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麥凱·伯雷爾（Henry Mackay Burrell）

生卒年：1904.8.13（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溫特沃斯瀑布）~1988.2.9（澳大利亞，首都領地，堪培拉）

角色：海軍將領

能力：LV.3（未設定能力參數(shù)）

特性：制空專家、飛行甲板整備員

現(xiàn)實派系：無

TNO派系：無

現(xiàn)實最高軍銜：澳大利亞海軍中將

TNO最高軍銜：不詳

現(xiàn)實最高職務：澳大利亞海軍參謀長（該職務現(xiàn)在名為海軍司令）

TNO最高職務：不詳

現(xiàn)實履歷

?亨利·麥凱·伯雷爾出生在溫特沃斯瀑布，該地位于藍山地區(qū)的新南威爾士州。他是托馬斯·伯雷爾（Thomas?Burrell）和他的妻子伊麗莎（Eliza）的第三個孩子，也是獨子。亨利的父親是從英國移民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55歲時加入了澳大利亞帝國軍，在埃及服役。他的祖父和曾祖父曾在皇家海軍服役。亨利在進入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學院之前曾就讀于帕拉馬塔中學。在中學上學期間他擅長運動，喜歡網(wǎng)球、橄欖球和曲棍球。1918年，年僅13歲的伯雷爾進入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學院，1921年從軍校畢業(yè)并成為海軍少尉（Midshipman）。他首先在輕型巡洋艦HMAS悉尼號服役，然后是驅(qū)逐艦HMAS斯塔爾瓦特號。1924年，他被派往英國接受進一步培訓，曾在輕巡洋艦HMS卡利登號和戰(zhàn)艦HMS馬來亞號上服役?。在1925年4月，他被提升為中尉，到1926年7月升為上尉。

在1930年參加了皇家海軍課程后，伯雷爾成為專業(yè)的航海家，并在驅(qū)逐艦紋身號（HMAS??Tattoo）和斯圖亞特號（HMAS Stuart）以及巡洋艦HMAS布里斯班號上服役。他于1933年12月27日在墨爾本的蘇格蘭教堂（?Scots'Church，該教堂的名稱）與瑪格麗特·麥凱（Margaret?MacKay）結(jié)婚。伯雷爾（Burrell）于1934年7月晉升為海軍少校，并于次年從高級航海課程畢業(yè)。

作為導航員，伯雷爾先后在HMS考文垂號和HMS德文郡號服役，后者卷入了西班牙內(nèi)戰(zhàn)。他和普通水兵之間的友好關(guān)系招來了上司的批評，但是伯雷爾認為，這種密切關(guān)系對于軍艦的正常運作是必要的。在1938年完成了皇家海軍的參謀課程后，他返回澳大利亞，并于1939年3月被任命為墨爾本海軍辦公室的參謀官。這是伯雷爾的第一個岸上職位，他花了接下來的四個月使《戰(zhàn)書》（戰(zhàn)爭準備）中的海軍部分保持最新狀態(tài)。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時，伯雷爾仍在海軍部工作。1940年5月對總部進行改組后，伯勒爾升任海軍中校，并被任命為新的作戰(zhàn)總監(jiān)，負責監(jiān)督運輸船隊及其空中掩護、當?shù)胤佬l(wèi)和人員配備問題。伯雷爾（Burrell）對澳大利亞海軍計劃和資源的充分了解導致總理羅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親自提名他參加10月與皇家海軍和美國海軍代表進行的工作人員會談。不久后，他作為第一位出訪美國的澳大利亞海軍武官而出現(xiàn)在華盛頓，鑒于日本的威脅，努力改善與美國的交流。伯雷爾（Burrell）被認為有助于在太平洋地區(qū)加強兩國海軍之間的合作。他還警告澳大利亞政府，如果與日本發(fā)生戰(zhàn)爭，英國和美國將采取“德國優(yōu)先”的戰(zhàn)略，美國也準備削弱其太平洋艦隊以確保大西洋的安全。

