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作者：圖拉鐵匠

編輯聲明：本文為社員投稿的科普向作品，不代表本社立場和觀點如有疏漏歡迎指出。本文圖片源自互聯(lián)網和Л.Р. Кызласов, Древняя Тува (от палеолита до IX в.), Москов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г。若涉及侵權請聯(lián)系刪除。

圖瓦人，又稱烏梁海人，是主要分布在今天圖瓦自治共和國和蒙古國西北部的一個游牧民族。在歷史上，“烏梁海”并非單指族名。也是對地域的稱謂。其中，“唐努圖瓦”系指貝加爾湖以南以西 , 葉尼賽河、鄒畢河上游及其以東 , 額爾齊斯河的下游一帶。[1]它包括了今天俄羅斯聯(lián)邦圖瓦自治共和國、其他一些州和自治共和國的幾個部分及蒙古國的庫蘇古爾省。

在我國新疆阿爾泰地區(qū)，至今也生活著阿爾泰烏梁海人，但他們地理上和其他圖瓦人分離，并且長期以來同蒙古族和哈薩克族混居，所以基本已被同化，建國后也被劃為圖瓦人，乃至對“圖瓦”一詞的發(fā)音都已轉變?yōu)椤暗峦摺薄?span id="s0sssss00s" class="font-size-16">[2]因此，為更好地說明圖瓦人受各游牧民族和南北兩大農耕文明影響發(fā)展的歷程，本文將主要聚焦于唐努烏梁海和阿爾泰諾爾烏梁海人進行說明。

1921年，圖瓦人民革命黨在共產國際的協(xié)助下成立后，新編了《圖瓦國際歌》(Туван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е)作為黨歌。歌詞中所寫的“來自北方的暴君”指的便是此前一度恢復對唐努圖瓦控制的徐樹錚，而在人民革命黨號召圖瓦人民去“去統(tǒng)治和遵從”的共產國際中，屆時真正對圖瓦能夠產生較大影響的不過是蘇俄、外蒙古以及蘇俄建立的臨時政權遠東共和國這三大政權。[3]由此可見，在圖瓦人上千年的歷史中，中俄兩大農耕文明和兩者之間東亞游牧民族對他們的生活和文化產生了怎樣深遠的影響，而這一影響也一直延續(xù)到了現(xiàn)代。

?一、早期圖瓦

圖瓦盆地最初的原住民是古民族“丁零”的一支，他們也和圖瓦人的祖源有著密切的關系。[4]自公元前1世紀以來，他們曾先后受到了匈奴、鮮卑、柔然的統(tǒng)治。而在552年突厥汗國建立后，一部分阿爾泰突厥人遷移到了當地，并逐漸與原住民舒爾瑪克（шурмакско）文化部落逐漸融合，由此形成了可能操突厥語的今天圖瓦人的原型。在唐代，他們被稱為“都播”或“都波”。這方面最早的記述見于李延壽所作的《北史》第九十九卷鐵勒中。[5]從605到611年間，包括都播在內的鐵勒諸部以契苾、薛延陀二部為主建立起了部落聯(lián)盟，并在隨后幫助唐朝消滅了東突厥汗國。貞觀二十年唐滅薛延陀汗國后，都波部落首領隨鐵勒諸部首領到靈州朝見唐太宗。[6]自此開始，都播被納入了唐所新設置的翰海都督府的羈縻管轄。次年，因骨利干率先朝貢，都播亦遣朝貢使到達長安獻貢。[7]在接下來的時期內，都播又先后受后突厥、回鶻、黠戛斯統(tǒng)治，而在安史之亂之后，唐王朝也不再有余力關系遠在北方鐵勒諸部的事務。在唐滅亡后的同時，東南方又有契丹崛起，黠戛斯汗國也在931年歸附契丹，自此都播開始受到的契丹的統(tǒng)治，歷經遼、西遼兩朝。

