據(jù)此看來，曹操是很能夠體貼民情、收攬人心的。收攬人心并不是壞事，比“豪右辜榷”(壟斷之意)、屠民以逞的好得多。所以要說曹操是豪右的代表，或者結(jié)納豪右以擴張自己的權(quán)勢，我看是和史實不符的。當(dāng)然, 他生在一千七八百年前，我們也不能希望他脫離封建意識。但他曾經(jīng)和工人一道打刀，為當(dāng)時的知識分子所非難(見《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六);他對于“造作宮室、繕治器械，無不為之法則，皆盡其意”《武帝紀》注引《魏書》);可見這位“治人的勞心者”還不那么過分地輕視“治于人的勞力者”。事實上他能夠恢復(fù)封建制度下的生產(chǎn)秩序，把人民從流離失所的情況扭回過來，從歷史發(fā)展過程上來說，在當(dāng)時倒是進步的事業(yè)。 特別值得強調(diào)的是他在建安十二年(二〇七年)五月，千里遠征，一直到東北遼河流域去平定了三郡烏桓，消除了當(dāng)時主要的外患，而救回了被俘擄去做奴隸的漢民十余萬戶，總得有好幾十萬人。這樣多的人沿途是要糧食吃的，連出于敵對意識、由吳人寫成的《曹瞞傳》，都說他曾經(jīng)“殺馬數(shù)千匹以為糧”(《魏志·武帝紀》注引)，可見他是重人不重馬。我們?nèi)绻w貼一下那被解救了的十幾萬戶人的心理，他們對于曹操是會衷心感激的。 2.曹操平定烏桓是反侵略性的戰(zhàn)爭，得到人民的支持 烏桓人是鮮卑人的一支。烏桓和鮮卑，這些半游牧性的種族，在漢末突然興盛了起來;他們的社會性質(zhì)，據(jù)史籍所載，還是在奴隸制的初期。他們在漢末經(jīng)常為患于中國的北邊，鮮卑人占領(lǐng)了北匈奴的舊地，烏桓人占領(lǐng)了南匈奴的舊地。.當(dāng)時的北匈奴已經(jīng)西遷，南匈奴已經(jīng)內(nèi)附，故在中國歷史上自殷、周以來的北方的強敵儼允或者匈奴(獷允即匈奴，是時代不同的音譯)，在漢末已經(jīng)換成為鮮卑、烏桓了。 曹操的平定烏桓是反侵略性的戰(zhàn)爭，至少是得到一部分人民支持的。最好的證據(jù)就是當(dāng)時的一位在山海關(guān)附近的山上保境安民的開明地主田疇的全力支持。田疇平時即經(jīng)常抵抗烏桓的侵略，當(dāng)袁紹在時，盡管屢次請他下山，他都拒絕了。待曹操一過境，在行軍上遇著困難，由于大雨，河水泛濫，道路不通，遣人去聘請他，他便立地下山獻策。他的“山民"更樂意作向?qū)?，北越長城，經(jīng)過熱河，去抄擊烏桓的后路?！皦q山湮谷五百余里”，一直達到柳城(遼寧朝陽縣南)。使敵人措手不及，終于獲得了空前的勝利，消泯了邊患，救回了被奴役的漢民。(請參看《魏志·武帝紀》及《魏志·田疇傳》) 毛主席詠北戴河的一首詞《浪淘沙》，是提到了曹操征烏桓這件事的。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島外打魚船。一片汪洋都不見，知向誰邊?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fēng)今又是，換了人間!” 這里有種種的聯(lián)想，大雨、地望、滄海、秋風(fēng)，和曹操征烏桓時是相同的。征烏桓是五月出征，八月斬蹋頓單于，回軍的時候是暮秋了。曹操的《步出夏門行》一詩中提到“東臨碣石,以觀滄?！?、“秋風(fēng)蕭瑟”，足以斷定是回軍凱旋時做的。一連四首都是以“幸甚至哉，歌以詠志”作結(jié)語，也可以證明他自認他的勝利是“乘危以僥幸”的(《魏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毛主席在寫詞時因種種客觀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東征烏桓，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但盡管有種種客觀事物相同，而卻有一件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換了人間”!曹操當(dāng)時是一個時代，而今天又是另一個時代了。 關(guān)于曹操的東征烏桓，還有最值得注意的后果是:他把三郡烏桓平定了，而烏桓的其他部落的侯王大人們卻對他心悅誠服，服從他的指揮。烏桓的騎兵，在曹操磨下成為了“天下名騎”《魏志·烏桓傳》)。在種族之間發(fā)生了戰(zhàn)爭，能夠收到這樣的效果，是很不容易的事。 在曹操的武功中，我看就有這兩件事體最值得驚異。一件是他打了黃巾，而收編其精銳為“青州兵”，成為他武力的基礎(chǔ)。