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生物主義 第二章 (3)“游戲的人”是生物文化論面對“壓抑說”而提出的抉擇
資產(chǎn)階級哲學并不始終是把游戲與文化對立把文化看作約束或壓制人的自我表現(xiàn)的現(xiàn)象。相反地,它過去和現(xiàn)在都不斷企圖論證游戲和文化之間有直接的起源上的聯(lián)系,而且這些論證很大部分都是在社會生物主義思想范圍內(nèi)進行的。在這些論證中,往往是把人的游戲與動物的游戲干脆等同起來。這種觀點,早在赫·斯賓塞的實證主義中就得到具有科學外觀的解釋,并且成為特別持久的說明游戲本質的范例。
斯賓塞注意到文化中的游戲因素(從體育到象棋,從玩偶到貧嘴斗舌游戲)特別盛行,他對游戲因素的解釋是:出于體力和能力鍛煉的需要,因為這時體力和能力還沒有迫于必要而耗光。家畜也有同樣的情況。斯賓塞認為,貓追逐滾動著的物體,而狗在游戲時則假裝捕獵或打架,以便補償天然活動的不足?!啊麄€這種游戲無非是裝模作樣追捕獵物,亦即在破壞的本能沒有得到實際滿足的情況下在意念中加以滿足?!比艘灿型瑯拥奶匦裕骸澳型挠螒颉@然是在某種程度上滿足著兇猛的本能”。(24)斯賓塞毫不掩飾地把人的游戲動物化,同時又把動物的游戲人化(“假裝的”捕獵或打架)。
現(xiàn)代生物主義對游戲的解釋,正是原封不動地重復著斯賓塞進化論的這些方面,因此,我們要來談一談人和動物的游戲行為的本質區(qū)別的重要性。A·6·埃爾科寧在論證游戲作為極重要的社會化方式起著作用的思想時,特別提出要注意不允許把人的游戲與動物的行為形式混為一談和使之接近。他認為,不可能有一種共同的、把人和動物的某些能動性都包括進去的游戲論,因為社會化與動物的成長過程是根本不同的。動物通過游戲而形成在多變情況下的定位能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完全沒有執(zhí)行的因素,當然也就完全沒有任何有意性和“假裝”。“游戲(動物游戲——本書作者注)動作的特點是動作的不完成性,在動作中沒有執(zhí)行的環(huán)節(jié)。小貓抓撓一件東西,但并不把它扯碎,小狗咬東西,但并不咬爛它。于是這就使某些心理學家產(chǎn)生錯覺,以為在動物的游戲中存在著假裝或臆想。”(25)原來問題在于,動物的運動系統(tǒng)是在出生時差不多就已具備了,但高級分析器的系統(tǒng)還不發(fā)展。正是因為這樣,猴子才不教幼仔去爬樹,海豚也不教幼仔游水。而小孩子甚至要學走路和吃飯,更不用說要去獲得工作能力和社會行為形式了。人的游戲并不是生物般地適應“外界”文化生活環(huán)境的形式。人的游戲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
現(xiàn)代生物主義游戲觀的代表人物們在侈談游戲與動物行為有起源上的聯(lián)系和彼此相似的時候,越來越經(jīng)常地把游戲說成是創(chuàng)造文化的因素。他們往往把游戲看作高級靈長類動物獲得行為能力的方式,而這些行為能力本身據(jù)說就準備了動物的能動性向人的文化活動的轉變。例如,著名美國心理學家約·斯·布魯納認為,靈長類動物的游戲是一種訓練形式,通過對動物群中年長動物行為的觀察和模仿而進行訓練。按照布魯納的看法,如果沒有這種自然的“教育”,就不可能轉變到人類文明。他寫道:“實際上,這樣的訓練可能就是雖不充分但終屬必要的向文化過渡的條件?!?span id="s0sssss00s" class="color-pink-03">(26)