杜佑在其所作的典制體著作《通典》中，對當時都播人的生活情況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描述：“都播，鐵勒之別種也。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迴紇十三月行前代未之通也。分為三部，皆自統(tǒng)攝其俗，無歲時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種土。多百合，取其根以為粻，捕魚鳥食之，衣貂鹿之皮，貧者亦緝鳥羽為服，婚姻富者用馬，貧者用鹿皮為聘禮，國無刑罰，偷盜者徵其賦，”。由此可見，圖瓦人屆時仍處于原始社會晚期的軍事民主制社會階段。他們的生活仍以漁獵為主，游牧活動則十分有限，只限于馬和馴鹿兩種牲畜，而他們的居所也是由樹枝和干草搭建的簡陋窩棚。不僅如此，盡管鐵器已經大量出現(xiàn)，但都播人仍在廣泛使用各種石器。[8]盡管如此，都播社會中已出現(xiàn)了明顯的階級分化情況，不過由于生產力所限，還未能進一步發(fā)展進入階級社會，也就不會存在刑罰和監(jiān)獄以及維持法律秩序所需的暴力機構了。在這樣的社會中，都播人呢強調集體生產時互助和對收獲的分享，并反對進一步的貧富分化。[9]

由于突厥人的遷入和兩者的混居及融合，都播人的文化也深深地打上了他們的烙印，以至于在至今留存得到遺跡中，其原本文化中的多數特征都被抹去了。[10]都播人的薩滿教信仰由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突厥的影響。他們建立了極為具象的祖先崇拜，相信祖先靈魂不滅，并通過石雕紀念死去的戰(zhàn)士、進行馬葬。[11]同時，他們也像其他草原民族一樣建立了對長生天（騰格里, Дээр-ада）的信仰。同樣的，他們對“地母”(Чер-ие)也存在著廣泛的信仰。

不過，他們的宗教信仰仍然保留了自己鮮明的特點。他們保持著對無生命的自然景觀的強烈崇拜，即景觀崇拜：山脈、丘欒會被他們稱為“大地的主人”（чер ээлери），河流、湖泊則被稱為“水的主人”(суг ээлери)。[13]此外，還廣泛存在著對火的崇拜，但其地位要遠低于其他信仰。而薩滿巫師也有著頗為崇高的地位，除了主持宗教活動外，他們在政治經濟生活中也有著極大的權威，同時也是從事醫(yī)療的唯一群體。[14]

?二、蒙古統(tǒng)治時期的圖瓦

?? 在1206年統(tǒng)一漠南漠北蒙古各部后，次年成吉思汗便派長子拙赤“征森林百姓”，降腹“禿巴斯等部”。[15]由于 唐努烏梁海地區(qū)盛產鐵礦石和皮毛，成吉思汗曾把這里作為他西征的屯兵重地和手工業(yè)產品的供應地。為此，他從內地遷來了大批的漢族工匠從事冶鑄和手工業(yè)生產 , 還設置了各類工匠局專門用于為其制造 武器和甲胃。因此，成吉思汗的征服給圖瓦帶來的是生產力的巨大飛躍，這也是至今不少圖瓦人家中仍掛著成吉思汗像的原因。

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第二年，他又“敕徙鎮(zhèn)海百里八，謙謙州諸色匠戶于中都,給銀萬五千兩為行費?！?span id="s0sssss00s" class="font-size-16">[16]他最初將唐努烏梁海置于中央征服委派的漸事官的管理之下，之后又將其轉入漠北所設的嶺北行省管轄。[17]但在元代，“禿巴斯部”并不被元朝統(tǒng)治者視為蒙古人，而是色目人。正是在元朝這樣的身份等級制社會中，這種區(qū)別對待成為了圖瓦人民族認同形成的重要原因。

元末明初之際，烏梁海地區(qū)又先后受到了漠西蒙古的瓦刺部和漠北蒙古的韃靼部的征服和統(tǒng)治。十五世紀末，漠南蒙古的達延汗征服了漠西蒙古，烏梁海地區(qū)便于達延汗直接統(tǒng)治, 隸屬于漠北蒙古喀爾喀部的扎薩圖汗所管轄。[18]到明末，衛(wèi)特拉蒙古的準噶爾部又強大了起來，, 其勢力達到了漠北喀爾喀蒙古和烏梁海地區(qū)，烏梁海三部的圖瓦人便受到了他們的控制。而正是在17世紀的準噶爾統(tǒng)治時期，圖瓦人開始自稱“圖巴兀魯思”(туба-улус)，其作為民族的社會認同開始形成。[19]

