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小說，當(dāng)然每個人各有喜愛、各自推崇，《紅樓夢》的讀者尤其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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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說哪種小說中最具中國特色、最重要，那就非講史通俗演義莫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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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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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符合民族性的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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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yàn)槊褡逍?！中國人對歷史的重視及歷史感，原本就遠(yuǎn)甚于歐洲印度。

而歷史的戲劇性又最甚，世事滄桑、朝代興亡，比任何編劇家編的戲都更動人心弦。中國人最愛對此憑吊咨嗟、發(fā)表議論（這幾天，國人對美國改朝換代的熱評、投入，即是眼前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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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古印度文明卻無歷史觀、無歷史意識，也無歷史著作。談起時間，輒言若干劫，要不就是電光石火一剎那，年時月日均不明確。談生命，輒言輪回流轉(zhuǎn)若干世，也不明白某事究竟在某世的某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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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明，則是反歷史的（untinistorical tendency）。哲學(xué)家們不關(guān)心歷史，只關(guān)心永恒、探求本質(zhì)，在教育中歷史亦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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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這兩大文化體系在傳遞一種類似我們的歷史敘事及知識時，只能采用神話的方式。中國則反是。古代神話本來就不發(fā)達(dá)，就算有少數(shù)神話，亦迅速歷史化，蓬勃發(fā)衍為“講史”的龐大傳統(tǒ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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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若要談中國小說，首先就要從這個傳統(tǒng)講。不幸民國以來，論者皆受西方文化影響，硬要“改造國民性”。撇開了稗官野史、巷語街談這個源頭，另以神話與傳說為源，對于此后小說諸流，亦薄厭講史演議，鄙征史而崇虛構(gò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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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胡適就認(rèn)為《三國演義》沒有文學(xué)的價值，無法出奇出色。魯迅對《三國》亦無好評，甚且說由神話到志怪傳奇到小說，標(biāo)示著小說真正的形成，即是從歷史到小說；可是唐代以后反而倒退回去，混雜于歷史的講史演義，乃是退化之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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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社會流傳久遠(yuǎn)、影響巨大的《三國演義》乃至整個講史演義文類，在他們的論述中，竟只有負(fù)面的價值，足見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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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轉(zhuǎn)化的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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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演義》之價值，不但在于它代表了講史演義這一文類，彰顯中國小說特質(zhì)，更在于它代表了小說從“說”逐漸轉(zhuǎn)化到“說書”的過程，是口語表演和文藻化、文士化、文學(xué)化的結(jié)合，也是巷議街談的野史傳統(tǒng)和正史書寫傳統(tǒng)的結(jié)合。其他小說名著或類型，都沒這種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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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jù)李商隱詩，可知唐人就愛聽說三國。宋代說話人，亦以講史為最大宗。這時，都仍是語言藝術(sh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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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以后，“話本”漸興，說乃向文過渡。明朝則文藻化、文士化、文學(xué)化日甚。而且，自弘正年間開始，文壇復(fù)古，嘉靖萬歷繼之，小說戲曲紛紛托古改制，所謂“古本”大量出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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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關(guān)鍵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版家、小說家們忽然找出了那些塵封日久的“古本”，紛紛加以整理改編并出版。通過改編“舊本”而來的作品問世后，自身也就成了舊本，被別人不斷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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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列國志傳》，其中就有余邵魚、余象斗改編的痕跡，馮夢龍?jiān)俑木幊伞缎铝袊尽罚淘庞謸?jù)以修改并加批評成《東周列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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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系列小說，在《兩漢中興開國傳志》和《全漢志傳》之后，又有甄偉《西漢通俗演義》和謝詔的《東漢通俗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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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三國志通俗演義》，在明末也有多種版本，改來改去，直到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評點(diǎn)《三國演義》時，還大幅增刪，這才成為后世流行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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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編是既托古又改制的。具體的情況，可以著名改編家熊大木為《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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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小說《武穆王精忠錄》，他得到了個浙刊本。這個本子筆墨文雅，一般人不太看得懂。似乎這個浙本，并不是小說，而是一本資料性質(zhì)的書，或許類似《宣和遺事》。而熊大木則是應(yīng)書坊清白堂主人楊涌泉之請，按照岳飛本傳以及《通鑒綱目》，重新“以王本傳行狀之實(shí)跡，按《通鑒綱目》而取義”，編撰成《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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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編一本通俗讀物，仍要謹(jǐn)慎地依據(jù)史傳及《通鑒綱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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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學(xué)通俗化的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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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史，本是宋代說話人之一支，又稱“講史書”。故《都城紀(jì)勝》謂：“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薄秹袅轰洝芬喾Q：“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zhàn)之事?！?/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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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講史”從源頭上，就是把史書上的事講給不識字或略識字的群氓聽。