布魯納毫無道理地用動物游戲活動代替了勞動活動在人和文化起源中的作用。而且,他關于猴子通過觀察和模仿來訓練幼仔的看法也是很成問題的。著名蘇聯(lián)動物心理學家K·3·法布爾根據(jù)多年對高等動物行為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動物幼仔的游戲并不是按照成年動物行為的榜樣而形成行為的形式,因此,在把動物和兒童的游戲作比較研究時要十分謹慎,不要把后者生物化。(27)
但在社會生物主義中作用越來越大的是這樣一些看法:把游戲不是看作“模仿”或對天然活動“不足”的補償,而是看作一種沒有外在目的的把多余的“生命潛力”解放出來從事創(chuàng)造的活動例如,英國人道心理學派首領之一約·洛萬認為弗洛伊德和斯金納并沒有對人的活動的動因作出令人滿意的說明,因為他們把重點放在生存系統(tǒng)中的某種不足上,而人的活動的特點卻首先是表現(xiàn)在自由創(chuàng)造中。洛萬提出了“動因在于剩余”的主張來說明作為創(chuàng)造能動性的基礎的人類力量如何活動不已。問題的實質不在于不夠,而在于人的內(nèi)在力量和精力余剩。這種余剩在軀體方面就表現(xiàn)在愉快感覺中(人的食欲、對音樂的感受,等等),性欲的滿足中,肌肉和四肢的活動中,而在社會里就表現(xiàn)在創(chuàng)造的和游戲的活動中。(28)
把游戲說成是人的內(nèi)在力量“剩余”的表現(xiàn),就取消了人的游戲的社會性。求助于這種或那種“生命力”說,把它看作文化的來源,不僅使人的生物性成為文化的基礎,而且也把文化的本質非理性化了,因為所謂“生命力”(以及心理分析說的“心理潛力”)從尼采和柏格森的時候起就已穩(wěn)定地具有了神秘而不可知的實體性??磥?,這種情況在不小程度上促使現(xiàn)代資產(chǎn)階級哲學家對約·赫因加的游戲文化說的興趣。(29)赫因加的著作《游戲人。關于文化的游戲因素的研究實驗》使“游戲的人”的思想具有了基本原則的性質,并且成為各種把游戲當作人類本性的實質和文化來源的學說的徽記。赫因加的文化學今天在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當中大行其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企圖在不搞粗陋的生物主義的情況下對“現(xiàn)代文明”亦即資本主義社會遭到深刻危機的原因作出解釋。
赫因加的生物主義雖然不那么刺眼,但他對文化的理解正是以生物主義為基礎的。由于赫因加無視勞動和生產(chǎn)在文化起源中的作用,所以文化不可避免地成為人的生物本性的表現(xiàn),而游戲能動性的源泉則與社會實踐相脫離。赫因加正確地認為,把游戲僅僅理解為力的松弛、休息、摹擬行為、練習是一種淺見。他由此作出結論說,游戲還包含某種非理性的“目的自身”。但問題卻正在于:這種“目的自身”之所以看起來是非理性的,正是由于游戲常常根本不具有生物性的涵義和價值,——這是從生物主義立場來看的“非理性”。在社會層次上,“目的自身”就是由文化決定的刺激創(chuàng)造活動的形式,這是任何一種客觀性活動都具有的審美感情的需要,它的力量超過僅僅限于實際成果的滿足感,哪怕這個實際成果中體現(xiàn)一點點“美的規(guī)律”也好。
赫因加認為:游戲一方面產(chǎn)生人以及動物量界,另一方面又使人高出于動物世界之上。同時,游戲又保持著文化的實體性動因的特性,并不隨著文明的發(fā)展而變化:“游戲比文化古老……人類的文明并沒有給游戲的總觀念添加一個根本的特性。動物是與人一樣游戲的。”(30)但即使是動物的游戲,也比單純的生理活動或生物性需要的直接表現(xiàn)多出一點什么東西?!霸谟螒蛑惺冀K有某種東西‘游動著’,這使直接的生命需要具有了超驗性質,賦予行動以涵義?!?span id="s0sssss00s" class="color-pink-03">(31)游戲雖然以本能為基礎,但卻不能把游戲的涵義歸結為本能,正如不能把游戲同“意識”或“意志”相聯(lián)系一樣。在任何游戲中都有取樂的成分,這個成分也就表現(xiàn)著游戲現(xiàn)象的實質。這是某種“絕對第一性的”東西,早在動物階段上就已是游戲的特性了。
