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的上海 | 窮人的“脆弱救生圈”

上海這一繁華的城市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都市之一，容納了形形色色的人，盡管外籍人士只占約3%，卻來自世界各地，涵蓋外交家、暴發(fā)戶、妓女等等。而中國人也同樣來自全國各地，大多是鄉(xiāng)下人，可以說是一座移民的城市。實際上，這非常具有特色的，因為，長期以來，中國的城鄉(xiāng)不同于西方的城鄉(xiāng)關系，中國的城市鄉(xiāng)村在社會文化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且城市在鄉(xiāng)村面前并不具備優(yōu)勢感：傳統(tǒng)上中國的經(jīng)營階層多為居住在鄉(xiāng)下的士紳，他們擁有資產，且即使為官經(jīng)商發(fā)達之后，一定會“葉落歸根”，將資本和資源帶回鄉(xiāng)村老家。根據(jù)費孝通的觀點，在清代，通過科舉考試的學生中有41.46%都來自于農村。除此之外，城市傳統(tǒng)上具有一種消極的意向：它們是衙門、賦稅、訴訟、刑罰的所在，商人的惡名和社會偏見也加深了這一情況，他們是欺騙鄉(xiāng)下人的行家里手，且城市又是各種罪犯的云集之地。。。

因此，在那一時期，從中國的鄉(xiāng)村進入城市的往往都是活不下去的貧苦移民，城市給予他們的或是一個能勉強度日，但依舊悲慘的生活。因此，這就決定了上海這樣的城市的階層分裂和城鄉(xiāng)的斷層，且城市，是一個矛盾的，恐懼、羨慕、鄙視各種情緒的交織之地。這種情緒，實際上在魯迅的阿Q正傳里表現(xiàn)得十分精髓：“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人叫“長凳”，他也叫?“長凳”，城里人卻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城里卻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的，可笑！然而未莊人真是不見世面的可笑的鄉(xiāng)下人呵，他們沒有見過城里的煎魚！”

作家包笑天在當時的《申報》上連載小說中描寫一位“鄉(xiāng)巴佬”在三十年代去上海一段很不愉快且滑稽的經(jīng)歷里就表達了“鄉(xiāng)巴佬”的觀點：上海是奢靡的、洋化的、無理性的、斤斤計較的、沒有感情的、墮落的和混亂的，商店對待顧客親疏明顯，社會唯利是圖；這位老農也意識到城市是個可以賺很多錢的地方：“回鄉(xiāng)蓋房的錢難道不是當婊子賣身體得來的嗎？”

上海它的發(fā)展也是農村危機的結果。城市似乎成為了貧困絕望農民們溺水之際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饑荒之年，警察局和慈善機構每年甚至能收殮成千具尸骨。但不論如何，作為當時的通商口岸，傳統(tǒng)和近代化的碰撞中，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現(xiàn)代化的城市，所有的一切給予帶給上海無可比擬的吸引力，當時有這么一句自夸之詞：“走近天邊，好不過黃浦江兩邊”。上海的快速變化和優(yōu)勢論的觀點也明顯的體現(xiàn)在一首嘲笑鄉(xiāng)下小姑娘虛榮心的歌謠里：“鄉(xiāng)下姑娘要學上海樣，學死學煞學不像。學來稍有瞎相像，上海已經(jīng)換花樣。”? 而來到上海的新移民很快就會因為自己不僅做了“城里人”，而且成為了“上海人”感到自豪。這就是城鄉(xiāng)明顯差異和隔閡的開端。

一個“老上?！蹦軌驕蚀_指出所謂“上只角”的人（指城市較優(yōu)越地區(qū)）和“下只角”的人（指城市較貧困地區(qū)）之間的區(qū)別，但這種區(qū)別對于非上海人而言太細微了。在他們眼里，上海人似乎是差不多的，但在另一些事情上，上海人最大的特征就是精明，讓人不得不加防備。在整個二十世紀，“上海人”和“精明”差不多成了同義詞。盧漢超指出，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典型的上海人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但這種“商人的方式”又被上海人見多識廣、老于世故的氣質所掩蓋，換而言之，上海人遠非市儈，他們的商品人格是含蓄的。正如張愛玲在1943年寫道，“....誰都說上海人壞，可是壞得有分寸....因為他們有處事藝術，他們演的不過火?！辈贿^，也沒有什么能改變“上海人”從本質上說起源于貿易這一事實。

