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自Ali Anooshahr (2023): On the problem of Sāmānid origins, Central Asian Survey, DOI: 10.1080/02634937.2022.2155110

本書后半部分片段使用機翻潤色，實在看的我頭大

感謝@solwazi 對本文的校對與幫助

【】原文引用文獻

摘要ABSTRACT

統(tǒng)御河中之薩曼王朝以其在9-10世紀對波斯文化（Persianate culture）之形成有定鼎之功而聞名于現(xiàn)世。該王朝的起源問題歷來廣受學術(shù)界關(guān)注已久。然而，該領(lǐng)域的某些方面還是十分依賴十九世紀的民族-種族范疇（ethno-racial categories）。本文以批判之眼光追溯了這一問題的研究始末，最后根據(jù)河中地區(qū)的經(jīng)濟權(quán)力從商賈轉(zhuǎn)向地主權(quán)貴（agrarian magnates）的，提出了一些可供選擇的方法。

關(guān)鍵詞

Sāmānid dynasty; Sāmān–Khudā; problem of origins;historiography; ethno-racial categories

關(guān)于這個自819-1005年間統(tǒng)治呼羅珊與河中地區(qū)的薩曼王朝，其起源問題多年來一直牽扯著史家們的注意。10世紀早期，穆斯林學者將其王朝先祖聯(lián)系至那位6世紀的薩珊將軍、曾短暫篡奪薩珊王位的巴赫蘭楚賓。不過薩曼王朝的世系只在其行將滅亡之際方才宣稱出來，因此基本可以認定為虛構(gòu)之物，在此不必多理會。然而這里又涉及了該問題的另一面——近年出現(xiàn)、為人熟知、且需解決的——即族群劃分問題（question of ethnicity）。自十九世紀以來，學術(shù)界都深信薩曼家族為“雅利安人”、“伊朗人”或“波斯人”，并且受到了“突厥人”的入侵。近年來，一些學者推翻了這個說法（conceptualization），認為薩曼實際是“突厥人”或“中亞民族”（意為突厥民族出身）。不過這些角度都是沿用著十九世紀那種老套過時又對不同民族抱有偏見的種族觀念（notions of ethnicity）去看待問題，并將譜系學與生物學混為一談[意即用這套種族主義觀念就像研究動物一樣研究人]。接下來，我將回溯這種學術(shù)研究的起源，希望能說服學者們放棄這樣的研究思路，而選擇另一種方法能夠重新評價薩曼王朝——其在更廣闊的世界歷史格局中有何重要性，包括與中國陸路貿(mào)易的衰退，從而導致中亞地區(qū)土地權(quán)貴（agrarian notables）權(quán)力的上升。無需贅言，我的批評意見完全不是為了貶低下文提到那些學者所做出的基石貢獻，相反的，我希望這種批評能有助于凸顯19世紀分類思想之殘余與有問題的地方，這些東西還在隱晦地困擾著對這個研究的探討，特別在近年的一些學術(shù)研究當中。

對于從民族層面追溯薩曼起源這方面來看，諾爾德克[1]（Theodor N?ldeke ,死于1930）的著述無疑是開了一個好頭。在他早年（1857）撰寫的一篇論述哥疾寧王朝主要文學作品（烏特比的《亞米尼史》）的文章里，他提到了詩人巴迪·匝曼·哈馬丹尼[2]（Badī‘ al-Zamān al-Hamadhānī, 死于1008）所寫的一段頌吹呼羅珊的改朝換代——由薩曼朝變?yōu)楦缂矊幊捻炘姡渲幸欢螌懙溃?/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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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茂德這顆耀日之芒已然蓋過薩曼諸王之點點星光，

巴赫蘭家的貴胄王孫如今也僅是可汗子嗣的卑賤奴仆?！?/p>

【Al-‘Utbī 2004, 222; Al-Tha‘ālibī 1947,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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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之指向已經(jīng)最明顯不過?！鞍秃仗m家”指的就是薩曼家族，因其自稱先祖為巴赫蘭楚賓。哥疾寧蘇丹馬哈茂德原先只是一個效力薩曼的奴隸將領(lǐng)之子，如今卻風水輪流轉(zhuǎn)，馬哈茂德已然翻身到薩曼家族頭上做主人。最后，詩人將馬哈茂德和“可汗”——這個內(nèi)亞突厥帝國諸統(tǒng)治者內(nèi)使用的最高頭銜聯(lián)系起來，盡管哥疾寧王朝從未進行這方面的宣傳。簡言之，哈馬丹尼將這兩個統(tǒng)治家族互相比較，同時贊頌“薩曼失鹿，哥疾寧逐之”的事件，并捧高踩低。

不過諾氏從中讀出了不同之處。在腳注處他記道：“各民族之間亦有攀比之心。[3]【N?ldeke 1857b, 73】”從“王朝（dynasties）”到“民族（nationalities）”，這個用詞措辭體現(xiàn)出的變化相當重要。諾氏并沒有將薩曼朝和哥疾寧朝簡單視作兩個“家族”，而是將他們看作各自民族（應該就是所謂“突厥”和“波斯”）的代表，而這些民族在十九世紀被定義為單一的生物實體[4]。同年，他在撰寫一篇哥疾寧王朝史相關(guān)的綜述文章更是將這個思維進行發(fā)散，對于薩曼王朝為伊列汗朝（Ilek-Khānid dynasty, 即喀喇汗朝）所滅之情況，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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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王公伊列克汗（Ilek-Khān）再次入侵[薩曼王朝]，并最終攻占布哈拉及河中全境，使得薩曼朝這么一個將波斯習俗與文化傳播到‘野蠻人’領(lǐng)土的帝國走向了終結(jié)。隨著布哈拉為突厥人所征服，北邊的游牧民族蜂擁而入，闖進了伊斯蘭世界的土地。對于這種情況只能筑起城墻嚴防死守，第一道防線在瓦爾施塔特（Wahltstatt）附近；隨后又退到維也納城外?！綨?ldeke 1857a,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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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我們可以看出諾氏將薩曼王朝統(tǒng)治之地視為波斯文明之前鋒哨站；其首都被伊列汗朝占取這個事件被他視為“野蠻人如嗅到味道的鬣狗一般蜂擁進入文明社會”。所謂瓦爾施塔特，或稱列格尼茨/萊格尼察（Liegnitz），指的是1241年4月9日[5]蒙古人和多方歐陸騎士團首領(lǐng)之間爆發(fā)的戰(zhàn)爭；而所謂維也納城外，指的是1688年[6]奧斯曼對維也納的最后一次侵襲。也就是說，諾氏將突厥、蒙古和奧斯曼視同一體，并假定他們之間存在著一個共有的身份認同；同時也認為這些游牧民族首領(lǐng)及其麾下部眾也是一樣的民族出身（ethnicity）。不過現(xiàn)在我們都知道這種理解顯然是錯誤的。例如奧斯曼軍中大部分士卒甚至說奧斯曼皇帝[蘇丹]本人都有著巴爾干諸族的血統(tǒng)（包括希臘人、各斯拉夫族、阿爾巴尼亞人和匈牙利人等）。[7]

諾氏將“突厥”等同于“游牧”的觀點無疑是消極被動的，在他的另一本著作里，他表達了如下看法：“這些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了駭人聽聞的大破壞，他們對周邊那些有著廣闊領(lǐng)土、繁榮富足的文明政權(quán)進行了踐踏與蹂躪，這對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可謂毫無貢獻?！綨?ldeke 1892, 98】”這里我們再次觀察到諾氏之思想，就是以二元本質(zhì)論（essentialist binaries）為基礎進行分析：游牧/定居、野蠻/文明、突厥/波斯等。不過，讓人感到有點小驚訝的是，時隔他那篇文章將近四十年后，他再次對薩曼王朝之滅亡進行了探討，且言語中表現(xiàn)出幾分失落。在他1896年出版的《伊朗的民族史詩（Das Iranische Nationalelpos）》一書中，他寫道，薩曼王朝敗于突厥可汗之手這件事，可謂是“這個地區(qū)歷史上最可哀嘆的災難之一【N?ldeke 1896, 23】”[8]。

盡管諾爾德克首先以閃語專家之名頭為人熟知，但他關(guān)于薩曼王朝的觀點值得研究——因為其觀點出現(xiàn)在了當時中亞史最偉大的歷史家巴托爾德的著作里。在《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巴托爾德靠著一系列波斯文、阿拉伯文史料（其中有納爾沙喜的《布哈拉史》），提供了一份關(guān)于薩曼王朝及其當時背景、社會環(huán)境的敘述，可謂詳盡到極致。不過，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對薩曼王朝的理解認知也是和諾爾德克一脈相承——用上了民族視角（ethnic lens）。例如，他引用了諾爾德克撰述中關(guān)于布哈拉被伊列克汗攻占的敘述，并評論道：“當時似乎沒有任何人認識到這一歷史事件的重大意義，即當?shù)匕⒗渤煞值慕y(tǒng)治已自此一去而永不復返?！綛artol’d 1968, 268】”[9]同時，像諾氏一樣，他將此事視為中亞民族成分之轉(zhuǎn)變：“從人種類型上看，這一原來居住著阿利安人的地區(qū)也已經(jīng)突厥化，至于今日，不僅分布在這里的游牧人，而且有為數(shù)甚多的定居者也使用突厥語。（265）”[10]這些論述凸顯了巴托爾德與諾氏在觀點上之相似。薩曼王朝為雅利安人出身，因其所操語言歸屬印歐語系；而伊列克汗之所以民族上代表突厥，一個是他的名號；一個是他對突厥語作者的提拔擢升。