赫因加繼續(xù)說,在所有動物包括人那里,游戲沖動的作用就在于克服行為在盲目必然性的范圍內(nèi)所遭到的自然制約性?!叭绻咽澜缋斫鉃橥耆苊つ苛α康淖饔玫闹萍s,那么游戲就是某種超出必然性的東西。游戲只有在理性的洪流把世界的絕對決定論沖刷掉的時候才有可能,才是可以思考、可以理解的……動物在游戲著,一—這就是說,它們應當成為某種超出單純機械物的東西。我們在游戲著,——這就是說,我們應當成為某種超出單純理性存在物的東西,因為游戲是非理性的?!?span id="s0sssss00s" class="color-pink-03">(32)游戲是不受強制的行動,它是自由的前提、條件和形式。“孩子和動物在游戲著,而他們的自由也正在于此?!?span id="s0sssss00s" class="color-pink-03">(33)這一點被赫因加看作游戲的第一個主要特征:游戲就是自由。游戲的第二個特征是超出于“實際的”、被制約的情況之外,它把那種具有自己的刺激、界限和規(guī)則的特殊秩序帶入了生活之中。這樣理解的游戲是動物、兒童和成人的屬性,它包括了所有各種競賽、儀式甚至包括流血沖突和爭斗。與游戲對立的概念,赫因加認為是認真性(其中也包括工作)。認真性是否定游戲的,盡管游戲本身完全有可能也包括認真性的因素。
根據(jù)赫因加的理解,游戲的主要因素是:游戲作為人的自我表現(xiàn)創(chuàng)造著文化,而文化是超出純自然需要的范圍以外的。他寫道,“……文化是以游戲的形式產(chǎn)生的,文化從一開始就是游戲著的、”(34)游戲不是文化的一個因素或早已成為過去的一個前提,它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在社會生活中這兩種現(xiàn)象是重合的。在游戲文化中體現(xiàn)著自由和人們的親緣共同性。
赫因加對游戲的解釋乍看是矛盾的。面,他聲稱游戲使人超出生物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范圍,另一方面,他又賦予游戲一些恒久性的特質,使它具有生命最初的、不受約束的“動物性》動因的性質,與整個平淡無味的認真性相對立。無怪乎在赫因加那里兒童、動物、蒙昧人都沉溺于游戲,也無怪乎他幻想在原始社會中有一個人們的“黃金時代”,那里充滿著游戲,無處不有“酒神的狂歡”。但這種矛盾性只不過看上去如此罷了。要知道,由于赫因加把游戲引出了單純生物合理活動的范圍,所以他才能不僅把游戲的精力說成是文化的源泉,而且還把自由同必然、同客觀規(guī)律性(哪怕是純自然的規(guī)律性)割裂開來,從而把自由的生物性根源保存起來,這種自由的體現(xiàn)者便是他筆下所寫的游戲的野獸和蒙昧人。
從民族志和科學的人類學觀點看來,赫因加對游戲的理解是沒有根據(jù)的。游戲并不先于文化,而是在生產(chǎn)活動和社會實踐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而且也不是在文化發(fā)展的最原始階段上出現(xiàn)的。自由的體現(xiàn)者并不是游戲的野獸和蒙昧人,而是在實踐上和精神上越來越把握了自然界的人。所以,如果說抽象的、在許多方面思辨的關于“游戲的人”的觀念在資產(chǎn)階級社會思想中得到廣泛的傳播,那是因為(讓我們重復一遍),這種觀念首先是對資產(chǎn)階級現(xiàn)實生活的某些方面作社會倫理評價的形式。
