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我年輕時曾旅行于西伯利亞東部和滿洲北部，在這些旅行中，動物生活的兩個方面給我的印象極深。一個是：大多數(shù)動物不得不對殘酷的大自然進行的生存競爭的極端嚴酷性；以及自然力量定期地大規(guī)模毀滅生命，結(jié)果，在我所考察的廣大土地上生物極為稀少。另一個是：即使在動物十分繁盛的幾個地方，雖然我竭力尋找，我也從未發(fā)現(xiàn)同種動物之間存在著爭取生活資料的殘酷斗爭；而大多數(shù)達爾文主義者認為(雖然達爾文本人并不是永遠如此)這種斗爭是生存競爭的主要特征和進化的主要因素。
　　在冬末時節(jié)橫掃歐亞北部的可怕的暴風(fēng)雪和往往隨之而來的冰霜；在每年5月的下半月，當樹上已是花朵盛開、昆蟲到處活躍的時候，再次降臨的寒霜和暴風(fēng)雪；早霜和有時在7、8月間突然消滅億萬昆蟲和草原上的第二窩雛鳥的大雪；8、9月間在溫帶地區(qū)由印度洋的季風(fēng)帶來的暴雨，結(jié)果造成僅見于美洲和亞洲東部的大洪水，在高原上使歐洲各國那樣大的地區(qū)成為澤國；最后，10月初的大雪，最終使得反芻動物在法國加德國那樣大的地區(qū)絕對不能生活下去，并且成千上萬地毀滅了它們——這些就是我在亞洲北部所見到的動物在其中進行生存競爭的環(huán)境。它們使我在較早的時期便認識到，在大自然中，達爾文所說的“對過分繁殖的自然遏制”和同種的個體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斗爭比較起來，有遠為重要的意義，同種的個體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斗爭，在一定限度內(nèi)隨處可見，但是它絕不能達到前者那樣的重要程度。由于生物稀少和人口不足——不是人口過剩——是地球上我們看之為亞洲北部的那一部分廣大地區(qū)的顯著特征，所以，此后我就十分懷疑(以后的研究證明我的懷疑是正確的)，每一個動物的種內(nèi)是不是真正存在著爭取食物和生命的可怕競爭(這是大多數(shù)達爾文主義者的一個信條)，并且也因而懷疑據(jù)說這種競爭在新種的進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另一方面，無論我在哪里看到的動物繁多的地方，例如，有百十種和千百萬個動物聚居在一起繁殖子孫的湖泊；嚙齒動物的聚號地；當時沿著烏蘇里江像在美洲那樣大規(guī)模遷居的候鳥群；特別我在黑龍江畔親眼見到的移居的鹿群，這種聰明的動物在移居時成千上萬地從遼闊的地區(qū)聚集起來，以便在大雪降臨以前奔過黑龍江畔最狹窄的地方——我在從我眼前掠過的這些動物生活情景中所看到的互助和互援竟達到這樣的程度，使我認為它在生命的維護和每一個物種的保存并進一步進化中，是最重要的特征。
　　最后，我在外貝加里亞的半野生牛群和馬群中，在各地的野生反芻動物中以及在松鼠等動物中，發(fā)現(xiàn)動物由于上述原因之一必須和缺少食物進行斗爭的時候，所有遭受這種災(zāi)難的動物，經(jīng)過這場考驗后，全都是那樣的體虧力衰，以致物種在如此激烈的競爭時期中是不可能得到任何逐步進化的。
　　因此，當我以后開始注意達爾文主義和社會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時，沒有一本論述這個重要問題的著作和小冊子是使我能夠同意的。它們?nèi)剂D證實人類由于有較高的智慧和知識，因而可以緩和人與人之間生存競爭的嚴酷性，但是，它們同時又都承認每一個動物和它的同種以及每一個人和所有其他的人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競爭，是“一種自然法則”。這種看法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為我以為，承認每一個物種有無情的內(nèi)部生存競爭，承認這種競爭是進步的一個條件，那就等于承認不僅尚未被證實的，而且缺少直接觀察根據(jù)的事物。
