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先生離開后，家人整理舊物，從一本舊雜志中發(fā)現(xiàn)他一幅字，十年前寫的。“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語出魯迅《野草》，題字中稱魯迅為“迅翁”。文俊先生兒媳馬小起說，老爸一直特別喜歡這句話，尤其到晚年，常跟她提及，似乎是對生死相別的一種理解與準(zhǔn)備。

與李文俊先生在同一天離開的另一位著名譯者楊苡，她所留下的題簽、贈言，也在朋友圈被高頻轉(zhuǎn)發(fā)，我想這都是出于一種相通的敬愛。他們留下的，都不是書家之作，而是天真自然的，獨屬于時間中的某個人的筆跡，帶著這個生命所特有的經(jīng)歷、意志與風(fēng)度。似乎僅僅從這幾行疏淡之中，我們就能感受到他（她）的一生、感受到歲月的呼嘯而過。

無數(shù)陌生讀者為什么如此不舍地追懷李文俊、楊苡，包括前不久離開的郭宏安、王智量、柳鳴九、唐月梅、許淵沖等老一代著名譯者，也都是出于這樣一種難以說清但濃烈于懷的感觸：他們深厚而樸素的生命，帶走了什么，又給我們留下了什么？

?作者?| 魯敏
?編輯?| 譚山山

? 一種“認(rèn)譯者”的天真之氣

當(dāng)然，最顯見的是閱讀影響，尤其是上世紀(jì)80年代初期那大門敞開、強光涌入般的閱讀狂飆。當(dāng)時的青年們有著許多對外國經(jīng)典的最初閱讀記憶：如何連夜“跑書”挑燈接力，囫圇吞棗地共享一套好不容易借來的名著；如何挖空心思討好圖書管理員或某位家有藏書的親戚；如何在巴掌大的小縣城新華書店初遇《紅與黑》，讀完大呼“我就是于連、于連就是我”。

柳鳴九先生主編的《法國二十世紀(jì)文學(xué)叢書》與《世界小說流派經(jīng)典文庫》，加在一起得有百十多本了，多少人受惠于此啊，永遠(yuǎn)記得薄軟的封面上，仿佛是油墨印刻的三個硬瘦字體：柳鳴九。又有多少寫作者遇上《變形記》《局外人》時，有如打開第三只天眼：哦，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由此一步踏入當(dāng)代文學(xué)的場域。

關(guān)于世界文學(xué)對中國文學(xué)各種路數(shù)流派風(fēng)格的喚起與影響，是比較文學(xué)研究的大選題，此處不做展開。只講一個細(xì)節(jié)，在先鋒文學(xué)起來的當(dāng)兒，甚至有一種寫法，就叫“翻譯腔”“翻譯體”，作家們所醉心模擬或致敬的，其實是翻譯家們的譯筆，由此也可見翻譯作品對中文寫作的影響之深。

我們還是回到閱讀。閱讀跟飲食的經(jīng)驗是同一個原理，母親與故鄉(xiāng)的食物自然是天下第一，但第一口的“不同”風(fēng)味，也常會有驚天動地之撼，會加速推動我們在體魄器量上的延展與成長，乃至在將來的審美趣味里形成一種頑固和深情的偏好。這種成長期中的重要閱讀經(jīng)驗，總帶有一種童貞般的真摯情感，包裹著對文壇巨匠經(jīng)典之作的眩暈效應(yīng)與五體投地，而這，也常常也會移情并投射到譯者身上，并由此產(chǎn)生一種“認(rèn)譯者”的天真之氣，仿佛?？思{就是李文俊的、加繆就是郭宏安的、普希金就是王智量的、三島由紀(jì)夫就是唐月梅的，等等。哪怕后來的譯者版本，可能會有更全面的資料參考、更開放的當(dāng)下性處理。

這僅僅是閱讀口味上的固執(zhí)嗎？我想這里面其實還包含著人們對這些“初一代”譯者真摯的尊崇與感激。自然，而今這些名著與巨匠已是人人掛在嘴邊堆在案頭，各種版本線上線下唾手可得，相當(dāng)多80后、90后讀者有不錯的外語基礎(chǔ)，可直接閱讀原版。但，時間倒推上世紀(jì)四五十年，回到所有這一切的來路與源頭，實在是一條極為不易的漫長過程，正是靠著上世紀(jì)二三十年代出生的這一大批譯者，靠著他們跋山涉水的接力開拓與終身勞作，方從最遙遠(yuǎn)最陌生處為無數(shù)饑渴的雙眼帶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文學(xué)。