巴托爾德和諾爾德克并沒有認識到一個情況：就是，一個人，他可以屬于某個民族，也可以是有不同民族血統(tǒng)的混血兒，但他講波斯語的時候也能講突厥語，宣揚傳播波斯語言的時候自然可以把突厥文字也帶上一起。兩位都沒有考慮到一種可能：所謂世系家譜、血統(tǒng)出身（genealogy），并不能和他生物上的特征（biology）劃等號。也就是說，一個統(tǒng)治者，君主，他在宣稱自己有著薩珊諸王血統(tǒng)時體內(nèi)有著其他民族的血統(tǒng)，這種事情并不矛盾齟齬。最后，無論是巴氏還是諾氏，都沒有將統(tǒng)治家族和他們所統(tǒng)治的廣大臣民區(qū)分開來，而僅僅因為薩曼家族是雅利安人而隨意斷定薩曼的臣民都是雅利安人；同理，因在史料中伊列克諸汗都被稱為“突厥人”，因而其統(tǒng)治下的民眾就一躍而被他們視為“突厥人”。還有，諾氏和巴氏將突厥等同游牧、波斯等同農(nóng)耕定居的視角，不過就是套了層“偽現(xiàn)代分析（modern pseudo-analytical）”的皮，實際還是重復著中世紀那套刻板印象、陳腔濫調(diào)。而沒有一個學者去調(diào)查、研究、證明這套假設的可行性，個個都是輕易又毫不懷疑地去接受了這套說辭。

在巴托爾德建立起這套關(guān)于薩曼起源的種族化概念（racialized conceptualization）后，在他之后的二十世紀——甚至說二十世紀后，這套說辭還在被后面的學者一遍遍復讀[11]，如謝苗諾夫[12]（A. A. Semonov）在1954年的著述里寫道，薩曼王朝是“純本地土著出身”，而且他們還“從異端蠻夷的魔掌中救出了中亞和呼羅珊地區(qū)的民眾，并在之后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保護他們不受蠻夷的侵襲騷擾。【Semonov 1954,10–11】”費耐生則認為“改信回教的突厥人干成了異教徒突厥做不到的事?？雇醭癁樗_曼王朝和伊朗人的統(tǒng)治關(guān)上了大門，之后突厥人便馳騁于中亞大地上?！綟rye 1975, 159】”博斯沃思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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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曼王朝之覆滅，意味著伊朗世界的東部邊境首次落入突厥人的控制。先是河中地（Trans-Oxus provinces）為喀喇汗朝所占；四十年后，自呼羅珊群山北緣到烏滸水中部之間的遼闊領(lǐng)土，已盡為塞爾柱朝所有。之后當?shù)乇汩_啟了突厥化，最終完成此一進程（現(xiàn)代的塔吉克斯坦除外）?！綛osworth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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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觀點也能從塔吉克斯坦的學術(shù)著作【Nourzhanov 2001】及其官方意識形態(tài)著作【Bolashenkova 2017】中找到；而伊朗學者也想把薩曼王朝納入他們國家的歷史中，其中就有稱其為“伊朗的黃金時期”者【Harawī 2003】；雙方的差別在于：蘇聯(lián)時期的塔吉克學者有時并不在意什么“民族（ethnic）”成分，但伊朗學者卻是會著重強調(diào)這點。

舉個例子，伊朗學者薩亦德·納菲西[13]（Sa?īd Nafīsī）有一部關(guān)于詩人魯達基（Rūdakī）及其當時背景的居住，可謂長篇累牘、豐贍翔實。書中他寫道。布哈拉的民眾都“與我們是同一民族”或稱“屬于伊朗民族”納菲西認為，即使后面伊朗民族融合了突厥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也始終是伊朗民族。他聲稱“只要伊朗民族占主體，無論融合的是哪個外族人的血，伊朗民族始終是會占上風的。[當時的]布哈拉城亦然，優(yōu)勢在我[等伊朗民族這邊]。”雖然他這套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至上的觀點并沒有幾個學者認可贊同，但很明顯，他們都從民族角度看待9-10世紀中亞人口情況和政權(quán)情況[14]；另一方面，加富羅夫在他《中亞塔吉克史》（初版1947年，后經(jīng)歷多次修訂擴充，在他1977年去世時已經(jīng)再版多次）關(guān)于遠古時期（distant antiquity）的幾章中都探討了“雅利安人”和“印度-伊朗人（Indo-Iranians）”，但在薩曼王朝章節(jié)里卻并無相關(guān)言論。

之后幾十年，學術(shù)界對薩曼王朝研究的志趣已經(jīng)超出起源問題，最精彩最有成就的莫過于伊朗、塔吉克及其他地區(qū)研究對薩曼朝社會-經(jīng)濟史的建構(gòu)。其中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涅格馬托夫[15]（N. N. Negmatov）的《9-10世紀的薩曼塔吉克國家（Davlati Somonion Tojikon dar Asrhoi IX–X）》（杜尚別，1989）；以及尤根·保羅[16]（Jürgen Paul）《蒙古入侵前之東部伊朗與河中（Herrscher, Gemeinwesen, Vermittler: Ostiran und Transoxanien in vormongolischer Zeit）》（斯圖加特，1996）和穆罕默德·李扎·納吉（Muhammad Ri?ā Nājī）Farhang va Tamaddun-i Islāmī dar Qalamraw-i Sāmāniyān（德黑蘭，2007）的相關(guān)章節(jié)。這些著作展露了薩曼王朝鼎盛時期的經(jīng)濟情況（特別十世紀），讓我們得以一窺究竟。不過這些學者都對該王朝起源問題不感興趣；也不對早期學者的相關(guān)研究觀點進行評析辯駁。[17]到了最近的一些新著作——這里舉牛津大學的《“看不見的中東”系列叢書（Invisible East Programme）》為例，雖然高度關(guān)注自薩曼開始流傳至今的檔案史料[8-13世紀]，但也沒有直接講到薩曼起源及其史學——后者可謂是當代相關(guān)研究的焦點主題[18]。

有意思的是，近幾年，關(guān)于薩曼起源問題的探究突然又有了新的熱度，而且還是以民族-種族（ethno-racial lines）為基礎的興趣，現(xiàn)在有人提出了另一種理論。這股學術(shù)思潮對民族性的看法同樣存在問題：還是混淆王朝和民族、對突厥人/雅利安人或游牧民族/定居者之間的二元對立，這些跟十九世紀時候一樣錯漏百出。不過盡管還是陳腔濫調(diào)，這回倒不是要證明薩曼朝是雅利安人/伊朗人出身了，倒來證明他們是突厥人了。雖然最近的這一論點可能代表了少數(shù)人的立場，但我認為值得對其進行詳細分析和批判，因為它表明十九世紀的舊有假設仍在影響著對起源問題的歷史研究。只有正視這些假設，我們才能正確地回到薩曼王朝崛起——這個歐亞歷史上的重要事件的論題上。

[1] 譯注：德國著名東方學家、語言學家（1836-1930），研究范圍廣泛，參與對阿拉伯文獻的整理、校訂、翻譯等，聲譽隆重。

[2] 譯注：中世紀波斯著名文士、詩人（約969-1008），開創(chuàng)瑪卡梅（Maqamat）文學流派的書寫。

[3] 原文為the nationalities are contrasted here（Die Nationalit?ten warden sich hier gegenüber gestellt）

[4] 原文為N?ldeke did not perceive the Sāmānids and the Ghaznawids as simply families, but actually as representatives of nations, presumably ‘Turks’ and ‘Persians’, which were being de?n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monolithic and biological entities

[5] 譯注：即萊格尼察之戰(zhàn)，或稱瓦爾施塔特之戰(zhàn)。

[6] 譯注：此處應為時間錯誤，實際奧斯曼最后一次對維也納乃至東歐的大規(guī)模入侵在1683年，被波蘭國王索別斯基擊敗。

[7] 原注1：關(guān)于奧斯曼帝國研究方面，音貝爾（Imber）有一份不錯的書目【2002,87–143, 356–377】。歐洲中世紀史研究中也有非常多的著述是研究這方面的，特別是1980s、1990s年代以來（比如Halperin 1985; Wolfram 1988）。這方面的書目（Wickham）有進行研究【2005,80–124】

[8] 原文為eine der traurigsten Katastrophen in der Geschichte jener L?nder；此處譯文引用自《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中譯本p310注釋1

[9] 譯文引自《突厥斯坦》p309-310

[10] 譯文引自《突厥斯坦》p77

[11] 原文為Bartol’d established for the re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even beyond the racialized conceptualization of Sāmānid origins which were repeated by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o come

[12] 蘇聯(lián)東方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Alexander Alexandrovich Semonov, 1873-1958），主要研究中世紀伊斯蘭和中亞史、易司馬儀派。

[13] 譯注：伊朗學者、小說家與詩人（1895-1966）

[14] 原文為While few other scholars would share Nafīsī’s ethnocentrism and nationalism, it is clear that they all perceived the demographic and dynastic situation of ninth- and tenth-centuries Central Asia in racial terms

[15] 譯注：Нуман Негматович Негматов/（Numan Negmatovich Negmatov，1927-2011），塔吉克斯坦著名歷史學家，主要研究中世紀中亞史，特別是薩曼王朝史。

[16] 譯注：德國史家、學者（1949-今），主要研究中世紀伊斯蘭史、東部伊朗歷史以及教派史、城市史。

[17] 原注2：盡管如此，還是有一些人在探尋薩曼王朝的祖地，相關(guān)研究的書目，見Boymatov（2001）.

