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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國？誰又是中國人？這些問題，對于當下的民眾來說，是非常簡單清晰的。

你具有中國國籍，同時又自認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那你就是合法合規(guī)的中國人。

至于中國，概念也一樣明確，作為已經轉型成功的現代國家。

我國的領土范圍，主權界限等等，每條每項都是可以用文字很精確地定義出來的。

一、古今之變

當然，如果大家對近代史有所了解，應該知道。

中華民族的概念，是在1901年，才由梁啟超首次提出使用的。

中國第一部成文國籍法《大清國籍條例》，則是在更晚的1909年，才正式成文頒行。

至于主權觀念，晚清大眾對此的認識，也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開眼看世界比較早的，像曾紀澤，洋務運動中期，就已經利用類似規(guī)則與列強交涉了。

而反應比較遲緩的大臣，甚至直到甲午戰(zhàn)爭前夕，還在沿用宗藩理論，與日本進行理論。

由此可知，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關于中國和中國人的認識，并非天經地義，自古有之。

事實上，相關概念在國內傳播擴散的時間，滿打滿算也不過只有100多年而已。

那么在此之前呢？古代的華夏文明，又是怎么構建世界觀，以及自我認同感的？

關于這個問題，我在之前的很多文章中，已經詳細剖析過了。

答案也很簡單，就是儒家。

自從周公制禮作樂以來，儒門雖幾經變革，但其最核心的價值觀，卻從來沒有動搖過。

從宏觀的角度看，儒家經典《春秋繁露》強調：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p>

用現代語言翻譯一下，就是全世界有且只有一個天命統(tǒng)治者，即天子。

天子受上天委派管理大家，任何政治實體，甚至包括塞外的蠻族部落，也必須在得到其任命后，才具備治國的合法性。

那么，這種情況下，什么是中國？

按照儒家信徒的看法，中國，或者說中華，應當是一種天下觀，一種普世價值，一種文明圈的概念。

是全世界一切勢力，在接受孔孟教化后，或直轄，或羈縻，團結在天子身邊的統(tǒng)治模式。

換言之，古代之中國，并非代指有著明確疆域，特定人群的單一邦國。

相反，凡是接受了儒家教化，愿意維系天下秩序之政治實體，均可稱之為中華的一部分。

由此，翻閱典籍，大家可以發(fā)現，中國一詞在古代的運用是很復雜模糊的。

西周將首都稱之為中國，《詩經》“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又將整個周禮世界，統(tǒng)稱為中國。

赤壁之戰(zhàn)前夕，根據《三國志》記載的黃蓋信件：

“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眾?！?/p>

此處的中國，顯然變成了北方的地理概念。

而在周邊的藩屬國中，安南自稱南天中華，李氏朝鮮自稱小中華。

日本大化改新后，由藤原廣嗣帶頭，也開始在各類文獻里以中國自居。

類似行為，在今天看來，或許匪夷所思，但在當時，卻又是完全符合古人邏輯的。

說完了中國，我們再從微觀角度剖析，儒家理論下，誰又是中國人？《春秋繁露》有云：

“天子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雖謂受命于天亦可?！?/p>

這段話所論述的內容，后來被高度概括為“三綱五常”理論。

即認為“君君臣臣”、“尊尊親親”、“等級有序”的倫理道德，是取法于天，不可動搖的。

只有遵守這套禮教，各按其位，各守本分的人，才是開化的、文明的，否則便是蠻夷。

簡單概括一下，按照儒家的標準，凡是能遵守禮教者，皆屬于“華夷”中的“華”，也就是古典意義上的中國人，反之則不是。

這套標準是非常普世的，是能夠跨越族群、地理界限，不斷將周邊各色邦國、部落囊括進來的。

儒家經典《孟子》中，曾提出“用夏變夷”的概念。

孔子在《左傳》中也夸贊過楚國，所謂：

“撫有蠻夷，以屬華夏?！?/p>

言下之意，哪怕是最蠻荒，最偏遠的部落，也是可以通過學習儒道，成為華夏的一部分的。

同樣，原本在中原的邦國，如果放棄禮樂，那也就不再是中國人了。

二、大一統(tǒng)