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刻危機,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發(fā)展中的那些由于資產(chǎn)階級的原則和理想失去價值、由于強制性的治理方法加強、由于軍國主義發(fā)展而產(chǎn)生的危險傾向,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之前的整個精神氣氛,使赫因加(而且也不只是他一個人)十分擔心文明的前途,而在這些擔心后面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對人的擔憂(赫因加的個人命運證明了這種擔憂是很有根據(jù)的,他被投入了納粹集中營,1945年解放不久就去世了)。赫因加看不到歐洲法西斯化和文化危機的真正原因,他把這些現(xiàn)象同西方政治領袖們不理解人的本性、濫用人特別是青年人的自然的游戲欲望聯(lián)系起來。在他看來,在一定的游戲形式后面可能隱藏著自私的社會利益,這產(chǎn)生著“虛假的游戲”,這種游戲嚴格地說可完全不是游戲。
赫因加認為最危險的“非游戲”的形式是成人幼稚性(puerilism)。這個詞是由拉丁字puer(男童)作詞根形成的,用來指那些既喪失了成人的智慧成熟性又喪失了真正兒童游戲的純真性的群眾性行為。這種形式的幼稚性表面上與游戲相似,但卻起著與游戲相反的社會作用。成人幼稚性有這樣一些典型的特點: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v容青年人的殘忍性,盲目的群體感,呼喊致敬語,戴臂章以及其他政治徽章,熱心搞軍事操練,等等。按照赫因加的看法,游戲可以把人聯(lián)合起來并使之有紀律,它是建設性的和創(chuàng)造性的。而成人幼稚性卻使人們分裂和腐化,它是破壞性的,它使生活毫無歡樂、認真而殘酷。文化喪失了與游戲的聯(lián)系就脫離人而異化,走向衰亡。赫因加認為,擺脫危急狀態(tài)的出路就是要讓游戲充滿所有的人類活動領域。但這不過是善良的愿望,而不是實際的綱領。而且,游戲本身在赫因加那里也更象是進行分析所用的模式和理想,而不是歷史實際。C?C·阿維林采夫認為對赫因加來說游戲“并不是現(xiàn)實,而是烏托邦的理想”(35),這個看法是十分公平的。
赫因加的著作對納粹的成人幼稚性沒有能起到有效的警告作用,這既由于他的著作對這一社會現(xiàn)象沒有能夠作出完全認真的社會分析,也由于著作出來太遲。他的著作在戰(zhàn)后時期取得成功與“游戲的人”的思想的某些方面有關,而這些方面作者自己并沒有怎樣突出地強調(diào)過。在赫因加那里,游戲對實際結果是不在乎的(按定義來說),并且與認真性對立,所以它是勞動的對立面,而勞動則代表著合理性、實用性,并且把人單方面地束縛在技術作用中,結果就使作為個性的人發(fā)生退化。因此,對于許多資產(chǎn)階級思想家來說,“游戲的人”就成了與勞動相對立的“解放文化”的象征。除了心理分析說的“游戲同文化和勞動對立”的公式以外,又添上了一個“游戲和文化同勞動對立”的公式。但面對不自由狀態(tài)而提出的新抉擇卻是幻想性的。特別是,赫因加本人也曾講過游戲可能被利用來搞花招。盡管如此,游戲對于資產(chǎn)階級和小資產(chǎn)階級企圖在保持社會現(xiàn)狀的情況下改善人的狀況的想法來說,仍然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起來響應“游戲的人”的思想的,既有反抗運動的意識形態(tài),也有想使社會價值觀念時髦一些的資產(chǎn)階級自由主義。這兩者之間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接近,因為他們都利用自然生物性的游戲自動性,有的是用來與籠統(tǒng)的壓抑性文化相對立,有的是用來與現(xiàn)代的偏離了“正規(guī)”的偽文化相對立。