1941年9月15日，伯雷爾（Burrell）被任命為英國新型N級驅(qū)逐艦HMAS諾曼號的指揮官。 這艘船之前的首次任務是將由沃爾特·西特里納爵士率領的工會聯(lián)盟（TUC）大會代表團運送到蘇聯(lián)的阿爾漢格爾斯克?；氐接螅@艘船加入海軍上將詹姆斯·薩默維爾爵士的東部艦隊，駐扎在馬爾代夫附近，于1942年2月跟隨東部艦隊撤離肯尼亞，諾曼號于5月7日參加了在馬達加斯加占領迭戈-蘇亞雷斯的行動。當月晚些時候，它被重新分配到地中海，并于6月參與了“大力行動”，但沒有成功地向被圍困的馬耳他島補給。又被調(diào)回印度洋后，伯雷爾指揮諾曼號參加了9月的第二次馬達加斯加戰(zhàn)役。次年，諾曼號在南大西洋執(zhí)行反潛任務。

1943年6月23日，伯雷爾（Burrell）放棄了諾曼號（Norman）的指揮權(quán)，回到墨爾本海軍辦公室，擔任計劃主任。在1941年11月與第一任妻子瑪格麗特（Margaret）離婚后，他于1944年4月21日與礦物學家艾達·韋勒（Ada Weller，又名Ada Coggan）結(jié)婚；這對夫妻有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伯雷爾（Burrell）于1945年5月25日在悉尼試航時，負責了澳大利亞皇家海軍（RAN）的最新部落級驅(qū)逐艦巴丹號（HMAS? Bataan，為紀念美軍的巴丹戰(zhàn)役）。這艘戰(zhàn)艦加入戰(zhàn)爭太晚，沒有趕上大規(guī)模戰(zhàn)斗，于7月從菲律賓趕往日本，8月31日抵達東京。伯雷爾參加了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儀式，巴丹號以澳大利亞代表的身份留在日本，直到11月，協(xié)助日本戰(zhàn)俘營遣返了囚犯。

二戰(zhàn)結(jié)束后，伯雷爾的第一個任命是第10驅(qū)逐艦隊的司令。他于1946年6月晉升為海軍上校，并于10月成為海軍副參謀長（DCNS）。作為DCNS，伯雷爾（Burrell）在建立海軍航空兵和為引入艦載機做準備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于1947年7月被任命為總督威廉·麥凱爾的副官。從1948年10月到1949年底，伯雷爾曾指揮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總旗艦澳大利亞號。1950年，他被派往英國，就讀于倫敦帝國國防學院，并擔任了兩年澳大利亞助理國防代表1952年12月2日，他從澳大利亞皇家海軍調(diào)入英國皇家海軍服役后不到三周，便接管了輕型航空母艦復仇號（HMAS? Vengeance）。這艘戰(zhàn)艦原定于1953年6月開始為朝鮮戰(zhàn)爭進行部署，但最終由航空母艦悉尼號（HMAS? Sydney取代）。結(jié)果，到1954年4月，復仇號成了伊麗莎白二世和菲利普親王訪問澳大利亞期間的皇家游艇護航艦隊的一部分。

作為復仇號的艦長，伯雷爾完成了護航任務，于1954年8月短暫地重新海軍副參謀長。第二個月，他成為女王的副官。在1955年新年榮譽表彰中，伯雷爾被授予司令級大英帝國勛章。同年2月，他成為澳大利亞海軍艦隊司令，晉升代理海軍少將，7月轉(zhuǎn)正。1956年5月12日，他用航空母艦墨爾本號取代悉尼號作為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總旗艦。伯雷爾隨后不久被派往堪培拉海軍辦公室，以重新制定海軍的軍官結(jié)構(gòu)，從而制定了新的軍官資歷總表。1956年9月至1958年1月，他擔任澳大利亞海軍委員會的二號人物（人事），之后再次出任澳大利亞海軍艦隊司令。在1959年新年榮譽會上他被授予三級巴斯勛章，于2月24日被提升為海軍中將，并成為海軍委員會的一號人物即海軍參謀長（CNS）。他的前任是海軍中將羅伊·道林爵士。