是史學(xué)通俗化之一法，所根據(jù)的，則是史傳及《通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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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歷史知識的通俗化傳播，乃是唐宋史學(xué)發(fā)展的總體動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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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就逐漸出現(xiàn)了一些通俗的歷史著作，如元和間高峻著《小史》，大中間姚復(fù)康撰《統(tǒng)史》，均便于初學(xué)。晚唐時胡曾、周曇等人的詠史詩，亦曾被當(dāng)時人逐篇加注加評，援引村書俗說，雜以俚語，作為訓(xùn)蒙課本之用。到宋代司馬光那時，還出現(xiàn)了《十七史蒙求》這樣的通俗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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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朱熹《資治通鑒綱目》，更是力求簡要。采用編年敍事，先以大字書概括的提綱，其下以分注的形式詳敘細(xì)節(jié)，故稱綱目，成為后世通俗史書競相仿效的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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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朱熹同時的呂祖謙又有《十七史詳節(jié)》，“蓋其讀史刪節(jié)備檢之本，而建陽書坊為刻而傳之者”?，F(xiàn)存此書宋元間刊本多達(dá)十余種，可見當(dāng)時流傳之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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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dāng)時講史藝人多以解元、進(jìn)士、宣數(shù)、書生、萬卷等為藝名，標(biāo)榜博學(xué)，自附于文人之列，以示與其他說話人不同（其他說話人通常則只有一些普通綽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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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翁談錄·小說開辟》云：“夫小說者，雖為末學(xué)，尤務(wù)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xí)《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即以此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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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話已非民間說書人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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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這整體動向上看，講史之發(fā)展乃是兩條線的合力。一是自古小說本來就屬于稗官野史，出于民間的巷議街談，而這種口語說故事的型態(tài)，后來因要訴諸文字，乃自然而然地朝文書型史冊類化。二是文人學(xué)者有意將史學(xué)著作和歷史知識向下普及，編為小說戲曲。一是由下往上，講史藝人自居士流，說書擬同史述；二是普及、教化，警世勸俗，由上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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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合力，當(dāng)然聲勢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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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講史。王沂有兩首〈虎牢關(guān)〉，記述了元代說三分的內(nèi)容；胡祗遹有〈木蘭花慢〉贈歌妓一首，內(nèi)有“又如辯士遇秦、儀，六國等兒戲”之語。王惲有〈鷓鴣天〉詞贈女藝人高秀英，她表演的正是“由漢魏，到隋唐”的講史。楊維楨〈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則說此女：“善記稗官小說，演史于三國五季。因延致舟中，為予說道君艮嶽及秦太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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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此之外，元代講史的具體情形，沒有什么材料可以佐證。唯講史平話之大量刊印，可以由側(cè)面看出講史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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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存平話雖然只有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五種》等，但《永樂大典》就收有平話二十六卷，而《全相平話五種》本身也顯示它是一個系列。至少，在《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后集》之前，必是前集，在《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xù)集》之前，也必有個正集。另外，《新編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都可能是在元代刊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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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話又作評話，以區(qū)別于話本中的詞話、詩話，即指不加彈唱和伴奏的表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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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話中雖然也有詩贊韻語，但都只用作評論或描寫戰(zhàn)斗場面，渲染環(huán)境氣氛，而不是出自人物之口，和《大唐三藏取經(jīng)詩話》《大唐秦王詞話》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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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話源于宋元說話中的講史，但其性質(zhì)已變。不再通過藝人的聲口、動作、表情，而是以書面文字的形式，由閱讀來完成創(chuàng)作與接受的過程。故不能把平話看作說唱的講史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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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話的語言，和其他話本小說也有明顯的區(qū)別，是一種簡單的文言文，而不是所謂白話。它的分卷形式更是沿襲古代書籍的編輯形式，而不是說話人講史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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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nèi)容上看，《五代史平話》主要根據(jù)《資治通鑒》，也參酌了新舊《五代史》。有時直接抄錄《通鑒》原文，有時據(jù)以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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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錄《通鑒》時選擇了較多富有戲劇性的內(nèi)容，如戰(zhàn)爭場面；增加了一些表狀書詔和詩詞題詠，敍述文字也作了通俗化的處理。其結(jié)構(gòu)分梁、唐、晉、漢、周五部，每部又分為上下兩卷，每部有目錄。這明顯是學(xué)新舊《五代史》的體例。正文的敍事，更是按照《資治通鑒》的編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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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認(rèn)為：平話并不如過去的研究者所說是民間說書人話本，而是文人書寫編錄以做通俗推廣的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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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這類史述都嚴(yán)格依據(jù)《通鑒》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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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義：演《通鑒綱目》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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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已很少提到講史，代之而起的是“演義”。

