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作為空間地理概念的「中國」一詞在西域—中亞的非漢文史料中多被表述為「秦—契丹」。不少國外學(xué)者以為其在地域上僅僅涵蓋通常意義上的中國內(nèi)地（China Proper），并不包括歷史上的今新疆地區(qū)，進而衍生出只有在18世紀中期經(jīng)歷了清朝對于準噶爾部的「征服」及其統(tǒng)治以后，新疆廣大地區(qū)才成為中國一部分的觀點。本文則以吐魯番及天山北路一帶為例，通過梳理排比及考察辨析宋元時期的非漢文史料，有力地揭示了這種認識缺乏史實依據(jù)。事實上，「秦—契丹」在地域上不僅指代內(nèi)地，而且常常涵蓋了西域地區(qū)的吐魯番及天山北路一帶。這一研究結(jié)論充分彰顯出早在元朝之前，西北邊疆和祖國內(nèi)地即長期處在同一個中國的地理概念中，元朝和清朝對西域的統(tǒng)一則意味著實現(xiàn)了境內(nèi)地域整合的中國（「秦—契丹」）最終發(fā)展為不可分割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

　　〔關(guān)鍵詞〕非漢文史料/高昌回鶻/西遼/吐魯番/天山北路/秦—契丹

　　〔社科基金〕本文屬于2018年度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xué)’和國別史」等研究專項項目「從非漢文史料論西域與祖國內(nèi)地的空間一體性」（項目批準號：2018VJX005〕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鐘焓，中央民族大學(xué)歷史文化學(xu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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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日本東京大學(xué)出版社刊行了在學(xué)術(shù)界引起了相當(dāng)反響的《從亞洲思考》系列叢書的第三卷《從周邊看歷史》，其中收錄了該國新疆近現(xiàn)代史研究權(quán)威新免康所著的《「邊境」之民與中國：從「東……斯坦」所做的考察》。作者以其建構(gòu)的「中國vs‘……斯坦’」的二元對立論為基本指導(dǎo)思想，概述分析了新疆地區(qū)在近代以來所迭經(jīng)的歷史變遷和社會沖突，認為現(xiàn)代中國對于新疆的主權(quán)支配是建立在盛清時期完成「征服事業(yè)」的基礎(chǔ)上，強調(diào)新疆本地居民始終將指代中國的政治實體名稱「Chin-Khitai」看作是由異教徒占據(jù)的邊緣之地，因此對于中國始終缺乏政治認同感，同時他們所持的「Chin-Khitai」所包含的地理范圍也只限于中國內(nèi)地，完全沒有涵蓋新疆本地。不過關(guān)于「Chin-Khitai」的詞源出處，作者并未予以明確回答，只是簡單地聲明兩者來歷不清，懷疑其中的「Chin」或者來自清朝的國號，或者只是一個可以泛指歷代中華王朝的通稱性概念?！?〕比上述日本學(xué)者更有過之的學(xué)術(shù)立場則見于近期一部分美國清史學(xué)者的論著中。試以2004年出版的一部美國學(xué)者關(guān)于新疆歷史與現(xiàn)實的論文集為例，書中所收的由米華健（J.A.Millard）和濮德培（P.C.Perdue）合撰的清代新疆歷史的論文即強調(diào)：正是相繼經(jīng)歷了清朝在18-19世紀對整個新疆地區(qū)進行的「征服戰(zhàn)爭」和「殖民統(tǒng)治」，該地區(qū)才可能在「中國民族主義」持續(xù)發(fā)酵的20世紀，最終轉(zhuǎn)化為現(xiàn)代中國的正式領(lǐng)土。因此，咸同年間浩罕阿古柏集團對該地的入侵被粉飾辯解為「補缺權(quán)力真空」；相較之下，以后左宗棠的成功驅(qū)逐阿古柏卻被歪曲成「對新疆的再次征服」?！?〕同書中所收的杜磊（Dru C.Gladney）的論文也是把阿古柏入侵定義為「起事」（rebellion），如此蹂躪盤踞新疆有年的浩罕軍人阿古柏儼然一變?yōu)轶w現(xiàn)當(dāng)?shù)孛癖娎嬖V求的政治代言人。〔3〕

　　關(guān)于「Chin-Khitai」的來源，我國老一輩民族史研究大家賈敬顏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即已發(fā)表了《「漢人」考》一文，詳考「漢人」稱謂在歷史上所經(jīng)歷的發(fā)展變化，以揭示今天的漢族在歷史過程中由多個民族融合發(fā)展而成?！?〕正是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征引考據(jù)大師伯希和的精辟論證，并結(jié)合漢文史料明確辨析了非漢文史料中常見的指代中國的Chin本始于「秦」，而另一個標志中國的專名Khitai則來自于建立遼朝的契丹民族的名稱?！?〕可惜新免康對于伯希和與賈敬顏的考證工作皆有失察，從而造成了本可避免的知識盲點。他在前文中所持的另一觀點即非漢文史料中的「Chin-Khitai」所指涉的地理范圍限于中國內(nèi)地的觀點正確與否更值得我們深思。此前已有學(xué)者在研究《突厥語大詞典》及莎車出土文書等喀喇汗朝史料時涉足過同類議題，澄清了當(dāng)時統(tǒng)治南疆多地的喀喇汗王朝自稱為中國（秦）的重要史實?！?〕這等于澄清了南疆一帶在當(dāng)時實屬中國（秦）一部分的事實。與之對應(yīng)，本文擬從非漢文史料的角度，進一步搜集并分析其中的相關(guān)記載，具體揭示與喀喇汗王朝大致共時的高昌回鶻以及隨后的西遼所直接統(tǒng)治的天山北路等地也處于「Chin-Khitai」的空間范圍內(nèi)；從而更全面地論證今新疆地區(qū)早在元朝和清朝之前，就和內(nèi)地處于同一個中國的地理概念中。