[18] 原注3：該系列項目提供了一份十分有價值的書單，列出了今伊朗東部、阿富汗、中亞五國地區(qū)的一些檔案，https://invisibleeast.web.ox.ac.uk/resources-1 。若是能根據(jù)這些材料進行新的學術(shù)研究肯定能更好的揭示這一時期的情況，不過鑒于存世的檔案不算多，我覺得這些材料還得結(jié)合已有的文獻資料一起使用，之所以數(shù)量不多，見Paul (2018a)。

特雷德維爾（Luke Treadwell）在2011年撰述的一篇文章里，探討了薩曼胡達（一些中世紀史料認為他是薩曼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可能出身嚈噠王室（且很有可能就是巴里黑那位泥孰達干[Tarkhān Nīzak][1]后裔）[2]，而他的幾個孫子在哈里發(fā)馬蒙統(tǒng)治坐鎮(zhèn)呼羅珊時嶄露頭角、平步青云。特雷德維爾將其發(fā)跡歸因于馬蒙母親本身就是一個巴德吉斯（Bādghis）地區(qū)出身的女奴，出于“馬蒙因自身之血統(tǒng)而對母親一系外戚多有寵信”此事，特氏推斷：在薩曼胡達諸孫的服侍下，馬蒙感到十分舒心，故而他們得以代哈里發(fā)牧守呼羅珊。對于這種推斷，費耐生早已考慮過，并推翻之。但因特氏引入了新史料，因此我們還得從這些記載中進行評估。

在這篇文章中，特氏主要依靠兩份相當似是而非（obscure）的史料片段。第一段，出自雅庫特（Yāqūt al-Hamawī）《地理辭書》。雅庫特也是引用了一個叫拔汗尼（al-Farghānī）的史家的著作。據(jù)這個住在布哈拉城的史家所提供的可靠記載，薩曼胡達這個名字來自于薩曼村，薩曼村是巴里黑郡一個叫巴哈力馬（Bahārima）的地方治下的村莊。特氏認為巴哈力馬就是Bahār Darrah，這個詞出現(xiàn)在十三世紀的巴里黑史《巴里黑之綺麗（Fadā’il-i Balkh）》里；并將其校讀成“堡寺（Bahār Diza/castle monastery）”，認為是《巴里黑之綺麗》中記載的巴里黑王公的直屬領(lǐng)地。

特氏之觀點實在不能讓人心服。正如諸位所見，10世紀似乎是沒人知道這個薩曼村究竟是屬于河中還是在巴里黑附近的，但是肯定有一方的人是想把這個當時國勢鼎盛、蒸蒸日上的薩曼王朝祖地歸到自己這邊的。這個拔汗尼（雅庫特分辨不出他引用記載之作者是阿卜杜拉·拔汗尼[死于972/973]寫的，還是阿卜杜拉之子艾哈邁德·拔汗尼[死于1008]）看上去是支持“巴里黑說”的，為此還在自己著述里引入了一份來自河中地區(qū)的口述史料，來給自己的觀點增加可信度【Rosenthal 2012】。換言之，他找了一個對家（布哈拉論）的證詞來支持自己的“巴里黑論”。對于這位提供史料的阿布·阿拔斯·布哈里（Abū al-?Abbās Muhammad ibn al-Hasan ibn al-?Abbās al-Bukhārī），我們并沒有什么證據(jù)表明他對這方面問題的認識和了解冠絕當時——連那些提及過這方面問題的史家、旅人、地理家們都通通不如他？

另一個問題則是對Bahārima的釋讀。就算我們同意特氏之觀點，Bahārima是Bihār Durrah之訛誤，并因“異文（difficilor lectio）”[3]之故而將其攀附為Bahār Diza。我們必須要明白，這么推測是站不住腳的。首先，十世紀的波斯語里是有Bahār和Diz這兩個詞的，因此無論是作者還是抄寫者都沒有理由不認識它們；diz/dizh頻繁出現(xiàn)在當時的波斯文本中；而Bahār（源自梵語vihāra）在巴里黑地區(qū)使用十分廣泛。像魯達基和菲爾多西等波斯文人都清楚認識到Nawbahār是巴里黑的那些其他宗教的寺廟[4]。甚至雅庫特都知道Nawbahār是巴里黑地區(qū)一處拜偶像的淫祠，由巴爾馬克家族管理【Yāqūt 1995, 5: 307–308】。因此，在我看來，如果Bahār-diz這個詞確實存在，當時的波斯文人必然是能明白其意思的[而不是將其拼成Bahārima]。

此外，《綺麗》原文給人一種感覺，就是描述的地方并非巴里黑城，而是巴里黑郊野之處。據(jù)作者記述，在哈查只哈里發(fā)[5]（原文如此）在位期間，古太白率軍來到巴里黑郊野（nawāhī）的一處村子（qasabah），他傳檄于當?shù)?strong>領(lǐng)主（Dihqan，此處德赫干一般表領(lǐng)主意），督促其趕緊改信回教，卻遭拒絕。他聲稱要讓我改信，除非巴里黑土王泥孰達干帶頭改信。作者接著寫道：“后來，（古太白）前往Bahār Darrah。Darrah附近是一座城堡（kushk），引有一條護城河環(huán)衛(wèi)之。泥孰達干便在城堡處防守，修繕城防（hisār kard）以備敵犯?！綛alkhī 1971,31–32】”從此處看作者是完全知道Bahār Darrah并非城堡之意（和kushk區(qū)分開來），而是指一處河流環(huán)繞的谷地（Darrah）。而特氏所言，用Bahār Darrah來指“巴里黑的王公領(lǐng)地，位于北嚈噠最后一位王泥孰達干的城堡處”，也實在是過于模糊不清【Treadwell 2011, 6】[6]。

關(guān)于這方面，最有可能的解釋便是：在十世紀，并沒有誰對薩曼胡達有太多了解，就算是薩曼王室，對自己的老祖宗也是知之甚少的。大家只知道他跟巴里黑和布哈拉都有聯(lián)系，然后受倭馬亞時期的呼羅珊總督阿薩德·蓋斯里（Asad ibn ?Abd Allāh al-Qasrī, 死于738）影響改信了回教。十世紀后的文人在提及他以往的名字薩曼胡達時，都會通過對河中地區(qū)一些相似頭銜（如布哈爾胡達[Bukhārā-Khudā]——布哈拉領(lǐng)主；瓦爾丹胡達[Vardān-Khudā]——瓦爾丹村的領(lǐng)主）的類比，從語言學上解釋胡達為“領(lǐng)主”之意。他們便設想“薩曼胡達”這個名字是因為有一個叫薩曼的地方而獲此名號【Narshakhī 1984, 44, 63, 81; Yāqūt 1995, 3: 173】。不過，因為他們并不知道哪里有這個地名，因此便推斷薩曼就是一個小而偏僻的村子，這又整出了第二個問題：如何去準確定位“薩曼”所在。

[在這些史家中，]納爾沙喜并沒有寫明這個村子在哪，但他聲稱這村子是薩曼胡達所建；拔汗尼的記載對其建設情況只字不提，但提到了它在巴里黑附近；地理家穆喀達西（al-Maqdīsī）則認為它必然在撒馬爾罕附近；哈姆扎·伊斯法罕尼[7]（Hamzah al-Isfahānī，死于961年后）只提到“薩曼（非薩曼胡達）之子阿薩德來自巴里黑鄉(xiāng)野的某個村落”【Al-Isfahānī 1841–48, 237】。很明顯，沒有一個史家能準確給出關(guān)于薩曼胡達的信息，對其人真正的名字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伊斯法罕尼還有一部著作，是應薩曼君主曼蘇爾一世時期（961-976在位）的維齊爾小巴勒阿米[8]之命而作，書中對其王朝祖先的名字記的是“薩曼”而非“薩曼胡達”。自此，到了巴勒阿米便總算不用要在去糾結(jié)、論證所謂薩曼村在哪了【Bal?amī 1995, 1: 2】。

