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經介紹后在公司做工，并由介紹人與公司結算工人的工錢，再由介紹人向工人發(fā)放工錢。在這種情況下，工人與公司之間是否雇傭關系，工人如果發(fā)生事故受傷，公司是否需要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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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公司與秦某聯(lián)系，詢問其是否能夠為某公司做護欄和拆除煤氣發(fā)生爐。秦某表示沒有時間，遂聯(lián)系馮某和年某二人，由該二人至某公司處做工，在工作中接受秦某的指示。當某公司要求馮某和年某拆除煤氣發(fā)生爐時，馮某在征得秦某同意后再進行施工。同時，工錢先由秦某與某公司結算，再由秦某給付給馮某和年某。

某日，馮某在進行煤氣發(fā)生爐拆除工作時，不慎從高處摔下。秦某接到馮某摔傷的通知后，趕至某公司處，將馮某送往醫(yī)院就診。因賠償問題無法達成一致，馮某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某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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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條規(guī)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損害的，應當賠償醫(y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營養(yǎng)費、住院伙食補助費等為治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的，還應當賠償輔助器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費和死亡賠償金?！?/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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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法院認為，馮某至某公司處從事勞務活動，是受秦某指示，并最終由秦某向馮某支付了相應的勞務報酬。雖然馮某與秦某均表示，秦某并未從中賺取任何利益，但是根據馮某提供的由秦某本人書寫的證人證言，說明馮某在某公司處從事涉事勞務工作，并未直接聽從某公司的工作指示，而是經由秦某與某公司確認相關工作內容后，再由秦某指示馮某開始工作，馮某是服從于秦某的指示。

這可以說明秦某與馮某之間存在更加緊密的控制、支配和從屬關系。即便如馮某與秦某所言，在結算工資事宜上，秦某未賺取利益，但僅此并不足以證明馮某即與某公司之間存在雇傭關系。

雖然馮某在本案中未能提供充分有效的證據證明，馮某、某公司之間存在雇傭關系，某公司對馮某所受之傷應承擔雇主責任，但某公司作為最終的接受勞務一方，在接受馮某所提供的勞務過程中，提供給馮某等人使用的腳手架為安全性能較低的毛竹所搭建，亦未派人在現(xiàn)場進行有效和必要的安全管理，且在馮某受傷后，亦未能從人道主義、盡快救助傷者的角度，第一時間將馮某送醫(yī)治療，故對馮某損害后果的發(fā)生亦存在一定的過錯責任。

馮某本人對高處作業(yè)具有危險性應具有合理的預知，在施工過程中對自身安全未能盡到足夠充分的注意義務，導致不慎摔傷，其自身亦存在一定的過錯。因訴訟過程中，馮某明確表示不要求秦某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故本案中綜合各方當事人的過錯程度，確認由某公司對馮某的損害后果承擔30%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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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因為介紹人、聯(lián)系人、召集人、包工頭與工人之間往往存在承包關系、承攬關系、雇傭關系等多種法律關系，所以在勞務人員受害糾紛案件中，需要理清各方之間的法律關系，并確定受害人的雇主，從而能正確地劃分責任。

雇傭關系是指根據勞務接受方與勞務提供人之間達成合意，由勞務提供人向勞務接受方提供勞務，勞務接受方支付相應報酬而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在工人提供勞務的過程中，為了獲得報酬，必然接受勞務接受方的監(jiān)督，并服從其指示。由此可以得知，在雇傭關系中，作為勞務接受方的雇主與提供勞務的工人之間，存在一定的支配和隸屬關系，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性。而對于勞務接受方在此過程中是否獲得利潤，并非是認定是否為雇主的決定性因素。

因此，區(qū)別介紹人、聯(lián)系人、召集人與雇主之間關系的最大的區(qū)別，便在于是否與勞務提供人之間具有管理、支配和隸屬關系。

此外，對于雇主派出的管理人員，對勞務提供人進行管理、支配。但這種管理，僅為表面的、外在的管理，只是代為雇主承擔管理的工作，二者之間實際上并沒有隸屬關系，自然也沒有雇傭關系。相關的權利義務，實際上仍需由實際的勞務接受方與勞務提供人承擔。

綜上，人民法院在審理相關案件時，往往會根據支付勞務報酬的主體，勞動工具、勞動場地的提供方，勞務實際的受益人等方面，來確定各方的法律關系。

本案中，馮某經秦某介紹為某公司工作，馮某的報酬由秦某與某公司結算后再給付給馮某，馮某在工作中優(yōu)先按照秦某的指示工作，在工作中接受秦某的監(jiān)督。顯然，馮某與秦某的關系，符合雇傭關系的特征。而馮某與某公司之間不存在雇傭關系。與此同時，某公司對于馮某受到損害一事存在過錯，因此經辦法院根據各方在事故中的過錯，酌定某公司承擔30%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