??? 蒙古各部數百年來對圖瓦的統(tǒng)治對圖瓦人的文化產生了極為重大的影響。在長期以來的文化壓制下，圖瓦人已經只能用蒙古文字來書寫自己的語言了，并且在對外交流中也多用蒙文。不僅如此，緊隨蒙古的政府而來的喇嘛教也深遠地上影響了圖瓦的社會和文化。首先，喇嘛教為建立獨立的、等級森嚴的社會組織提供思想依據和制度保障。[20]喇嘛教作為經過吐蕃改造的佛教，最初本來就是為奴隸社會量身定制的。通過喇嘛教的傳播，圖瓦人的舊有觀念被打破，政治經濟生活中人生而不平等的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同時，喇嘛教的教會組織成為了統(tǒng)治階級建立社會認同、掌控民眾的重要工具。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圖瓦受蒙古影響最終建立了以游牧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制度。當然，由于喇嘛教真正的興盛開始于18世紀初，它對圖瓦社會初期的過渡和改造可能并沒有起到較大的作用。其次，圖瓦原有的薩滿教宗教觀念，如萬物有靈、靈魂不滅等得到了佛教重生、業(yè)力和涅槃思想的補充。[21]由此，圖瓦人的道德觀念也受到了很大的改變。而同樣的，圖瓦人基于薩滿教的原始哲學高度在佛教思想的基礎上得到了極大的提升，提高到了世界乃至宇宙的高度，并建立了以天、地、人為中心的完整體系。[22]最后，蒙古傳入的敖包節(jié)也受喇嘛教影響，祭祀佛祖和文殊菩薩成為了敖包祭中極為重要的內容。

三、清朝統(tǒng)治下的圖瓦

經過對準噶爾多年的征戰(zhàn)后，到18世紀初，除阿穆哈河一帶之外，包括克穆齊克河流域在內的整個唐努烏梁海盆地都被納入了清朝的管轄。[23]而到乾隆十九年(1754)，“烏梁海人等”“陸續(xù)歸附”。[24]最終在1757年，烏梁海三部最終完成了對清朝的歸附。

從1755年開始，烏梁海各部受烏里雅蘇臺將軍管轄，各旗總管都向其直接負責。而在1961年清政府在科布多地區(qū)設參贊大臣一員進行管理, 其參贊大臣歸駐扎在烏里雅蘇臺的定邊左付將軍節(jié)制。[25]清朝在圖瓦實行盟旗制度以進行管理，將唐努、阿爾泰諾爾和阿爾泰烏梁海分別編設為五旗四十六佐領、二旗四佐領、七旗二十五佐領。[26]其中，佐領，即圖瓦語中的蘇木(сумон)，是盟旗制度下軍政合一的基層組織,一蘇木轄50-100戶。[27]各旗的總管是通過當地貴族經地方推薦和清政府的批準而產生的。民眾需要通過蘇木向清政府繳納貢品和賦稅，同時18-60歲男性需當差服役。[28]清政府的貢稅以紫貂皮為主，繳納不足則須以其他動物皮毛折算。[29]則另外，清朝非常注重對黃教，即喇嘛教格魯派的推廣，使其在18世紀末獲得了官方宗教的地位。[30]

正如過去眾多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擴張的過程一樣，緊隨清朝的統(tǒng)治而來的便是數量眾多的漢族人。而作為典型的大農耕文明，漢族人到任何一個適宜耕作的地區(qū)理所當然地開始了農耕生活。但是，多數圖瓦人都難以接受漢族人所進行的耕作對圖瓦傳統(tǒng)的游牧經濟的破壞。一直到20世紀初，都只有克穆齊克旗內為數不多的烏梁海人從事粗放的耕作。[31]18世紀的著名圖瓦民歌《鴻古爾》(Ко?гурей)中就講述了一個人流亡多年后回到家鄉(xiāng)，發(fā)現(xiàn)圖瓦人的牛羊被征收，草原變成了耕地，于是懇求祖先的寬恕，懇求救贖自己的靈魂。[32]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歌詞中寫道，“我的祖國的七個旗呢？”——這顯然指的是唐努烏梁海的5個旗再加上阿爾泰諾爾烏梁海的2個旗。[33]這就說明，屆時唐努烏梁海人已產生了對阿爾泰諾爾烏梁海的民族認同以及民族獨立的意識?？梢姡瑘D瓦民族認同的發(fā)展，離不開漢人對他們游牧生活的影響和清政府的壓迫。而為了避免進一步激怒圖瓦人，清政府從18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末都禁止?jié)h族商人進入圖瓦。[34]當然，圖瓦人對漢族文化絕不是以抵觸為主的。例如，漢族的黃歷就被圖瓦采納，過春節(jié)也成為了圖瓦人的習俗之一。[35]同時，圖瓦人的宗教建筑業(yè)顯然受到了中國的影響。