現(xiàn)在的情況已經(jīng)十分明顯不過，畢竟一方王朝政權(quán)的奠基者要傳給子孫的名號自然只會是自己的名字而不會想著傳個什么連個位置都難以確定的領(lǐng)地名字。阿拔斯朝、法蒂瑪朝、塔希爾朝、突倫朝與哈姆丹朝這些王朝之所以如此命名都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名字獨特的祖先[足以和其他家族政權(quán)作區(qū)分]。即使是我們今天稱之為哥疾寧王朝（因其首都為加茲尼城）的政權(quán)，在當時的史家文人經(jīng)歷了[蘇布克特勤、馬哈茂德]兩位君王的統(tǒng)治后，筆中對其政權(quán)的稱呼也是“蘇布克特勤家族”、“亞米尼家族[9]（Yamīnīs）”【Jūzjānī 1984, 1: 225】。[10]這些情況對于10世紀那些效力薩曼朝的官吏（如小巴勒阿米）來說無疑是打了一針強心劑：薩曼就應該是一個人名，才不是什么勞什子山疙瘩村子的名字。不然的話，小巴勒阿米不得[勞心勞力]另找薩曼胡達的真實姓名（必然不是王朝的實際名字），然后再放進薩曼王朝的宗譜世系里？正如巴托爾德的注釋所言，歷代布哈爾胡達都以其個人的獨特名字而聞名于史籍（如Bīdūn/Būnī）【Bartol’d 1968, 100, 115】。

后來的波斯文人也在想辦法處理這個薩曼名字問題。比如，謝苗諾夫在1954年那篇文章里提到，十六世紀時有些作家為祖義巴兒謝赫家族[11]（Jūybārid shaykhs）撰寫其先祖圣裔傳記時，便仍舊采納了“薩曼是一個村子”的說法，并且還生造了一個名字阿爾喀格（Arqaq），當作是薩曼村建造者和領(lǐng)主的真名；同時還顛倒關(guān)系，聲稱阿爾喀格將村子傳給了兒子阿薩德后，阿薩德便被冠上“Sāmānī”之銜【Semonov 1954,3–4】。謝苗諾夫采納的這則史料可謂是滿紙荒唐言[12]，但可以反映出他們的意圖：面對薩曼家族的名字究竟是人名還是村名——這個困擾了譜學家數(shù)百年（half a millennium）的難題，十六世紀的作家們想要這種方法來彌合這種“剪不斷理還亂”的情況。過了幾十年，到了17世紀，《神秘之海/賢者高風奧秘（Bahr al-asrar）》的作者，巴里黑的伊本·瓦里（Mahmūd ibn Amīr Walī），他引用了一個叫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麻沙拉合（Muhammad ibn Ibrāhīm Māshāllāh）的話來達到了這個目的。這個人說，巴里黑城外有座樓，叫做扎拔汗（Jabā Khān）。是薩曼王朝先祖薩曼的父親——扎拔（Jabā）所建。伊本·麻沙拉合聲稱Khan是地名詞，在波斯語中意為“房屋（house）”。他認為扎拔是被他兄弟法益茲（Fāyiz）逐出巴里黑城的。起初，二人爭奪王位，后來扎拔認輸，主動離開了巴里黑，在城外某地建了好幾座樓，就此定居【Balkhī 1981,66–67】。這些都屬于后來才出現(xiàn)的口述歷史，只是為了和古時候那些著名王朝牽扯上關(guān)系才應運而生（雖然顯得很“糅雜intricately”）；不過卻能針對“薩曼這個名字是人名還是地名”這個語言學問題給出了完美的解釋【Boymatov 2018,20–26】。雖然這段記述對我們了解中世紀晚期史家的“歷史性（historicity）”觀念頗有幫助，但其和薩曼起源基本沒多大聯(lián)系[13]。

[1] 譯注：泥孰達干為一頭銜，并非人名。達干Tarkhān為柔然、突厥乃至蒙古常用頭銜，職務為“專統(tǒng)兵馬事”。在中世紀阿拉伯文獻中有兩位泥孰達干，一位活躍于7世紀50年代，一位即文中的這位，活躍于8世紀初。

[2] 原文為In a 2011 article, Luke Treadwell has argued that Sāmān-Khudā, who was believed to be the eponymous founder of the dynasty in some medieval sources, ‘originated from a Hephthalite princely milieu’, speci?cally that belonging to Tarkhān Nīzak (d. 709), in Balkh……

[3] 譯注：此處原文拼錯，應為difficilior lectio，亦作lectio difficilior，拉丁語詞匯，來源于格言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

[4] 原注4：見德赫胡達字典（Dihkhudā’s dictionary）的引文

[5] 譯注：當時哈里發(fā)應為韋立德一世（705-715這位），哈查只指的是時任伊拉克與東部總督哈查只·本·優(yōu)素福。其人才干過人，權(quán)勢頗重，在呼羅珊地區(qū)也可以是說一不二。

[6] 原注5：艾扎德（Azad）對該書的最新論述，特別是對巴里黑圣墓的關(guān)注至關(guān)重要。該書已由艾扎德和Herzig 翻譯，見Balkhi (2021)；譯者在p251的注釋里也將該地置于巴里黑城之外。Paul (2018b)論述了《綺麗》作者生活時期巴里黑的歷史。

[7] Hamza ibn al-Hasan [ibn] al-Mu'addib al-Isfahani（893-961后）中世紀波斯史家、哲學家。有著作《世界列王與先知年譜（Ta?rīk?h? sinī mulūk al-ar? wa ’l-anbiyā?）》。

[8] 譯注：全名為Abu Ali Muhammad Bal'ami（？-約992/997）薩曼王朝維齊爾，出身巴勒阿米家族。為與其父老巴勒阿米（Abu'l-Fadl al-Bal'ami）區(qū)別，而被稱為小巴勒阿米（Bal'ami-i Kuchak/ Amirak Bal'ami）。他最著名的成就就是將塔巴里史翻譯為波斯語，并對其進行增補改寫，取名《王書（Tarikhnama）》，使其獨立于塔巴里史之外，成為研究中世紀波斯歷史的重要文獻。

[9] 譯注：所謂亞米尼，即指哥疾寧蘇丹馬哈茂德獲得了阿拔斯王朝賜予的“亞明·道萊（Yamin al-Dawla）”頭銜。

[10] 原注6：對“王朝”概念的批判評價，見Afanasyev and Banerjee (2022)；Duindam (2022)對他們的文章進行了辯駁。

[11] 譯注：16世紀布哈拉城豪族。因出身布哈拉城西邊的一個小村莊Juybār，故名。原先為?ār Bakr圣墓的守墓人。后改信Naqshbandi教團，發(fā)跡于16世紀。具體可見https://iranicaonline.org/articles/juybaris-a-prominent-bukharan-family-dynasty-for-more-than-500-years

[12] 原文為This does not re?ect a ‘grain of truth’ as Semenov believed

[13] 原注7：The second piece of ‘evidence’ summoned by Semenov to support his conclusion that they came from Tirmiz is equally untenable. This involved him visiting a ruin that some locals had identi?ed for him as ‘Shahr-i Sāmān’.

特雷德維爾將薩曼胡達和泥孰達干扯上聯(lián)系的另一種方式，便是利用到一個特殊的文物進行驗證——一枚曼蘇爾一世時期的銀質(zhì)紀念錢幣（medallion），打鑄于969年。特氏發(fā)現(xiàn)了錢幣標志處鑄印的王室人物頭像看上去和其敵對勢力、統(tǒng)治伊拉克和伊朗西部的白益王朝同類型的錢幣上的頭像截然不同。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白益王朝的那些紀念幣印的都是薩珊后期的國王形象，而據(jù)特氏指示，曼蘇爾的這枚錢幣鑄印的頭像頗似古代嚈噠錢幣中的形象。特氏謹慎推測，二者之所以存在相似，，可能就是薩曼王朝有意“承認自家祖先和嚈噠王室有著相當緊密的聯(lián)系?！綯readwell 2011, 6】”

這枚紀念型的錢幣確實非常重要，但它究竟意味著什么？難道真如特氏所言，是表明了自家的王朝起源嗎？我看不然。首先，我們并不知道設計這枚錢幣風格的人或者其贊助者[即曼蘇爾一世]在用那些錢幣模型的時候是否知道這是古嚈噠國王的形象？換言之，設計者和曼蘇爾一世可能是知道他所鑄的錢幣是追尋了伊斯蘭之前的王室傳統(tǒng)，但并沒意識到它和泥孰達干甚至說嚈噠諸王有著直接關(guān)系。否則我們就該在薩曼時期的文獻里找到很多薩曼和嚈噠有所聯(lián)系甚至關(guān)系緊密的記載。實際上，流傳至今的十世紀史料里，關(guān)于嚈噠的文字記載真是少之又少，倒是明確講明薩曼王朝和巴赫蘭楚賓關(guān)系密切的記述我們就能找到挺多。

實際上，薩曼時期關(guān)于嚈噠的記載只有一處，而且對其態(tài)度也完全談不上正面。此記載見于小巴勒阿米翻譯的塔巴里史波斯語譯本，這個項目同樣由前文提及到的曼蘇爾一世贊助支持。據(jù)巴勒阿米書，巴里黑的嚈噠王叫庫希那瓦[1]（Khushnawāz）。他統(tǒng)治巴里黑期間壓榨治下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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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魯特（Lot）宗族[2]的惡習也一并帶來，并在這些習俗的驅(qū)使下做出了令百姓厭棄的暴行。凡是他看中的外貌俊朗的男孩，都會從他們的父親手中搶走，淪為他的奴隸，并與他們強行發(fā)生性關(guān)系。此舉一出，民眾紛紛逃離該地，求助于薩珊王卑路斯。”[3]

?

