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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的啟示是，老中重建社會意識形態(tài)機制的可能性非常薄弱。

文科所采用的言說方式與理論都是源自歐美，且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起，以中國社會特色發(fā)展為基礎的理論與言詞都遭到了解構。

向警予在20世紀20年代早期，認為“女性”是資產(chǎn)階級的產(chǎn)物，提出了“婦女”概念。中國共產(chǎn)黨隨即采用了“婦女”一詞替換了西方社會理論中的“女性”。無論是西方女性主義運動，還是中國婦女運動，都是在探究女性主體為何的理論思索。只是西方女性主義建立于資本主義文化與個體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的過程，與其說是女性主義，不如說是個人主義意識在“女性”象征中獲得最為鮮明的體現(xiàn)。有什么比“女性”更能體現(xiàn)集體意識對個體的規(guī)訓與懲罰呢？所以，當拉康說女性不存在的時候，歐美對文化建構、意識規(guī)訓等攻擊都集中在了女性象征之中。尤其是集權戰(zhàn)爭的恐懼下，二元性別對抗成為了即政治又非政治的、后現(xiàn)代最核心的話語體系。隨之衍生的歐美LGBT群體，同樣是一個概念，通過強調(diào)極為特殊的個體存在來反抗已定的社會價值與觀念，完成個體意識與個體存在的絕對自由。

（通過“私人的就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這句美國6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所推廣而來的口號和理念，窺探其一。）

而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建立在國家崩塌、重建的黎明之前，它所面對的象征既是建構的文化，又不是，因為殖民侵略從來不僅僅是文化規(guī)訓。所以，一方面五四青年知識分子受歐洲思想影響，不斷強調(diào)主體意識與個人主義，但是同時又無限地在家國危難之中承擔著集體革命與宣傳的”犧牲與拯救“意識形態(tài)。最近談到的例子就是郁達夫《沉淪》，他有一個近乎想象的完美國度，他沉淪于其中，但又感到恥辱、痛苦與毀滅，最終選擇了死亡。而女性的例子，就是丁玲《莎菲女性的日記》，她也塑造了一個幾近完美的想象男性”凌吉士“，在這位男士身上莎菲享受著現(xiàn)代化的肉體欲望與自由意志，但是同樣的，丁玲摧毀了這位作為想象中介的男士，揭露他的骯臟、愚昧、丑陋，使得莎菲在沉淪之中無可避免地再次清醒，最終走向類自殺的自我消亡。

也就是說，在整個中國社會發(fā)展過程中，文化批評與文化建構是沒有用的。他們作為思想的先鋒，獲得了西方思想的教育與灌溉，感受著對擺脫規(guī)訓的自由，完成個體意識的自由意志，但是最終，都認為是“沉淪”，喚起了自己的”清醒”，但在清醒之后又不可避免地走向軟弱的自我消亡。

中國共產(chǎn)黨在此刻，選擇了創(chuàng)造“婦女”概念，“它把‘婦女’重塑為中國地第三種因素或三角式范疇，斡旋于現(xiàn)代國家和現(xiàn)代家庭之間?！惫まr(nóng)解放、民族解放、婦女解放，婦女必須成為反壓迫、反封建的解放一環(huán)，才可以讓中國走進現(xiàn)代、自由、民主。于是女性主體從文化批評象征主體走向了政治主體?！眿D女“作為臨時政府的群眾路線，深入了基層的法律、意識形態(tài)、組織機構。此時，從家庭話語中選擇的”婦女“，真正脫離了家庭之內(nèi)，走向了家庭之外。共產(chǎn)黨的思路是從整個集體社會發(fā)展與民族解放、國家建立的角度來選擇”婦女“象征，它的目的是讓男性與女性都走向家庭關系之中的政治主體，社會政治中的主體。他們同時拋棄了西方思潮中的”女性“。因為”女性“，對他們來說是更為資產(chǎn)階級的。其實正如我上文所說，”女性“是更加個人主義的，這個詞匯是建立在西方社會發(fā)展與思想中的”個體“，以個體的特殊性來攻擊集體意識的規(guī)訓，但在此刻，無論是女性書寫，還是男性書寫，在獲得個體意識的片刻歡愉之后，都不可避免地在高昂的浪漫主義走向了感傷主義。因為個體欲望的無法實現(xiàn)，攻擊集體規(guī)訓的頹廢，流露出了軟弱的傷感的痛苦。張愛玲、丁玲、蘇青、廬隱；郁達夫、郭沫若、徐志摩、朱自清。

然后呢，”婦女“這個詞在之后就被取消了。為什么呢？因為”婦女“又太符合女性主義下的所談論的文化性別塑造了。通過個體意識出發(fā)來談論自我存在的特殊化，而婦女并非通過文化自我，而生通過政治創(chuàng)造。這個通過王德威分析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1941）就可以看出來，接受西潮的人都是怎么看待在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敘事下的故事。一個女性遭遇到了日軍強奸，之后以慰安婦的身份作為地下黨抗日。對于王德威來說，這個敘事充斥著為大我而犧牲小我的新世紀貞潔牌坊、女性英雄，他對其感到鄙夷?！眿D女“對于他們來說正是為了集體而犧牲小我才誕生出來的形塑。

而對于現(xiàn)代的人來說呢，社會發(fā)展必然走向的是個體意識特殊化，沒有人可以為了集體而犧牲自我；反而大家下意識地選擇了為了自我可以犧牲集體，這才是“人道”。但是人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允許集體為了自我犧牲呢？又在多大程度上，渴望集體概念的拯救呢？

但無論如何，中國文學意識形態(tài)不斷拋離”婦女“，走向”女性“。于是，九十年代女性書寫的探究問題是，身體寫作、從肉體解放來探究情欲解放。林白《致命的飛翔》談論自慰；陳染《與往事干杯》讓少女撫慰肉體與凝視鏡中的裸體；徐小斌談論高潮；衛(wèi)慧、林綿綿最大程度把性作為一個消費品看待，衛(wèi)慧渴望一個德國納粹象征下的西方白人的性快感，林綿綿不斷渴望男性與性交。

通過性快感來強調(diào)女性的本真性，通過肉身解放來強調(diào)女性的解放，這種寫作方式是服務于五四價值觀下對封建儒學情欲禁錮的二元論——儒學禁錮-情欲解放。仿佛不斷書寫一個女性的肉身，就能夠打破”父權制“下的禁錮，可真如此？

女性作為文化性別，女性主體究竟是什么？是性權力、是自由意志，是權力意志？究竟是什么呢？”女性“到底是什么，你的主體性到底是誰賦予的。是商品男性客體化，還是文化消費主導權，還是家庭權力，還是經(jīng)濟利益，還是其他。

這個問題，我以后會認真思考的。然后我寫在這里，已經(jīng)江郎才盡，再見了各位。這個問題我需要繼續(xù)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