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殘殺功臣，開國勛貴幾乎盡被屠戮，已是歷史上的公案。雖然后人多認為朱元璋有濫殺之嫌，明初幾大案也的確各有原因，連坐滅族的判決確實過分，但如果說開國功勛們自身沒有一點過錯，也是說不過去的。比如，胡惟庸的偏狹功利，藍玉的驕橫跋扈，其性格和行為都與后來的禍患密不可分。但是，作為朱元璋最重要的謀臣，李善長以76歲高齡被殺，卻讓后人頗為不解。

朱元璋的“再世蕭何”?

歷史上評價多認為李善長是朱元璋的“再世蕭何”，是陪伴朱元璋最久、最忠誠的文臣，這的確是基于歷史事實的。當(dāng)我們打開《明史》的《太祖本紀(jì)》，會發(fā)現(xiàn)李善長是第一個出現(xiàn)在其中的文人名字。那是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道遇定遠人李善長，與語，大悅，遂與俱攻滁州，下之”。這也是李善長在《明史》上的第一次亮相，相關(guān)記述并不復(fù)雜，只有寥寥幾筆，卻暗示了兩個重大信號：其一，朱元璋和李善長首次見面就“大悅”。古人寫史頗有春秋筆法，只言片語都能呈現(xiàn)重大問題，“大悅”顯然不是一般的高興，畢竟在此之前，朱元璋的隊伍里并沒有一個真正的讀書人，而要成就大業(yè)，光靠赳赳武夫是不行的;其二，兩人聯(lián)手后的第一次軍事行動就大獲成功，“遂與俱攻滁州，下之”，這起碼說明李善長確有謀略，而且和朱元璋的配合也十分順利。

《明史》在《列傳·卷十五》里專設(shè)有李善長傳，其中講到，李善長曾拿劉邦的故事來激勵朱元璋。但李善長認為劉邦能成就大業(yè)是因為“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這就頗為吊詭了。我認為李善長在這里是話里有話，因為劉邦也沒少殘害開國功臣，即使在楚漢相爭時期，劉邦也沒少干缺乏人性的事。只是，劉邦相比項羽，算得上是少搞屠殺的了，尤其是對待平民百姓，還算得上是厚道之人。李善長這里所謂的“不嗜殺人”，應(yīng)該是針對當(dāng)時的歷史情形：各大起義軍各自為戰(zhàn)，雖都打著推翻元朝的旗號，卻罕有王者的愛民之心，戰(zhàn)亂頻仍的時候，很多人都只顧自己保命獲利，誰還顧得上天下大義呢？

這樣看來，李善長對朱元璋的事業(yè)有關(guān)鍵性的幫助，給予了他更大的歷史視野，勸誡朱元璋不僅要成為一方諸侯，更要愛民如子，進而像劉邦那樣圖取天下。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李善長的“理論建設(shè)”，的確無法成就后來的朱元璋。

李善長對朱元璋是否一直很忠誠呢？從現(xiàn)存史料看，李善長確實沒有二心。尤其是在朱元璋被剝奪軍權(quán)的最危險時刻，李善長也沒有離開他?！睹魇贰防镉羞@樣的內(nèi)容：“郭子興中流言，疑太祖，稍奪其兵柄。又欲奪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毫無根基的朱元璋一開始是完全依附在郭子興的軍事力量下的，郭子興聽信了流言，一度剝奪了朱元璋的權(quán)力，還要把李善長納入自己帳下。但李善長或許真的有慧眼識珠的本領(lǐng)，認準(zhǔn)了朱元璋是干大事的人，不論如何也不愿意投靠其他勢力。這當(dāng)然也獲得了朱元璋的極度認可，《明史》上用“深倚之”這樣的詞來描述他對李善長的器重，可謂毫無保留的贊揚。

每當(dāng)朱元璋到了一個事業(yè)的節(jié)點上，幾乎都是李善長沖在前面幫他添磚加瓦，甚至起到?jīng)Q定性作用?！睹魇贰ぬ姹炯o(jì)》里有記載：“（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等率群臣勸進，不允。固請，乃即吳王位。建百官，以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有明確記載的首次勸進，就是李善長帶頭做的，雖然朱元璋表面上要假惺惺地推辭一下，但后來的封賞說明了一切：朱元璋把李善長看作和徐達一樣的左膀右臂，兩人一文一武共同輔佐帝王大業(yè)。而徐達對朱元璋有多重要，不必贅言，徐達、湯和、常遇春這些從小玩到大的兄弟，也最多和李善長這樣的“外人”平起平坐。這起碼說明，朱元璋完全把李善長當(dāng)成自家兄弟，并無嫌隙。

朱元璋稱帝后，面對一干武將的質(zhì)疑，也毫不吝嗇對李善長的巨大恩典?！睹魇贰分杏涊d了朱元璋這樣一段話：“善長雖無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軍食，功甚大，宜進封大國……”李善長獲得了至尊的榮譽，《明史》上說“時封公者，徐達、常遇春子茂、李文忠、馮勝、鄧愈及善長六人，而善長位第一，制詞比之蕭何，褒稱甚至”。

蹊蹺的殺身之禍?

