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新的任務和新的力量(下)人民運動開展得愈廣泛,各個階級的本質(zhì)就暴露得...

新的任務和新的力量[146]
(1905年2月23日〔3月8日〕)
俄國群眾性工人運動隨著社會民主黨的發(fā)展而發(fā)展起來,運動發(fā)展的特點表現(xiàn)為三個引人注目的過渡。第一是從狹隘的宣傳小組過渡到在群眾中進行廣泛的經(jīng)濟鼓動;第二是過渡到大規(guī)模的政治鼓動和公開的街頭游行示威;第三是過渡到真正的國內(nèi)戰(zhàn)爭,過渡到直接的革命斗爭,過渡到人民的武裝起義。其中每個過渡都是由以下兩方面準備起來的:一方面是社會主義思想主要按著一個方向所進行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工人階級的生活條件和整個心理狀態(tài)上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工人階級愈來愈多的階層被喚起進行更自覺、更積極的斗爭。這些變化有時是無聲無息的,無產(chǎn)階級聚集力量是在暗中悄悄進行的,因而常常使知識分子對群眾運動的持久性和生命力感到失望。后來,轉(zhuǎn)變關頭一到,整個革命運動好象一下子就上升到一個新的高級階段。在無產(chǎn)階級和它的先進部隊社會民主黨面前,從實際上提出了新的任務,為了解決這些新的任務,轉(zhuǎn)變前夕誰也沒有料想到的新的力量,好象是從地底下生長了出來。但是,所有這些并不是一下子發(fā)生的,這里并不是沒有動搖,社會民主黨內(nèi)各派別之間并不是沒有斗爭,也并不是沒有人要倒退,回到陳腐的、看來早已過時的和被埋葬了的觀點上去。
俄國社會民主黨現(xiàn)在正經(jīng)歷這樣一個動搖時期。曾經(jīng)有過一個時期,當時是沖破機會主義理論向政治鼓動過渡的,當時曾有人擔心力量不足以應付新的任務,并過分頻繁地重復“階級的”一詞或用尾巴主義的觀點解釋黨同階級的關系,以此來為社會民主黨落后于無產(chǎn)階級的要求的現(xiàn)象辯護。運動的進程清除了所有這些目光短淺的憂慮和落后的觀點?,F(xiàn)在,反對腐朽集團和派別的斗爭,又伴隨著新的高潮到來,雖然這一斗爭的形式略有改變。工人事業(yè)派在新火星派身上復活了。要使我們的策略和組織適應新的任務,必須克服“高級形式的示威”(地方自治運動計劃),或“組織—過程”等機會主義理論的反抗,必須反對那種害怕“規(guī)定”起義,或害怕無產(chǎn)階級和農(nóng)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反動心理?,F(xiàn)在有人又在過分頻繁地(而且常常是非常愚蠢地)重復“階級的”一詞和降低黨對階級應負的任務,以此來為社會民主黨落后于無產(chǎn)階級的迫切需求的現(xiàn)象辯護。有人又在濫用“工人的主動性”的口號,崇拜低級形式的主動性,而忽視高級形式的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動性,忽視無產(chǎn)階級本身的真正革命的首創(chuàng)精神。
毫無疑問,運動的進程這一次也將清除所有這些陳腐的和沒有生氣的觀點的殘余。但是,這種清除決不應只限于駁斥舊的錯誤,而更多的是要進行建設性的革命工作,從實際上實現(xiàn)新的任務,把現(xiàn)在涌上革命舞臺的大批新的力量吸引到我們黨方面來,讓我們黨利用這些力量。正是這些建設性的革命工作的問題,應當成為即將召開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主要議題,現(xiàn)在我們黨的全體黨員在地方工作和總的工作中,正是應當將自己的全部思想集中到這些問題上。什么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任務,我們大體上已說過不止一次了,這就是:把鼓動擴展到城鄉(xiāng)貧民更多的階層中去,創(chuàng)立更廣泛的、更靈活的和更牢固的組織,準備起義和武裝人民,為了達到這些目的而與革命民主派達成協(xié)議。