薩珊王卑路斯率軍征討庫希那瓦，卻不慎中了敵人的奸計，導致大軍迷失在沙漠，傷亡慘重[4]。最終，由他的孫子庫斯老一世和突厥可汗結(jié)盟，雙方聯(lián)軍，大敗嚈噠于巴里黑，并將其征服瓜分【Bal?amī 1995, 2: 681, 686】。若是這段描述是用以記載薩曼祖先，那恐怕不能讓曼蘇爾一世滿意。因此，曼蘇爾一世是否將自身視為嚈噠王后裔這個說法，還有很大的商榷余地。故而，憑巴勒阿米書中將其描述一個殘暴不仁、詭詐無信義、一副色中餓鬼般的形象，這枚錢幣的贊助者就不可能會承認自己和這種聲名狼藉的古人有半毛錢關(guān)系。

另一位學者卡莫利丁[5]（S. Kamoliddin）也利用到這枚紀念錢幣來研究薩曼起源。在他的撰述里，他認為這枚錢幣的樣式實際上是類似于突厥汗國的錢幣，以此將突厥人和早期薩曼朝聯(lián)系在一起。雖然卡莫利丁給出的世系又和特雷德維爾的有所差異。但他用著這枚錢幣做出了和特氏差不多的假設，進而得出了遠比特氏極端的結(jié)論。他聲稱這枚錢幣上的頭像并非通用，而是極具個人特色的——混合了“蒙古和高加索人種的特征（Mongoloid and Caucasoid features）”，而塑造出這么一個歷史人物的形象，而且還可能有著一個印度人種的母系祖先。

卡莫利丁的觀點有著比特氏更多值得商榷、辯駁的地方。首先，就算這個頭像確實另有乾坤，我們也不能假定他就是某個歷史人物的形象；其次，即使設計者想要表現(xiàn)出一個特別的個體，我們也不清楚他心里究竟想要描繪誰；第三，在這枚銀幣出現(xiàn)的十世紀，是沒有哪個人知道薩曼的祖先薩曼胡達長什么樣子的；第四，也同樣適用于特氏的觀點：我們都沒有證據(jù)去說明這個銀幣是薩曼諸王搞的尋根溯源工程的一部分；第五，我們不要去假設這錢幣頭像的“民族”特征不局限于“圖像性（iconographic）”，還具有“代表性（representational）”[6]。換言之，設計者可能只是從中亞、南亞的多種錢幣形制中汲取到制作薩曼王家錢幣的靈感，因此其中并不代表什么民族，而僅僅是呈現(xiàn)了所采納的圖案原型（iconographic prototypes）。與之相似的例子還有那些中世紀晚期、近代早期非常出名的伊朗、土耳其和中亞的袖珍畫（miniatures）。這些袖珍畫中描繪的人物都有東亞人種的特征，這并不是因為真的每個人都長那樣，而是這種繪畫的技巧和規(guī)制就來自中國，后來的畫家只是延續(xù)了這套傳統(tǒng)。

最后，無論是特氏還是卡氏，都只是靠著那么一點證據(jù)來撐起他們的假說。僅靠一枚小小銀幣，兩段后世挖來的生僻記載，還遠遠不能將薩曼時期遺留的大量原始文獻掃進垃圾堆里。要使他們的觀點成立，我們就得必須假設十世紀那些波斯作者或者阿拉伯作家那些著作統(tǒng)統(tǒng)被薩曼王朝掌握了，并由此對其薩曼王朝之起源曲筆回護、不盡不實；而后世的文人作者反而保留下了可靠史實其中的精要？難道后世的作者就不能也有諸多理由，像他們十世紀的同行一般對薩曼王朝的起源進行“再創(chuàng)造”嗎？

[1] 譯注：此譯名從余太山《嚈噠史研究》

[2] 譯注：《古蘭經(jīng)》中記載的一個宗族典故。魯特是先知易卜拉欣之侄，因其家人親屬都不慕女色，而好男風，受到真主或者說伊斯蘭世界的鄙夷與打擊。后來用來指代好男風搞gay的人或群體或事情。

[3] 原文為bringing forth the practices of the tribe of Lot and committing wicked acts. Khushnawāz took away from their fathers all the handsome boys, turning them into slaves and had sex with them. As a result, many of the people ?ed from him and went to Pērōz asking for help

[4] 譯注：卑路斯沙漠中伏一事，見塔巴里史英譯本卷五p113-115.卑路斯在塔巴里史中拼作Fayruz

[5] 譯注：Shamsiddin Sirojiddin Ogly Kamoliddin（1955-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國家東方研究所中亞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中亞歷史地理、中亞中世紀史和薩曼史。筆耕不輟，但其觀點許多需要商榷，成名著作為其個人論文集《薩曼王朝：中亞第一個本土王朝（The Samanids:The First Islamic Local Dynasty in Central Asia）》

[6] 原文為Fifth, we cannot assume that the ‘ethnic’ features of the image of this coin were supposed to be representational as opposed to being simply iconographic

特雷德維爾這種以修正主義（revisionist）角度而得出的結(jié)論大而無用。他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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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曼王朝起源于中亞?！鳛榻y(tǒng)治者，他們著眼的地方在草原而非伊朗高原……而薩曼王朝早期在河中的政制之形態(tài)和結(jié)構(gòu)給他們的歷史蒙上了一層陰影，久久不能散去?！?/p>

?

他進一步提出，河中“是一片廣闊無垠的草原地區(qū)，主宰這片土地的是部落聯(lián)盟，而非城邦國家”。最后，他斷言薩曼王朝“實屬中亞民族，而非伊朗出身”。以及，他認為曼蘇爾一世的那枚錢幣證明了 “地理學和譜系都強調(diào)了薩曼王朝的中亞背景，并拉近了他們原本在波斯遺產(chǎn)的繼承中所處的偏遠地位”

?

正如上文所述，特氏之觀點錯漏百出，很大程度就是攀附19世紀那套種族思維和文化至上論。首先，他拿“中亞”對“波斯”、“草原”對“伊朗”、“部落”對“城市”。這種二元對立簡直大錯特錯，也不具備什么用現(xiàn)代角度的分析價值。他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河中地區(qū)和伊朗高原都是一種有著草原、農(nóng)業(yè)區(qū)和城鎮(zhèn)的混合體；其次，特氏是如何理解“波斯”的？這此處，它似乎意味著一種包含地理、語言和血統(tǒng)的認同——換句話說這就是一種現(xiàn)代民族主義的理解，放在分析薩曼王朝是完全不合時宜的；第三，他將王朝起源當做了王朝實質(zhì)。換句話說，如果薩曼胡達是中亞民族出身（在此姑且用個民族定義），那么兩個世紀后他的后代就得莫名其妙地強迫自己向草原一方靠攏？[指上文的曼蘇爾一世用嚈噠錢幣說法]且薩曼王朝的這些老老少少的宗室，是怎么一直保持著這種“向往草原”的欲望的？而且還不知怎的，就是忽略了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需要而保持這種野望？正如博斯沃思所言，薩曼王朝從河中和呼羅珊獲得的賦稅（其中大部分是土地稅）達到了4500萬迪爾汗【Bosworth 1995】。從此來看，我可非常懷疑薩曼王朝主觀上對草原的向往是否能抵得過河中土地稅收的誘惑。諸位別忘記，假定薩曼出身巴里黑，這可是一座城市，不是什么大草原；而且王朝世系（genealogy）不是種族譜系（ethnicity），它看的是父系單支，而忽視了薩曼族中其他男性和女性的祖先[包括某人妻子和外甥]。即使某人有可能將自己的政治和文化取向傳給自己的第七代后裔，曼蘇爾一世又怎么可能只取他之上124位先祖的其中一位的取向，而所有這些祖先與他的遺傳關(guān)系都與薩曼胡達完全相同呢？一個統(tǒng)治王朝的祖先可以被明確認定為出身內(nèi)亞的突厥人（如帖木兒王朝與哥疾寧朝），但其統(tǒng)治的城市與農(nóng)業(yè)地域卻仍主要集中在和自己祖先毫無關(guān)系的領(lǐng)土上（如印度之于哥疾寧，伊朗之于帖木兒）。

就現(xiàn)在的情況，除非找到薩曼胡達的尸骸，對其進行DNA分析，不然我們是不能對薩曼王朝的這個祖先究竟什么“種族”構(gòu)成發(fā)表看法的。就算可能有這方面的發(fā)現(xiàn)，除去置身于現(xiàn)代種族民族主義這種不合時宜又容易引火燒身的范圍里，它絲毫沒有任何歷史價值和值得分析之處[1]。真正重要的不是這邊世系（聯(lián)系到巴赫蘭楚賓）和那邊世系（聯(lián)系到嚈噠和突厥可汗）的真?zhèn)?，而是十世紀塑造這些世系的背景和條件——正是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才會使薩曼王朝有必要開搞這個宣稱源自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的“工程”。

從研究薩曼王朝起源的歷史意義上說，關(guān)鍵的不是該王朝統(tǒng)治家族的宗譜世系，而是使其有機會有成功性建立起政權(quán)、統(tǒng)治一方的種種因素的集合。在這個角度的研究下，特定個人的作用將歸屬于為更廣泛的社會、經(jīng)濟和政治模式服務，而正是這些模式構(gòu)建出這個統(tǒng)治河中呼羅珊的薩曼王朝能建立的歷史背景。我認為，河中地區(qū)能發(fā)生的重大轉(zhuǎn)變并不會出現(xiàn)在那些一家、一姓、一種族（包括什么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的改朝換代時期，而是出現(xiàn)在由商業(yè)貿(mào)易為主導的政治體制（粟特人）轉(zhuǎn)到以農(nóng)業(yè)為主導的政治體制（薩曼王朝）的過渡期。