好了，到此為止，本文用這么長的篇幅，對比了古今中國、中國人定義的不同。

那么這些概念，和本文主題，華夏文明最危險的存亡時刻，又有什么關系呢？

大家其實可以思考一下，孔孟思想，雖然在今天，常常被人批判為落后文化的代表。

但當儒家成為主流意識形態(tài)時，古代中國，是完全沒有徹底分裂的可能性的。

為什么？首先，就像上文所說，儒家以“三綱五?！保谡麄€東亞范圍內，構建起了超越族群、地理、統(tǒng)治集團的，廣泛的中國人認同。

傳統(tǒng)的中原地區(qū)，人們知道要尊尊親親，偏遠的交趾、朝鮮，大家也同樣明白孝悌大義。

官僚、地主、讀書人，可以對孔孟經典、倫理道德信手拈來。

窮苦的平民，哪怕大字不識一個，也知道吃飯、祭祖時誰先誰后，父母、長輩誰的地位高。

這種同一性，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翻閱周邊部分國家的古籍，感覺可能會更加強烈。

比如越南胡朝開國君主作詩《答北人問安南風俗》，開頭就是：

“欲問安南事，安南風俗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p>

后來阮朝著名大儒李文馥，更是作《夷辯》一文，長篇累牘地論證交趾，是根正苗紅的華夏成員。

其次，在締造了廣泛的認同感后，儒家又在政治層面強調，所謂：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p>

這句話里，至少包含兩個關鍵要素，其一，天子是唯一的，至高的。

即在任何歷史時期，真皇帝都是有且只能有一位的，天命不會同時眷顧兩人。

其二，天子在法理上，有權插手世上的一切事務。

這里的“一切事務”，當然也包括那些聽調不聽宣的諸侯，以及偏遠的朝貢國家的內政。

于是，每當中國古代王朝，因為歷史周期律走向分崩離析后。

蜂擁而起的豪杰們就會發(fā)現，他們必須承擔起天命一統(tǒng)的責任，分家當，各過各的日子，是行不通的。

因為在儒家文明圈的范圍內，天子之位只有一個。

如果你積蓄實力，卻又不稱帝，那么別人一旦登基并獲得廣泛認同，你在合法性上，就完全無法與之對抗了。

而選擇稱帝，你就必須去將敵對勢力全部掃平，否則遍地狼煙，天命在身的宣稱便難以服眾。

總之，縱觀中國古代史，上述思想理論，在融合了法家秦制模式后。

最終的演變結果，從橫向上看，就是中原王朝在核心區(qū)，采用郡縣制直接統(tǒng)治。

在緣邊地區(qū)，則通過推行教化的方式，羈縻分封，看實際情況，或允許自治，或改土歸流。

而從縱向上看，便是俗話所說的：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p>

所以，什么才是華夏最危險的生死存亡時刻？

是十室九空的漢末？多國體系的宋、遼、金、西夏？還是北方入關的元、清時期？

其實都不是，這些歷史時期，你可以批判他們四分五裂、黑暗混亂、孱弱不堪、故步自封。

但只要儒家還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大一統(tǒng)的局面就總會出現的。

大家看漢末，戰(zhàn)亂連連，可各路諸侯在法理上，卻是始終統(tǒng)一于孔孟的。

曹、劉、孫、袁等豪杰，前期都號稱要遵循綱常，匡扶漢室，并將自己打扮為帝國忠臣。

待到后來三國鼎立，先后稱帝，便各自尋找依據，宣稱擁有天命，從此互相攻伐，直至統(tǒng)一。

整個過程中，所有勢力，都是將天下作為整體看待的。

再激烈的戰(zhàn)爭，也沒有造成地域、人群方面的割裂與隔閡。

更鮮明的例子，出現于北宋，當時的東亞諸強并列幾百年，遼、金、西夏等國先后登場。

這些政權分屬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擁有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且長期對峙，矛盾重重。

然而他們都尊奉儒家，也都標榜自己是正統(tǒng)。

像是北宋在修訂《新五代史》時，把遼國放在了《四夷附錄》中，意為按法理，契丹當臣屬于宋天子。

然后這件事就激起了兩國糾紛，遼人覺得自己才是正統(tǒng)，于是根據《遼史》記載，所謂：

“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跡，詳附國史?！?/p>

相當于對等把宋朝事跡，也放在了遼史附錄中，意為宋是遼的一部分，當附屬于遼天子。

至于后來的南宋與金，情況也與之類似，皆是以中華正統(tǒng)自命。

所以，這種多國體系，哪怕持續(xù)了幾百年，期間經歷了無數戰(zhàn)爭、波折與對峙。

最終也沒有在意識形態(tài)上，拆散華夏的整體性。

待到后世朱元璋崛起，也依舊能在儒家加持下混同宇內，再次締造君主華夷的天下秩序。

好了，本文講了這么多，那華夏真正的，生死存亡的危險時刻，又出現于何時？

三、蕭墻之內

名著《紅樓夢》里有一句話：

“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是古人曾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里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涂地！”