此詞出自《后漢書?逸民傳》，晚唐蘇鶚將此詞作為書名，著《三國志通俗演義》十卷。到了南宋，以演（衍）義為書名的著作漸多，如王炎《春秋衍義》、張行成《皇極經(jīng)世觀物外篇衍義》、張德深《潛虛演義》、真德秀的《大學(xué)衍義》等。

明代小說以演義為書名者，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始。

今所發(fā)現(xiàn)最早的《三國演義》為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蔣大器序、嘉靖壬午(1522)修髯子張尚德作引的本子。其后蔚為流行，如《東西漢通俗演義》《東西晉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極多。其后歷史演義代有所作，直至民國，還有蔡東藩編的《列朝通俗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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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等書，有時還稱志傳。如嘉靖二七年葉逢春刊《三國志傳》，全稱為新刊按鑒漢譜三國志傳繪像足本大全，版心則簡稱“三國志傳”，而各卷題名，作“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一）、“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二）等。其他小說，也有混用演義與志傳的，如《開辟演繹通俗志傳》又作《開辟演義》，《列國志傳》又名《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義》，《全漢志傳》又名《新刻按鑒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隋唐演義》又名《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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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傳之名，源自《史記》，是后世正史的標(biāo)準(zhǔn)體例。另外，“傳”的本義是解釋，如《春秋》三傳，就是對《春秋》史事的解釋、補(bǔ)充，與“演義”的本義略同。小說而名志傳，與號稱“按鑒”的用意差不多，都是強(qiáng)調(diào)小說內(nèi)容謹(jǐn)按史書，尤其是謹(jǐn)按《通鑒》，有根有據(j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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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刻按鑒編纂開辟演繹通俗志傳》《新刻按鑒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按鑒演義全像列國評林》《按鑒增補(bǔ)全像兩漢志傳》《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新刻湯學(xué)士校正古本按鑒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全像按鑒演義南北兩宋志傳》等，都有按《通鑒》或《綱目》增補(bǔ)修訂之意。另外有的雖然沒說按鑒，而稱“按史”，意思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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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鑒”改編的風(fēng)氣，除了受《三國志通俗演義》影響，也與明中葉以后史學(xué)界的動向有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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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亡以后，史學(xué)步入低谷，元代外族入主，所修《宋史》，甚為蕪雜。入明以后，史學(xué)逐漸復(fù)興。嘉靖十五年，乃有重修《宋史》之議，以后陸續(xù)有修訂《宋史》的著作問世。影響較大的，是柯維騏的《宋史新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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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朝史，也多有刪補(bǔ)、注釋。編年體史書，則有邱浚《世史正綱》、許浩《通鑒綱目前編》、南軒《通鑒綱目前編》、薛應(yīng)旂《宋元資治通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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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歷史真實(shí)性的強(qiáng)調(di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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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了這個大環(huán)境，我們才可以明白當(dāng)時的演義何以特別強(qiáng)調(diào)歷史真實(shí)性。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說：“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于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jì)其實(shí)，亦庶幾乎史?！?/p>

清人曾批評此書仍不免夾雜了三分虛構(gòu)，但其實(shí)它對《三國志平話》中違背史實(shí)、過于荒誕不經(jīng)的內(nèi)容已予大量刪改，提高了歷史真實(shí)感，庸愚子的論點(diǎn)正是揭示了這一特色。

但可觀道人為《新列國志》作序，又指摘《列國志傳》不符史實(shí)，并就馮夢龍的改編，提出了歷史演義的創(chuàng)作原則：

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衍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shí)，凡國家之興廢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毀，人品之好丑貞淫，一一臚列，如指諸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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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此一觀點(diǎn)是不斷在強(qiáng)化的。歷史演義書名前題有“按鑒”或“志傳”，以史著自居，即以此故。