一、北宋時期作為「中國」一部分的新疆

　　在進行有關(guān)論述之前，或可強調(diào)一點，即張鴻年業(yè)已論證指出，較早的西突厥政權(quán)（Tūrān）在11世紀初期的費爾多西《列王紀》中即常與秦（中國）相等同，〔7〕因此，今新疆一帶早在那時的非漢文史料中已被列為秦（中國）這一空間共同體之中。故本文所做的考察從成立時間晚于西突厥政權(quán)的高昌回鶻王國開始是十分合適的，正好與《列王記》構(gòu)成了時間上的連續(xù)性。該王國的建立緣于 840 年漠北回鶻汗國崩潰所催生的回鶻人從蒙古高原西遷入主西域的重大歷史事件，此后遂稱雄該地近兩個世紀，直到后來西遼興起后方淪為后者的附庸。雖然高昌（西州）回鶻的重要政治中心是在吐魯番盆地，但其主要控制地域還是位于天山北路的廣大地區(qū)，并且在 10 世紀中期前后其疆域還向西伸展到了遠在伊犁河流域以西的熱海（伊塞克湖）附近?！?〕故以其強盛時的控制地域而論，或可將其版圖概括為從吐魯番盆地到伊犁河流域。而在西遼入主西域之前的相當(dāng)長的時間里，它和主要位于南疆的喀喇汗王朝（東支）構(gòu)成了相互對峙競爭、共同維系西域政治平衡的兩大強勢集團。

　　率先引起我們關(guān)注的是非漢文史料中對其都城的名稱表述。10世紀后期的阿拉伯文史料《世界境域志》明確將其都城記作Jinanjkath，可以還原為伊朗語Chīnānjkath，即秦城（中國城）之義?！?〕以上記載在阿拉伯文史料中決非孤證，另一種反映中亞歷史輿地的重要阿拉伯文史料，編撰于12世紀初的《馬衛(wèi)集》中也出現(xiàn)了這一地名，作者將其與唆里迷（Sūlman焉耆）并提，并暗示該城與黠戛斯之間有道路交通?！?0〕而11世紀定居在西班牙的伊薩克·伊本·胡賽因（Ishāq ibn Husain）則在其所著的地理書中指出該城系突厥之地的主要城市，位于崎嶇的群山之間且以產(chǎn)金著稱?！?1〕實際上非漢文史料中以秦城指代高昌最早見于唐朝設(shè)置西州之前的639年麴氏高昌國時代的粟特文女奴買賣文書中?！?2〕除此之外，著名地理學(xué)家花剌子米（Khuwārizmī）在9世紀前期完成的《地圖集》（Kitāb Sūrat al-ard）曾標出了一個叫秦斯坦（Sīnstān）的地名的經(jīng)緯度，分別為148度10分和46度45分。后來的素拉卜（Suhrāb）地圖也做了同樣標示。該地同樣被比定為前述的秦城（高昌）?！?3〕既然高昌城多以秦城見稱，可見即使對于西域—中亞人而言，此地與秦（中國）的歷史淵源亦確鑿無疑。那么，作為高昌回鶻的其他地域是否也在秦（中國）的范圍內(nèi)呢？

　　還是在《馬衛(wèi)集》論中國的部分中，作者明確將中國之地分為三大部分：秦、契丹和回鶻（Yughur），并以秦為最大，而從西方地區(qū)前往三者的路線是在沙州分道。〔14〕其中，秦指的是北宋，契丹指遼朝，而回鶻當(dāng)指高昌回鶻。這一記述十分符合12世紀的東西交通情況，因為當(dāng)時回鶻與西方的喀喇汗王朝的敵對緊張關(guān)系使得雙方之間的直接交通難以進行，而此時入主河西地區(qū)的西夏政權(quán)則同以上沖突雙方都有政治經(jīng)濟往來。故從西方中亞而來的商隊客使要想平安抵達高昌回鶻，就不得不采取這種先從塔里木盆地南緣抵達沙州，再沿西北方向折入吐魯番盆地的迂回路線?？膳c《馬衛(wèi)集》的這種回鶻之地屬于中國的說法互證的是，仍然是在12世紀，還有一位佚名作者完成的波斯文史書《編年史與故事匯編》（Mudjmil al-Tawarikh wa al-Qisas）中，在列舉中亞及其附近的君主名號與頭銜時，高昌回鶻的統(tǒng)治者被冠名以內(nèi)秦（Chin Andaran）君主，其頭銜則是托古茲古思（九姓）可汗?！?5〕內(nèi)秦的提法也見于以后13世紀早期的奈吉卜·貝克蘭（Mohammad bin Najib Bakrān）的《寰宇志略》（Jahān Nāmeh）中，其稱中國（秦）分為兩部分，非常繁榮的那部分叫全中國或外中國，而另一部分則是內(nèi)秦或馬秦?！?6〕此處的馬秦（Māchīn）本為梵語摩訶支那（Mahācīna～大中國）的縮略稱謂?！?7〕下文對這一名稱還要涉及。據(jù)此可見，高昌回鶻控制的吐魯番盆地及天山北路一帶在反映中亞輿地面貌的非漢文史料中確被視作秦（中國）的地理組成部分。

　　值得關(guān)注的史料還有10世紀納迪穆（Ibn Nadīm）所著的阿拉伯文史書《百科津逮》（Kitāb al-fihrist），其記載說，在穆格臺迪爾哈里發(fā)統(tǒng)治時期（907-932年），摩尼教徒們逃亡到呼羅珊，其中約有五百人集中在撒馬爾罕。當(dāng)?shù)氐墓賳T本想處死他們，但「中國國王」適時向其發(fā)出了警告，稱如果此事發(fā)生，那么中國境內(nèi)的穆斯林必將遭到同樣嚴酷的報復(fù)。故那些摩尼教徒才得以平安生存下來。按照納迪穆的解說，「中國國王」就是托古茲古思（九姓）可汗，也即高昌回鶻君王。這一觀點因符合當(dāng)時中亞的歷史與宗教背景，已經(jīng)基本得到了學(xué)界的認可。〔18〕看來盡管高昌回鶻政權(quán)在其本民族語言中常以十姓回鶻國自稱，〔19〕但因為它所控轄的天山北路等地正處于秦（中國）的傳統(tǒng)范圍內(nèi)，所以其西鄰的地區(qū)將其統(tǒng)治者稱為「中國國王」并不使人感到費解。