即使在解放后，上海的這種分化和焦慮矛盾的心態(tài)也沒有弱化多少?！澳暇┞飞虾冒诉B”是為人所熟知的事跡，而這一說法之所以能被延續(xù)下來正是得益于對于駐扎在燈紅酒綠中保持艱苦樸素學雷鋒運動的楷模形象。雖如此，盧漢超說，一位好八連的戰(zhàn)士曾由衷的贊嘆：“南京路上的風都是香的?！??還有一件事也為人熟知：好八連的一位戰(zhàn)士的妻子高高興興從家鄉(xiāng)來上海探親，她的丈夫卻不愿意見她，因為在感受了頭暈目眩的城市生活之后，戰(zhàn)士已經(jīng)瞧不起妻子那種粗俗的農村習慣了。因此，經(jīng)過多次政治教育之后，戰(zhàn)士的思想慢慢的轉變了——最后那位思想出軌的戰(zhàn)士脫下了皮鞋，穿上妻子親手縫制的布鞋，和妻子一起吃家鄉(xiāng)帶來的窩窩頭，最終一切變好。這一事跡被改編為戲劇《霓虹燈下的哨兵》。

樣性的群體?| 買辦、小市民、黃包車夫

上海的“精英群體”

上海在20世紀初的明顯分裂性首先表現(xiàn)在人群上。除了租界里的外國人和各種官僚之外，當時不可忽視的一個群體就是“買辦”。買辦們是外國商品與資本進入中國的重要橋梁，他們通常頭腦機敏、能說外語——最常見的是說洋涇浜英語，一般一邊為洋行工作，一邊經(jīng)營自己的生意；沒有他們，外國公司很難甚至不可能在中國國展開業(yè)務。因為他們間接加速了外國資本對中國內地的侵蝕和剝削，也是在當代批判的重要原因。但不論如何，他們很快成為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最早的一批暴發(fā)戶，且基本為來自廣東和幾個江南城市的移民，如寧波、蘇州等。并且買辦這個職業(yè)往往是代代相傳的，到了20世紀初便在上海出現(xiàn)一批“買辦世家”。

除此之外，當時的上海還有著另一批所謂的“精英”，即受教育層次較高，有的畢業(yè)于教會學校，有的留洋歸來，從事現(xiàn)代產業(yè)的西醫(yī)、主管經(jīng)理、會計師、律師、工程師等等，也有的自己當老板；可以說，他們是白領打工者，同時也是資本家。他們的形象是穿洋裝、與洋人來往、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們的住宅位于安靜而舒適的上海西區(qū)，通常是花園里弄或者洋房。像靜安寺路的西段，兆豐路（今愚園路），以及一些與租界相臨的路段。他們往往有私人汽車或者黃包車，家里雇傭人，是各類俱樂部的?？汀Ｔ谕难劾?，他們這些生活西化的人與自己截然不同，他們是“高等華人”。?除此之外，還有一批“文化精英”的人，如作家、演員和畫家，他們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海派文化”。

上海的“小市民”們

當然，以上的這些群體只占到上海市的不到百分之一，更典型的群體則是“小市民們”。小市民是一個統(tǒng)稱，這個詞被到處運用，卻涵義模糊，很少有人能指出它的真正定義，代表了什么。但是，社會頂層的精英和那些處在底層的窮人們從不會被稱作“小市民”。在某些方面，小市民階層和德國早期的Kleinburger階層比較類似，按照歷史學者Christopher Friedrichs的說法，“中下階級”是比較準確的定義。“小市民”一詞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小、二是市民，即居住在城里的“小角色”。兩個部分合在一起，強烈的顯示出一個人的社區(qū)背景，也就是普通的街坊。換而言之，按照一個舊時候的來形容普通城市居民的詞就是：市井之輩。當這個詞來形容某人的時候，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人的觀點和見解被他/她的生活環(huán)境限制了。