在具體創(chuàng)作時，作者亦勤于搜羅史料，雜以考據(jù)，常常以按語的方式在敍述情節(jié)的同時辨證史實(shí)，儼然史家筆墨。

章回體的形成也和編年體和綱目體的史著體裁有一定的關(guān)系。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凡例稱“大節(jié)題目具依《通鑒綱目》”。每卷卷首標(biāo)明本卷起迄時間，亦仿《綱目》體例。在敍事模式上，打破了平話單線發(fā)展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而采用頭緒眾多的敍事方式。和平話相比，表、章、奏、書亦大量增加，有的且直接從史書中輯錄，并引用史家和其他文人的論贊題詠。其敍事語言亦是淺顯的文言，有的且直接從史書中過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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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長篇通俗小說的幾種類型中，歷史演義是形成最早、作品最多的。甚至還可以說；歷史演義的風(fēng)行，帶動了其他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作。因此上述種種，亦是了解明代其他小說的基礎(ch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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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中，最重要的當(dāng)然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此書，比天都外臣序《水滸傳》(萬歷十七年，1589)、世德堂本《西游記》(萬歷二六年，1598)、《金瓶梅詞話》(萬歷四五年，1617)要早半個多世紀(jì)，比明代其他歷史演義小說也要早得多，實(shí)開明朝通俗小說刻印之先河，也是其它長篇小說之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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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問世之前，并無堪稱長篇小說的文學(xué)體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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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書名和題署看，顯然即是以小說作為《三國志》的“傳述”之作。所利用的史料文獻(xiàn)，除陳《志》裴《注》和《后漢書》外，還包括不少野史筆記、呂祖謙的《十七史詳節(jié)》、《資治通鑒》和《資治通鑒綱目》，并可能參考了袁樞的《通鑒紀(jì)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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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明刻本標(biāo)明“按鑒”，萬卷樓本《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一結(jié)束語：“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xiàn)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共首尾九年事實(shí)。”以下各卷同此格式，便是明顯模仿《資治通鑒綱目》的。

此外，《通鑒》通常在重要人物初次出現(xiàn)時介紹其生平，在人死時給予總結(jié)性評論，這是編年體和紀(jì)傳體結(jié)合的記敍方式?！度龂就ㄋ籽萘x》亦然，有不少內(nèi)容直接取自《通鑒》。

如《通鑒》敘皇甫嵩討黃巾時與曹操會合，記曹操事始此。另引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jì)》和裴注中孫盛《異同雜語》等材料，介紹了曹操的出身、性格和時人對他的評價。《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一敘曹操初次出場，也是和皇甫嵩會合，并按《通鑒》體例，敘曹操身世。在《通鑒》的大框架下，《演義》還引用了裴松之注中所載的幾個小故事。

這段插敍長達(dá)六百多字，跟故事連貫，乃是模仿《通鑒》而增入的。在《三國志平話》中曹操出場的時間就較晚，也無對他身世、性格的介紹。

又，史書的特點(diǎn)之一，就是附載重要文獻(xiàn)，如詔、令、疏、表、書等?！度龂就ㄋ籽萘x》亦然，《通鑒》及陳志裴注所載文獻(xiàn)大多被它引用。有的全文照抄，有的稍加增減，顯然有意追摹史書的行文特點(di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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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通俗演義》還中有大量的注釋，這也是講史平話和其他類型通俗小說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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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本的注釋用雙行小字列于相應(yīng)的正文之后，其他版本如聯(lián)輝堂鄭少垣刊本《三國志傳》、湯賓尹校本《三國志傳》往往在雙行小字注前加參考、補(bǔ)證、補(bǔ)訂、考證、補(bǔ)遺、發(fā)明等字樣。這也是有意模仿《三國志》《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等史著的結(ji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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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裴松之注、《資治通鑒》胡三省注都十分著名，元明以來這兩部史書都和注文密不可分，一起刊刻?！度龂就ㄋ籽萘x》的作者、整理、刊印者在參考史料的同時，也效仿了史著正文中夾注的刊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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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時直抄史書，連帶把史書的注釋也抄了下來。如卷三“呂溫侯濮陽大戰(zhàn)”敘陳宮說呂布用兵，其說辭大段抄《史記·淮陰侯列傳》，連注解也錄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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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各端，均為后來者所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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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從歷史演義到時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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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問世到萬歷之前，刊印的歷史演義有以下幾種：

《皇明開運(yùn)英武傳》，嘉靖十六年刊，郭勛等編撰

《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嘉靖三一年楊氏清白堂刻本，第一卷題作《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以下各卷則題為《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熊大木編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嘉靖三二年楊氏清江堂刻本，熊大木編