　　而土庫曼人流行的有關(guān)起源地傳說也透露出天山北路長期處于秦—契丹（中國）地理范圍以內(nèi)的信息。蘇聯(lián)學(xué)者在中亞土庫曼部落中搜集到的這一傳說稱，其祖先早先曾經(jīng)歷了一個人們相互敵對、局勢動蕩不安的時代，那時的土庫曼人正是生活在中國。恰是由于這種惡劣生存環(huán)境的逼迫，作為游牧人的他們才不得已離開故土，徙往阿富汗等地謀生，直至最后抵達靠近伊朗的今土庫曼斯坦?！?0〕這一口碑材料使人聯(lián)想起生活在13世紀初，后因蒙古入侵而避難西亞，并與花剌子模王室存在血緣關(guān)系的巴爾赫（Balkh）人賈剌魯?。―jalāludīn Rūmī）在其書中指出的包括土庫曼人在內(nèi)的西亞突厥人的故鄉(xiāng)正是契丹（Khitā/Khitāy～中國）?！?1〕歷史上的土庫曼人（突厥蠻）更多地以烏古斯人而知名，其曾長期游牧于從額爾齊斯河直至錫爾河、咸海之間的廣闊地帶。〔22〕若從有關(guān)地望上考慮，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相較南疆綠洲農(nóng)業(yè)地帶來說更加適合游牧生活的位于額爾齊斯河與錫爾河之間的伊犁河流域等天山北路一帶。甚至晚至17世紀，極為熟悉烏古斯人歷史掌故的《突厥世系》的作者阿布爾·哈齊汗還在其親自撰修的另一大作《突厥蠻世系》中將過去中亞烏古斯人分布的東部邊界明確劃定在熱海和伊犁河流域的阿力麻里一帶?！?3〕如前所述，熱海附近與伊犁河流域正是高昌回鶻興盛時期的西部邊陲。因此，土庫曼人傳說中描述的作為部族發(fā)祥地的中國或即指此。

　　有趣的是，15世紀前半期的帖木兒汗國史書《兀魯伯史簡編》中將烏古斯人的一大分支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淵源也與中國聯(lián)系起來。只不過書中提到的中國不再是地名用語，而是將其人格化，即遠古時代的先知雅弗的兒子之一名叫秦，后者的兒子則作馬秦（Māchin），而奧斯曼人又是馬秦的后裔。〔24〕惟這些烏古斯人大批徙往此地的時間并不像有的國外學(xué)者依據(jù)晚出阿拉伯波斯文史料推測的是在8世紀中葉回鶻汗國崛起之際，〔25〕因為根據(jù)反映7世紀80年代初史實的《唐故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的記載，其時鎮(zhèn)守碎葉的唐將王方翼在其附近立下的戰(zhàn)功之一即「走烏鶻十萬于域外」〔26〕。這里出現(xiàn)的烏鶻一名已由韓儒林比定為烏古斯。〔27〕據(jù)此推知烏古斯人從蒙古高原一帶遷徙來到伊犁河流域及熱海附近當(dāng)不應(yīng)晚于7世紀后半期。

　　除了吐魯番盆地的「秦城」之外，高昌回鶻在天山一帶的另一政治中心則是地望相對偏北、含義為突厥語「五城」，并以可汗夏季避暑之地而著稱的別失八里（Beshbaliq即北庭）。還是在納迪穆書中，記述了在西域活動的哈賈吉（al-Hajjāj）的經(jīng)歷，據(jù)說此人進入河中（Māwarālnahr）、突厥斯坦直至馬秦（Masīn）之地，使當(dāng)?shù)氐娜藗凁б勒嬷?。而這里的突厥斯坦被勘同為巴拉沙袞（Bālasāghūn），馬秦則被比定為別失八里。哈賈吉在這些地區(qū)的活動時間大致是在898年?！?8〕證以前述回鶻=內(nèi)秦（馬秦）的關(guān)系，可知上述比定是有根據(jù)的，只是馬秦的范圍不應(yīng)拘泥于別失八里一地。發(fā)人深省的是，近三個世紀以后的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的「緒言」內(nèi)簡敘其在蒙古汗國的遠行經(jīng)歷時，也是說他曾訪問過河中和突厥斯坦，直到馬秦（Māchīn）和作為帝國寶座所在的遙遠中國的邊境?！?9〕這里除了實際指代蒙古草原的「遙遠中國的邊境」以外，志費尼筆下其他三個地區(qū)的名稱和排序完全同于《百科津逮》中對哈賈吉歷經(jīng)地域的描述。這種現(xiàn)象絕非巧合，暗示出志費尼書中的馬秦仍然如納迪穆書一樣，具體指涉的也應(yīng)是以別失八里為中心的畏兀兒（回鶻）之地，而且志費尼基于親身前往蒙古汗庭經(jīng)歷所作的對其行程順序的回顧也和當(dāng)時的畏兀兒作為連接河中等中亞地區(qū)與蒙古草原的中介之地的地望特征全然相符。〔30〕

　　11世紀上半期可謂以阿富汗和呼羅珊立國的哥疾寧王朝（Ghaznavid）的全盛時期，當(dāng)它兼并了吐火羅斯坦之后，其在中亞方向的邊境業(yè)已推進至阿姆河一線。〔31〕由此在這一時期相繼執(zhí)政的兩位蘇丹馬哈茂德（Mahmūd）和馬蘇地（Mas‘ūd）父子隨之也成為了王朝宮廷詩人們競相贊揚的對象。一位詩人在贊頌馬哈茂德的功績時，概括了威脅哥疾寧王朝的外敵的來源區(qū)域，他們來自「從秦和馬秦并一直延伸到阿姆河」，具體由突厥人、大食人（Tājīk）、突厥蠻（Turkoman）、虎思人（Ghuzz）、可薩人等多個民族組成。而另一名詩人則不無夸張地宣稱馬蘇地不但攫取了阿姆河以北的土蘭人（Tūrānian）的國度，進而又將統(tǒng)治勢力擴展到了馬秦。〔32〕哥疾寧王朝在中亞方向面臨的強勁對手無疑即同時占據(jù)河中地區(qū)和喀什噶爾一帶的喀喇汗王朝，而且后者的君主確曾自稱過與中國有關(guān)的「桃花石汗」和「東方與中國之王」，故詩歌中將其外敵描述為來自秦（中國）并未偏離史實。至于在秦之后出現(xiàn)的馬秦仍然是指喀喇汗朝東鄰的天山北路的回鶻之地。相應(yīng)地詩歌隨后述及的突厥蠻人按其通常用法來說指的還是烏古斯人，而與之有別的虎思人則應(yīng)當(dāng)專指托古茲古思（當(dāng)時阿拉伯波斯文史料對回鶻人的稱呼）。雖然事實上回鶻人并不會援助自己的敵人喀喇汗王朝來討伐遠在阿姆河之南的哥疾寧王朝，然而詩歌作者為了表現(xiàn)被馬哈茂德蘇丹挫敗的敵人數(shù)量之眾多，還是將來自馬秦之地的虎思（回鶻）人也包羅了進來，這正如詩人甚至還把遠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可薩（Khazar）人同樣列入其中一樣。至于上述文學(xué)作品所渲染夸耀的馬蘇地蘇丹的勢力遠及馬秦（回鶻）就更是殊非史實，僅能表明在當(dāng)時的歷史背景下，秦（喀喇汗王朝）與馬秦（回鶻）都是哥疾寧統(tǒng)治者渴望征服的目標而已。