晚清時期，中國雖弱，但得益于祖上基業(yè)雄厚，幅員遼闊。

如果內部凝聚力不出問題，僅僅只是向外敵割地賠款，一時半會，倒也是亡不了的。

可是正如文章開頭所講，要是儒家體系崩潰了，被現代國家概念取代了，又會發(fā)生什么事呢？

這個問題，我在前兩篇文章中，曾詳細論述過。

簡單來說，現代國家體系的底層邏輯，主要構建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

當時的資產階級，打倒了封建貴族、君主國王。

連帶著把歐洲古代世界，那套基督教“君權神授”的價值觀，也掃進了歷史的垃圾桶。

可問題是，如果說宗教所宣揚的，君主的權力自于上帝的觀念，是不正確的，那么在新建立的法蘭西共和國，統(tǒng)治者的權力，又該來自于哪兒呢？

對此，西方近代的思想家宣稱，國家的權力來自于人民，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此后現代社會的基本觀念，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等，也都是從這里慢慢演化出來的。

總之，這套體系，系統(tǒng)化保障了私有財產，建立了適于商業(yè)和資本運轉的規(guī)則。

資本主義和工業(yè)化，也由此才能持續(xù)大踏步地前進。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進步，十分完美？

不過問題在于，當一個國家選擇了這條道路后，其內部民族主義必然快速誕生、興起。

小國尚且無事，傳統(tǒng)的多民族大國，就很容易解體了。

為什么？因為古代多民族國家存在的基礎，就在于大多數人都相信“君權神授”。

在類似思想的指導下，不同民族，只要皈依同個宗教，又都認為統(tǒng)治者生殺予奪的權力，來自于大家共同信仰的神。

那么即使是語言、習俗、文化天差地別的人群，也能夠輕易團結在君主周圍，供人驅策。

這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沒有主體民族，卻能維持穩(wěn)定。

古代中華之巔峰漢唐，可以大量招攬外族精英效忠的根本原因。

而當“主權在民”的思想擴散開來后，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你說統(tǒng)治者的權力來自于人民，首先，“君權神授”之國王，馬上會被推翻。

接下來呢？推翻舊的統(tǒng)治者后，新誕生的國家，必須要解決另一個重要議題，誰是人民？

人民這個詞如此寬泛，總不能全世界隨便來個人，都能成為本國人民吧？

于是近兩百年來，世界各地通常都將民族，作為人民的邊界。

這就是近兩百年來，民族國家的底層邏輯，以及奧斯曼、奧匈帝國等傳統(tǒng)強權，在近代瓦解消失的根本原因。

現在讓我們回到華夏。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什么？無非君權天授、尊尊親親、等級有序而已。

類似規(guī)則，是很難適應近代化世界的。

于是，一個悖論就形成了，中國想要救亡圖存，就必須向西方全面學習。

而且不能只學技術，必須將近代民族國家模式這個“體”也搬過來。

但真要學到如此地步，儒家肯定會徹底瓦解消亡，儒家沒了，幅員遼闊，內部差異巨大的華夏文明，又該如何維系？

往宏觀上看，儒家在的時候，東亞幾乎都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國人，是天子的臣民。

日本、琉球、安南、李氏朝鮮等等，衣冠制度，文字禮儀和中原高度均質化。

古代王朝也往往不把他們當外人看，比如安南，曾和清朝有土地糾紛。

結果根據《清實錄》記載，雍正皇帝直接把爭議地區(qū)給賞賜了出去，理由是：

“安南既列藩封，尺地莫非吾土，何必較論此區(qū)區(qū)四十里之壤?！?/p>

相當于整件事情，完全被當做內部糾紛來處理了。

所以，在帝制終結，民族國家體系建立后，這些深受孔孟熏陶的外圍族群，還要不要算作新共同體的一員？

往微觀上看，不說藩屬國，也不提邊疆地區(qū)了，內地十八省的差別都很大。

在列強不斷入侵的局面下，要是處理不當，說不定秦朝以來的基本盤，也會被掰碎。

比如當時的日本思想家，出于種種目的，曾炮制過很多危險的理論。

大家注意，為照顧民族感情，下面我已將相關文獻中的“支那”，替換成“中國”。

一個是岡倉天心，此人在游歷中國后，曾在《山笑錄》中強調：

“中國真的是一種歐洲，歐洲沒有全體的通性，若非要強求，只有基督教，中國也沒有全體的通性，若要強求，只有儒教。”