　　相反的，當時圣彼得堡大學(xué)院長、著名的動物學(xué)家凱士勒教授于1880年1月在一次俄國博物學(xué)家會議上發(fā)表的《論互助的法則》(On?the?Law?of?Mutual?Aid)這篇演說，卻深深地打動了我，使我認為是對整個問題的一個新的啟發(fā)。凱士勒認為，在大自然中，除了互爭的法則以外，還有互助的法則，而這個法則，對生存競爭的勝利，特別是對物種的逐步進化來說，比互爭的法則更為重要得多。這種見解——實際上它是達爾文本人在《人類的起源》(The?Descent?of?Man)中所表明的思想的進一步發(fā)展——我覺得是如此的正確，如此的重要，所以，自從我(在1883年)知道它以后，就開始搜集材料，以便進一步發(fā)揮凱士勒僅僅在他的講演中泛泛談到而生前未及加以發(fā)揮的思想。他死于1881年。
　　只有一點我不完全贊同凱士勒的意見。凱士勒把“親族感”和對子孫的關(guān)心(見下文第一章)說成是動物之間互相扶助的根源。然而，要斷定這兩種情感在合群的本能的進化中真正起了多大作用，以及其他本能在同一個方面起了多大作用，我覺得完全是另外一個十分廣泛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現(xiàn)在還很難討論。只有當我們很好地證實了各綱動物中間的互助事實和互助對進化的重要性以后，我們才能研究在合群感的進化中，哪些是屬于親族感的，哪些是屬于固有的合群性的——后者顯然是起源于動物世界的進化的最初階段，甚至是在“群體時期”。因此，我把主要注意力首先能在證明互助因素在進化中的重要性上，而把尋求互助本能在自然中的起源這個工作留待以后研究。
　　互助這個要素的重要性——“只要它的普遍性能表現(xiàn)出來”——是不能不受到天才的博物學(xué)家歌德的注意的。艾克爾多有一次(在1827年)告訴歌德說，從他那里飛走的兩個小鷦鷯，第二天能在知更鳥的窠中找到了，老知更鳥給這兩個小鷦鷯和它自己的小鳥一同喂食。歌德聽到這件事以后十分興奮，他認為這證實了他的泛神論，他說：“如果把食物給陌生者吃的這種事實果真像具有普遍法則性質(zhì)的事物一樣存在于整個大自然中，那么，許多謎都可以得到解釋了?！彼诙煊终勂疬@件事，并且極為誠懇地要求艾克爾曼(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動物學(xué)家)特別研究一下這個問題，并且說他一定能獲得“不可估價的成果”(《對話》，1848年，第3卷，第219、221頁)。可惜這項研究始終沒有人來做，雖然布利姆很可能是受了歌德這句話的啟發(fā)才在他的著作中對動物之間的互助收集了那樣豐富的材料。
　　1872-1886年間出版了幾本論述動物的智慧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著作(這些著作已列舉在本書第一章的腳注中)，其中三本專門討論我們所研究的問題的是：伊士比納的《動物社會》(Les?Société?animales，巴黎，1877年)、拉納桑的一篇講稿《為生存而競爭和為競爭而團結(jié)》(La?Lutte?pour?l'existence?et?l'?association?pour?la?lutte,1881年4月)以及路易·彼希納的《動物世界的愛和愛情生活》(Liebe?und?Liebes-Leben?in?der?Thierwelt)。后一本書的第一版發(fā)表于1882年或1883年，第二版增加了許多材料，發(fā)表于1885年。雖然這幾本書每本都很出色，但仍需要用大量的篇幅來闡述互助不僅是道德本能起源于人類以前的論據(jù)，而且還應(yīng)作為一個自然法則和進化的要素來考慮。伊士比納所著重研究的主要是按照生理分工構(gòu)成的動物社會(例如螞蟻和蜜蜂的社會)，雖然他的著作對一切可能談到的方面都是很好的提示，但它是在人類社會的進化還不能以我們現(xiàn)在所具有的知識來研究的時候?qū)懙摹＠{桑的講稿更近似一篇層次分明、循序漸進的工作總綱，它從海中的巖石進而談到植物、動物和人類的世界，這樣來論述互助。至于彼希納的著作，雖然能給人以啟發(fā)和列舉了大量的事例，但是我不能贊同它的主要觀點。這本書一開始就贊美愛，它所有的例證幾乎都是用來證明在動物之間存在著愛和同情的。然而，把動物的合群性降低為愛和同情，就等于是降低它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正如以愛和個人同情為基礎(chǔ)的人類倫理學(xué)只能縮小整個道德感的意義一樣。當我看見鄰居的屋子著火時，使我提著一桶水跑去救火的并不是我對我的鄰居(我和他素不相識)的愛，而是更為廣泛的(雖說比較模糊)人類休戚相關(guān)和合群的本能或情感。這在動物中也是一樣。使一群反芻動物或馬圍成一圈以抵抗狼群攻擊的，不是愛，甚至也不是(按本來意義來理解的)同情；使狼成群獵食的不是愛；使小貓或羊羔在一起嬉戲的，或者使十幾種小鳥在秋天里聚在一起生活的也不是愛；使散布在像法國那樣廣大土地上的集結(jié)成幾十個單獨的群，共同走向一定的地點，以便在那里渡過一條河流的，既不是愛，也不是個體間的同情。那是比愛或個體間的同情不知要廣泛多少的一種情感——在極其長久的進化過程中，在動物和人類中慢慢發(fā)展起來的一種本能，教導(dǎo)動物和人在互助和互援的實踐中就可獲得力量，在群居生活中就可獲得愉快。