　　與這一時期的哥疾寧朝史料可以相互映證的是，11世紀時的喀喇汗朝詩人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在《福樂智慧》的有關(guān)序言中也曾提及秦和馬秦，他的表述充分顯示出其人對于這兩地的文化和民眾皆極其熟稔。而該書的譯注者已將它們注解為今喀什與和田一帶而非中原內(nèi)地?！?3〕證以前述記載，此處為詩人哈吉甫所熟知的地名秦和馬秦仍應(yīng)分別指代喀喇汗朝和高昌回鶻各自控制的地域。同樣還是在11世紀時的伊朗史籍《錫斯坦史》（Tarikhe Sistān）中的故事則反映出秦是與大海相連接的地區(qū)，而馬秦位于秦的北邊并與突厥斯坦相鄰?！?4〕此處彼此毗鄰的馬秦和突厥斯坦依然相當(dāng)于《百科津逮》和《世界征服者史》中的同名地區(qū)?？上е举M尼書的英譯者波義勒忽略了馬秦在當(dāng)時阿拉伯波斯文史料中具有的可以指代天山北路回鶻之地的這類特殊用法，在注釋中僅僅按照「馬秦」的一般含義，就將其輕率勘同為當(dāng)時被稱作「蠻子」的華南?！?5〕這不啻說連華北都未涉足的志費尼在著書（約1252-1260年）之前，居然還造訪過那時尚在蒙古統(tǒng)治之外的南宋！如此不合史實的明顯謬誤足見波義勒注釋的失當(dāng)欠妥。

　　作為高昌回鶻政治中心的吐魯番一帶降至元代以后依然被人看作「秦—契丹」之地。這反映在晚近時期新疆流行的關(guān)于10世紀的喀喇汗君主薩圖克·布拉格汗的察合臺文傳說性傳記中。這類傳記多以稱頌傳主宣揚伊斯蘭教的功績?yōu)槟康模蕰械哪承┯涊d或有夸大。例如該書稱薩圖克·布拉格汗生前曾向中國的疆域進軍，一直抵達吐魯番并促使其民眾改宗伊斯蘭教，只是由于在那里患病才返回喀什噶爾，不久即告辭世。〔36〕對于上述布拉格汗為宣傳伊斯蘭教而征戰(zhàn)契丹（Hitai）直至吐魯番之說，羽田明指出這實際上在16世紀才可能產(chǎn)生，因為其間接反映了當(dāng)時的東察合臺汗國滿速兒汗在吐魯番一帶的帶有宗教色彩的軍事活動?！?7〕相比之下，金浩東根據(jù)某些口碑史料和當(dāng)?shù)貍髡f，帶有保留性地肯定《布格拉汗傳》或許反映了還在喀喇汗王朝統(tǒng)治早期的10世紀，其征戰(zhàn)的東境已有可能波及到天山東部的吐魯番。〔38〕根據(jù)我國學(xué)者的新近研究，筆者還是認同羽田明的看法，即在10世紀時期，喀喇汗王朝尚難以在軍事上進展至吐魯番一線?！?9〕布格拉汗傳記的上述內(nèi)容反映出降至16世紀，喀什噶爾與吐魯番之間的大片區(qū)域仍被西域人士視如契丹（中國）之地，所以促使這些地方皈依伊斯蘭教的豐功偉績才被歸功于布拉格汗，其中吐魯番屬于契丹（中國）就更不成問題。

　　單從史實上看，吐魯番地區(qū)的徹底皈依伊斯蘭教業(yè)已晚至15世紀。〔40〕正是在這一時代，像中亞河中地區(qū)的史料里也不乏將吐魯番與契丹相聯(lián)系的記載。反映15世紀中后期在河中和呼羅珊素有政治威信的納合沙班底教派宗教領(lǐng)袖和卓阿拉爾（Khwāja Ahrār）的傳記資料稱，他在經(jīng)濟上也頗為活躍，時常派商隊前往河中以外的地區(qū)進行商貿(mào)活動，其中有一次深受其信任的下屬在前往契丹邊境的吐魯番經(jīng)商時，曾遭遇過襲擊搶劫?！?1〕而在另外一部記述15世紀河中地區(qū)的宗教人士賽義德·艾哈邁德（Sayyid Ahmad）的傳記中，又稱他的一個著名的門徒出生在靠近契丹之地的哈剌和卓（Qarā Khwāja在吐魯番盆地），其人原是當(dāng)?shù)氐囊晃划惤掏酵豕?。?2〕值得留意的是，后者的名字按照通行的穆斯林命名習(xí)慣，也標有籍貫地，作Mawlānā Khitāyī，含義為契丹（中國）大毛拉，這顯然源自他來自傳統(tǒng)上被看作屬于契丹之地的吐魯番一帶。因此，吐魯番地區(qū)在15世紀逐漸普遍信仰伊斯蘭教并未改變其始終屬于契丹（中國）之地的歷史事實，而且這種情況對其東鄰的哈密地區(qū)也是一樣?！?3〕