在恩典榮譽面前，有些勝利者難免會失去清晰的自我認識，明初勛貴的這個毛病格外突出。每每讀到這段歷史的時候，我總覺得有費解之處：歷朝歷代開國勛貴都有跋扈和偏狹之人，但像明初勛貴這樣大面積的、近乎集體性的放縱，還十分少見，尤其是開國皇帝身邊的謀臣文士，幾乎都是道德模范與智慧化身，但作為大明開國第一文臣的李善長，依然被《明史》批評為“外寬和，內(nèi)多忮刻”，這實在令人不解。我向來不贊同掄起道德的大棒來痛打歷史上那些有爭議的人物，除了很難感受歷史現(xiàn)場的因素之外，還在于我認為不同時期的人性應(yīng)該是相似的，人心之念想應(yīng)該是相通的，為什么偏偏在明初勛貴尤其是李善長身上，讓人看不到太多偉岸的光輝呢？

李善長在明朝建立后依然對朱元璋忠誠不渝，卻呈現(xiàn)出越來越多性格乃至人格上的缺點?！睹魇贰酚星逦挠涊d：“貴富極，意稍驕，帝始微厭之”。從這點來說，李善長確實比不上蕭何、諸葛亮這些典范開國文臣。

但是，這些缺點不至于讓李善長和家族丟掉性命。真正給他帶來殺身之禍的，還是跟所謂的“謀反”有關(guān)。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長一家七十多口人悉數(shù)被殺。史書上記錄李善長的罪行，僅僅是出于他和藍玉一段不明不白的關(guān)系。簡單來說，藍玉試圖勾結(jié)北元和李善長，胡惟庸的“謀反”也跟李善長有牽連，李善長雖然拒絕了“事成”后封賞他為淮西王的“誘餌”，卻沒有舉報他人的謀逆之心，因此受到了株連。史書上給他的罪名也很簡單：“知逆謀不發(fā)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p>

這樣的罪名當(dāng)然是捕風(fēng)捉影的結(jié)果。李善長家族被誅是一樁冤案，這不僅是后世多數(shù)人的看法，即使在當(dāng)時，也近乎是“公開的秘密”?！睹魇贰吩枰粋€叫王國用的小官的話，來剖析李善長案，告訴后世李善長確實是被冤枉的。王國用諫言朱元璋李善長之死是荒謬的，他指出李善長不可能謀反有多個原因，比如他年事已高，且位極人臣，即使謀反成功也撈不到什么好處，更何況，朱元璋借奇特的天相來定李善長的罪，更是牽強附會，讓天下人寒心。耐人尋味的是，王國用也說到，李善長既然已經(jīng)死了，說這些也沒什么用，只是希望朱元璋以后多加注意，不要再做類似的事情了。而朱元璋的回復(fù)也十分奇怪，向來專橫獨斷的他竟然沒有怪罪王國用尖銳的指責(zé)。

王國用的諫言堪稱“見好就收”，這種點到為止的表達，反而讓后世更加迷惑。如果李善長真的無罪，就算其人已死，也可以昭告天下，為他恢復(fù)名譽（事實上直到明朝末年才為李善長案平反），但王國用沒說這些，朱元璋更沒這么做。而如果李善長真的有罪，朱元璋又怎么可能對尖銳的諫言淡然處之？

或許，朱元璋心里是最清楚的，他當(dāng)然知道李善長罪不至死，更沒必要株連其整個家族，但正如他殘害其他功臣的動機一樣，這只是政治需要，從肉體上消滅淮西勛貴，是為了保持政治勢力的動態(tài)平衡，更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皇權(quán)。到了明代，皇權(quán)專制得到了空前的鞏固，任何有可能威脅到皇帝權(quán)力和權(quán)威的因素，都要被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里。從這個意義上說，胡惟庸、藍玉和李善長不管有沒有人格上的污點，都不是最重要的，他們位極人臣的權(quán)力，就是他們必死的原因。更何況，朱元璋需要幫助太子朱標(biāo)營造一個單純安全的政治環(huán)境，那些掌握權(quán)力的老臣就是對未來皇帝最大的威脅，而朱標(biāo)的性格又溫和到了軟弱的地步，這不能不讓朱元璋擔(dān)心他和大明江山的未來。