　　這個區(qū)別的重要性，是動物心理學(xué)家容易理解的，而且是研究人類倫理的人們更容易理解的。愛、同情和自我犧牲，在我們的道德感的逐步進化中肯定起了巨大作用。但是社會在人類中的基礎(chǔ)，不是愛，甚至也不是同情，它的基礎(chǔ)是人類休戚與共的良知——即使只是處于本能階段的良知。它是無意識地承認一個人從互助的實踐中獲得了力量，承認每一個人的幸福都緊密依賴一切人的幸福，承認使個人把別人的權(quán)利看成等于自己的權(quán)利的正義感或公正感。更高的道德感就是在這個廣泛而必要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的。但這個問題不屬于本書討論的范圍，在這里，我只提出我在答復(fù)赫胥黎的《倫理學(xué)》(Ethics)時所發(fā)表的《正義和道德》(Justice?and?Morality)這篇演說，我在這篇演說中較詳細地談到了這個問題。
　　因此，我認為寫作本書來闡述互助為一個自然法則和進化的要素，也許可以彌補一個重大的空白。當赫胥黎在1888年發(fā)表他的“生存競爭”宣言《生存競爭和它對人類的意義》(Struggle?for?Existence?and?Its?Bearing?upon?Man)時，我認為它對于人們在灌木叢和森林中所見到的自然界事實，陳述得很不正確，于是，我便和《19世紀》(Nineteenth?Century)雜志的編者洽商，問他可否讓我在他的刊物上詳細回答一個最杰出的進化論者的意見，編輯詹姆斯·諾耳斯先生慨然接受了這個建議。我對貝茨也談起過這件事情?！笆堑模@才是真正的達爾文主義，”他回答說，“‘他們’把達爾文的話弄成那種樣子，真是可怕。寫這些文章吧，等它們出版的時候，我將寫一封信給你，你可以把那封信公開發(fā)表?！边z憾的是，我花了將近七年工夫?qū)戇@些文章，當最后一篇文章發(fā)表的時候，貝茨已經(jīng)逝世了。
　　在論述了互助在各綱動物中間的重要性以后，我顯然不得不進而討論這個要素在人類的進化中的重要性。討論這一點，是更有必要的，因為有許多進化論者也許不否認互助在動物之間的重要性，但是他們，例如赫伯特·斯賓塞，卻不承認它對人類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對原始人來說，個人對整體的斗爭是生存的唯一法則。我們在論述蒙昧人和野蠻人這兩章中將討論這個從霍布斯時代起就一再有人不加適當批判便過分地樂于彼此轉(zhuǎn)告的論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我們所知道的早期人類發(fā)展的事實的。
　　在人類最初的氏族時期以及(在更大程度上)后來的村落公社時期中，由蒙昧人和半野蠻人的創(chuàng)造天才所發(fā)展的互助制度的數(shù)目和重要性，以及這些早期制度迄今對人類后來的發(fā)展的巨大影響，促使我把我的研究范圍也擴展到較后的有史時期，特別是最有興趣的中世紀的自由共和城邦時期，這個時期對現(xiàn)代文明的普遍性和影響以及普遍存在于現(xiàn)代文明中的情況，還沒有為人們所充分了解。最后，我試圖簡短地指出：人類在極其漫長的進化過程中所繼承的互助的本能，就是今日在我們的現(xiàn)代社會中也具有巨大的重要性，這個社會據(jù)說是按“人人為自己，國家為大眾”的這個原則建立的，但它從來不能而且將來也不能實現(xiàn)這個原則。