二、南宋至元朝時期作為「中國」一部分的新疆

　　繼高昌回鶻之后在天山北路稱雄一方的政權(quán)是耶律大石建立的西遼（哈喇契丹）王朝（1132-1211年）。眾所周知，尚在契丹勢力進入西域之前，《突厥語大詞典》即已將契丹與秦相等同，〔44〕且《馬衛(wèi)集》也把契丹看作中國的三個組成部分之一。穆斯林世界的這種視契丹為中國的觀念很自然地延續(xù)到了12世紀西遼入主西域—中亞時期，例如成書于13世紀前半期的伊本·阿西爾《全史》即稱相繼進攻中亞的哈喇契丹君主為「獨眼的秦人（al-A‘war al-Sīnī）」和「秦的菊兒汗」（Gūr khān‘a(chǎn)l-Sīnī）。〔45〕以后西遼君主進一步被穆斯林世界徑直稱作「中國（秦）的大汗」?！?6〕這一定位堪稱當(dāng)時契丹—秦的一體化及西遼政權(quán)屬于中國王朝的真實寫照。因此，西遼統(tǒng)治的確立對于將長期以來在祖國內(nèi)地占主流位置的漢文化再次輸入西域以接續(xù)此前漢唐文明對西北邊疆的影響，厥功甚偉?！?7〕西遼的相關(guān)直轄領(lǐng)地則以巴拉沙袞為中心，包括錫爾河上游、伊塞克湖附近、北至伊犁河，西至塔拉斯河等地?！?8〕據(jù)此可見，西遼的這些直轄領(lǐng)土基本也都位于天山以北，只是所處方位顯得更為偏西。而在13世紀初，統(tǒng)治從北印度直到中亞南部的古爾王朝算端失合巴丁曾策劃實施但中途取消的針對契丹的遠征，應(yīng)當(dāng)就是企圖兼并西遼王朝的上述地區(qū)?！?9〕而在成書較早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古爾算端更是把西遼的領(lǐng)土徑直目為與其統(tǒng)治中心地阿富汗北部的巴里黑相接壤?！?0〕同時也正是由于西遼的地域包括了今天山北路及其附近的廣袤區(qū)域，所以較《世界征服者史》晚出的同樣由伊利汗國大臣拉施特編撰的《史集·塞爾柱史》中根據(jù)更早時期的史料則稱早在西遼建立之前的塞爾柱政權(quán)第三位蘇丹統(tǒng)治期間的11世紀末，其統(tǒng)治的東部地區(qū)即由訛跡邗（）向東延伸到契丹（Khit?。吞铮↘hotan）的邊界?！?1〕雖然《塞爾柱史》及其所據(jù)史源的這一表述其實是以12-13世紀才形成的地域名稱契丹來代指更早時代的情況，但也可以從中照見西遼政權(quán)在穩(wěn)固祖國西陲地理邊界的突出重要性。

　　當(dāng)1211年西遼統(tǒng)治瓦解后，以之前的該王朝直轄領(lǐng)土為主，包括周鄰地區(qū)，由此自然形成的地名契丹—哈喇契丹在西域—中亞一帶得以繼續(xù)保留，故該名稱屢見于大蒙古國時期前來蒙古汗庭朝覲的歐洲使節(jié)的記聞中。反映1254-1255年小亞美尼亞國王海屯出訪蒙古的《海屯行紀》中把哈喇契丹置于額爾齊斯河以東，與乃蠻之地并列?！?2〕相比之下，稍早于此在1246-1247年前往蒙古汗國的柏朗嘉賓（Jean de Plan Carpin）對哈喇契丹之地的記載更為詳細。他明確將位于今準噶爾盆地西北部額敏古城的葉密立記述為屬于哈喇契丹之地，又說拔都的兄弟昔班（金帳汗國分支白帳汗國之主）也擁有哈喇契丹的一部分?！?3〕后一記述似乎顯示那時的略喇契丹之地尚包括了今準噶爾盆地以西的部分哈薩克草原之地?？磥恚瑥墓_克草原東部向西經(jīng)額敏河流域進入準噶爾盆地直到額爾齊斯河左岸也位于哈喇契丹以內(nèi)。同時，這一契丹之地還包括了額敏河流域南方的伊犁河一帶。稍晚于柏朗嘉賓的盧布魯克在出訪蒙古時，稱他們在哈喇契丹之地乘船渡過了一條大河，并說此地多山。而該河已被比定成伊犁河?！?4〕相關(guān)細節(jié)也吻合伊犁河上游臨近天山北麓的地理特征。

　　至于西遼故都虎思斡耳朵（Ghuz Ordu即八剌沙袞）所在的垂河（楚河）流域在西遼滅亡后的很長時間內(nèi)被目為契丹之地更是毫無爭議。事實上，16世紀的海答兒《拉失德史》引用了一部現(xiàn)已亡佚的早期史料說，八剌沙袞是契丹的城市，也被稱為汗八里?！?5〕《拉失德史》轉(zhuǎn)述的這一記載并非孤證。由阿米爾（Amr ibn Mattai）寫于14世紀中期的景教史書中記載了當(dāng)時中亞察合臺汗國的景教中心城鎮(zhèn)的名稱，其中并列出現(xiàn)了汗八里（Khan-baliq）和阿力麻里（Alfaliq＜Alimaliq）之名。前者曾被譯注者懷疑是彰八里（Jan-baliq）的訛寫?！?6〕這種推測也無根據(jù)，況且在知名度和影響力上，彰八里均無法和當(dāng)時察合臺汗國東部的位于天山以北的政治中心阿力麻里相提并論。現(xiàn)在參照《拉失德史》，易知阿米爾筆下的汗八里即八剌沙袞，后者雖然在當(dāng)時漸已衰落，但從歷史地位上看尚不失為可以和阿力麻里相提并論的又一西域名城。

　　海答兒還在《拉失德史》第二編的開篇寫到，蒙兀兒斯坦又是哈喇契丹的另一名稱。這一提法曾讓此書的英譯者深感困惑不解。〔57〕實際上這只是反映了哈喇契丹作為地域名稱在中亞長期存在的基本事實，并透露出哈喇契丹和蒙兀兒斯坦彼此重合的重要信息。下面對此稍作分析，根據(jù)海答兒本人在書中其他章節(jié)內(nèi)的解說，蒙兀兒斯坦的四至分別是東到巴里坤、葉密立、額爾齊斯河，西鄰?fù)回仕固购退哺?，北至與月即別斯坦（原金帳汗國）分界的巴爾喀什湖，南界則與費爾干納和天山南路各城市接壤?！?8〕顯然這個范圍和以前西遼的直屬領(lǐng)土多有重疊，故時人在西遼覆亡以后將蒙兀兒斯坦和作為地名的哈喇契丹相等同也可理解。其北界位于巴爾喀什湖（庫克恰騰吉斯）的記載還讓我們聯(lián)系起更早的一則史料。一件在1247年于科隆被記載下來的東方教士的報告稱，在哈喇契丹（Karakitai）之地的左側(cè)是一個海，它被原作者懷疑是里海?！?9〕這里出現(xiàn)的大海明顯是指中亞的一個面積較大的內(nèi)陸湖，從哈喇契丹地理四至所在的具體方位上推敲，它應(yīng)當(dāng)就是其北境的界湖巴爾喀什湖?！?0〕