另一件是他打了烏桓,而烏桓的騎兵在他麾下成為“天下名騎”。如果曹操是嗜殺成性、胡作非為的人，這樣的歷史現(xiàn)象是無法說明的。史書上雖沒有多的詳細的記載，但我們可以推想得到:他不是純粹地以力服人，而是同時在以德服人。 3.關(guān)于曹操殺人問題，應(yīng)該根據(jù)歷史事實重新考慮 在這里不能不接觸到曹操殺人的問題。有的人說曹操殺人太多，引用的例證主要是打敗陶謙的那一件。在這里，史料上是有些出入的，不厭煩瑣，想把史料來檢查一下?！段褐尽ぬ罩t傳》上是這樣記載的: “初平四年(一九三年)太祖征謙，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戰(zhàn)。謙兵敗走，死者萬數(shù)，泗水為之不流。” 兩軍交戰(zhàn)是不能不死人的。這兒所說的“死者萬數(shù)"是陶謙的兵。這里有可能是戰(zhàn)死的，也有可能是在敗走中被水淹死或者自相踐踏而死的，不一定都是曹操所殺。但這項史實落在《曹瞞傳》里卻變了樣。 “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dāng)?shù)萬口于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zé)o復(fù)行人?！?《魏志.荀或傳》住引) 這把曹操寫成了一個混世魔王。很有趣的是“兵”變成了“男女”(人民群眾)，“萬數(shù)”變成了“數(shù)萬”，戰(zhàn)死或者淹死變成了“坑殺”。我們到底應(yīng)該相信哪一邊呢?《曹瞞傳》是孫吳的人做的，明顯地包含有對敵宣傳作用在里面，了解到這一點，我們對于史料就應(yīng)該慎重選擇了。但是，不高興曹操的人卻十分歡迎《曹瞞傳》，而且還嫌它說得不夠勁。請看劉宋時代的人范曄的《后漢書·陶謙傳》吧。 “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dāng)?shù)十萬人，雞犬無余,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fù)行跡。初三輔遭李催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 這分明是根據(jù)《曹瞞傳》，而把數(shù)目字又夸大了十倍，“男女?dāng)?shù)萬”變成為“男女?dāng)?shù)十萬”了。這真可以說是作史者典型的曲筆!謊愈扯愈大，卻愈受人歡迎。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便采取了《后漢書》的說法，今天好些罵曹操的人也就樂于有根據(jù)了。 兩千多年前的孟子(盡管在今天有不少人斥他為唯心主義者)，他在史料的選擇上就比較審慎，他就不相信《武成篇》的“血流漂杵”的話。他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至仁伐至不仁”是有問題的，周武王并不是“至仁”，殷紂王也并不是“至不仁”，這當(dāng)別論。但孟子能夠分別真實與虛夸，應(yīng)該說是可取的。我們今天的朋友們卻連“雞犬亦盡”的話都信以為真了。 《魏志·荀彧傳》載陶謙死后荀或勸曹操緩攻徐州，先收麥，并攻打呂布。曹操聽從了他，先把呂布打敗了。荀或的說辭里面有這樣幾句: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明明還有戰(zhàn)死者的“子弟”，哪里就會是“雞犬亦盡”，“百姓皆殲”呢?這樣的宣傳令我想到清初的統(tǒng)治者和地主階級關(guān)于張獻忠的宣傳。他們說“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然而四川人口在今天卻有七千多萬(包含我自己在內(nèi))，雖然有好些是后來外省的移民，然而也有不少人是四川的土著。因此，關(guān)于曹操亂殺人的話也就值得我們考慮考慮了。 當(dāng)然曹操是殺過人的，不僅打仗要殺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觸的人他也殺過。大家喜歡指責(zé)的是他殺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兹谑强追蜃拥暮笕耍@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張，其實都是相當(dāng)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說:“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魏志·崔琰傳》注引《漢紀》)。