在近代上海，小市民的概念同石庫門有著緊密的關聯(lián)。出現(xiàn)于19世紀晚期的石庫門建筑最早是富裕人家才住得起的，后來這些建筑形式經(jīng)過一系列簡化，到了20世紀早期成為上海最普通的住宅形式，住戶大多是中等和中等收入偏下的市民。因此，“石庫門里的小市民”是那時候一種經(jīng)常的提法。具體而言，這一群體包括各種“職員”，比如坐辦公室的、文員、普通白領以及店員等等，另一部分則主要是工廠工人，這些工人工作時間長，工作穩(wěn)定，往往擁有技術，他們住在以石庫門為代表的里弄房子和平房里，甚至所謂的“白領”住宅區(qū)。

這些小市民居住的“里弄”的房子戶型和規(guī)模都在不斷變化中，晚清時期一條典型的里弄通常有20-30棟房子，有的只有10棟不到。到了20世紀20年代，一百多棟房子的里弄十分常見，1921年竣工的最大里弄--斯文里有700多棟房子。大弄堂的主弄通常不窄于4米，每條支弄差不多有2.5米，足夠一輛黃包車進出。更窄小的弄堂甚至往往只有1.5米寬，被形象的稱之為一線天。并且，隨著人口的增加，這些房子往往被多次分割成更小的空間以滿足需要。

因此，這些“小市民”們往往對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階級兄弟”——臨時工、長工、無技術的勞動力們嗤之以鼻，后者因為貧困，只能在城市邊緣居住，因此往往被住在石庫門心滿意足的小市民們輕蔑地稱之為“鄉(xiāng)巴佬”，更別提那些孤傲冷漠的富人們對他們的態(tài)度了。

大部分上海人將棚戶居民看作是“鄉(xiāng)下人”，其實不難理解。這些城市貧民往往原先都是農民，雖然進了城，但未“城市化”。他們缺乏找到好工作的三個條件：技能、金錢和良好的社會關系。

上海的貧民們的生活

貧民們才是構成上海城市居民的最大群體，他們是由黃包車夫、碼頭工人、街頭乞丐/兒以及無數(shù)的臨時工和失業(yè)者組成的。到民國末年，幾乎有上百萬這樣的人居住在上海的窩棚里；他們在上海市當時共五百萬人口里占近四分之一，被社會大眾所歧視，但并不能被忽略。

黃包車的英文“rickshaw”一詞源于日本“jinriksha”一詞，意為人力車。在上海，人力車最初叫做東洋車，這個詞說明了這種車的日本來源。1913年，為了區(qū)別于私人包車，上海工部局頒布了一項規(guī)則，所有公共人力車必須漆成黃色。此后，這種車被普遍稱為“黃包車”。十九世紀末，人力車已經(jīng)是上海市區(qū)最通用的交通工具，到了20世紀30年代，上海街道上發(fā)照運營的公共人力車已經(jīng)超過23000輛，平均每150人一輛；而這還不包括無牌照運營的約20000輛“野雞車”。

私人所有的人力車則和黃包車不同，被漆成黑色，盡管和公共人力車是同一種類型，但很容易區(qū)別開來：公共人力車不僅漆成黃色，而且看起來骯臟破舊，盡管他們在途中很少拋錨。對于這些外觀破爛的車輛，一個當時的外國人諷刺的說：“對于來中國不久的外國人來說，這搖搖欲墜的人力車應該不會把人嚇出精神病的，因為用不了多久外國人就會發(fā)現(xiàn)奇跡：中國的事情（包括現(xiàn)在的政府）總是像馬上要徹底崩潰，可是不知為什么，老是不會完蛋。?”私人的包車則外觀锃亮，有著毫無污漬的白色雙人座，鋪于乘客膝頭的干凈格子花布，雨天保護乘客的寬大防雨布。