什么是實現(xiàn)這些任務的新的力量呢?最能說明這一點的就是關于全俄到處發(fā)生總罷工的消息,以及關于青年、整個民主派知識分子甚至許多資產(chǎn)階級人士罷業(yè)和革命情緒激昂的消息。存在著這些巨大的新生力量,同時又堅信現(xiàn)在俄國這種空前未有的革命震動所波及的也還只是工人階級和農(nóng)民中儲存的全部大量易燃物的一小部分,所有這些就是新的任務可以解決而且一定會解決的充分的和絕對的保證。擺在我們面前的實際問題,首先就是究竟怎樣來利用、指導、聯(lián)合和組織這些新的力量,究竟怎樣把社會民主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到當前時局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任務上,同時又決不忘記那些舊有的和日常的任務,這些任務正擺在我們面前,而且只要資本主義剝削的世界還存在,這些任務就始終會擺在我們面前。
為了指出一些解決這個實際問題的辦法,先來談談一個個別的、但在我們看來卻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不久以前,就在革命開始的前夕,自由派資產(chǎn)階級的《解放》雜志(第63期)談到了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工作問題?!督夥拧访芮凶⒁曋鐣裰鼽h內(nèi)兩派間的斗爭,不失時機地一次又一次地利用新《火星報》向“經(jīng)濟主義”的轉(zhuǎn)變,并著重指出(在談到“一工人”的蠱惑性的小冊子時)它對“經(jīng)濟主義”的深刻的原則上的同情。自由派的機關報正確地指出,從這本小冊子中(見《前進報》第2號關于這本小冊子的評論[注:見本卷第143—149頁?!幷咦ⅲ荩┍厝坏贸龇穸ɑ蚩s小革命社會民主黨的作用的結論。而《解放》在談到“一工人”所說的在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者勝利后經(jīng)濟斗爭已被忽視這種完全錯誤的論斷時說道:
“現(xiàn)在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有一種錯覺,它害怕文化工作,害怕合法道路,害怕‘經(jīng)濟主義’,害怕工人運動的所謂非政治形式;而不懂得,只有文化工作,合法的和非政治的形式,才能為那堪稱革命運動的工人階級的運動建立十分鞏固和十分廣泛的基礎。”于是《解放》就勸告解放派分子“要帶頭創(chuàng)立工會運動”,不是反對社會民主黨,而是與它一道進行活動,并且把這同實行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時期的德國工人運動的情況相對比。
這里不是談論這個極端錯誤的對比的地方。首先必須重新說明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合法形式的態(tài)度的真相。1902年出版的《怎么辦?》一書中這樣寫道:“在俄國,非社會主義的和非政治的工人團體的合法化已經(jīng)開始了?!薄拔覀兘窈笠膊荒懿豢紤]這個潮流?!痹鯓涌紤]呢?該書提出這個問題,并指出不僅必須揭穿祖巴托夫?qū)W說,而且要揭穿一切談論“階級合作”問題的動聽的自由主義言詞(《解放》雜志在請求社會民主黨合作時,完全承認第一個任務,而對第二個任務則默不作聲)。該書繼續(xù)說:“這樣做,并不是忘記工人運動合法化歸根到底只會使我們獲得好處,而決不會使祖巴托夫之流獲得好處?!蔽覀冊诤戏〞h上揭露祖巴托夫派和自由派時,是把莠草和小麥分開的?!岸^小麥,就是吸引更廣泛的和最落后的工人階層來注意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就是使我們革命家擺脫那些實際上是合法性的工作(如散發(fā)合法書籍,組織互助會等等),這些工作的發(fā)展必然會供給我們愈來愈多的鼓動材料?!保圩ⅲ阂姟读袑幦返?版第6卷第109—110頁。——編者注]