隨后他還以習俗文化，進一步將十八省劃分成了河邊與江邊。

河邊大概包括直隸、河南、山東、陜西、甘肅、山西。

江邊大概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蘇、江西等。

除此以外，還有另當別論的廣東、廣西、云南、福建，以及具有中間性情的江淮地區(qū)。

另一個是著名學者內藤湖南，根據《燕山楚水》的記載，他在天津與蔣國亮筆談時，曾提到：

“我覺得貴國的南方人與北方人并不是一個種族。”

所謂禍起蕭墻，隨著舊的意識形態(tài)崩潰，中華文明的確已經到了命運的十字路口。

四、新的共同體

當然了，外國思想家能看明白的事情，清朝的精英階層自然不會不明白。

甚至可以說，誰是新時代中國人的問題，在當時，已經成為了近代化變革的重大阻礙。

那么這種局面，該如何挽救？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看法。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暫時只列舉一些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意識形態(tài)流派。

第一是立憲思想。

什么是立憲？當下互聯網上很多人，對此其實都有誤解。

有人覺得這是?；逝筛愠鰜淼?，有進步，但還不夠進步，所以失敗。

還有人覺得，這是當時的人們不成熟，不顧實際情況，照抄日本、英國的結果。

其實都不是，立憲派的含義，在晚清，事實上更接近于穩(wěn)健派。

他們反對立刻革命，認為天子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舊秩序對國家統(tǒng)一的維系。

如果驟然間推翻帝制，中國不可能馬上穩(wěn)定下來，相反，還會進入一個大亂世。

屆時列強一旦干涉，后果是什么樣的，就很難預料了。

生靈涂炭是必然的，華夏還可能因此永遠分裂，甚至被徹底瓜分。

于是眾多立憲代表人士，據此紛紛發(fā)表自己的看法。

如名噪一時的楊度，曾著《金鐵主義說》一書，與革命黨辯論，曰：

“欲保全領土，則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則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當保全，則立憲亦但可言君主立憲，而不可言民主立憲，此予所以主張立憲之唯一理由也?！?/p>

翻譯家嚴復也于1905年，也在《政藝通報》上反對草率地進行共和革命，理由是：

“其進彌驟，其涂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悵悵無歸，或以滅絕?！?/p>

還有當時各派論戰(zhàn)的重要文化陣地《新民叢報》，也刊載過類似的思想，所謂：

“中國無革命則已，茍其有之，則必百數十之革命軍同時并起，原野厭肉，川谷闐血，全國糜爛，靡有孑遺?！?/p>

上述理論，后來被總結為革命亡國論、革命分裂論。

雖然最后沒有變成現實，但其所描述的風險卻是真實存在的。

那么按立憲派的想法，如果不想冒險，大家是不是就只能忠于大清，拒絕變革了呢？

當然不是！

各位如果仔細閱讀當時立憲派人士的文章，便會發(fā)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事實上對愛新覺羅氏是毫無忠誠度的。

嚴復曾大量翻譯、宣揚了包括《群己權界論》在內的，一系列關于天賦人權，社會契約思想的西方著作。

梁啟超的作品中，基本上字字句句繞不開民權思想。

楊度那么堅定的立憲派，不但認同民權論，早期還是個非常堅定的反清革命黨。

甚至連立憲派大本營的報紙，如《揚子江白話報》，也在長年宣傳民權理論。

那什么是民權？簡單來說就是“主權在民”。

從邏輯上講，權力要么來自人民，要么來自上天，兩者不能兼容。

認同前者，大清皇帝就沒有統(tǒng)治合法性，認同后者，那便不能提民權，否則理論就不自洽。

由此可見，立憲派相當于保大清，又不忠于大清，其底層思維和孫文等革命黨沒區(qū)別。

就像楊度在《金鐵主義說》里說的那樣。

立憲人士不忠于清廷，暫時保全皇帝的唯一理由，是出于對中華文明解體的恐懼。

簡而言之，便是希望能夠暫時維持大清這個框架，以足夠的緩沖空間，慢慢捋清“誰是中國人”的問題。

梁啟超為此創(chuàng)造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楊度也對“五族合一”理論進行了完善。