曹操殺了孔融，據(jù)說又把他兩個八歲的小孩子也殺了。這當(dāng)然也足以表示曹操的殘忍，但這里也是有問題的?！妒勒Z》云: “融二子皆齠齔。融見收，顧謂二子日:‘何以不辟?’二子俱日:‘父尚如此，復(fù)何所辟?’以為必俱死也?！?《魏志.崔琰傳》注引) “以為必俱死也"是二子自以為必將同時被殺，但是否殺了，并無明文。孫盛《魏氏春秋》卻肯定了二子“俱見殺”，并加以渲染?！度龂尽纷⒄邥x人裴松之曾加以批評，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辟，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以上俱見《魏志·崔琰傳》注)。這事落到《后漢書·孔融傳》里，也比孫盛更加夸大，簡直類似小說了。在這里我不想多事征引，感興趣的朋友，請去翻讀原書。 又如我們在舞臺上經(jīng)?？吹降摹蹲椒挪堋?，表演曹操出于猜疑，把呂伯奢的一家人殺了。這并不是出于虛構(gòu)，是有根據(jù)的。然而所根據(jù)的材料卻有問題。《魏志·武帝紀》云:“(董)卓表太祖為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在這下邊裴松之的注征引了三種資料，我現(xiàn)在把它們并列在下邊: (1)“《魏書》曰:太祖以卓終必復(fù)敗，遂不就拜，逃歸鄉(xiāng)里。從數(shù)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shù)人?！? (2)“《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 3)“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凄愴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遂行。” 這真是書經(jīng)三轉(zhuǎn)就變了樣。照情理上看來，《魏書》是比較可信的，但是不高興曹操的人自然特別選中了孫盛，這位“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的先生。“寧我負人，無人負我”的話應(yīng)該是孫盛的話，而不是曹操的話。曹操特別受了歪曲，這些“好奇情多”的先生是應(yīng)該負責(zé)的。 當(dāng)然，曹操也有犯錯誤的時候，錯殺了好人，我們并不想一一替他辯護。 例如他把華佗殺了， 總是不應(yīng)該的。按照史書所述，華佗只是托故躲在家里，不肯替曹操治病;單只這一點并不至于犯死罪。他也有時在一時盛怒之下收人入獄，后來又原恕了他。賈逵就是一例(見《魏志·賈逵傳》注引《魏略》)。來不及原恕而冤死了的人應(yīng)該也是有的或者還不少。他也有出于好心腸，但操之太切，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最大的一件事是建安十八年(二一三年)曹操攻孫權(quán)，“恐江濱郡縣為權(quán)所略，征令內(nèi)移，民轉(zhuǎn)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余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吳志.孫權(quán)傳》)。這是把百姓逼得太猛了，使他們急無所擇，走了更不利的道路，所謂“醫(yī)得眼前瘡，剮卻心頭肉”。其實孫吳的政治并不是更開明一些，而是更腐敗得多。史實上表明:孫吳是豪族與武人專橫的世界，“居位貪鄙、志節(jié)卑污”的人根本無法動搖，反而受到重視。因此，我們可以想見:東渡江的十余萬戶在經(jīng)過流離和幻滅之后，是會有不少人回到故鄉(xiāng)的;江西雖然虛了一時，不至于長久虛下去。還有，在新開屯田時也有過農(nóng)民集體逃亡的事。(《《魏志·袁渙傳》里說“是時(建安初年)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但曹操聽了袁渙的建議對于人民不要強迫，“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強”，于是“百姓大悅”。但有人看到農(nóng)民的集體逃亡，便否定屯田政策的積極意義。這是沒有從全面來看問題，要算是“攻其一點，不計其余”了?？