從這里可以明顯地看出,在所謂“害怕”運動的合法形式問題上,成為“錯覺”的犧牲品的完全是《解放》雜志。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不僅不害怕這些形式,而且直接指出在這些形式中既有莠草又有小麥。可見,《解放》雜志只是用自己的議論來掩蓋自由派的真實的(有根據(jù)的)害怕心理,自由派唯恐革命社會民主黨會揭穿自由主義的階級實質(zhì)。
但是,從當前的任務的角度看來,我們特別關心的是關于解除革命者的一部分工作的問題。正是在當前革命開始的局勢下,這個問題具有特別迫切和特別廣泛的意義?!对趺崔k?》一書寫道:“我們愈是積極進行革命斗爭,政府也就愈會被迫承認一部分工會工作為合法工作,這樣就能解除我們的一部分負擔?!保圩ⅲ阂姟读袑幦返?版第6卷第144頁。——編者注]但是,積極的革命斗爭解脫“我們的一部分負擔”,不僅可以通過這一條道路,而且還可以通過其他許多道路。當前的局勢不僅僅把許多以前被禁止的東西“合法化了”。它使運動大大擴展,以至除了政府承認合法的事物以外,還有許多以前曾被認為只有革命者,而且的確只有革命者才能做到的事情,現(xiàn)在都已付諸實踐,成為大家都能做到的平常事情了。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發(fā)展的全部歷史進程的特征,就是這個運動排除一切障礙,不顧沙皇政府的各種法律和各種警察手段,不斷取得更大的行動自由。革命無產(chǎn)階級無論在工人階級中,或是在其他階級中(當然,這些階級只是贊同工人民主派的一小部分要求)好象都處于一種政府無法得到的同情和贊助的氣氛之中。在運動開始時,社會民主黨人曾不得不完成大量的幾乎完全是文化性的工作,力量差不多完全用在經(jīng)濟鼓動上。后來,這些工作便一件一件地逐漸交給新的力量,交給被吸引到運動中來的更廣泛的階層。革命組織逐漸集中掌握真正的政治領導工作,即從工人抗議和人民不滿的表現(xiàn)中作出社會民主主義的結論的工作。起初我們曾不得不對工人進行文化教育,——直接意義的和轉(zhuǎn)義的?,F(xiàn)在,政治知識水平已大大提高了,可以而且應當把全部力量集中到有組織地領導革命巨流這個更直接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目的上去?,F(xiàn)在,自由派和合法報刊正進行著過去曾一直占用我們過多力量的大量“準備”工作?,F(xiàn)在,那種沒有受到已被削弱的政府追究的公開宣傳民主主義的思想和要求的工作,開展得十分廣泛,以至我們倒要去適應運動的嶄新規(guī)模了。當然,在這個準備工作中既有莠草又有小麥:當然,現(xiàn)在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更加注意清除資產(chǎn)階級民主派對工人的影響。但是,和以前我們主要是喚醒政治上不覺悟的群眾的活動比較起來,這一工作將包含著更多得多的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內(nèi)容。
人民運動開展得愈廣泛,各個階級的本質(zhì)就暴露得愈清楚,黨領導階級,做階級的組織者,而不做事變的尾巴的任務就顯得愈迫切。各種各樣的革命主動性愈是到處普遍發(fā)揚,一切空談家[注:此處《前進報》上刊印的是:“新火星派”,不是“一切空談家”?!砦陌婢幷咦ⅲ輼酚谥貜偷年P于一般主動性的工人事業(yè)派言論,就更顯得空洞無物,社會民主主義主動性的意義就更加明顯,事變對我們的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提出的要求也就更高。不斷涌現(xiàn)的社會運動洪流愈寬廣,能夠替這些洪流開辟新河道的鞏固的社會民主黨組織就更加重要。不以我們?yōu)檗D(zhuǎn)移而進行的民主主義的宣傳鼓動愈是有利于我們,社會民主黨為保衛(wèi)工人階級的獨立性不受資產(chǎn)階級民主派侵犯而實行的有組織的領導就更加重要。