立憲派中還有信仰亞洲主義的，總之，華夏文明圈的民族邊界如何劃分，各類言論可謂五花八門。

不過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希望和清廷做交易。

以保皇上國祚不滅為籌碼，換取愛新覺羅氏主動放棄權力。

當然，后來的歷史大家也都知道了，皇族內閣后，立憲派銷聲匿跡，大多轉投了革命黨。

改良主義道路從此壽終就寢。

第二是亞洲主義。

由于受到二戰(zhàn)時期，舊日本軍國主義野蠻行徑的影響。

現在一提起亞洲主義，大家很容易就會聯想到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兄弟情”。

不過事實上，亞洲主義有著非常多的流派，秉承該思想的人士，也有不少和平主義者，并非全都是無惡不作的侵略者。

那么亞洲主義是怎么起源的呢？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明治維新開始后，脫亞入歐的思潮，在日本風靡一時。

按照福澤諭吉《脫亞論》的說法，西方文明的風潮是不可阻擋的，與其費力抵制，不如早沐浴其風氣。

至于隔壁的大清和李氏朝鮮，《福澤諭吉全集》里的原話是：

“毋寧擺脫他們不與其為伍，而與西洋之文明共進退，對待中國朝鮮之方法，也不因是領國而特別關照，而只是根據西洋人對待他們的方式來處理?！?/p>

這個階段，日本民族主義尚未完全成型，民權論與國權論還在持續(xù)爭論中。

不過當“脫亞入歐”一詞被廣泛接受時，歷史的大方向就已經確定了。

日本主動遞上絕交書，準備順應大勢，以島上居民為民族邊界，和中華文明劃清界限了。

可是正如上文所述，日本人和中國人，無論文化還是樣貌，都是高度均質化的。

有人宣揚“脫亞”，自然也會有人思考。

既然兩國之民眾，是如此的相似，那為什么要互相敵對，搞出幾個不同的民族來呢？

如果把諸夏秩序，延續(xù)到民族國家體系中，東亞會不會更加強大？于是“興亞派”誕生了。

然后再細分，這一思想理論又可以劃分為“革命興亞論”、“同等興亞論”、“經略興亞論”、“連帶興亞論”等等。

當然，這里要特別強調下，上述流派中，有些是真心幫助中國的，如秉承“革命論”的宮崎滔天等國際友人。

還有些則同樣是為擴張服務的，且更具有迷惑性，如“經略論”。

其代表人物副島種臣、頭山滿，一方面大喊同文同種、保全中國、相互提攜。

另一方面又鼓吹，既然雙方不是兩個民族，那吞并你也就合情合理，不能叫侵略了。

好了，講了這么多，已知，日本既有脫亞民族主義，又有各流派興亞主義。

那么亞洲主義思潮，最后是怎么對中國產生影響的？

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甲午戰(zhàn)爭后的三國干涉還遼事件了。

當時，俄國、法國、德國，出于自身利益，通過外交手段，幫清政府要回了遼東，然后消息傳開，日本舉國嘩然，民間輿論洶洶。

他們那會的想法大概是這樣的，你們西洋人是強盜，搞叢林法則，靠著堅船利炮到處搶劫。