傊?，曹操是犯過不少錯誤，也打過不少次敗仗的，他的缺點不少，但優(yōu)點也很多。他能夠改正錯誤，善于從失敗中取得教訓(xùn)，也就是他很大的優(yōu)點。他是一千七八百年前的人，據(jù)史書所載，他能夠不信天命，不信鬼神，毀滅邪祠，破除迷信，禁止厚葬，禁止復(fù)私仇，誅不避權(quán)貴，舉能揚側(cè)陋，敢于公開下令要選用被人稱為“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shù)”的人(《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建安五年他敗袁紹于官渡之后，從所收獲的敵方文書中把許下和軍中人給袁紹的通信都燒掉了，不加追究;據(jù)這些看來，他實在也算得是夠開明，夠有自信的。他是一位多才多藝的人。他“御軍三十余年，手不舍書”(同上)，是一位博學(xué)家。他不僅有武功，而且重文治，建安文學(xué)的高潮是在曹操父子的鼓舞下形成的。這些是大家所承認的，我不準備多說了。 4.曹操對于民族的發(fā)展和文化的發(fā)展有大的貢獻 我們評價一位歷史人物，應(yīng)該從全面來看問題，應(yīng)該從他的大節(jié)上來權(quán)其輕重，特別要看他對于當(dāng)時的人民有無貢獻，對于我們整個民族的發(fā)展、文化的發(fā)展有無貢獻。公平地說來，曹操對于當(dāng)時的人民是有貢獻的，不僅有而且大;對于民族的發(fā)展和文化的發(fā)展是有貢獻的，不僅有而且大。在我看來，曹操在這些方面的貢獻，比起他同時代的人物來是最大的。例如諸葛亮是應(yīng)該肯定的人物，但他所憑借的西蜀，在當(dāng)時沒有遭到多大的破壞，而他所成就的規(guī)模比起曹操來要小得多。然而諸葛亮卻被后人神化，而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產(chǎn)生這種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別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歸之于正統(tǒng)觀念的統(tǒng)治。 最近我讀到王昆侖先生的《歷史上的曹操和舞臺上的曹操》，他援引了蘇東坡的《志林》:“涂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他認為把曹操作為反面教員，不完全由于正統(tǒng)主義的支配，而是“多少年來廣大人民自己的選擇”。他要我們不要把后一點“忽略了”。是的，多少年來廣“大人民是把曹操選為了反面教員。但問題是:這“多少年”究竟有多少年?如果說是自趙宋以來，那是應(yīng)該承認的。因而也就可以進一步再提出一個問題:人民選曹操為反面教員究竟是不是出于“自己的選擇”?據(jù)我們所知道的，和曹操同時代的人卻也并不痛恨曹操，張魯雄據(jù)漢中三十年,是被曹操打敗了的人，他甚至這樣說:“寧為魏公奴，不為劉備，上客”(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又見《華陽國志·漢中志》)。 曹操的臣下如王粲，兒子如曹植，他們的歌功頌德的文章，把曹操捧上了天，我們且不必征引。但唐太宗李世民有一篇《祭魏太祖文》(見《全唐文》卷十)，是值得注意的。他稱曹操為“哲人”，說他“以雄武之姿，當(dāng)艱難之運;棟梁之任同乎曩時，匡正之功異于往代”;說他拯救了沉溺,扶持了顛覆。這些話，在我們看來，倒是接近于歷史真實的。唐代沒有否定曹操還有一個有趣的證據(jù)，便是唐玄宗自名為“阿瞞”。如果唐代的民間已經(jīng)把曹操當(dāng)成一個大壞蛋，一朝的天子哪里會把大壞蛋的小名來嘲罵自己呢?這是不能想象的。 曹操受了很大的歪曲，實在是自宋代以來。其來源我覺得不好隨便把責(zé)任歸諸人民。王昆侖先生說;“大概輿論的變化就從民間先開始”，這話如果一般化了，就很成問題。因為在“大概”一辭中就大有文章可做。據(jù)我的看法，民主性的精華大抵是從民間開始的，而封建性的糟粕則不好讓人民來負貴。例如說“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者難逃”，這話在民間流傳得廣泛得很，其來源無疑是出于統(tǒng)治階級。如果因為多少年來廣大人民那樣說，而認為是人民自己的意識，那事情就不好辦。因為誰要剔除封建性的糟粕，那就會成為反對人民意識了。其實，人民在封建時代的意識，除掉革命的民主性的精華之外，我們應(yīng)該肯定，是支配階級蓄意培植的。