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屹　楊娜

現(xiàn)行辭書對于“酷吏”的釋義是基本相似的，如《辭源》對“酷吏”的釋義是“以嚴刑峻法殘虐百姓的官吏”，《辭海》對“酷吏”的釋義是“濫用刑罰、殘害人民的官吏”，《現(xiàn)代漢語詞典》對“酷吏”的釋義是“濫用刑罰、殘害百姓的官吏”。現(xiàn)代辭書如何定義“酷吏”，關系“酷吏”的歷史形象和歷史作用的評價問題，有些學者對此已作了研究。本文要討論的是，三部辭書將“酷吏”的執(zhí)法對象一律指向“百姓（人民）”，筆者認為是值得商榷的。

在正史中，為“酷吏”作傳，始于《史記》?！妒酚洝ぬ饭孕颉氛f：“民倍本多巧，奸軌（宄）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后漢書·酷吏列傳》也指出：“漢承戰(zhàn)國余烈，多豪猾之民。其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且宰守曠遠，戶口殷大。故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奸軌（宄），先行后聞?！边@里所說的“多巧”“奸軌（宄）”“豪猾”之民，只是“酷吏”執(zhí)法對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的執(zhí)法對象則是權貴、作奸犯科的官吏以及橫行地方的豪強惡霸。據筆者統(tǒng)計，見諸正史的“酷吏”不到百人，而真正殘害百姓（人民）的“酷吏”只占極少數。如《史記·酷吏列傳》記載的王溫舒，“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再如漢武帝時期的江充在處理巫蠱事件時，“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后數萬人”（《漢書·江充傳》）。分析這兩則史料，王溫舒“督盜賊，殺傷甚多”，“盜賊”中或許有被裹挾的百姓（人民）；江充制造的人間慘案中，被殺的無辜百姓肯定是有的。

然而，從西漢至隋唐，大多數“酷吏”在執(zhí)法過程中，對于百姓是施以保護的，如《漢書·酷吏傳》記載的嚴延年，他在擔任河南太守時，“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正史記載的其他“酷吏”，他們在執(zhí)法過程中的主要執(zhí)法對象是權貴、地方豪強以及盜賊盜匪、豪猾之民，不僅抑制、打擊了特權階級和橫行鄉(xiāng)里的黑惡勢力，而且間接地保護了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其他合法權益。

需要指出的是，許多真正濫用刑罰、殘害百姓（人民）的官吏卻沒有被史家列入“酷吏”。僅以唐朝為例，“唐初四杰”之一的詩人楊炯，在擔任盈川令時，“為政殘酷，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舊唐書·文苑傳上》）。中唐時的郭元振，擔任通泉縣尉時，“前后掠賣所部千余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舊唐書·郭元振傳》）。劍南節(jié)度使嚴武橫征暴斂，“峻掊亟斂，閭里為空”（《新唐書·嚴武傳》）。

類似楊炯、郭元振、嚴武這樣的官吏為什么沒有被視為“酷吏”，這就涉及史學家的治國理念以及對“酷吏”的認定標準問題：二十四史的作者，基本上是尊儒排法的，儒家主張的是以德治國，自然將那些奉法家思想為圭臬的官吏之所作所為視為殘暴。同時，在“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官本位時代，某些官吏對另一些官吏，包括作奸犯科的官吏施以嚴刑峻法，無不被冠以“酷吏”之名，而那些對百姓（人民）施暴的官吏，正史的作者盡管對百姓抱以同情，但在書寫歷史時，并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和準確的歷史評判。這就是“酷吏”之所以被視為“酷吏”的一個重要原因。

著名教育家、革命先輩徐特立同志對正史所載的“酷吏”有著獨到的看法，“他素來憤恨社會的不平，贊成歷史上的游俠，喜歡《史記》《漢書·酷吏傳》，認為酷吏是鋤豪強的，但共產黨卻不用游俠的、酷吏的方法，而鏟除了社會上最大的不平”（《炎黃春秋》2022年第10期第36頁）。徐特立同志不僅博古通今、學養(yǎng)深厚，而且親自參加了湖南農民運動，他對歷史上的“酷吏”的認知——“酷吏”的作為是鏟除豪強和社會不公的，對于現(xiàn)代人深入解讀“酷吏”是有極大啟發(fā)的。

關于“酷吏”的釋義，李行健先生主編的《現(xiàn)代漢語規(guī)范詞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語文出版社，2004年）的解釋是：“濫用刑罰的殘暴官吏?！边@個釋義去掉了“酷吏”的執(zhí)法對象——百姓（人民），我們認為是比較科學的。值得注意的是，辭書收錄的“酷吏”畢竟是一個歷史名詞，用現(xiàn)代的視角看，“酷吏”所處時代的法律本身就帶有殘暴性，那么，他們的執(zhí)法行為究竟是依法而行，還是濫用刑罰，這是一個需要法學界專家深入討論的問題。

（本文刊于《咬文嚼字》2023年第1期《有此一說》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