譯者與作品的相遇

比如李文俊，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引薦并大量翻譯了?？思{作品，由此滋養(yǎng)了幾代讀者、作家與研究者。其實他還以“拓荒者”的獨到眼光譯介了許多當(dāng)時還不為中國讀者所知的名作名篇。

影響了許多中國作家的卡夫卡（莫言、余華、馬原、殘雪等都曾撰文談及），最早就是1960年代初李文俊在《世界文學(xué)》做編輯時，借著一個“內(nèi)部發(fā)行”的選譯機會，他提出譯介卡夫卡的選題，并帶頭翻譯了《變形記》等五個中短篇，后于1966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以《審判及其他》為名出版。

“垮掉的一代”凱魯亞克的代表作《在路上》，也是他與施咸榮等同期譯者合作，嘗試從節(jié)譯、選譯開始，一步步向讀者推出的。熱銷至今的《傷心咖啡館之歌》，李文俊是在上世紀(jì)五六十年代讀的企鵝原版，當(dāng)時即印象深刻。十多年后，他和一幫譯者策劃引進一批美國當(dāng)代小說，他提出的就是這本《傷咖》，譯出后先在1979年創(chuàng)刊的《外國文藝》上刊出，從此麥卡勒斯以及她更多的作品，收獲了一茬又一茬的中國年輕讀者。

比李文俊早一些的蕭乾先生（1910-1999），他與《尤利西斯》的相遇也是一個“長故事”。1929年，他聽說英語文學(xué)里出了個“叛逆者”喬伊斯，可他先后就讀的燕京大學(xué)、輔仁大學(xué)圖書館都找不到此書。十年后他到倫敦讀書，總算買到奧德賽出版社的兩卷本（1935年版），但沒有索引和注釋，勉強讀完。直到幾年后去劍橋讀研做論文，他又重新拾起閉門苦讀，然而此時戰(zhàn)火紛飛，他丟下未竟的學(xué)位和喬伊斯，跑去做隨軍記者了。這一擱，就是五十年。

1990年，譯林出版社聽說他當(dāng)年“摸過”這本天書，便尋上門來邀譯。蕭、文夫婦決定聯(lián)手合譯，這時他已80歲，剛剛動完兩個大手術(shù)。此后歷時1500多天，推出首譯，光是注釋文字就約30萬字。3年后，蕭老病故，之后若干版本的修訂、維護、校正，皆是文潔若獨力所支。這樣的翻譯作品，與外部世界的變遷、與譯者個體的生命，如此壯闊起伏，如此血肉相連，想想看，能不“認(rèn)譯者”嗎？

他們不僅是譯者，

也是相關(guān)作家的研究專家

熱烈的情感投射只是一個方面，真正讓譯者長久不衰、代代流傳的當(dāng)然是他們的譯作，他們的專業(yè)處置與美學(xué)主張，包括母語素養(yǎng)、語言風(fēng)格等，諸如“信達雅”（嚴(yán)復(fù)），“寧錯務(wù)順”（梁實秋），“寧信而不順”（魯迅），“求神似大過形似”（傅雷），“音美形美意美，求優(yōu)似不劣似”（許淵沖），等等。這都是大研究，實不可妄談。這里且說兩個邊角處。

一是譯者序或譯后記，這是譯者在相關(guān)語種、作家作品研究功力上“深入淺出”的直接體現(xiàn)。比如法語翻譯家郭宏安，人稱他是研究、批評、翻譯三駕馬車，在出版波德萊爾、加繆、夏多布里昂等諸多譯作時，總會奉上他極為精彩的譯者序，兼具學(xué)院批評理論與文學(xué)中人的浪漫激情，像《紅與黑》的代譯序《誰是“幸福的少數(shù)人”》，就是一篇獨立的對社會人之幸福觀的深刻闡釋?！稅褐ā烦撕荛L的序言，還有《跋》，闡述他對譯詩的理解與實踐，可謂是一篇學(xué)術(shù)論文，當(dāng)然這對郭先生而言，只是從他的波德萊爾研究和多年翻譯實踐中所舀出的一小勺而已。