皇權(quán)之下的悲劇

對于朱元璋這種起于草莽、經(jīng)歷九死一生才換來帝位的人來說，極度的自我保護是他生存下來的首要原則。自小缺乏家庭溫暖，更明白來自身邊人的殘害和陰謀是可怕的，也是不得不防的。到了晚年，朱元璋這種極度自私和狠毒的性格終于變成了嗜殺，他希望看到那些勛貴都紛紛死在自己前面。因此，李善長被殺后三年，一代名將藍玉及其家族也被誅殺，朱元璋慢慢步入風(fēng)燭殘年，而那些曾與他一起拼殺奮斗的功臣們也被屠戮殆盡。

李善長的悲劇只是那個時代國家精英集體悲劇的一個縮影。包括朱元璋在內(nèi)，他們都是歷史的幸運兒，但也終究逃脫不了巨大的悲劇。王國維先生有詩云：“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蔽曳浅Ｏ矚g這句詩，是因為其點出了人世間共通的悲劇感，沒有人能逃脫自己和所處時代設(shè)置的藩籬，當(dāng)我們評價他人可憐可痛之時，往往不知道自己也身處相似的情境中。

回到剛才那個疑問，李善長驕傲自滿的性格缺陷固然是存在的，但難道其他開國賢臣身上就沒有污點嗎？很多大人物都有剛愎自用的毛病，還有不少文臣在原則問題面前首鼠兩端，或者大搞好人主義，至于培植個人勢力、臣子間搞權(quán)力斗爭更是常見現(xiàn)象。但是，唯有在明初，這些人性中常見的缺點被格外放大，以至于成為身死族滅的肇因，這的確值得人深思。

對于人性里的缺點以及未來不可測的命運，李善長其實也是無能為力的。他從一個無法謀取功名的地方小文人，一步步變成權(quán)傾朝野的大明宰相，當(dāng)然算是個人事業(yè)的成功。但是，他沒法超越、更沒法改變?nèi)找婕訌姷幕蕶?quán)專制制度的框架，在這個框架里，皇帝個人的權(quán)力和欲望會被無限放大，皇帝的權(quán)威日益加強，而臣子們的權(quán)力日益萎縮，他們的形象也必須隨之而改易。李善長也好、徐達也好、藍玉也罷，他們在朱元璋稱帝前并非沒有性格缺點，但因為還未面對皇權(quán)，他們的形象在事實上和史書上都不會被破壞。但朱元璋不僅廢除了宰相制度，還從肉體和名譽層面摧毀了勛貴們，就是為了讓高度集中的皇權(quán)代代相傳下去。在這個制度里，任何人都不能安然處之，臣子們必須小心翼翼地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務(wù)，而他們性格和人格里任何的缺點，都有可能給他們帶來巨大的災(zāi)禍。

李善長在歷史上沒能留下完美的文臣形象，從根本上是日益加強的皇權(quán)專制制度的必然結(jié)果。但是，李善長畢竟是生于元末的文人，早年在亂世中養(yǎng)成了爛漫任性的性格，雖沒做到功成身退，卻在歷史上留下了更多鮮活的形象，也增加了幾分傳奇色彩。此后的明代文臣大多沒有李善長這樣的“幸運”了，他們幾乎都成了皇權(quán)制度上的螺絲釘，為大明帝國這架精密儀器的復(fù)雜運轉(zhuǎn)時刻操勞著，直到明代后期，才逐漸出現(xiàn)了一些“離經(jīng)叛道”的思想。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遺憾。

當(dāng)明代后世文臣們拼命壓抑自我來追求所謂的“圣賢之道”的時候，是否會想起來那個被明代官方話語批判的李善長呢？而李善長和那些淮西勛貴們，當(dāng)他們紛紛跟隨朱元璋開創(chuàng)帝業(yè)的時候，是否又能預(yù)料到未來不測的命運？對待功勛卓著的老臣們，從“集體拉攏”到“集體打壓”，再到最后的“集體消滅”，朱元璋這樣做雖然保住了皇權(quán)一時的穩(wěn)固，卻沒料到自己身后禍起蕭墻，親人之間大動干戈，當(dāng)燕王朱棣打著“靖難”旗號殺入南京城之時，這難道不是巨大的反諷嗎？

（選自《歷史的風(fēng)景》/黃西蒙 著/工人出版社/ 2020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