　　也許有人會對本書表示異議，說書中對動物和人類都是按照過于好的一面來闡述的，太強調(diào)了他們的合群性，而對于他們反社會和利己的本能卻幾乎沒有談到。這是不可避免的。近來我們總是聽說“冷酷無情的生存競爭”，據(jù)說每一個動物對所有的動物，每一個“野蠻人”對所有的“野蠻人”，每一個文明人對他所有的同胞，都在進行這種競爭——這種說法竟變成了一個信條，所以首先必須以一系列從完全不同的一面表現(xiàn)動物和人類生活的事實來反駁它們。我們需要指出合群的習(xí)性在大自然中以及在動物和人類高逐步進化中所具有的巨大重要性：證明它能使動物更好地防御敵人，時常使它們更易于獲得食物(冬糧、移居等)和長壽，因而也要易于發(fā)展智力；證明它使人類除了獲得上述的利益以外，還使他們雖然在歷史上歷經(jīng)滄桑，但仍能建立種種組織，使他們在對大自然的艱苦斗爭中能夠生存下去和取得進步。這是一本論述互助法則的書，它把互助作為進化的一個主要要素來考察——它所考察的不是所有一切的進化要素和它們各自的價值；必須寫了前一本書以后，才可能再寫以后的書。
　　對個人的自我維護在人類進化中所起的作用，我肯定從未低估過?？墒俏艺J為，這個問題需要比以往更加深入地研究。在人類歷史上，個人的自我維護過去是而且現(xiàn)在仍然是和又渺小又愚昧的狹隘心地——許多作家認為這就是“個人主義”和“自我維護”——完全不相同的，它要偉大得多和意義深刻得多。創(chuàng)造歷史的，也不只是歷史學(xué)家所說的那些英雄。因此，如果情況許可的話，我準備對個人的自我維護在人類的逐步進化中所起的作用另作討論。在這里，我只能一般地談一談如下的意見：當互助的組織——部族、村落公社、行會和中世紀城市——在歷史的進程中開始失去它們原有的特性，開始為寄生體所侵害、從而變成進步的障礙時，個人反抗這些組織的行為往往表現(xiàn)為兩個不同的方面。?一部分人起來奮力純潔舊的組織，或創(chuàng)立一個以同一互助原則為基礎(chǔ)的更高級的社會；例如，他們試圖以“賠償”的原則來代替“復(fù)仇法則”，以后又以對罪行的寬恕或在人類的良心之前人人平等這個更高的理想，來代替按照階級價值作出的“賠償”。但是，與此同時，又有另一部分反對蛻化組織的人致力于破壞互助的保護組織，其目的無非是要增加他們自己的財富和權(quán)力。在這兩種反抗的人們和支持現(xiàn)存組織的人之間的三角斗爭中，存在著真正的歷史悲劇。但是，要描述這場斗爭和真實地研究這三種力量當中的每一種在人類進化中所起的作用，至少需要我寫作這本書所花費的那樣多的時間。
　　在我論述動物之間的互助的那些文章發(fā)表以后，又出現(xiàn)了一些探討這個問題的著作，其中我要提出的是亨利·德魯蒙德的《羅威爾講座：人類的上進》(The?Lowell?Lectures?on?the?Ascent?of?Man，倫敦，1894年)和蘇瑟蘭的《道德本能的起源和成長》(The?Origin?and?Growth?of?the?Moral?Instinct，倫敦，1898年)。這兩本著作，主要都是按照彼希納的《動物世界的愛和愛情生活》這本書的論點寫作的，在第二本著作中，父母情感和家族感被作為在道德感的發(fā)展中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詳加討論。按照相似的論點研究人類的第三本著作，是吉汀斯教授的《社會學(xué)原理》(The?Princi-?ples?of?Sociology)，這本書的第一版于1896年印行于紐約和倫敦，而它的主要思想，作者在1894年發(fā)表的一本小冊子中已經(jīng)作了概括的敘述。然而，要討論這些著作和我的著作之間的接觸以及相似或分歧之處，這項工作我必須留給評論家們?nèi)プ髁恕?/span>

　　本書的各章最初發(fā)表于《十九世紀》雜志上（《動物之間的互助》發(fā)表于1890年9月和11月；《蒙味人之間的互助》發(fā)表于1891年4月；《野蠻人之間的互助》發(fā)表干1892年1月和9月；《中世紀城市中的互助》發(fā)表于1894年8月和9月；《我們現(xiàn)代人之間的互助》發(fā)表于1896年1月和6月)。我在把它們編輯成單行時，首先是想把在雜志論文中不得不省略掉的大量材料和關(guān)于幾個次要之點的討論匯為一個附錄。可是，看來這個附錄將使本的篇幅增加一倍，所以又只好放棄，或者至少是暫時不發(fā)表它。在的附錄只包括過去幾年中科學(xué)界所爭論的幾個問題；在正文中我只增補了那種不必改動本書的結(jié)構(gòu)就可加進去的材料。
　　我愿借這個機會表達我對《十九世紀》的編者詹姆斯·諾耳斯先生的最衷心感謝，感謝他一知道這些文章的大意后就慨然許諾在他的刊物上發(fā)表，并且允許我把它們出版刊行。

1902年于肯德郡的布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