現在日本也學會先進技術了，憑什么你們能搶得，我搶不得？

說到底，白人是一家，黃種人無論怎么努力學習，都是不會被西方世界真正接受的。

于是“脫亞入歐”思想式微，一種新的，充滿侵略性的“亞洲論”開始發(fā)展。

這個階段，日本思想界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岡倉天心。

此人在《東洋的理想》、《日本的覺醒》等書中，構建了后來軍國主義理論最初的基礎。

其邏輯大致如下，第一，亞洲各國的文化，具有某種同一性，亞洲是一體的。

第二，脫亞論中全盤西化的思想是錯誤的，亞洲文化不比歐洲劣等，甚至是更優(yōu)秀的。

第三，以中印為代表的亞洲文化，雖然曾經很優(yōu)秀，但這兩個地方多次被蠻族征服，文明早已喪失殆盡，墮落不堪。

只有日本保留了兩者的文化精髓，換言之，華夏正統(tǒng)、印度正統(tǒng)，都在日本。

第四，日本為什么能保留亞洲文化精髓呢？因為大和民族是優(yōu)等民族，有義務振興亞洲。

各位看出端倪了吧？

上述理論，把脫亞民族主義者，擴張型亞洲主義者，一下全匡了進來，日本主流思想界，開始統(tǒng)一了。

后來軍國主義者據此進一步宣傳發(fā)揮，就演變出了窮兇極惡的鬼子。

他們即將亞洲視為一個共同體，鼓吹所謂“共存共榮”，論證打你是家事，是為你好。

又不把亞洲人當人看待，標榜大和民族是優(yōu)等人，理所當然地燒殺搶掠。

東京審判中，所謂“哥哥教訓弟弟”、“亞洲家庭內部事務”等暴論，邏輯就源于此。

好了，扯得有點遠了，講這些，是想說明。

在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儒家意識形態(tài)和秩序崩潰的那個時間段，日本思想界，剛好在向這類亞洲主義靠攏。

然后大清治下，甚至包括李氏朝鮮的民眾，大夢初醒，惶然無措之余，一下就被欺騙了。

當時亞洲主義之盛況，根據近代著名軍事家蔣百里，在《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中的回憶總結，所謂：

“日人得其機，而同文同種之說，乃大倡于一般社會間?！?/p>

革命黨孫文、唐常才，立憲派梁啟超、章太炎等等，當時多數名人，都曾宣揚過類似思想。

甚至更激進的，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提出的借才與中日合邦，也同樣與此有關。

當然了，欺騙終歸是欺騙，日俄戰(zhàn)爭后，中日民間觀感急速惡化。

于是將整個儒家文明圈，劃定為民族體系下中國人的努力，也基本宣告失敗。

至于原因，很簡單，日本在戰(zhàn)后不斷侵略、壓榨，甚至試圖吞并朝鮮，于是儒家文明圈的亞洲主義者，理想全都幻滅了。

比如刺殺伊藤博文的義士安重根，就曾在被捕后，撰寫《東亞和平論》。

他用大量篇幅強調，大清、朝鮮兩國人士，正是因為聽信了同文同種的宣傳，才會在戰(zhàn)爭期間，放下甲午舊怨，所謂：

“反以歡迎日兵，運輸治道、偵探等事、忘勞專力。”