人力車的價格不貴，是普通市民都能負擔得起的。在上海，幾乎所有的車夫都直接來自農村，尤其是江蘇北部的農村，如東臺、鹽城、阜寧、高郵、泰縣，少數(shù)來自蘇北較為富裕的農村如南通、海門等，稱為上海市最窮的移民之一。這種車夫的來源是與北京的同行不同的，北京的大多數(shù)車夫來自于本城人。

人力車夫的營生是很困難的，1939年，有10萬人以拉車為業(yè)，然而公共運營的人力車只有不到2萬輛，平均5人分得一輛，因此，每個工人平均的工作時日都是有限的，每個月的收入也很低，車夫的收入只有工人的不到一半，因此是上海貧窮人群的典型。這可能也是和北京車夫構成情況不同的原因，北京的人力車夫，用斯特朗的話來說，是“貧窮，但不是赤貧”。

很多車夫和貧窮人群來到上海后很久都無法真正立足，這也很大程度造成了性別失衡：1940年代末，上海的男女比例是120：100，很多人是光棍，沒有能力支撐一個家庭和結婚。在家庭上，上海貧窮階層的最典型的職業(yè)組合就是人力車夫和紡織女工。相當程度上這也是與北京不同的：北京婦女的主要職業(yè)是縫紉和洗滌，家庭收入主要依賴丈夫。即便車夫們面臨累斷筋骨的活計、粗劣的飯食、疾病和短壽，但仍然不能阻止農村的人們涌入上海的這個行業(yè)。同一個時代的記者寫道：“失業(yè)的農民離開農村，帶著笑容奔向都市里找拉車的生活，以為從此可以脫離苦海而踏進樂土了?！?/p>

比如，36歲的人力車夫史芝林來自鹽城，他很幸運有一個在同興紗廠工作的妻子，每月能掙14銀元，六個孩子里14歲的大兒子在同興紗廠做清潔工，每月能掙10個銀元，12歲的二兒子在怡和紗廠做掃地工，每月6銀元。八個人的口糧每月須用去15銀元，因此兩個孩子的收入就足以解決全家的吃飯，小一點的孩子則經(jīng)常去揀木柴，省下了燒火的錢，因此，還有不少盈余。史芝林對前景很自信，他自豪的說，它的四兒子聰明異常，希望能送他去上學。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全家參與生活，尤其是妻子廣泛就業(yè)有收入的情況，造就了日后上海較為平等的男女關系的風氣。

這種樂觀類型的人力車夫在上海并不少見，上世紀四十年代居住在上海的里納.克拉斯諾評論說，黃包車夫的這種樂觀精神體現(xiàn)了“一種高尚的品質，不屈不撓、自立自強、以積極進取去嘲笑命運?！?當問到車夫如何才能成功時，車夫回答說，有很多種辦法，但最重要的在于勤儉。車夫們往往希望擁有一輛自己的車，逐漸擴張，最終買下整個車行。這幅圖景并非不切實際。

舊上海的真正印象?| 日常的吃住

前面提到了以石庫門為代表的上海小市民們的住所，而棚戶區(qū)是這個東方最富庶的大都市的特征之一，不可不說。根據(jù)薛永理的研究，據(jù)剛解放后1950年統(tǒng)計，在上海棚戶區(qū)13個不同類型的棚戶中，住有18萬—20萬戶人家，將近100萬人，占上?？側丝诘?/6—1/5。（同上書，116）“棚屋一般為一個單間，約12英尺寬、24英尺長（約合26.8平方米），但小于10平方英尺（約合0.9平方米，疑為100平方英尺之筆誤）的也很常見。