特別是從魏義天[2]（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研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直到8世紀初，粟特人的貿(mào)易網(wǎng)絡一直聯(lián)系著中國與伊斯蘭世界【De La Vaissière 2005, 274–284】。此外，正如托馬斯·努南（Thomas Noonan）先前指出的，粟特商人通過走北高加索這條路和拜占庭建立了商業(yè)上的聯(lián)系【Noonan 1984, 252, 257, 259】。然而，從八世紀中葉到九世紀中葉，世界貿(mào)易格局發(fā)生了變化。之所以如此，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國方面的問題以及中亞地區(qū)有了新變化。魏義天認為，唐代中國的經(jīng)濟基礎是朝廷向胡商出售中原河北之地（north China）的糧食與絲綢，以支持西北方向的軍事擴張。在[安史亂后]西北地區(qū)失守后，原產(chǎn)絲綢的北方藩鎮(zhèn)（northern states）停止向朝廷進貢【De La Vaissière 2005, 307】。絲綢供應一下而斷，在內(nèi)亞地區(qū)引起了連鎖反應。吐蕃（Tibetan）和回鶻（Uighur empires）想要用馬匹換取絲綢，但因價格昂貴，最終難以為繼【Beckwith 1991, 187】，最后一個想要和中國保持商業(yè)關(guān)系的內(nèi)亞政權(quán)是黠戛斯（Kirghiz），但最終也放棄了。此時中國的統(tǒng)治重心已然南移，向著南方雨林之地開拓農(nóng)業(yè)，并積極開發(fā)途經(jīng)印度洋的海上航線【Dromp 1999】。因此，粟特商人建起的貿(mào)易網(wǎng)絡不復存在，草原上也不再會有一個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來保護這些早些留存下來的貿(mào)易路線，也無從獲益。

這些變化使得河中那些心懷野望的政治人物只能沿著這個新的重心建立政權(quán)。在薩曼王朝初期，最為重要的事情當屬將農(nóng)業(yè)資源置于王朝的統(tǒng)一調(diào)控之下。由于土地被眾多地主階級（德赫干）所持有，新建立的政權(quán)必須先取得對這個階層的統(tǒng)治權(quán)，之后還得保持跟他們進行合作。而早期的薩曼王朝只能通過哈里發(fā)的支持才能有這個權(quán)力，為此他們將自己依附在倭馬亞或阿拔斯王朝主政當?shù)氐姆饨罄羯砩稀?/p>

例如，我們知道薩曼四孫因在平拉飛·本·萊斯之亂中為馬蒙出力，而在819年獲得了阿拔斯的呼羅珊總督伽桑·本·阿巴德的賞賜【Bosworth 1995; Karev 2015】。我們對薩曼（或者說薩曼胡達）的生平經(jīng)歷所知甚少，但在一些著作中還是能窺見一鱗半爪。舉個例子，納爾沙喜將薩曼村的建造者之崛起和那位呼羅珊總督阿薩德·蓋斯里（他活躍在倭馬亞哈里發(fā)希沙姆時期）的統(tǒng)治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一點意義重大，因為阿薩德的統(tǒng)治意味著大征服在中亞階段的結(jié)束，穆斯林轉(zhuǎn)而開始鞏固對當?shù)氐慕y(tǒng)治【Blankinship 1994, 127】。對那些聲稱自己是穆斯林的人，阿薩德統(tǒng)統(tǒng)免除了他們的教稅，并開始對當?shù)氐拿T人物采取懷柔態(tài)度，作為政策的一部分，他還開始疏遠了定居呼羅珊的那些阿拉伯人上層人士【Blankinship 1994, 127; Narshakhī 1984, 81】。在此背景下，薩曼之崛起值得注意。納爾沙喜寫道，薩曼前往謀夫覲見阿薩德，這位總督“待之有禮，并給予助力，擊敗其敵手，將巴里黑交還給他?！薄綨arshakhī 1984, 81】

納爾沙喜的記述中有著一些矛盾之處和時間上的錯誤。例如，他寫阿薩德的死期是783年，但他實際是死于738年【W(wǎng)ellhausen 1927, 473】；同時，他寫的是阿薩德將巴里黑城“還給”薩曼，但他書里可從沒講過薩曼一開始就擁有這座城。實際上，納爾沙喜也是明確將“薩曼”這個人和“薩曼村”連在一起的人，他認為薩曼村是薩曼早先建立的一個村子。我們可以假設，有關(guān)薩曼的這一堆信息在傳到了納爾沙喜時已經(jīng)變成一團亂麻，難以分辨了。之后的布哈拉史家想要盡可能調(diào)和當中的矛盾之處。像納爾沙喜他就把阿薩德的年紀以及和薩曼會面的時間拉長了很多，以縮小他們和那個叫阿薩德·本·薩曼的男人之間存在將近一甲子的時間差距，畢竟阿薩德·本·薩曼是歷史上最先確實存在的薩曼諸異密的父親。此外，納爾沙喜很可能在動詞dādan（to give）前面加了一個bāz（back）[即歸還]，以解釋阿薩德將巴里黑這座重鎮(zhèn)賜予給一個小小村子的地主——這個令人困惑費解的行為。

假若我們排除掉納爾沙喜書記載的干擾，一個有意思的可能性擺在我們面前：對薩曼的那些后代來說，早在8世紀末，他們對這位祖先的印象就十分淡漠了。[3]不過，他的生平事跡十分貼合阿薩德執(zhí)政呼羅珊時的環(huán)境。薩曼可能僅是一個掌管某個村子的小小地主。在大征服的第一階段結(jié)束后，他便得到了倭馬亞總督阿薩德的賞識，并通過改信回教來交了投名狀。大概在同一時期，720年前后，內(nèi)亞地區(qū)的突騎施（Türgesh）可汗入侵河中，并得到了當?shù)刭F族的幫助——他們在此時間亦掀起叛亂，反抗倭馬亞的統(tǒng)治。雙方在724年爆發(fā)決戰(zhàn)，穆斯林軍隊渴水日（the Day of Thirst）慘敗于拔汗那【Blankinship 1994, 125–127; Bartol’d 1968, 188–189】。此戰(zhàn)后，阿薩德被火速調(diào)任呼羅珊負責當?shù)貞?zhàn)事，此時他急需在當?shù)卣业矫擞雅c支持者，為此愿意用重賞來換取他們的效力，這無疑給薩曼這種原本位卑權(quán)輕的農(nóng)莊主創(chuàng)造了機會。阿薩德助薩曼擊潰了其敵手（可能是不太忠誠倭馬亞的地方世家、實力較弱的競爭者或者不可靠的貴族），將薩曼這位雖然默默無聞但有忠誠的人物安排在了巴里黑。已知725年阿薩德曾專門對巴里黑進行過一次掃蕩，將其掌控【Bartol’d 1968, 189】。不過，幾年后阿薩德調(diào)任他處，使得薩曼在巴里黑的勢力因沒有靠山而被之后的總督撬動。

薩曼和阿薩德的會面可能在阿薩德二任呼羅珊總督時。在他再次上任前，呼羅珊當?shù)乇l(fā)了一場起義，起義首領(lǐng)哈里斯·本·蘇來吉（Hārith ibn Surayj）希望提高新穆斯林的地位，免除原本不用交的賦稅，并能給他們增加撫恤金【W(wǎng)ellhausen 1927, 465】。因而阿薩德在735年再度被任為呼羅珊總督。在哈里斯撤退后，他趕到了巴里黑，作為行營。他將當?shù)氐耐恋胤仲p給支持他的阿拉伯人將領(lǐng)，同時與當?shù)氐牡潞崭?、名門貴族們修好，其中便有巴爾馬克——后來執(zhí)掌阿拔斯大權(quán)的巴爾馬克家族先祖【W(wǎng)ellhausen 1927, 469】。