革命時代對于社會民主黨,就如同戰(zhàn)爭時期對于軍隊一樣。必須擴大我們軍隊的干部隊伍,把軍隊從平時的編制改為戰(zhàn)時的編制,動員預備軍和后備軍,召回休假的官兵,建立新的輔助軍團、輔助支隊和勤務部隊。不要忘記,在戰(zhàn)爭中必然而且必須用訓練較少的新兵來補充自己的隊伍,經(jīng)常要用普通士兵來代替軍官,必須加速和簡化士兵提升為軍官的過程。
直截了當?shù)卣f:必須大力擴大黨的和靠近黨的各種組織,以便多少能跟得上百倍增長的人民革命力量的洪流。這當然不是說應當把堅持不懈的訓練和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系統(tǒng)教育擱置一旁。不是的,但是應當記住,現(xiàn)在,軍事行動本身在訓練和教育工作上具有更大得多的意義,因為這種軍事行動正是按照我們的方向,并且完全是按照我們的方向教育著未曾受過訓練的人們。應當記住,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上的”忠誠現(xiàn)在更進一步加強了,因為革命事變進程到處給予群眾實際教育,而這些教育恰恰在證實我們的信條。因此,我們所說的不是放棄信條,不是減弱我們對那些游移不定的知識分子和華而不實的革命家們所持的不信任與懷疑態(tài)度,完全不是這樣。我們所說的是關于講授信條的新方法,對于一個社會民主黨人來說,忘記這些新方法是不能容許的。我們是說,現(xiàn)在非常重要的是利用偉大革命事變的實際教材,向群眾——已經(jīng)不是向小組——講授我們舊的“信條”課程,例如,要講必須在實際上把恐怖手段和群眾起義融合起來,應當善于在俄國有教養(yǎng)的社會的自由主義的背后看到我國資產(chǎn)階級的階級利益(參看《前進報》第3號上關于這一問題與社會革命黨人的論戰(zhàn)[注:見本卷第175—181頁?!幷咦ⅲ荩?/p>
所以,問題不是要削弱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嚴格要求和我們的正統(tǒng)的不調(diào)和態(tài)度,而是要通過新的途徑,用新的教育方法去加強它們。在戰(zhàn)爭時期,應當通過軍事行動直接教育新兵。同志們,更大膽地采用新的教育方法吧!更大膽地組織更多的戰(zhàn)斗隊,派他們?nèi)?zhàn)斗,吸收更多的青年工人,擴大一切黨組織的通常范圍,從委員會直到工廠小組、行業(yè)工會、大學生小組!要記住,我們在這一工作中的任何拖延,都會有利于社會民主黨的敵人,因為新的水流急于尋找出路,如果它們找不到社會民主主義的河道,就必然會沖入非社會民主主義的河道。要記住,革命運動的每個實際步驟,都將不可避免地要以社會民主主義的科學來教育青年新兵,因為這一科學是以客觀地正確地估計各個階級的力量和趨向為基礎的,而革命不外是對舊的上層建筑的破壞和力圖按照自己的意向創(chuàng)立新的上層建筑的各個階級的獨立行動。但不要把我們的革命科學降低為僅僅是一種書本上的信條,不要拿什么策略-過程、組織-過程等這類為渙散、躊躇和消極辯護的可鄙詞句來糟蹋我們的革命科學。讓各種不同的團體和小組有更多的自由來進行各種各樣的活動,要記住,就是沒有我們的忠告,不要我們的忠告,革命事變進程本身的嚴峻要求也會保證它們走上正確的道路。人們早就說過,在政治上常常要向敵人學習。而在革命時期,敵人總是特別有效地和迅速地強迫我們作出正確的結論。
因此,總括起來說就是:應當考慮迅猛發(fā)展的運動,考慮新的工作速度,更自由的氣氛和更廣闊的活動天地。要使整個工作具有完全不同的規(guī)模。要把訓練方法的重心從平時的授課轉(zhuǎn)到軍事行動上來。要更大膽、更廣泛和更迅速地把年輕的戰(zhàn)士吸收到我們各種各樣的組織中來。要刻不容緩地為此建立數(shù)以百計的新組織。不錯,是要數(shù)以百計的組織,這不是言過其實,請不要反駁我,說現(xiàn)在進行這樣廣泛的組織工作已經(jīng)“晚了”。不,組織工作永遠談不上晚。我們應該利用我們合法取得和非法奪來的自由,來增加和鞏固各種各樣的黨組織。不管革命的進程和結局如何,也不管革命由于某種情況多么早地受到阻撓,要穩(wěn)妥可靠地保持革命的一切實際成果,只有看無產(chǎn)階級的組織程度如何。