房柱用的是毛竹，墻也是由竹籬笆糊土而成，房頂用的是茅草。門通常用舊船上的木板，但有時只用草簾或破布簾?！?0世紀30年代，搭一間草棚的材料費需要20元，相當于130磅大米，夠五口之家食用一個月，也相當于體力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他們雇不起木工，不得不完全依靠自己。玻璃窗被認為是奢華之物，很多棚戶根本不設窗?！?棚屋也可以租用，一月1元。今天中國的城市中實際上已經(jīng)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貧民窟了，該書對舊時代貧民窟的翔實描述，為在今天認識貧民窟提供了參照。

該書為我們描述了弄堂和石庫門的演變，以及二房東、亭子間等等。每日清晨喚醒弄堂市民的是“倒老爺”（收糞工）?！爸钡?0世紀80年代，上海幾乎有100萬戶石庫門房子的居民還在演繹著與民國時期差不多的收糞的故事：（早晨）上百只馬桶擺龍門陣似的曲曲折折地從弄底一直擺到弄口?！S車離開后就是早晨一件十分重要而又令人生厭的事：刷馬桶。每天清晨，80萬只馬桶在弄堂刷響。……一般是母親或祖母的活，未出嫁的女兒基本不做這一事情?！?/p>

老虎灶是又一生態(tài)?！袄匣⒃罴磳ｉT的熟水店，全天候24小時供應熱水，還兼營茶館和澡堂業(yè)，臨馬路或里弄，可能是上海唯一的一年到頭不關門的店鋪?！痹绯咳藗冊谶@里買大餅、油條、豆?jié){。由于上海居民在家里燒水不合算，市民們隨時到這里買熟水?？拷匣⒃顢[上幾張桌子、幾條板凳，就是茶館。晚上把桌凳推到角落，放上幾個木澡盆，拉上布簾，就是澡堂。說實在話，在物質不發(fā)達的時代，這是一種既重視生活質量又極其節(jié)省的安排。這就是上海的特征，對于大多數(shù)普通小市民而言，在哪一種情況下他們都能活得不錯。

盧漢超說：“上海成了一處沒有比之更便利的吃的世界?！币驗樯虾Ｊ歉皇习鼑闹袊谝淮蠖际?，二者相互滋養(yǎng)。而最精彩處很可能是弄堂里的小吃?！埃抢锏模┰S多食品甚至在食品店里買不到?！倍际歉浇霓r民隨著時令，帶著各色食品走進里弄。白糖梅子、炒白果、蘆根、梨膏、桂花赤豆湯、甜酒釀、油炸臭豆腐干、檀香橄欖、肉粽子，混沌、面條、大餅，更不在話下。

舊上海的文化形象| 氣質、方言、地域

上海的氣質:柔弱？

上海從晚清開始的發(fā)展與轉型帶來其獨特的文化表現(xiàn)與氣質，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商人氣之外，“柔弱”的特性也是盧漢超在書中所指出強調的。傳統(tǒng)的中國作者，包括地方志的撰寫者，常用“柔弱”來形容江南人的個性，他們認為，上海人能夠比較容易的接受外來者正是這種特性的體現(xiàn)。十九世紀中晚期，清廷就經(jīng)常提醒他們的官員在處理“夷務”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上海人的“柔弱”特性。林語堂曾把“思想簡單、生活刻苦”的北方人和“”力求上進、脾氣急躁“的南方人同江南人這三者做了一番比較，結論是江南居民“習于安逸，文質彬彬，巧做詐偽.....愛好幽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矮小，女子則苗條而纖弱.....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執(zhí)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yōu)美，具天賦之長才，臨敵不斗，呼媽媽而踣仆。”

這種帶有標簽化的看法主要還是形容上層的人們，但不可否認它們的代表意義。在西方人剛進入上海這個通商口岸的時候，就認為這種特性非常受用。1842年一位英國皇家海軍的將領寫道：“一個英國商人如果在廣東只能呆在家里，因為他只能去少數(shù)幾條街消遣，甚至隨便走走都可能遭到民眾的憤怒....如果房屋被毀，幾乎不可能得到賠償。但是如果他居住在上海，一切都將不同?！?因此，贊賞上海人的“柔弱”的觀點著重于上海人的開放、親和、容忍、通融等品性。顯然，由客商和商業(yè)形成的繁榮，導致上海人比較容易接納外來者和外來影響的傾向。