四、俄國對圖瓦的介入

在清朝征服并展開對圖瓦的管理和統(tǒng)治的同時，發(fā)源自遙遠的東歐地區(qū)的另一大國——沙皇俄國也正在加緊向遠東擴張。早在1616年，俄國探險家丘麥涅茨和彼得羅夫就在葉尼塞河上游發(fā)現(xiàn)了“塔巴人 ”和“薩彥人”。[36]他們實際上就是圖瓦人。雅克薩之戰(zhàn)后，中俄雙方于1715年簽訂了《布連斯奇界約》，劃定唐努烏梁海北部的中俄國界順薩彥嶺而行，直至唐努烏梁海盆地西北的沙賓達巴哈，嶺北為俄國轄地。[37]1728年簽訂的《恰克圖條約》中規(guī)定允許俄商于恰克圖貿易后，少數哥薩克商人便開始非法地同圖瓦人開展邊境貿易，以手工業(yè)品交換皮毛。[38]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俄羅斯帝國乘勢同中國簽訂了《北京條約》，并在此基礎上又于1862年簽訂了《路路通商章程》，規(guī)定俄國商人“準許前往中國所屬設官之蒙古各處及該官所屬之各盟貿易，亦不納稅?！?span id="s0sssss00s" class="font-size-16">[39]正是從這時開始，俄國農民率先開始了向烏梁海地區(qū)的移民。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第一批移民是被當局和東正教堂驅逐的西伯利亞天主教徒，這就說明屆時俄國的移民活動仍是自發(fā)、自愿的。[40]緊隨其后的是各種商人、企業(yè)家、畜牧人和工人。接著，1869年的《科布多界約》中，中國被迫割讓唐努烏梁海西北十佐領及屬阿爾泰卓爾烏梁海二旗。隨著俄國人的不斷涌入，他們對圖瓦游牧經濟的破壞和掠奪行為激怒了大量的圖瓦下層百姓。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圖瓦人開始襲擊俄國商人的馬群，并奪回他們被騙走的牲畜。[41]而清政府不僅沒有支持圖瓦人道的正義斗爭，還反而協(xié)助俄國將其鎮(zhèn)壓了下去。到了1908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正式指示內閣制定了向烏梁海地區(qū)移民以在日后將和平吞并的計劃。[42]而辛亥革命后1912年外蒙的事實獨立給圖瓦人帶來了極大的震動，他們的民族情緒也隨之高漲，并首先將較為軟弱的中國商人趕了出去。[43]最初，圖瓦人不是向俄國，而是向外蒙方面拋出了橄欖枝，東南地區(qū)的薩拉吉克旗和托錦旗總管也宣布歸服外蒙古喀爾喀部。[44]而當1914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消息傳到蒙古和烏梁海后不久, 蒙古統(tǒng)治者“立刻試圖再次將自己的權力擴展到烏梁?！?。[45]因此，唐努烏梁海各旗向俄國遞交了“保護”申請，到7月俄國出兵強占了烏梁海的四旗二十二佐領。[46]

俄國商人、富農和高利貸者的盤剝給圖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相比晉商對外蒙的盤剝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俄國人掠奪了圖瓦的自然資源，大型金礦、鐵礦被建立了起來，其產出遭到了俄國的掠奪。從19世紀30年代起，就有俄國“企業(yè)家”非法入境開采金礦，而他們的開采行為到70年代更是得到帝國政府的直接支持。[47]其次，俄國人賄賂當地貴族和官員攫取了大量土地，并在此之上建立了新式大型農牧場，從而導致大量圖瓦貧民破產而被迫為其勞作。[48]當然，俄國人的到來也對圖瓦帶來了積極的影響。最后，俄國對圖瓦進行了掠奪性的貿易和商業(yè)高利貸資本的滲透。[49]來自俄國的“廉價”產品大量涌入了烏梁海地區(qū)，擠走中國商品，猛烈地沖擊了當地自然經濟。圖瓦人開始仿照俄國人的建筑建造木屋，結束了過去在窩棚和蒙古包中居無定所的生活；質量更好的鐵器使得他們得以以更高的效率進行勞作。[50]