只有革命性比較強的人才能擺脫那種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曹操的粉臉奸臣的形象，在舞臺上，在人民心目中，差不多成為了難移的鐵案了。然而在幾百年前也有農(nóng)民起義的領(lǐng)袖想移動一下這個鐵案。和李自成、張獻忠同時起義的羅汝才，他自號為“曹操王”，不就表明草莽英雄中也有不愿意為《三國演義》所束縛的人物存在嗎? 《三國演義》是一部好書，我們并不否認;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識，我們更沒有辦法來否認。藝術(shù)真實性和歷史真實性，是不能夠判然分開的，我們所要求的藝術(shù)真實性，是要在歷史真實性的基礎(chǔ)上而加以發(fā)揚。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他是根據(jù)封建意識來評價三國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據(jù)他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們的意識不同了，真是“蕭瑟秋風(fēng)今又是，換了人間”了!羅貫中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成了問題，因而《三國演義》的藝術(shù)真實性也就失掉了基礎(chǔ)。這是無可如何的。盡管還有相當(dāng)長的一個時期人們還會相信《三國演義》的真實性，但那是會逐漸淡薄的。在今天桃園三結(jié)義的形象已經(jīng)不如往年那樣神氣了。 我們可以預(yù)言曹操的粉臉也會逐漸被人民翻案的。今夭不是已經(jīng)在開始翻案了嗎? 舊劇中的曹操形象主要是根據(jù)《三國演義》的觀點來形成的。要替曹操翻案須得從我們的觀點中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來從新塑造。如果在舊戲的粉臉中透出一點紅色來，解決不了問題。例如以赤壁之戰(zhàn)而言，在史籍上就有不同的說法。曹操遺孫權(quán)書云:“赤璧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見《吳志·周瑜傳》注引《江表傳》)《魏志·武帝紀》也說“公至赤壁，與備戰(zhàn)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钡降啄囊贿吺菤v史真實呢?我們很難判斷。但曹操在赤壁之戰(zhàn)是打敗了，那是沒有問題的。三分鼎足之所以形成，在我看來，地理形勢要算是一個重要原因。西蜀是得到山岳的屏障，孫吳是得到長江的保護。但盡管這樣，魏、蜀、吳都是想中國成為一統(tǒng)的。本是統(tǒng)一的中國不愿意成為群雄割據(jù)的局面，這是三國人物的共同心理。所不同的只是:不讓你來統(tǒng)一，讓我來統(tǒng)一，如此而已。諸葛亮的“漢賊不兩立，王業(yè)不偏安”《蜀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不就是很坦白的自述嗎? 但有人認為“三國的分立是有其社會經(jīng)濟原因的。....曹操在統(tǒng)一北方后所進行的向南擴張戰(zhàn)爭，是違背歷史規(guī)律和人民愿望的”。這見解真是非常奇特。三國的社會經(jīng)濟，我們絲毫也看不出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曹操在南征，諸葛亮和孫吳都屢次在北伐，南征如果是“違背歷史規(guī)律和人民愿望”，北伐也同樣是“違背歷史規(guī)律和人民愿望”。愿意中國分裂而不愿意統(tǒng)一,這算什么“歷史規(guī)律”!這算什么“人民愿望”!以前的讀書人有一種毛病:“好讀書，不求甚解”;今天的讀書人似乎有人又有一種毛病:“不讀書，好求甚解”。我們好不好來一個辯證的統(tǒng)一:“好讀書，好求甚解”呢?我們須得知道:曹操生前雖然沒有完成統(tǒng)一中國的大業(yè)，但在他死后不足五十年終于由他所組織起來的力量把中國統(tǒng)一了。這卻是無可動搖的歷史事實! 5.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員，在今天，要替他恢復(fù)名譽 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員，我們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復(fù)名譽。