兼收的上海方言

我們常能聽到這樣的說法：如果一個人說的上海話不夠標準，那么他/她肯定不能被視作上海人。但這一說法更適用于今天的上海。上海的方言是融合的結果，1949年之前，大量的移民涌入上海，帶來了各自的方言；49年之后，由于嚴格戶籍制度的限制，外地人的數(shù)量大為減少，并產生了至少兩代出生在上海說著“上海話”的人，這樣，上海的方言才逐漸固定下來。

上海方言源于松江方言的一支，1850年以前一直是上海地區(qū)通用方言，當時的漢學家Joseph Edkins研究認為，上海話發(fā)音基本沿襲松江方言的發(fā)音并且?guī)в幸稽c點浦東口音（畢竟上海地區(qū)以前屬于松江府）。直到今天的上海近郊地區(qū)，特別是奉賢、南匯、松江，依舊保持著這種“帶浦東口音的松江話?！钡搅硕兰o，上海方言受到蘇州、寧波等地方言的影響，已經(jīng)與以前有所不同了，上海話可能是中國最年輕的地方語言了，它形成于19，20世紀之交，在民國初期逐漸成形。民國時期，原本那種帶松江或浦東口音的上海方言逐漸成為“鄉(xiāng)下人”才說的話，“城里人”說的是另一種“上海話”。實際上，這種“上海話”所同行的區(qū)域僅限于中心城區(qū)，范圍不廣，也就是租界和其周邊地區(qū)。

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座人們對各地方言都習以為常的移民城市，上海話的根源，松江和浦東口音卻被大家視作“鄉(xiāng)下話”，這無疑也是一種分裂。

源于上海的隔閡：蘇南和蘇北

在此也有必要一提韓起瀾（Emily Honig）1992年創(chuàng)作的《蘇北人在上?！芬粫@既是歷史學著作，更是一部標準的、堪稱經(jīng)典的社會學著作。他在第二章“尋覓蘇北”中說：蘇北的地理概念是極其混亂、眾說不一的。具體的一個江北人會稱自己是鹽城人、淮安人，從沒有自稱蘇北人的，更沒有涵蓋蘇北人的組織，沒有蘇北同鄉(xiāng)會。蘇北不是某個客觀的地域，而是被強加在某些人身上的底層人的標簽。為什么要產生這個另類的標簽？是居住在上海的江南人的需要。如果上海不成為通商口岸，就沒有蘇北人的概念。上海成了開放的口岸，洋人便成了這里的一等人。江南的精英集團淪為洋人之下的二等人，他們需要造就比他們低一等的族群身份，抬高自己的地位，維護自己的心理。而同時，江南移民又要僭取本邦人的地位，聲稱自己才是真正的上海人。作者雄辯地說明，歧視是一種需要，歧視是可以制造出來的。蘇北人幾乎是個歷史概念了。但是當這種歧視剛剛消退之時，全國范圍的更大的歧視方興未艾，這種歧視肆虐于今天中國的所有大城市。因此這本書對今天愛好社會學的同人具有特殊的意義。

正如本文所說的《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書作者所指出的，所有的這些組成上海這座移民城市的諸多小人物，他們的任務是盡最大努力應對周圍發(fā)生的巨變，有時以創(chuàng)造性的方式適應這些變化，有時遵循中國過去的傳統(tǒng)，好像什么都沒有改變。盧漢超建議：要了解他們的生活，就必須摒棄“現(xiàn)代”和“傳統(tǒng)”等簡單的二分法，超越“中國人”和“西方人”等定義松散的概念標簽，盡可能地深入關注而不要漠視上海人是如何應對人類基本需求的。如今，在有些分裂依舊未變的情況下，這一觀點無疑在引人入勝的同時深具啟發(f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