　　這個指代西域一帶的契丹之地在同期藏文史料中的出現(xiàn)也值得我們并案思考。最近被學(xué)者刊布譯注的寫作于12世紀的《帕木竹巴靈塔志》中提到了法王帕木竹巴（Phag mo gru pa，1110～1170〕著作的經(jīng)書夾板是用契丹（Khyi than）出產(chǎn)的水晶制成，它在契丹國土上系無價之寶。另一處還提到了契丹之地的錦緞及出自王子Le no統(tǒng)治時期的各種精美織物。譯注者將Le no勘同為耶律大石的稱謂「林牙」，而契丹則指西遼，相關(guān)織物屬于耶律大石統(tǒng)治時期的契丹地方的出產(chǎn)?！?1〕可以判定，上文中的契丹是指作為哈喇契丹之地的西域而非此前遼朝統(tǒng)治的故土。其實藏文文獻中以契丹指代西域的情況并非僅此一例。14世紀成書的苯教著作《九乘》（gZi-brjid）中稱契丹（Khyi than）本是一位國王的孫子，母系出自蠻人（Mon），他因為特別兇暴，結(jié)果被從其家鄉(xiāng)之外的托噶爾（Thogar）之地放逐到更僻遠的女國。另外15世紀的《苯教源流史》（rGyal-rabs bon-gyi byung-gnas）也是將托噶爾（Thod-dkar）和犬夫女國置于契丹和漢地的邊界之外?！?2〕與后者相近的方位描述也見于稍早時期苯教地理志中關(guān)于該教起源地俄木隆周圍各大地域的描述中。〔63〕而在后吐蕃王朝時期的藏文文獻中，Thod-dkar/Thogar通常指的就是中亞阿姆河以南的吐火羅斯坦（Tokharastān）?！?4〕要之，在12-15世紀的這些藏文史料中，能夠與吐火羅斯坦相鄰并進而與之發(fā)生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契丹」（Khyi than）只能是位于西域—中亞的哈喇契丹之地，而不會是指通常意義上遼朝的統(tǒng)治區(qū)域，盡管另一方面藏文史料還依照傳統(tǒng)習(xí)慣將它與漢地相并列。故以契丹指代西域地區(qū)的用法在藏文史料中也是長期延續(xù)，業(yè)已超出了西遼國祚的下限。

　　在歷史研究中，人們常常發(fā)現(xiàn)許多看似激切雄辯的論點其實缺乏基本證據(jù)的有效支撐。誠以本文涉及的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而言，國外學(xué)者的若干研究也存在相似的問題。在此筆者把他們的不足和失誤劃分為兩大類。第一種相當(dāng)于前文中指出的波義勒在馬秦問題上的誤判。平心而論，這類差池只是研究者因受成見所蔽而產(chǎn)生的智者之失或無心之過，并不影響我們從整體上對其學(xué)術(shù)成果作出積極評價。與之相近的還有精通多種語言的傅禮初在上世紀60年代時撰寫的綜述明清兩代與西域—中亞政治關(guān)系的論文。這篇發(fā)明創(chuàng)獲極多的鴻文無愧于被稱為該領(lǐng)域的里程碑，可惜因為當(dāng)時學(xué)界刊布的非漢文史料數(shù)量十分有限，故作者認定在明朝永樂年間以后，清朝經(jīng)略新疆以前的較長時段中，中亞當(dāng)?shù)厝耸繎T于把中國認知為一個對他們來說聯(lián)系十分疏遠，并由眾多異教徒占據(jù)，尚待皈依伊斯蘭教的遼遠國度?！?5〕而以傅氏獨有的過人語言才能，倘若他在寫作其文時就能寓目今天我們可以利用的如此豐富的阿拉伯波斯文史料，那么想必學(xué)術(shù)態(tài)度謹嚴的他一定會據(jù)此修正自己的某些不夠全面的認識。至于本文序言所提到的新免康對「秦—契丹」地理范圍不包括西域的判斷，雖然其說在其國新疆史研究領(lǐng)域中可謂一種主流化的觀點，但卻因為割斷了對更早時期的非漢文史料的考察，故其作出的上述地理認知無法成立。而類似的見解在其他日本學(xué)者的新近研究成果中也能不時見到。

　　至于本文前面舉出的以濮德培為代表的某些美國學(xué)者的觀點更是偏離事實。后者在其傾力打造的「征服敘事」神話中，總是想方設(shè)法地凸顯清朝的帝國主義式的「殖民擴張」，意在回避西域在歷史上與中國內(nèi)地存在的長時段緊密聯(lián)系，似乎前者是在18世紀才被整合為中國領(lǐng)土。而根據(jù)本文對前引那些反映10-13世紀西域歷史的非漢文史料的查證，尚在元朝宗藩察合臺汗國統(tǒng)治西域之前，吐魯番和直到伊犁河流域的天山北路一帶正如廣大內(nèi)地一樣，其實也位于中國（秦—契丹）的地理范圍之中。以后元朝和清朝對該地區(qū)的經(jīng)略所具有的歷史意義恰在于最終將中國定型為不可分割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即直接促成了原本均屬于中國境內(nèi)的內(nèi)地與西域在政治上實現(xiàn)了完全的大一統(tǒng)。

　　〔注釋〕

　　〔1〕[日]新免康：《「邊境」の民と中國——東トルキスタンから考える》，收入溝口雄三等主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第三卷《周緣からの歷史》，東京大學(xué)出版會，1993年，第108～114頁。

　　〔2〕J.A.Millard and P.C.Perdue,"Politic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Xinjiang Region through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in.S.F.Starr ed.Xinjiang:China's Musilim Borderland,New York:Armonk,2004,pp.57-62.此后濮德培的有關(guān)論點在他于次年出版的專著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揮與擴充。參見P.Perdue,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Press,2005,pp.497-517.

　　〔3〕Dru C.Gladney,"The Chinese Program of Development and Control,1978-2001",in S.F.Starr ed.Xinjiang:China's Musilim Borderland,p.102.