來同文化的“游戲來源”打交道的還有宗教界的決定論的代表人物,包括新教的決定論的代表人物,他們企圖利用“人的生物學”的論據(jù)來論證宗教革新的教義。著名宗教思想家H柯克斯曾經(jīng)制定了一整套“游戲神學”。(36)關于“跳舞的”或“游戲的”神的思想,常常與青年反抗運動中的宗教探索相伴隨。美國人類學家E·諾爾貝克認為這樣做乃是發(fā)現(xiàn)了人的生物本性、野獸本性的結果,估計到這種本性就能使宗教活躍起來,使宗教具有更含適的形式。他注意到在新教傳統(tǒng)中忠心工作是一種美德,而游戲則是罪過、罪惡,中了魔鬼妖術。
神學家對游戲的態(tài)度轉變,同他們對游戲在人的生物性中具有不可克服性、根深蒂固性的理解有關。游戲突然之間顯示出它的超驗的特質:如果使人相信游戲世界,游戲就能使人超出眼前情勢的范圍。諾爾貝克認為,原來,游戲在這方面與宗教有親緣關系,宗教本身可以被稱做游戲的一種。宗教過去曾經(jīng)壓制了人的生物性的行為,而現(xiàn)在為了信仰,宗教應當訴諸人的真正本性,以便作為它的游戲表現(xiàn)形式之一而確立起來。諾爾貝克寫道:“對本身的獸性進行壓制的傾向,在歐洲和美國已達到最高水平了,在那里,還企圖以道德上的理由壓制游戲。只是不久以前我們才能夠理解到:看來我們是走得太遠了……最近幾十年,可以被稱為人重新發(fā)現(xiàn)自己動物本性的時期?!?span id="s0sssss00s" class="color-pink-03">(37)
游戲是自由的自然表現(xiàn)和文化(包括科學)的源泉的思想在K·洛倫茨的動物行為主義中也有反映,這證明這一思想在社會生物主義中多么受歡迎。洛倫茨認為,動物的馴化說明動物從根本上適應了新的生存條件,并喪失了一系列天然的屬性。
在這方面,現(xiàn)代的人是同家畜十分相象的(只要注意到人的特征例如眼睛和頭發(fā)的非自然顏色藍色和淺色就夠了)。但人也與動物不同,人即使到成年時期還保持著童少年的好奇心、愛游戲的傾向和對周圍世界的開放性。(38)游戲表現(xiàn)了對世界的探索欲,這種探索欲只有少數(shù)馴化相對不久的動物例如狗才有。
洛倫茨贊同生物主義的代表性觀點,即認為自由是在客觀必然性的要求的范圍之外達到的;而人在世界中享有特殊地位的原因,他認為是由于游戲作為不受強制的求知欲的表現(xiàn)形式成了科學認識的基礎,使人超出于其他動物世界:“作為學者的人在純粹探索行為的范圍中所進行的任何物質性的研究,都是自由行動范圍內(nèi)的興奮行為。在這個意義上也就是游戲行為。人由于自己作為世界主宰的地位而享有的全部科學知識,都是由自由天地中的純粹為了游戲本身而進行的游戲活動產(chǎn)生的?!?span id="s0sssss00s" class="color-pink-03">(39)
由此可見,把游戲看作人的認識活動、科學、精神和物質文化的獨立自在的源泉的生物主義思想,種類是相當多的。它們在思想上或研究課題上不管怎樣各有不同(有些具有一般哲學的性質,另一些則與論證文化學、心理學、教育學等等學科的問題有關),都是從某些共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特征發(fā)源的。