結果現在日本贏了，照樣壓迫同種鄰邦，這和西方列強的強盜行徑，還有什么區(qū)別？

既然日本人背信棄義，那么中朝兩國人士，必然死戰(zhàn)到底，絕不甘心受辱。

最后還要提一下，日俄戰(zhàn)爭后，東亞各國與日本陷入敵對，但孫文先生仍然接過了亞洲主義大旗。

他在各種場合批判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國主義。

在諸如神戶高等女校等地發(fā)表演講，號召日本人不要走上西方對外侵略的道路。

而后真正的亞洲主義者，日本友人，如宮崎滔天、梅屋莊吉，也依然團結在中山先生周圍。

其中梅屋莊吉，據東京學藝大學教授中村義的統(tǒng)計。

在負債累累的情況下，先后無償、不計回報的為中國革命，至少籌集了10億日元。

按當時的幣值，幾乎等于二十世紀初日本二十五年的國家預算。

待孫文先生去世，真正的亞洲主義，也徹底沒落了。

第三是大家所熟悉的中華民族論。

隨著立憲派失敗，清政府快速垮臺，然后誰是中國人的問題，就必須立刻解決了。

按照當時的情況看，大清已經把藩屬國幾乎丟光了，能保住剩余的統(tǒng)治區(qū)，就算不錯了。

于是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登上歷史舞臺。按照《清帝退位詔書》里的說法：

“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p>

從字面上看，清朝似乎是把自己的法統(tǒng)，讓給了民國，民國作為繼承者，也理所當然地繼續(xù)控制邊疆。

但問題是，五族共和說，雖然在初期，客觀上發(fā)揮了很積極的作用。

一方面壓制住了激進的十八省論、棄地論，另一方面安撫住了邊疆的大清舊王公貴族。

最典型的，大清憑什么把法統(tǒng)過繼給民國？

上文講過，大清統(tǒng)一的意識形態(tài)來自儒家，所謂皇帝受命于天，統(tǒng)治萬民。

可革命黨不信這套，他們認為統(tǒng)治者權力來自人民，民國也是建立在打倒儒家的基礎上的。

兩套水火不相容的理論，談何繼承？《清帝退位詔書》是否還合乎邏輯？

二十世紀初，歐洲正流行民族自決論，一旦形勢有變，何以遏制華夏解體危機？

所以辛亥革命后不久，孫文先生等革命黨，就開始批判五族共和，倡導國族理論。

當然，構建國族，也不是件簡單的事，想說服大眾，必須得講邏輯。

后來某委員長，據此搞出了中華民族宗支論。

簡單來說，就是中國沒有五族，只有一族，即中華民族。

華夏各地各族，本質上講，都是“同一血統(tǒng)的大小宗支”，都是能追溯到同一祖先的。

這里其實是家國同構，巧妙把儒家宗法制，嫁接到了民族敘事中。

好了，到此為止，本文介紹了三種，對近代中國人認同重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意識形態(tài)。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其他理論，本文篇幅有限就暫不展開了。

五、亂世

所以，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晚清至民國，這幾十年的亂世呢？

但是如果沒有西方人，大清即便滅亡，中華仍然是中華。

曾國藩、袁世凱等地方實力派，也許會逐漸做大，最終慢慢形成類似唐末藩鎮(zhèn)割據的情況。

而后經過混戰(zhàn)，新的贏家仍會高舉儒家孔孟旗幟，宣稱得到天命，重新統(tǒng)一天下。

一切的變化，不過是簡單的朝代更替罷了。

可是當大清的周期律，遇上西方的先進生產力以及意識形態(tài)后，未來就變得模糊不清了。

因為地方實力派可以選擇拋棄儒家，尋找新的理論，為自己的割據建立合法性了。

再之后，不同意識形態(tài)并存的世界里，沖突各方，都會開始擁有一套自己的邏輯體系。

最終誰會勝利？這就要看幾方勢力，誰的意識形態(tài)，能收攏更大的基本盤。

誰的組織能力，能在基本盤中，汲取更多的資源了。

比如清末新政、洪憲帝制，其基本盤是追求穩(wěn)定，害怕華夏瓦解的士大夫階層。

因此清末立憲尚有人支持，待到革命后中華仍在，袁世凱的倒行逆施就沒有一點吸引力了。

至于張勛復辟，其行為出于儒家忠君，支持的人就更少了。

再比如民國初年的北洋軍閥，他們?yōu)槭裁磿。?/p>

這些人贊成中華民族，理論上，其法統(tǒng)似乎應該擁有全國性的號召力。

但軍閥就是軍閥，割據是其本能，于是他們支持的是中華民族體系中的聯省共治論。

名義是效仿美國，地方自治，實則是想當土皇帝，也別統(tǒng)一了，關起門來各過各的日子。

不過既然要聯省共治，那自然也沒法從外省汲取資源，吸納人才了。

因此面對用新三民主義號召全國精英，以統(tǒng)一戰(zhàn)線汲取資源的北伐軍，當然會一敗涂地。

還有東北軍，曾因直奉戰(zhàn)爭經席卷南方，為什么浙奉戰(zhàn)爭后，又被趕了回去？

因為張作霖未能建立官方意識形態(tài)，其核心團體，高度依賴同鄉(xiāng)紐帶維系，外人無法插足。

像是楊宇霆任江蘇督辦時，把本地軍閥全部排斥在外，當然會被群起而攻之。

而某委員長的國府，雖然腐朽不堪，對資源的汲取和利用十分低效。

但中華民族宗支論，終歸是有全國號召力，能夠將各地實力派吸納進來，收為己用的。

總之，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歷史，華夏無疑是幸運的。

在儒家秩序崩潰后，還是成功構建了新的中華一統(tǒng)體系，保住了祖上大半基業(yè)。

所謂在黑暗中探索，在曲折中前進，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認知，背后是無數先烈的犧牲。

參考資料：

《詩經》

《左傳》

《孟子》

《夷辯》

《遼史》

《三國志》

《清實錄》

《山笑錄》

《新五代史》

《春秋繁露》

《燕山楚水》

《政藝通報》

《新民叢報》

《金鐵主義說》

《東洋的理想》

《日本的覺醒》

《東亞和平論》

《福澤諭吉全集》

《揚子江白話報》

《清帝退位詔書》

《中國五十年來軍事變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