《全漢志傳》，題萬歷十六年秋月書林余氏克勤齋梓。但《西漢志傳》卷一題“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署鰲峰后人熊鐘谷編次，書林文臺余世騰梓行?？芍瑸樾艽竽舅?，其初版時間應(yīng)該相近。

《列國志傳》，有八卷和十二卷本，內(nèi)容則基本相同。八卷本余氏雙峰堂刻本題作《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署后學(xué)余邵魚編集，書林文臺余象斗評梓。書前有萬歷丙午（三四年）余象斗重刊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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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參照史書而對古本、舊編進(jìn)行修改的，辦法皆仿《三國志通俗演義》?！缎铝袊尽否T夢龍描述：“舊志事多疏漏，全不貫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如臨潼斗寶等事，尤可噴飯。茲編以《左》《國》《史記》為主，參以《孔子家語》《公羊》《谷梁》《晉乘》《楚梼杌》《管子》《晏子》《韓非子》《孫武子》《燕丹子》《越絕書》《吳越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賈太傅《新書》等書，凡列國大故，一一備載，令始終成敗，頭緒井如，聯(lián)絡(luò)成章，觀者無憾”，即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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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參照史書對“古本”進(jìn)行修改外，后來的作者更模仿《資治通鑒》和《資治通鑒綱目》，新編撰了幾種歷史演義，隱然有填補(bǔ)空白、形成系列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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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列國前編十二朝傳》，余象斗編。乃是他重刊余邵魚《列國志傳》后新編的，所以名之為《列國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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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年間還有《盤古至唐虞傳》，題鐘惺編。結(jié)尾處，有書林余季嶽的識語：“邇來傳志之書，自正史外，稗官小說雖則極俚謬不堪目覩。是集出自鐘、馮二先生著輯，自盤古以迄我朝，悉遵鑒史通紀(jì)為之演義，一代編為一傳，以通俗諭人，總名之曰《帝王御世志傳》不必世之紀(jì)傳小說，無補(bǔ)世道人心者也?！?/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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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新鍥重訂出像注釋通俗演義東西兩晉志傳題評》，分西晉四卷，東晉八卷，以時代先后順序敍述，上接三國演義，下止于劉宋。內(nèi)容基本上依據(jù)正史，間采野稗筆記，所用大抵是文言，跟它直接采錄史料有關(guā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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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也催生了多種明代的時事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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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小說本不能算歷史演義，但這些小說確實(shí)是以歷史演義之編撰手法創(chuàng)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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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寫魏忠賢，從萬歷十六年起，到崇禎元年止，編年敍事，每回均標(biāo)出事件發(fā)生的時間。在凡例中，作者自述：“自春狙秋，歷三時而始成。閱過邸報，自萬歷四十八年至崇禎元年，不下丈許。且朝野之史，如正續(xù)《清朝》《圣政》兩集，《太平洪業(yè)》《三朝要典》《欽頒爰書》《玉鏡新談》凡數(shù)十種，一本之見聞，非敢妄意點(diǎn)綴，以墜于綺語之戒”，則竟是以通俗文體作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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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小說家托古改制，或依托舊抄，或改編古本，而皆遵循古史，以作通俗之篇，用以教化氓愚。《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開創(chuàng)性典范及按鑒的寫作方式，凸現(xiàn)了這類小說的主要價值，是對歷史知識的普及，以及以史為鑒的教化勸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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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成熟的敍事本領(lǐng)也為小說敘事提供了很好的憑藉，使得它削弱甚至消除了民間講史的影響。不光是刪改其內(nèi)容，也力圖改變其文體和敍事方式。演義，就是改造講史而產(chǎn)生的新文體。

這種小說或文體，不是用西方或現(xiàn)代小說概念所能掌握的。魚怎能長出翅膀來？西方?jīng)]有“正史”這個體系及史學(xué)傳統(tǒng)，自然不能有這并購了野史的新史學(xué)。而這新史學(xué)，健翮摩天，到現(xiàn)在還生命力旺盛，兀自回翔在中華大地上。今后史學(xué)的傳播，還得靠他們，不能期望學(xué)院里的史學(xué)科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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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1956年生于臺北，臺灣師范大學(xué)博士，當(dāng)代著名學(xué)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辦有大學(xué)、出版社、雜志社、書院等，并規(guī)劃城市建設(shè)、主題園區(qū)等多處。講學(xué)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臺北、巴黎、日本、澳門等地舉辦過書法展。現(xiàn)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