　　〔4〕賈敬顏：《「漢人」考》，《中國社會科學(xué)》1985年第6期，第99～109頁；該文也收入費孝通等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學(xué)院出版社，1989年，第137～152頁。

　　〔5〕需要指出的是，非漢文史料中指代中國的以上兩詞在阿拉伯語、波斯語、突厥語中的各種拼寫形式略有區(qū)別，本文為求行文之便，盡可能統(tǒng)一成Chin和Khitai，其對應(yīng)的漢語譯名也統(tǒng)一成「秦」和「契丹」，不再另作「支那」「脂那」「乞臺」「乞塔」等。有關(guān)這兩個專名的各種非漢語形式及其漢語譯名的綜合研究，參見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Vol.1, Paris, 1959, pp.216-229,264-278；J. Harmatta, "Sino-Indica",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2/1964, pp.13-14.方齡貴：《元明戲曲中的蒙古語》，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1年，第206～212頁。最近還有學(xué)者對于Chin的詞源提出種種新說，但都難以取代舊說。參見陳得芝：《從「支那」名稱來源諸「新說」談起》，《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2期，第349～357頁。

　　〔6〕張廣達：《關(guān)于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匯〉與見于此書的圓形地圖》，《中央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1979 年第 2 期，第 29～43 頁；魏良弢：《喀喇汗王朝文化》，收入余太山主編：《西域文化史》，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5 年，第 235 頁；牛汝極：《莎車出土的喀喇汗朝阿拉伯語法律文書與〈福樂智慧〉研究》，《西域研究》1999 年第 3 期，第 99～104 頁。

　　〔7〕張鴻年：《列王紀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 年，第147～150頁。

　　〔8〕華濤：《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27～130 頁。關(guān)于高昌回鶻勢力遠達伊犁河下游以西的怛羅斯城（Taraz）的史實，詳見于中國文化研究院收藏的一件時間未明的回鶻語歷史文書。參見張鐵山，茨默著；白玉冬譯：《十姓回鶻王及其王國的一篇備忘錄》，沈衛(wèi)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五輯，科學(xué)出版社，2012 年，第 168 頁。

　　〔9〕王治來、周錫娟根據(jù)米諾爾斯基（V.Minorsky）英譯本編譯的《世界境域志》，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中亞所1983年印，第65、85頁注88。

　　〔10〕V. Minorsky transl, Sharāf al-Zamān Tāhir 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p.18, 31.〔伊朗〕烏蘇吉著；王誠譯：《〈動物之自然屬性〉對「中國」的記載——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抄本》，《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5頁。惟后一文中新刊布的《馬衛(wèi)集》寫本中「秦城」一詞的后半部分拼寫稍異，當(dāng)屬訛誤所致。

　　〔11〕R N. Frye,"A New Arabic Geographical Manuscript",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8, 1949, p. 92.

　　〔12〕吉田豐，森安孝夫：《麴氏高昌國時代ソグト文女奴隸買賣文書》，《內(nèi)陸アジア言語研究》第4卷，1988年，第57～83頁；林梅村：《粟特文買婢契與絲綢之路上的女奴貿(mào)易》，《文物》1992年第9期，第52頁。

　　〔13〕M.Maróth,"Ptolemaic Elements and Geographical Actuality in al-Huwārizmī's Description of Central Asia",in.J.Harmatta ed.From Hecataeus to al-Huwārizmī,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1984,p.331.

　　〔14〕V.Minorsky transl,Sharāfal-Zamān Tāhir Marvazi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 pp.14,18；[伊朗]烏蘇吉著；王誠譯：《〈動物之自然屬性〉對「中國」的記載——據(jù)新發(fā)現(xiàn)的抄本》，《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第103頁。

　　〔15〕華濤：《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第?201～202、212 頁注 24。

　　〔16〕M.Biran, 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Cambridge Univ.Press, 2005, p101, n55；巴格爾·烏蘇吉著；李鳴飛譯：《馬可·波羅與伊朗的中國「Tarāef」——馬可·波羅時代的中伊貿(mào)易》，《國際漢學(xué)研究通訊》第四期，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396頁。

　　〔17〕P.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1, pp. 272-273.

　　〔18〕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學(xué)文學(xué)部紀要》卷三一、三二合并號，1991 年，第 162～163、165～166 頁。也參見王治來、周錫娟根據(jù)米諾爾斯基（V.Minorsky）英譯本編譯的《世界境域志》，第 91 頁注262。E. De?La Vaissière, 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 (transl. by J.Ward), Leiden: Brill, p. 314.

　　〔19〕作為國號或政權(quán)名稱的「十姓回鶻」（on uygur）屢見于吐魯番等所出的回鶻語佛經(jīng)題記中，參見Y. 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Turnhout: Brepols, 2008, S.126, 197, 228, 250.

　　〔20〕A.Dshikijew, Das Turkmenische Volk im Mittelalter, Berlin: Reinhold Schletzer Verlag, S140.

　　〔21〕E.Esin, "Descriptions of Turks and ‘Tatars’（Mongols）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in some Anatolian Sources", in K.Sagaster Hrsg Documenta Babarorum: Festschrift für Walther Heissig zum 70.Geburtstag,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p. 81.

　　〔22〕C.E.Bosworth,The Ghaznavids,Edinburgh,1963,p.211.

　　〔23〕P B.Golden,"The Migrations of the Oguz", Archivum Ottomanicum Vol. 4, 1972, p. 56.

　　〔24〕Col.Miles trans.Shajrat ul atrak: Genealogical trees of the Turks and Tatars, London: Wm H.Allen,1838, pp 26-27.

　　〔25〕P B.Golden,"The Migrations of the Oguz", pp. 50-52.

　　〔26〕〔唐〕張說：《張燕公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52頁。

　　〔27〕韓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傳說》，收入氏著：《穹廬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97 頁注 11。原文發(fā)表于 1940 年。

　　〔28〕E.De?La Vaissière,Sogdian Traders: a History?(transl. by J.Ward), p.316.