但我們也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積重難返。歷史上應(yīng)該恢復(fù)名譽的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要翻案都比較困難。原因是對于他們的敵性宣傳太年長歲遠，深入人心。而尤其是曹操，由于《三國演義》和三國戲的普及，三歲小兒都把他當(dāng)成了大壞蛋，要翻案是特別不容易的。王安石是同樣受到極大歪曲的歷史人物，他的案是翻過來了。他的幸運是對于他的敵性宣傳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曹操所受的影響那么普遍，婦孺皆知。但長遠地把一位好人作為反面教員總是不大妥當(dāng)?shù)?。我們搞歷史的人有責(zé)任把真實性弄清楚。但我們也并不主張把《三國演義》燒掉，把三國戲停演或者一加以修改，我們卻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觀點所見到的歷史真實性的基礎(chǔ)之上來進行新的塑造。新舊可以共存，聽從人民選擇。 關(guān)于曹操的功過，還有一個問題今天雖然沒有人提到，但在古書上卻有人早提到了。那就是民族問題。曹操的民族政策除掉必要時進行反抗戰(zhàn)爭之外，基本上是采取各族融和的辦法的。鮮卑，烏桓人為他所用，匈奴人與漢族雜居于河?xùn)|，因而有人把西晉末年的“五胡亂華”隱隱歸罪于曹操。例如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后漢書·南匈奴傳》便有這樣的話: “自單于比入居西河美稷(今內(nèi)蒙古伊克昭盟一帶)之后，種類繁昌，難以驅(qū)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xiāng)，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沉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于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他雖然不是專門責(zé)備魏武帝，而主要是在責(zé)備竇憲，但魏武是承繼了竇憲的混處政策的。那么“五胡亂華”的責(zé)任，在魏武帝似乎也就不能不分負了。這樣的歸罪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拔搴鷣y華”的誘因并不是由于民族混居，而是由于西晉的內(nèi)亂。司馬氏奪取了曹魏政權(quán)之后，不再傳便有“八王之亂”，大家搶做皇帝，相互砍殺了十六年。內(nèi)亂的結(jié)果因而便誘致了“五胡”的崛起。 “八王之亂”又是怎樣產(chǎn)生的呢?這是由于制度的改革。漢朝的郡國制度，國的諸候王是沒有實權(quán)的，實權(quán)是操在中央所委派的國相手里。魏因漢制，諸侯王同樣無實權(quán)，司馬氏因而得以篡位。司馬氏一奪取了政權(quán)之后，為了鞏固本姓的王朝便把制度改革了。辦法是大封公族,使各侯王得以任官分治,征兵自衛(wèi)。用心是在防止異姓篡奪，但誰知道卻招致了同姓紛爭,而終于釀成大禍。因此，“五胡亂華”的責(zé)任不能讓竇憲和曹操來負。 據(jù)我看來，曹操受到歪曲的另一原因，和秦始皇一樣，是政權(quán)的延續(xù)不太長。秦是二世就亡了，僅僅十幾年。魏的統(tǒng)治也不久。魏文帝曹丕在位僅七年，只活了四十歲。魏明帝曹睿在位僅十四年，只活了三十六歲。偶然碰上了這兩位短命皇帝，所以給了司馬氏以奪取政權(quán)的機會。曹丕和曹睿都是比較可取的人物，如果他們活得長一點,在位得長一點，曹魏的統(tǒng)治就會更長得一點。如果那樣，我看歷史上對于曹氏祖孫父子的評價是會有所不同的。 總之，我們今天要從新的觀點來追求歷史的真實性，替曹操翻案;而且還須得替一切受了委曲的歷史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翻案。只有在人民做了主人的今天才有可能。人民是正直的，只要我們把真正的歷史真實性闡明了，人民決不會把有功于民族發(fā)展和文化發(fā)展的歷史人物，長遠地錯當(dāng)成反面教員。因此，我們樂于承擔(dān)這個任務(wù):替曹操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