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智學(xué)之所以是一種經(jīng)驗論，是因為它依賴于一種內(nèi)在經(jīng)驗，這種內(nèi)在經(jīng)驗即是對神或上帝（a）的一種神圣的、瘋狂的、迷狂的直觀經(jīng)驗，亦即不經(jīng)符號性的中介（symbolic mediator）——這種中介在德國觀念論那里被稱為知性（intellectuality）或者精神（mind），在結(jié)構(gòu)主義話語里面被稱為能指（signifier）——而直接獲得一種對于對象a（small object a）的體驗。然而神智學(xué)家的謬誤就在于，他們認為這種體驗本身是可以直接抵達a的，失敗的只是言說這種體驗（誑語，方言）的行為；而實際上，這種體驗本身并非徹底拒斥符號化，而是符號化的剩余或者符號化的失敗（$），主體在這種剩余當中看到了自身。

同偉大的客觀唯理論者一樣（笛卡爾、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雅各布·波默，作為一個神秘主義者，以截然相反的方式把握到了同一個對象，即那個神圣的上帝或本原（a），他們的困惑或問題意識都是一樣的，即存在者（das was Ist）是如何過渡到存在（seyn）的，亦即一個無法被符號化的背景性場域當中是如何可能有存在者（seiendes）存在著的，換言之，如何涌現(xiàn)出存在者的。同樣的問題，在笛卡爾那里表現(xiàn)為“關(guān)于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ontological proof of the God’s existence）；在斯賓諾莎那里表現(xiàn)為絕對實體自身的邏輯流溢；而在萊布尼茨那里則是“原初的世界單子如何通過一個神性的閃電抵達各種單子”；康德接過了“物自體”或“表象的超感性基底”這個接力棒；費希特把這個原初實體納入“人類自我”當中，試圖否認這個原初實體的自在存在；而到了謝林，他就像古希臘的阿納克西曼德那樣，把那個原初實體稱為“無差別”或者“平衡”；黑格爾則在他的《邏輯學(xué)》中稱其為“純粹存在”，純粹存在就是無，背景性的、無法被符號化、無法被思考被把握的無，恰恰是從這個無當中涌現(xiàn)出了一個可看、可想、可感的世界。如果說從客觀唯理論到德國觀念論的一眾偉大的哲學(xué)家們共同構(gòu)成了科學(xué)話語（discourse of science）——當然，到了成熟時期的黑格爾，那個視差斷裂的辯證法那里，這種科學(xué)話語最終是失敗的（$）——那么，神智學(xué)家雅各布·波默毫無疑問則是站在那神圣的瘋狂的對立面，即一種狄奧尼索斯精神的早期涌現(xiàn)。

本原、起源、原初本質(zhì)、實體、無只能是一個符號化的剩余（a），而神智學(xué)家通過一些創(chuàng)傷性的（traumatic moment）時刻來把握到這樣一個符號秩序的不一致性。這種神圣體驗是微弱的、黯淡的、晦澀不清、無法被言說的；這只是因為a本身拒絕符號化。如果說雅各比告訴我們，既然把握不到那就慫在主觀唯理論的科學(xué)話語里吧，就當這個a不存在；面對這個威臨一切的存在者，我們所能做的只不過是閉上眼睛，任其自然。而雅各布·波默則是通過一種無符號性中介的、因而也是直接性的直觀去把握那個不可能被把握的東西，亦即那個純粹實體或原初質(zhì)料。然而，神智學(xué)的失敗之處就在于，就連這種體驗也是失敗的，它是一個永遠無法被傳達、被言說、被精神所把握的剩余，正如謝林所言，“原初實體本身只能保持緘默”。

因此，神智學(xué)家和唯理論者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把握到了同樣的東西。就此而言，唯理論者是一種科學(xué)話語，而雅各布·波默則是一種癔癥話語，也就是說，雅各布·波默是一個癔癥患者。唯理論通過構(gòu)建一種符號秩序或話語系統(tǒng)的努力，試圖將那個純粹之物（das Ding）或原初剩余（original surplus）整合到一個符號系統(tǒng)里面去；而雅各布·波默面對它（It），則是一種迷狂的直觀體驗、精神瘋狂的痛苦、胡言亂語、囈語、直接天啟，然而這種癔癥化使得我們能夠直接抵達二十世紀乃至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因此，毫無疑問，雅各布·波默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xiàn)代主義者，而不是像某些蠢貨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前現(xiàn)代的神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