　　〔29〕[伊朗]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上冊），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緒言」第9頁。

　　〔30〕周清澍：《蒙元時代的中西陸路交通》，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四輯，中華書局，1992年，第11～13頁。

　　〔31〕C.E.博斯沃斯著；華濤譯：《哥疾寧王朝》，收入M.S.阿西莫夫主編：《中亞文明史》第四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10年，第67～77頁，有關(guān)其疆域參見該書第336～337頁地圖4。

　　〔32〕R P. Mottahedeh, "Finding Iran in the Panegyrics of the Ghaznavid Court", in A. C. S. Peacock etc eds.Medieval Central Asia and the Persianate World: Iranian Tradition and Islamic Civilisation, London: I. B. Tauris, 2015, pp.132-133. 按作者將 Māchīn 翻譯為「外中國」(outer China)，有誤。

　　〔33〕尤素甫·哈斯·哈吉甫著；郝關(guān)中等譯：《福樂智慧》，收入劉賓等主編：《維吾爾族古典文學(xué)大系·喀喇汗朝時期的文學(xué)》，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4頁注13，第16～21頁。

　　〔34〕巴格爾·烏蘇吉著；李鳴飛譯：《馬可·波羅與伊朗的中國“Tarāef”——馬可·波羅時代的中伊貿(mào)易》，第397頁。

　　〔35〕〔伊朗〕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上冊），“緒言”第18頁注17。

　　〔36〕毛拉哈吉著；寶文安譯：《布格拉汗傳》，收入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宗教研究所編?。骸缎陆诮萄芯抠Y料》第16輯，1988年，第5頁。

　　〔37〕羽田明：《サトゥク·ブグラ·ハンの改宗傳說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央ァジァ史研究》，京都：臨川書店，1982年，第 444～445 ，447 頁。原文發(fā)表于 1974 年。

　　〔38〕Kim Ho-dong（金浩東），"The Cult of Saints in Eastern Turkestan-The Case of Alp Ata in Turfan", in. Chen Chiehhsien（陳捷先）ed.Proceedings of the 35th PIAC, 1992,? Taipei, China，臺北：臺灣大學(xué)—聯(lián)合日報文化基金會，1993 年，pp. 206-209.

　　〔39〕華濤：《西域歷史研究（八至十世紀）》，第 175～183 頁。

　　〔40〕耿世民：《試論塔里木盆地的民族融合和近代維吾爾族的形成》，收入氏著：《新疆文史論集》，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2001 年，第 226～227 頁。原文發(fā)表于 1982 年。

　　〔41〕Jo-Ann Gross, "Naqshabandī Appeals to the Heart Court:A Preliminary Study of Trade and Property Issues", in D.DeWeese ed.Studies on Central Asian History in Honor of Yuri Bregel, India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1, p. 120.

　　〔42〕D.DeWeese, "Muslims and Infidel Nomads in Timurid Central Asia: Four Stories from the Religious Frontiers of Mawarannahr in the 14th and 15th", in. I. Zimonyi etc eds.? Central Eurasia in the Middle Ages:Studies in Honour of Peter B.Gold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6, p.97.

　　〔43〕米爾咱·馬黑麻·海答兒著；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民族研究所譯：《中亞蒙兀兒史——拉失德史》第一編，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56頁。

　　〔44〕張廣達：《關(guān)于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詞匯〉與見于此書的圓形地圖》，《中央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1979年第2期，第40～41頁。

　　〔45〕D.S.Richards transl.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ī'l-Ta’rīkh, Part 1, The Years 491-541/1097-1146, Aldershot: Ashgate,2006,p.361.

　　〔46〕D.S.Richards transl.The Chronicle of Ibn al-Athīr for the Crusading Period from al-Kāmil fī'l-Ta'rīkh, Part 2, The Years 541-589/1146-1193, Aldershot:Ashgate, 2007, p.153.

　　〔47〕魏良弢：《西遼時期漢文化對中亞的影響》，《歷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45～53頁。

　　〔48〕魏良弢：《西遼史綱》，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頁。

　　〔49〕[波斯]拉施特主編；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商務(wù)印書館，1983年，第217頁。

　　〔50〕[伊朗]志費尼著；何高濟譯：《世界征服者史》（上冊），第386頁。

　　〔51〕K.A.Luther trans.The History of the Seljuq-Turks:From The Jāmi'al-Tawārīkh, Richmond: Curzon, 2001, p. 60.

　　〔52〕何高濟據(jù)波義勒英譯本翻譯：《海屯行紀》，中華書局，2002年，第15頁。

　　〔53〕〔法〕貝凱，韓百詩譯注；耿昇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盧布魯克東行紀》，中華書局，1985年，第46、94頁。關(guān)于葉密立的地望，參見張承志：《關(guān)于阿力麻里、普剌、葉密立三城的調(diào)查及探討》，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民族研究所主編：《中國民族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7年，第158～159頁。

　　〔54〕[法]貝凱，韓百詩譯注；耿昇譯：《柏朗嘉賓蒙古行紀盧布魯克東行紀》，第247、333頁。

　　〔55〕米爾咱·馬黑麻·海答兒著；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民族研究所譯：《中亞蒙兀兒史——拉失德史》第二編，第305頁。

　　〔56〕M.Dickens, "Syriac Gravestones in the Tashkent History Museum", in D W. Winkler and Li Tang eds. Hidden Treasures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Wien; Lit Verlag Gmb H, 2009, pp. 23-24.

　　〔57〕米爾咱·馬黑麻·海答兒著；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民族研究所譯：《中亞蒙兀兒史——拉失德史》第二編，第4～5頁。

　　〔58〕米爾咱·馬黑麻·海答兒著；新疆社會科學(xué)院民族研究所譯：《中亞蒙兀兒史——拉失德史》第二編，第312～313頁。

　　〔59〕F. Schmieder, Europa und Die Fremden: Die Mongolen im Urteil des Abendlandes vom 13. bis in das 15. Jahrhuundert, 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 Verlag, 1994, S291.

　　〔60〕故《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巴爾喀什湖標記為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與金帳汗國的界湖，無疑是十分正確的，因前者繼承的正是當(dāng)初本為西遼領(lǐng)土的哈喇契丹之地。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七冊《元·明時期》，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圖幅3-4、38-39。

　　〔61〕曾漢辰：《帕木竹巴靈塔裝藏文獻之譯注與研究》，沈衛(wèi)榮主編：《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第七輯，科學(xué)出版社，2014年，第500、502～503、515～516頁。

　　〔62〕P. Kvaerne, "Mongols and Khitans in a 14th-Century Tibetan Bonpo Text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 34/1980, pp.101-102.

　　〔63〕D. Martin, "Ol-mo-lung-ring,the Original Holy Place", in T. Huber ed Sacred Spaces and Powerful Places in Tibetan Cultur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Dharamsala: The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1999, pp. 261-262.

　　〔64〕H. W. 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 VolumeⅦ),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5, p. 125.

　　〔65〕J.F.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in J.?K.?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68, pp. 217-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