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7月的一天，兩江總督馬新貽憂心忡忡，剛剛結束校場閱兵的他，內心卻沒有高高在上的自豪，甚至隱約感覺到一絲的危險。兩年前從浙江巡撫升任兩江總督，同僚們都來慶賀，然而馬新貽卻高興不起來。盡管朝廷嘉獎了往日的政績，百姓感念其為官清明，但是拜謁帝國最高統(tǒng)治者后，馬新貽突然明白：此去江南，絕非善事。

炙熱的太陽烘烤，沉郁的空氣壓得人喘不過氣。突然，一道刺眼的亮光閃過，圖窮匕首見，總督大人馬新貽被刺殺。頓時，人群一陣騷動，刺客卻凜然不動，震驚中外的“刺馬”案爆發(fā)。堂堂兩江總督當街被殺，朝廷派專人追查，竟半年多沒結果，自此，刺馬案與名伶楊月樓冤案、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太原奇案齊名，史稱“晚清四大奇案”。

兩江總督當街被殺，兇手竟然站著不跑，還自報姓名“我乃張汶祥也”。到底是怎樣的仇恨，竟要血濺三尺？國家要員被刺殺，到底有怎樣的內情。中央政府怒了，急忙派專人調查，這個欽差大臣就是湘軍鼻祖，曾經(jīng)的兩江總督，此時的直隸總督曾國藩。而且耐人尋味的是，臨行前，慈禧太后親自召見曾國藩，一句“馬新貽辦事很好”，耐人尋味。

然而，案件重大，案情卻進展緩慢。拖了半年，也沒理出頭緒，既沒有抓住幕后黑手，也沒有給出滿意答復，只是拿張汶祥開刀。這個刺客到底是誰？為何能夠在眾目睽睽下，沖破森嚴的戒備，刺殺總督大人。他與馬新貽又有著怎樣的淵源呢？

官方的正史中記載，張汶祥是“嘗從粵匪，復通海盜”、“漏網(wǎng)發(fā)逆”，簡單來說就是農民起義軍——太平軍、捻軍的余黨。前面我們講到，馬新貽在安徽和江南任上，鎮(zhèn)壓農民起義，人家這是回來報仇了。

馬新貽，字谷山，號燕門，別號鐵舫，回族（請注意），山東菏澤東北五十里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縣知縣，再任合肥縣知縣，廬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稱臬臺），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稱藩臺），后升浙江巡撫（俗稱撫臺），成為一省行政長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閩浙總督（俗稱制臺、制軍），成為節(jié)制浙江、福建兩省軍政的方面大員，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兩江總督，節(jié)制安徽、江蘇、江西三省軍政事務，并兼辦理通商事務大臣（虛銜），官居一品。

說是這么說，但是民間可就是眾說紛紜了，可以參考《投名狀》基本就是這個套路?？雌饋砗唵蔚氖虑槠鋵嵅缓唵巍＿@是清朝不能像俄國一樣西化的癥結所在。因為他的高層與中原王朝并不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他們姓什么，就已經(jīng)是答案。

事情的真相更多與湘軍有關。在鎮(zhèn)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漢人官僚興起，同治中興幾乎就是曾國藩的崛起史。與他一起的，還有湘軍眾多將帥、官員，他們把持重要職位，集錢、權、名于一身，這是中央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讓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一職，其真正目的就在——掣肘湘軍勢力。

接到命令的那天起，馬新貽就自知兇多吉少。因為此時的曾國藩與湘軍，正是如日中天。從曾國荃到左宗棠，從劉坤一到胡林翼，滿朝文武皆股肱。然而，馬新貽依然不忘朝廷教誨，盡心竭力地搜索著湘軍的“罪證”。終于，1864年太平軍的天京陷落時，曾國荃縱兵劫掠，私藏錢財。真相令人側目，然而還沒等到細查，馬新貽就死于非命。

這不僅是湘軍與朝廷的矛盾，更是整個清朝從建國起就存在的矛盾。相比于其他王朝，清朝的利益群體太過狹小。從此以后，湘軍（淮軍是湘軍分支）更加削弱，而依賴湘軍的海防更是松弛。直接導致1874年的日本侵占琉球、1881年中法戰(zhàn)爭，清政府不利的局面。一次次失敗，一次次屈辱求和。難怪李鴻章說道，“若非馬案，則裁（湘）兵日緊，終致海防日廢，列強日盛，戰(zhàn)禍不斷，則國運日衰也”。一個刺馬案，成為煽動晚清沒落的蝴蝶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