許多譯者最后都成為相關(guān)作家的研究專家，但這也不是天成的。李文俊就談過，他特別注意收集與?？思{相關(guān)的隨筆、書信、演講以及他人回憶等資料，而這個做法他又是從老前輩汝龍先生（1916-1991）那里學(xué)來的，當(dāng)時汝龍在平明出版社所出的每一冊契訶夫小說集，都附上他所能搜羅到的背景資料。正是這樣的積累之下，除了?？思{作品，李文俊先生還創(chuàng)作或編譯了《?？思{評論集》《?？思{評傳》《?？思{畫傳》《?？思{隨筆》《?？思{的神話》等相關(guān)圖書，被尊為福克納研究權(quán)威。

除了序跋，還有注腳與注釋，往往最見譯者的耐煩與耐力。像前述《尤利西斯》的海量注釋，即是典型體現(xiàn)。蕭、文二老在翻譯時參照了十幾個版本，不斷刷新喬伊斯學(xué)的最新研究成果，又兼顧各語種的修訂，可謂窮目力所見、窮版本之盡、窮學(xué)界之力，最終使得這本天書的注釋成為汪洋大注。而出于“不想打擾閱讀整體感”的想法，蕭、文二老一直堅持保留“章后注”。記得我看書時，一藍一金兩條布簽帶，一個夾正文，一個夾章末，得像紡織女工一樣，前后來回地翻飛對照。

“一根牽繩在前，一盞燈火在上”

李文俊的譯序與譯注處置，是安靜、簡潔、妥帖的。我初讀《喧嘩與騷動》時，25歲的樣子，剛開始接觸意識流，有點膽怯，虧得有李文俊的譯本序在前，他對書中的人物特性、結(jié)構(gòu)設(shè)置、敘事視角等，都有明白詳盡的指引，提醒讀者注意各個人物出場時所攜帶的時空備忘與暗示性細(xì)節(jié)；而在譯文中，他也通過字體變化和有分寸的腳注加以提醒。

此書不厚，但我讀得很慢，李先生像一根牽繩在前、一盞燈火在上，倚靠著他，我磕磕絆絆地走完全程。這次經(jīng)歷給我留下極深印象，后來讀別的?？思{作品，也還是會找到李文俊的相關(guān)研究文章先過一眼打個底子。比如《我彌留之際》，后來又有好幾個版本，從我的閱讀經(jīng)驗里，李文俊的譯序《“他們在苦熬”》每讀一次，仍會心中有感。

當(dāng)然，從譯者角度來說，他們期望有更廣的涉獵。李文俊就開玩笑地說過，不能總是福克納的“跟班”或“馬仔”，而要“拓寬戲路”。所以晚近這些年里，他譯了簡·奧斯汀的《愛瑪》、艾略特的詩劇《大教堂兇殺案》，復(fù)譯海明威的《老人與?！?/strong>、童書《小熊維尼阿噗》，還有美國前總統(tǒng)夫人南茜·里根的《我愛你，羅尼》。

李文俊眾多拓寬“戲路”的譯作中，以2009年所譯的《逃離》影響最大，至今仍一再重版。當(dāng)時門羅還沒有拿到諾獎，又從來只寫短篇，故聽起來較為小眾，李文俊的引薦使她獲得大量中國讀者。蘇童老師就老跟我們推薦門羅，各個場合都講，當(dāng)中也有李文俊的譯筆功力使然。

李文俊一直對譯文有求精之癖。據(jù)青年學(xué)者徐兆正回憶，2017年他聽李先生談過，說最后的翻譯計劃是重新譯一下《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完成之后就決意收手了。徐兆正后來找到重譯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福克納作品精選系列”收入新版）讀了，深感老人文字臻熟至于極品。新譯之時，李文俊87歲。想想真是感慨和臉紅，李文俊到老，還在拓展方向、還在做修訂計劃、還在步履不停地精益求精。