若是薩曼在這些事情中就能收獲甚多，那他在之后十年、746-749年間并波悉林掀起的阿拔斯革命中能有更多機會壯大自身?？≌J為，并波悉林在崛起過程中將當?shù)卮蟛糠值刂麟A級勢力一掃而空，使得當?shù)氐臋?quán)力出現(xiàn)真空，這有利于像薩曼王朝先祖這種原本默默無聞的小家族[4]【Kamoliddin 2008, 33】。這種說法有其可取之處，但在我們搜尋到的史料中就顯出和這種說法的一些相左之處。一個是，卡雷夫（Yuri Karev）搜集的資料表明，對所謂世家豪族的“清洗（purge）”并非是整個河中呼羅珊，僅在布哈拉和撒馬爾罕【Karev 2015,53–54, 60】。此外，史料也顯示，跟并波悉林合作的家族都受益匪淺，對他對著干的則要受罪。如珂咄蘭[5]（Khuttalān）的德赫干因反對并波悉林的黨羽阿布·達烏德·哈利德（Abū Daūd Khālid ibn Ibrāhīm），被迫逃到中國，不然就要被并波悉林拿下了【Al-Tabarī 1967,7: 459】；阿布·達烏德也處決了渴石的一個德赫干【Al-Tabarī 1967, 7: 463】。另一方面，巴兒柯提[6]（Bārkath）的德赫干幫助并波悉林抓住了他的敵人齊雅德·本·薩利赫[7]（Ziyād ibn Sālih）【Al-Tabarī 1967, 7: 466】；吐火羅領(lǐng)主和花剌子模領(lǐng)主都幫助并波悉林，使其免受另一個敵手阿布·賈法爾（Abū Ja?far）[8]的陰謀詭計【Bal?amī 1995, 4: 1084】。最后，尼沙不爾有一個叫法祖思凡（Fādhūsfān）的德赫干，在并波悉林早期暗中傳教、策劃時選擇庇護他，在并波悉林掌權(quán)后得到了其保護和資助【Gardīzī 1984, 266; Ibn al-Athīr 1965,5: 480】。如果薩曼此時還活著，同時能夠跟對人的話，他也能獲得更大的成就。鑒于并波悉林及其盟友對當?shù)睾篱T的一次大清掃，無論薩曼來自何處是何出身，他都能在布哈拉或者撒馬爾罕找到機會發(fā)跡。

將這些記載匱乏又混亂無章的薩曼王朝起源史留給后人去理解吧——薩曼王朝由一個小村莊的小領(lǐng)主建立,這個小領(lǐng)主可能在動蕩時期統(tǒng)治了巴爾赫幾年,然后在并波悉林掀起阿拔斯革命時遷往撒馬爾罕。無論這些事跡的真實性如何，這些故事暗藏的意思都是挺明顯的：效忠于哈里發(fā)政權(quán)下也是一條改變自身社會階層的路徑。最后，薩曼家族歷史中最具決定性的一件事便是遷往河中并定居當?shù)亍２脊鳛椤巴豕谏现髦椤?，控制著百萬以上迪爾汗的農(nóng)業(yè)稅賦，其中的大部分都出自薩曼諸君主的私人產(chǎn)業(yè)，或者捐贈給神學界、教法學界諸士，以換取對新王朝的法理支持【Bosworth 1995】。相比（vis-à-vis）布哈拉，撒馬爾罕地位的衰落反映了粟特商業(yè)階級的沒落與薩曼王朝農(nóng)業(yè)政權(quán)的崛起。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在對薩曼王朝起源的深入研究中，這個結(jié)論會獲得更多堅實的證據(jù)。

[1] 原文為Even if such a discovery were possible, it would have no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value outside the anachronistic and dangerous parameters of modern ethnic nationalism.

[2] 譯注：法國史家、學者（1969-今），主要研究伊斯蘭前后中亞文明、經(jīng)濟史，代表著作《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國內(nèi)有中譯本，譯者王睿。

[3] 原注8：值得注意的是，正如Savant (2014)就其他資料所指出的那樣，納爾沙喜的敘述或其引用資料在這一點上卻熱衷于將王朝的起源與伊斯蘭統(tǒng)治聯(lián)系起來。至于將薩曼王朝與巴赫蘭楚賓聯(lián)系起來的時候肯定要晚得多；關(guān)于高加索地區(qū)與中亞的相似之處，請參見Vacca (2017).

[4] 原注9：近年以宗教角度對并波悉林的研究，見Crone（2012）與Karev（2015）

[5] 譯注：即珂咄羅（Khuttal），珂咄羅譯名出自《大唐西域記》；《新唐書》為骨咄。在此轉(zhuǎn)引《大食東部歷史地理研究》中譯本p629注釋6：這個地區(qū)的名稱很容易讓人混淆，有區(qū)別不大的珂咄羅（Khuttal）、忽忒蘭（Khutlān）和忽塔蘭（Khuttalān）。但可疾云尼稱（第2卷，第352頁）忽塔蘭是一個突厥城市名，位于群山之間的一條峽谷中，但確切位置沒有記載。阿里·亞茲底在記述帖木兒的武功活動時，一般稱之為忽忒蘭（第1卷，第464頁，及其他地方）。珂咄羅這個名稱實際上和挹怛（Haytal）是同一個詞，阿拉伯人所稱的這個名稱在薩珊波斯王朝與拜占庭時代被稱作挹達（Ephthalites），或白匈奴。

[6] 譯注：亦作Abārtath，應在今撒馬爾罕城之北

[7] 譯注：應是并波悉林麾下將領(lǐng)Ziyad ibn Salih al-Khuza'i（？-752），即怛羅斯之戰(zhàn)的實際主將。752年受阿拔斯哈里發(fā)賽法哈唆使，欲反叛并波悉林，被并波悉林先下手為強鏟除。

[8] 譯注：應是指阿拔斯哈里發(fā)曼蘇爾。因其庫尼耶便是Abū Ja?far

致謝

感謝莫洛尼（Michael Morony）、博依馬托夫（Lokman Boymatov）和期刊內(nèi)不知名的審稿者對本文提出的改進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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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statement

No potential con?ict of interest was reported by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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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ID

Ali Anooshahr http://orcid.org/0000-0002-2145-5202

參考文獻References

《對“王朝”的現(xiàn)代塑造》

Afanasyev, I., and M. Banerjee. 2022. “The Modern Invention of Dynasty.” Special Issue of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7 (3): 407–577. doi:10.1080/23801883.2020.1796231.

《伊斯蘭早期統(tǒng)治下的非穆斯林省區(qū)：亞美尼亞和高加索阿爾巴尼亞的伊斯蘭統(tǒng)治和伊朗合法性》

Alison Vacca. 2017. Non-Muslim Provinces Under Early Islam: Islamic Rule and Iranian Legitimacy in Armenia and Caucasian Alban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哈姆扎·伊斯法罕尼史》卷十

Al-Isfahānī,H. 1844–1848. Hamzae Ispahanesis Annalium Libri X, edited by J. M. E. Gottwaldt.Petropoli, Sumtibus editoris: Lipsiae, in commissis apud L. Voss.

穆喀達西《諸國知識的最好分類》

Al-Maqdīsī, Muhammad ibn Ahmad. 1906. Descriptio Imperii Moslemici: Kitāb Ahsan al-Taqāsīmfī Ma?rifat Al-āqālīm, edited by M. J. De Goeje. Leiden: Brill.

塔巴里史

Al-Tabarī,Abū Ja?far Muhammad ibn Jarīr. 1967. Tārīkh al-Umam wa al-Mūlūk, edited by A. a.-F.Ibrāhīm. Beirut: Dār al-Turāth.

薩阿利比《時代奇珍》

Al-Tha‘ālibī,Abū Mansūr ‘Abd al-Malik. 1947. Yatīmat al-Dahr. Vol. 4, edited by M. M. ‘Abd al-Hamīd.Cairo: Al-Maktabah al-Tijārīyah al-Kubrā.

烏特比《亞米尼史》

Al-‘Utbī, Muhammad ibn ‘Abd al-Jabbār. 2004. Al-Yamīnī fī Sharh Akhbār al-Sultān Yamīn al-Dawlah wa-Amīn al-Millah Mahmūd al-Ghaznawī, edited by I. D. al-Thāmirī. Beirut: Dār al-Talī?ah.

艾扎德《中世紀阿富汗的神圣景觀：重讀<巴里黑之綺麗>》

Azad, A. 2013. Sacred Landscape in Medieval Afghanistan: Revisiting the Fadā?il-i Balkh.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小巴勒阿米《王書》

Bal?amī,M.i.M. 1995. Tārīkhnāmah-’i Tabarī: Gardānīdah-’i Mansūb bih Bal?amī. Vol. 1–5, edited by M. Rawshan. Tehran: Surūsh.

巴里?！栋屠锖谥_麗》

Balkhī, ?Abd Allāh Muhammad. 1971. Fadā’il- Balkh, edited by ?Abd al-Hayy. Habībī. Tehran:Intishārāt- Bunyād-i Farhang-i Iran.

《巴里黑之綺麗》英譯本

Balkhī, ?Abd Allāh Muhammad. 2021. Fadā?il-i Balkh, or The Merits Of Balkh: Annotated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Oldest Surviving History of Balkh in Afghanistan,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 Azad, E. Herzig, and A. Mir-Ansari. Gibb Memorial Trust: Cambridge.

伊本·瓦里《賢者高風奧秘》

Balkhī, Mahmūd ibn Amīr Walī. 1981. Tārīkh-i Bahr al-Asrārfī Manāqib al-Akhyār, Bakhsh-i Balkh,edited by M. Harawī. Kabul: Akādemī-i ?Ulūm-i Afghānistān.

《蒙古入侵時期的突厥斯坦》英譯本

Bartol’d, V. V. 1968.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edited by V. Minorsky and Translated by C. E. Bosworth. London: Luzac.

白桂思《馬匹和絲綢貿(mào)易對唐朝和回鶻汗國經(jīng)濟的影響：論中世紀早期國際商業(yè)的重要性》

Beckwith, C. I. 1991. “The Impact of the Horse and Silk Trade on the Economies of T’ang China and the Uighur Empire: 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4 (2): 183–198. doi:10.1163/156852091X00111

《希沙姆之統(tǒng)治與倭馬亞之中衰》

Blankinship, K. Y. 1994. The Reign of Hisham Ibn ?Abd al-Malik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mayyads.Albany: SUNY Press.