五、結論

經過對圖瓦人上千年來的政治、社會經濟生活和文化的考察，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今天的圖瓦人無論是民族認同還是生活方式和文化習慣的形成都離不開中俄兩大農耕文明和從中亞到北亞各游牧民族的影響。在這之中，對圖瓦文明產生最為深刻的改變的無疑是蒙古對其數百年的統(tǒng)治。而相比之下，同為農耕文明，中國即使經過了近兩百年時間的對烏梁海三部的統(tǒng)治后卻并未能產生比19世紀下半葉開始才同圖瓦產生較為密切交往的俄國更為深遠的影響。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清朝自身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在吸取了過去少數民族政權的非常注重限制漢族農耕經濟的擴張和文化影響——這并非只是為了阻止自身被漢族同化，也是為了防止在其他少數民族地區(qū)的自然經濟受到沖擊，從而造成當地人民的不滿。并危及清朝的邊疆統(tǒng)治。而相對的，俄國在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制改革后資本主義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并且工業(yè)、農業(yè)和金融資產階級能夠在得到俄國政府的支持下進行向圖瓦的擴張。

[1] 郭蘊華：《珂勒泰烏梁?！暗峦呷恕钡臍v史變遷》，《喀什師范學院學報》, 1988年第1期，第28-35頁。

[2] 何星亮：《阿爾泰烏梁海社會歷史述略》，《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第36-42頁。

[3] Хуун?Хуур?Ту:?"Туван?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е", 1994.

[4] 郭蘊華：《珂勒泰烏梁?！暗峦呷恕钡臍v史變遷》，《喀什師范學院學報》, 1988年第1期，第28-35頁。

[5] 李延壽：《北史》卷九九，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448頁。

[6] 《唐會要》卷九六，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第1090頁。

[7] 《唐會要》卷一百，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第1125頁。

[8] Л.Р. Кызласов, Древняя Тува (от палеолита до IX в.), Москов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г, стр.121.

[9]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48.

[10] Л.Р. Кызласов, Древняя Тува (от палеолита до IX в.), Москов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г, стр.122.

[11]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45.

[12] Л.Р. Кызласов, Древняя Тува (от палеолита до IX в.), Москова: Московско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79 г, стр.121.

[13]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45.

[14] Там же.

[15] 樊明方編：《唐努烏梁海歷史資料匯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頁。

[16] 《元史》卷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45頁。

[17] 郭蘊華：《珂勒泰烏梁?！暗峦呷恕钡臍v史變遷》，《喀什師范學院學報》, 1988年第1期，第28-35頁。

[18] 同上

[19] Маннай-оол М. Х. Тувинцы,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тувинского этноса,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4 г，стр.119.

[20]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2.

[21] Там же, стр.51.

[22] Там же.

[23] 樊明方：《清朝對唐努烏梁海地區(qū)的管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02):44-61.

[24] 傅恒撰：《平定準噶爾方略》續(xù)編卷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594頁。

[25] 郭蘊華：《珂勒泰烏梁海“德瓦人”的歷史變遷》，《喀什師范學院學報》, 1988年第1期，第28-35頁。

[26] 樊明方：《清朝對唐努烏梁海地區(qū)的管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02):44-61.

[27] 何星亮：《阿爾泰烏梁海社會歷史述略》，《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8年第1期，第36-42頁。

[28]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0.

[29] 樊明方：《清朝對唐努烏梁海地區(qū)的管轄》，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02):44-61.

[30]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0.

[31] [俄]E.A.別洛夫：《烏梁海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頁。

[32] Хуун?Хуур?Ту:?“Ко?гурей”, 1994.

[33] Там же.

[34] [俄]E.A.別洛夫：《烏梁海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頁。

[35] 康右銘：《亞洲腹地的圖瓦人》，《西域研究》,1994年第2期，第59-62頁。

[36] [英]約·弗·巴德利 ：《俄國·蒙古·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998頁。

[37] 樊明方編：《唐努烏梁海歷史資料匯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9頁。

[38] 樊明方：《19世紀60年代以后俄國對唐努烏梁海盆地的滲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頁。

[39] 同上

[40] [俄]E.A.別洛夫：《烏梁海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頁。

[41] 樊明方：《19世紀60年代以后俄國對唐努烏梁海盆地的滲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頁。

[42] [俄]E.A.別洛夫：《烏梁海問題》，《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3-114頁。

[43] 同上

[44] 同上

[45] 同上

[46] 樊明方：《1914年俄國侵占了唐努烏梁海哪些地方》，《中國邊疆史地研究導報》,1989年3月，第25-26頁。

[47] 樊明方：《19世紀60年代以后俄國對唐努烏梁海盆地的滲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頁。

[48]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8.

[49] 樊明方：《19世紀60年代以后俄國對唐努烏梁海盆地的滲透》，《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第62-79頁。

[50] Ч. К. Ламажаа, Тува между прошлым и будущим-Алетейя, Москова: Алетей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 2011, стр.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