除了皇皇譯作，他們給我們留下了太多

這些翻譯上的故事，每個譯家都有很多。比如楊苡怎樣在巴金的鼓勵下重譯艾米莉·勃朗特，并殫思竭慮地構(gòu)想書名，終于在一個雷電交加之夜，突然想到“呼嘯山莊”這一神來之名（此前梁實秋版本名為《咆哮山莊》）。

再比如王智量先生與他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譯稿那幾度輾轉(zhuǎn)的故事，絕對可以講上幾萬字，尤其是何其芳先生在他下鄉(xiāng)勞動改造的前一天，特意找機會叮囑他“《奧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的“廁所故事”，流傳甚廣。而讓我印象最深的，則是他從蘭州回滬時，隨身行李里盛滿各種各樣碎紙片：因村里沒有條件，他就把想好的譯句寫在撕下來的糊墻報紙或者衛(wèi)生紙、香煙盒上……此書最終得以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出版，和1950年他初讀《葉甫蓋尼·奧涅金》相隔32年。如今，俄羅斯所有的普希金紀(jì)念館中，都陳列著王智量的譯本。

而智量先生在他的華師大一村住著，三口人，四十多平米，節(jié)儉得“可怕”。朋友們回憶他時都會提到他“絕對不浪費任何食物”，在外吃飯，哪怕只剩半塊炸豬排，也堅持帶走。一次性的干凈餐盤他也會留著，墨筆畫上活靈活現(xiàn)的蝦斗圖，送給來往小友。他的書房一直掛著屠格涅夫畫像，上有其名句：“你想要幸福嗎？先得學(xué)會受苦?！蓖踔橇孔類壅f的一句話則是“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想想他一生經(jīng)過的事情，再想想這兩句短短的話！無緣得見智量先生，只看過他晚年照片上的笑容，明亮、溫暖、毫無掛礙。

百歲老人楊苡的笑也總是爽朗的，還有她聊天中的口舌伶俐、玩笑不斷，但凡見過，都會印象深刻。南京大學(xué)余斌教授對她長期訪談十年左右，終成一部口述史《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余教授說，如果全世界搞一個百歲老人記憶力比賽的話，楊老師得拿頭名。我們每次去拜訪時，都是大家圍坐，聽她信手拈來，準(zhǔn)確到年月、場景與對話地講述往事故人。不記得是哪次，同行者全是男士，大家告辭時，她拉我在后，像小女孩一樣頑皮地笑著，悄悄往我手里塞了一個瓷人偶……

是的，她知曉并穿越百年的世情苦難，可又葆有童心未泯的熱情，她的柜子、架上、沙發(fā)、床邊，擺著一排排的布娃娃和人偶，還有各種材質(zhì)做成的貓頭鷹。她的屋子不大，50平米里擠擠挨挨放滿書報、娃娃，掛滿照片與字畫，家具上披著她喜歡的藍印花布。她終身都沒有什么大的名頭，就是南京師范大學(xué)的一名教員。她生前即已立好遺囑，要把她這間小屋捐獻給南京市作家協(xié)會，“希望大家能繼續(xù)在這里讀書”。

我有時會把這些故事“販賣”給年輕人或?qū)W生們聽，也許今后還會講，其實也是在與他們共勉——的確，在此時此際的生活中，紛繁的學(xué)業(yè)或職業(yè)生涯中，我們總會遇到各樣的苦痛與艱難，身陷階段性的泥濘，或是踏上獨行逆行的孤獨旅程，想想這些可敬可親可愛的前輩，除了皇皇譯作，他們還給我們留下了太多。他們身上，不僅有著堅韌深厚的專業(yè)之精神、歲月滄桑的時代刻痕，更有對生命和命運的理解、對世俗名利的平靜取舍、對愛與美的堅信與守望。

2023年1月7日，離農(nóng)歷兔年近了，小起做了滿桌好菜，一家人燈下共享，突然，李文俊先生問：“聽，什么聲音？”小起逗趣，故意說：“我啃骨頭的聲音?！薄安?，”他說，“是時鐘，時間一分一秒在過去……”20天后，老人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他在十年前就抄寫了最喜愛的一句話：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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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魯敏

編輯丨譚山山

校對 | 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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