“組織起來!”這個多數(shù)派擁護者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就曾想加以明文規(guī)定的口號,現(xiàn)在應當立刻實現(xiàn)。如果我們不能夠大膽主動地建立新的組織,那我們就應該放棄起先鋒隊作用的空洞抱負。如果我們束手無策地停留在已經(jīng)達到的委員會、團體、會議、小組等的界限、形式和范圍之內(nèi),那我們就是以此證明我們自己無能?,F(xiàn)在,在事變的影響下,有成千的小組出現(xiàn)在各地,它們沒有通過我們,也沒有任何固定的綱領和目的。要讓社會民主黨人給自己提出一項任務,這就是與盡可能多的這樣的小組建立和加強直接的聯(lián)系,讓他們給這些小組幫助,用自己積累的知識和經(jīng)驗去啟發(fā)它們,用自己的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去鼓舞它們。除了自覺的非社會民主主義的小組以外,讓所有這樣的小組或者直接加入黨,或者靠近黨。在后一種情況下,既不能要求它們接受我們的綱領,也不能要求它們同我們建立必要的組織關系;只要它們懷有反抗的情感,只要它們同情國際革命社會民主黨的事業(yè),那么,在社會民主黨人向他們開展積極活動的情況下,在事變進程的壓力下,這些靠近黨的小組就會首先成為社會民主工黨的民主主義的助手,然后又成為它的具有堅定信念的成員。
人才很多又很缺,——社會民主黨的組織生活和組織需求間的矛盾很早就可以用這種矛盾的說法來表達了。這個矛盾現(xiàn)在表現(xiàn)得特別突出:到處都在強烈地呼求新的力量,埋怨組織內(nèi)缺乏人才,而與此同時,到處又有大批的人自請效勞,年輕的力量,特別是工人階級中的年輕力量在不斷增長。做具體組織工作的人在這樣的條件下埋怨缺乏人才,就是陷入了法國大革命最高發(fā)展時代羅蘭女士所陷入過的那種錯覺之中。羅蘭女士在1793年寫道:法國沒有人才,遍地都是侏儒。誰這樣說,誰就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誰就是承認自己已被事變弄得眼花繚亂,不是他這個革命者在自己的意識和活動中支配著事變,而是事變支配著他,事變壓倒了他。這樣的組織者最好是引退,讓位給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的充沛精力足以補償那些陳規(guī)老套。
人才是有的,革命的俄國從來也未曾有過象現(xiàn)在這樣多的人才。革命的階級從來也未曾有過象現(xiàn)代俄國無產(chǎn)階級所擁有的這樣無比有利的條件:暫時的同盟者,有覺悟的朋友和不自覺的助手。人才多得很,只是需要拋棄那些尾巴主義的思想和訓戒,只是需要讓主動性和首創(chuàng)精神得到充分發(fā)揮,讓“計劃”和“所干的事業(yè)”能夠充分實現(xiàn),這樣我們才配做偉大革命階級的代表,這樣俄國無產(chǎn)階級才會象它開始進行革命時那樣英勇地把整個偉大的俄國革命進行到底。
載于1905年2月23日(3月8日)《前進報》第9號
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5版第9卷第294—306頁
注釋:
[146] 《新的任務和新的力量》一文是經(jīng)過幾次反復寫成的。1905年1月25日(2月7日)以前,列寧就打算寫這樣一篇文章,并想以《動員無產(chǎn)階級的軍隊》為題,把它寫成《前進報》第6號的社論,還為此作了筆記(見本卷第386—388頁),但這篇社論沒有寫成?!肚斑M報》第6號和第7號出版后,列寧又決定以《當務之急》為題來寫這篇文章,并擬出了提綱(見本卷第389—391頁)。但列寧對已經(jīng)寫出的這篇文章的手稿仍不滿意。最后,列寧把《當務之急》改寫成了《新的任務和新的力量》。本卷《附錄》中收載的《〈新的任務和新的力量〉一文材料》,反映了撰寫過程中列寧的考慮和想法?!?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