作為CNS，伯雷爾不得不面對國防部長Athol Townley的威脅，后者要求在1963年之前解散海軍的固定翼艦隊空中力量，但伯雷爾又獲得了對主要船只進行設備更新的許可，其中包括新的潛艇、驅(qū)逐艦、掃雷艇和輔助設備。這導致了對英國Oberon級潛艇的采購，這是由伯雷爾選擇的，當時他最初偏愛的澳大利亞制造的掃雷艇價格過高。此外還購買了Ton級掃雷艇和海軍的第一個專門設計的水文學調(diào)查船，HMAS莫爾斯比港號。重新裝備計劃還包括威塞克斯式反潛直升機。據(jù)歷史學家湯姆·福萊姆（澳大利亞國防軍的英國國教主教）稱，最重要的是購買了三艘查爾斯·F·亞當斯級導彈巡洋艦， 這是伯雷爾和海軍部長約翰·戈頓做出的“誠意和高瞻遠矚”的決定。盡管和國防部長關(guān)系不好，伯雷爾和戈頓關(guān)系融洽，伯雷爾宣稱戈頓“值得我們的感謝”，戈頓稱伯雷爾“是最誠實，真誠和最敬業(yè)的水手之一”。

購買驅(qū)逐艦標志著澳大利亞的武器裝備依賴從英國轉(zhuǎn)向美國，這與當時的澳大利亞國防政策背道而馳，特別是像歷史學家杰弗里·格雷（Jeffrey Gray）所說的，“澳大利亞軍隊中最英國的軍隊，澳大利亞皇家海軍”承受著來自英國造船廠和英國皇家海軍的壓力。伯雷爾后來宣布，美國武器系統(tǒng)的優(yōu)越性是他偏愛亞當斯設計而不是郡級設計的關(guān)鍵因素。1960年1月，他在一次海外代表團活動中討論收購，但遭到了英國的拒絕。當時的英國國防軍參謀長，海軍元帥路易斯·蒙巴頓伯爵，誤以為伯雷爾要解散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的固定翼空軍力量。盡管如此，固定翼空軍力量在1980年代初期之前一直可以生存。1960年，他在女王生日宴會表彰上獲得騎士司令級大英帝國勛章和爵士頭銜。1961年6月，他在參謀長委員會會議上在陸軍和空軍遇到了反對派，當時他們在討論澳大利亞獲取核武器的必要性。其他軍種的長官一致認為，獲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它應該仍然是一種最后選擇，這是國防軍在隨后的十年中一直保持的立場。

伯雷爾（Burrell）于1962年2月8日在杰維斯灣（Jervis Bay）宣布了他的卸任。他于2月23日離開海軍，由海軍中將黑斯廷斯·哈靈頓（Hastings Harrington）接任。伯雷爾退休后，他的兒子斯圖爾特（Stuart）在1963年進入了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學院（Royal Australian Naval College）。在1960年代期間，他還是溫斯頓·丘吉爾紀念基金會（ ACT）地區(qū)委員會的成員。

Burrell從海軍退役后不久就被診斷出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他的妻子艾達（Ada）于1981年8月去世。1986年，伯雷爾發(fā)表回憶錄《美人魚的存在：海軍中將亨利·伯雷爾爵士自傳》，反思了他所說的“幸運”職業(yè)，并提出了關(guān)于海軍戰(zhàn)略的想法。他于1988年2月9日在沃登谷醫(yī)院去世，在一次私人葬禮后被葬在澳大利亞首都領地的岡嘎林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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