《現(xiàn)代塔吉克斯坦國家表征中的時代和薩曼王朝統(tǒng)治（9-10世紀）》

Bolashenkova, E. A. 2017. “Epokha i gosudarstvo Samanidov (ix–x vv.) v predstavleniyakh sovremenno? Tadzhiksko? vlasti.” In Lavrovski? Sbornik: Materialy XL Sredneaziatsko-Kavkazskikh Chteni? 2016g. Etnologiya, Istoriia, Arkheologiia, Kul’turologiia, edited by Z. A. Dzhandosov, and A. V. Kurbanov, 309–318. Saint Petersburg: Muze? Antropologii i Etnogra?i im. Petra Velikogo(Kunstkamera).

伊斯蘭百科全書第二版文章《薩曼王朝》

Bosworth, C. E. 1995. “Sāmānids.” In Encyclopaedia of Islam, edited by P. Bearman, T. Bianquis, C. E.Bosworth, E. van Donzel, and W. P. Heinrichs. Leiden: Brill. Consulted online at doi:10.1163/1573-3912_islam_COM_0995.

?

Boymatov, L. 2001. “Khāstgāh-i āli Sāmān.” Kayhān Farhangī 174: 65–69.

《對卡莫利丁<薩曼起源問題>的批判》

Boymatov, L. 2018. Kritika Monogra?i “Proiskhozhdeniye Samanidov”. Saarbrücken: Lambert Academic Publishing.

《早期伊斯蘭時期的伊朗本土先知：農(nóng)村起義與地方祆教》

Crone, P. 2012. Nativist Prophets of Early Islamic Iran: Rural Revolt and Local Zoroastri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粟特商人史》英譯本

De La Vaissière, é. 2005.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ans by J. Ward. Leiden: Brill.

《打破鄂爾渾傳統(tǒng)：公元840年后黠戛斯對葉尼塞地區(qū)的堅守》

Dromp, M. R. 1999. “Breaking the Orkhon Tradition: Kirghiz Adherence to the Yenisei Region After A. D. 84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9 (3): 390–403. doi:10.2307/605932

Duindam, J. 2022. “Framing Emptiness: Response to a Grandiloquent Discussion of Dynasty.”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7 (5): 876–881. doi:10.1080/23801883.2021.1886743

劍橋伊朗史卷四章四《薩曼王朝》

Frye, R. N. 1975. “The Sāmānid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ume 4: The Period from the Arab Invasion to the Saljuqs, edited by R. N. Frye, 136–1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加富羅夫《中亞塔吉克史》

Gafurov, IBN 2003. Tājīkān: Tārīkh-i Qadīm wa Qurūn-i Wustā (set in Arabic Script). Kabul: Shirkat- Kitāb-Shāh Muhammad.

加爾迪齊《記述的裝飾》

Gardīzī,Abū Sa?īd ?Abd al-Hayy. 1984. Zayn al-Akhbār, edited by ?Abd al-Hayy Habībī.Habībī.Tehran: Dunyā-i Kitāibn

《羅斯與金帳：蒙古對俄羅斯中世紀史之影響》

Halperin, C. 1985.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The Mongol Impact on Medieval Russian History.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薩曼史》

Harawī,J. 2003. Tārīkh-i Sāmāniyān: ?Asr-i Talā’ī-i īrān Ba?d az Islām. Tehran: Amīr Kabīr.

伊本·阿西爾《全史》

Ibn al-Athīr, ?Izz al-Dīn. 1965. Al-Kāmil fī al-Tārīkh, edited by C. J. Torberg. Beirut: Dār al-Sādir.

《1300-1620奧斯曼帝國之權(quán)力架構(gòu)》

Imber, C. 2002. The Ottoman Empire 1300–1650: The Structure of Power. New York: Palgrave.

《納昔兒史話》

Jūzjānī, Minhāj-i Sirāj. 1984. Tabaqāt-i Nāsirī:Yā Tārīkh-i īrān wa Islām, edited by Habībī ?Abd al-Hayy.Tehran: Dunyā-i Kitāibn

《薩曼王朝的起源》

Kamoliddin, S. 2008. Proiskhozhdeniye Samanidov. Bishkek: Institut Fran?ais d’études sur l’Asie Centrale.

《對薩曼錢幣上描繪的統(tǒng)治者的民族歸屬問題研究》

Kamoliddin, S. 2019. “Ob etnichesko? prinadlezhnosti pravitelya, izobrazhennogo na Samanidsko? monete.” Voprosy etnogeneza i etnichesko? istorii narodov Sredne? Azii 4: 99–125.

《阿拔斯時期的撒馬爾罕與粟特人》

Karev, Y. 2015. “Samarqand et le Sughd à L’époque ?Abbasside.” In 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Leuven: Peeters.

?

Nafīsī,S. 1962. Muhīt-i Zindagī wa Ahwāl wa Ash?ār-i Rūdakī. 2nd Ed.. Tehran: Intishārāt-i Ibn Sīnā.

?

Nājī,M.R. 2007. Farhang wa Tamaddun-i Islāmī dar Qalamraw-i Sāmāniyān. Tehran: Amīr Kabīr.

《布哈拉史》

Narshakhī,Abū Bakr Muhammad ibn Ja?far. 1984. Tārīkh-i Bukhārā, edited by M. Mudarris Radawī. Tehran: Intishārāt-i Tūs.

《9-10世紀的薩曼塔吉克國家》

Negmatov, N. N. 1989. Davlati Somonion: Tojikon dar Asrhoi IX–X. Dushanbe: Irfon.

諾爾德克《哥疾寧王朝》

N?ldeke, T. 1857a. “Ghazneviden.” In Allgemeine Encyklop?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Erste Section, A–G. Vol. 66. edited by J. S. Ersch, and J. G. Gruber, 238–250. Leipzig: Brockhaus.

《關(guān)于烏特比與其著作烏特比史》

N?ldeke, T. 1857b. “über das Kitab Jamini des Abu Nasr Muhammad ibn ‘Abd al gabbar al-‘Utbi.” Sitzungsbericht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3 (1–5): 15–102.

《東方史概要》英譯本

N?ldeke, T. 1892. Sketches from Eastern History, Translate by J. S. Black.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伊朗的民族史詩》

N?ldeke, T. 1896. Das Iranische Nationalepos.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迪爾汗為何首先到達俄羅斯？阿拉伯與可薩汗國的關(guān)系在早期伊斯蘭與東歐貿(mào)易發(fā)展中起到的作用》

Noonan, T. S. 1984. “Why Dirhams First Reached Russia: The Role of Arab–Khazar Rel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st Islamic Trade with Eastern Europe.”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 151–282.

《塔吉克斯坦政治史：重塑薩曼朝》

Nourzhanov, K. 2001.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Tajikistan: Reinventing the Sāmānids.” Harvard Asia Quarterly 5 (1): 21–30.

《蒙古入侵前之東部伊朗與河中》

Paul, J. 1996. Herrscher, Gemeinwesen, Vermittler: Ostiran und Transoxanien in vormongolischer Zeit.Stuttgart: Steiner Verlag.

《1500年前穆斯林世界的檔案實踐》

Paul, J. 2018a. “Archival Practices in the Muslim World Before 1500.” In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Comparative Views on Record-Keeping, edited by A. Bausi, C. Brockmann, M. Friedrich, and S.Kienitz, 339–360. Berlin: de Gruyter.

《塞爾柱至蒙古入侵之間的巴里黑史》

Paul, J. 2018b. “Balkh, from the Seljuqs to the Mongol Invasion.” Eurasian Studies 16: 313–351. doi:10.1163/24685623-12340056

?

Rosenthal, F. 2012.In Encyclopaedia of Islam (2nd Ed.), edited by P. Bearman, T. Bianquis, C. E.Bosworth, E. van Donzel, and W. P. Heinrichs. Leiden: Brill. Consulted online at doi:10.1163/

1573-3912_islam_SIM_2280.

《大征服后伊朗的新穆斯林：傳統(tǒng)、記憶與皈依》

Savant, S. IBN 2014. The New Muslims of Post-Conquest Iran: Tradition, Memory, and Convers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論薩曼王朝的起源問題》

Semonov, A. A. 1954. “K Voprosu o Proiskhozhdenii Samanidov.” Trudy Akademii Nauk Tadzhikso? S.S.R 28: 3–11.

《薩曼王朝：中亞第一個伊斯蘭王朝》

Treadwell, L. 2011. “Samanids: The First Islamic Dynasty of Central Asia.” In Early Islamic Iran: The Idea of Iran, Vol 5, edited by E. Herzig, and S. Stewart, 3–15. London: I.IBN Tauris.

Wellhausen, Julius. 1927. 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 Trans by Margaret Graham Weir. Calcutta:University of Calcutta.

《構(gòu)建中世紀早期（400-800）的歐洲與地中海地區(qū)》

Wickham, C. 2005. Fram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400–800.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哥特史》英譯本

Wolfram, H. 1988. History of the Goths, Translated by J. D. Tho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雅庫特《地理辭書》

Yāqūt, ibn ?Abd Allāh al-Hamawī. 1995. Mu?jam al-buldān (2nd ed. Vols 3 and 5). Beirut: Dar Sā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