這些思想的根本缺陷在于:用人本主義去解釋文化的主體必然使人永遠停留在人的始初本能的層次中.人的本質力量和創(chuàng)造能力的發(fā)展問題連提也不提,因為在這些思想的擁護者看來,這些能力都根源于生物本性,并不是歷史的產(chǎn)物。然而,愛好創(chuàng)造、幻想、游戲的瘤好和意愿是在與社會伙伴經(jīng)常不斷地合作中從事客觀活動的人所獨具的特征。這些特征在社會歷史的實踐過程中形成,并且表現(xiàn)為社會健康的標志,創(chuàng)造力和創(chuàng)造活動發(fā)展的標志。
游戲既不排斥智能上心理上的辛勞,也不排斥緊張的勞動。游戲活動有時要求付出比平常勞動過程更大的辛勞。這里還不是單指體育游戲(這時的精力大量消耗是由體育的任務本身決定的),而且實際上還包括任何一種游戲活動。這樣的負荷承擔起來比較容易,因為主動性伴有滿足感、歡樂感,感覺不到某種行動是強加于自己的。所以在過去許多社會空想學說中,談到人的自由時常常把自由觀念與想使職業(yè)活動帶有游戲吸引力特征的愿望相聯(lián)系。但在異化勞動占統(tǒng)治的社會中,游戲的情況與勞動解放條件下游戲活動的作用有質的區(qū)別。把游戲與勞動對立,是那些既希望歡樂成為生活方式本身的屬性,但又不能把這種希望與實際克服人的異化首先是克服異化勞動的綱領聯(lián)系起來的社會學說的特點。
勞動作為人和自然之間進行的過程,是社會生活的基礎。馬克思著重指出,人在作用于自然、改變著自然的時候,同時也就改變自己本身的自然?!八棺陨淼淖匀恢谐了臐摿Πl(fā)揮出來,并且使這種力的活動受他自己控制?!?span id="s0sssss00s" class="color-pink-03">(40)“力的活動”不是一個比喻,而是一個十分嚴格的社會哲學概念,它包括了游戲的各個種類和方面。馬克思關于在勞動過程中人的力量的活動受人控制的思想,對于同勞動活動的特點有關的一系列問題有直接的關系。
人的勞動同那些外表上與之相似的有成果的動物活動有本質的區(qū)別。這種區(qū)別的客觀根據(jù)就是勞動工具,人借助于勞動工具同勞動對象發(fā)生關系。人的活動的特點的“主觀”表現(xiàn)就是這種活動具有被意識到的、有目的的性質。被馬克思稱之為動物式的、本能的、最初的勞動形式的活動,沒有觀念中事先就有的藍圖和行動的結果,而這就是最蹩腳的建筑師與最靈巧的蜜蜂的原則區(qū)別。人在勞動過程中“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為律令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須使他的意志服從這個目的”。(41)
但意志所擔負的按命令行事的職能,是在具體的社會狀況下實現(xiàn)的,社會狀況的性質嚴格決定著勞動活動的意志成分和游戲成分的相互關系。的確,如果勞動的目的和實現(xiàn)這一目的活動給人帶來舒適,就無需有強制性的自律和命令式的意志,勞動就變成人的創(chuàng)造力的自動。而這種自動乃是人的自由的自我實現(xiàn),他實現(xiàn)著他自己設定的目的,目的也因此而失掉外部強制的性質。
勞動不是人本身的內(nèi)在需要的表現(xiàn),它帶著強制的印記,哪怕是間接地帶有這種印記。這是在剝削者的社會的條件下占統(tǒng)治地位的勞動形式。在這里,自由勞動僅僅局部地、以人的活動的個別方面的形式存在著。這種情況甚至包括從事創(chuàng)作職業(yè)的人,因為他的勞動并沒有擺脫決定其勞動性質的“訂貨”而自由(市場行情、顧客的意志和挑剔.潛在消費者的狹小利益)。至于工人,他們的勞動帶有異化的性質,無論就目的來說或是就辦事行動來說都不具有吸引力,只不過是保障自己的肉體存在的手段而已。
因此,馬克思認為,在進行不自由的、被迫的勞動和沒有勞動者自身設定目的的條件下,是不可能有“自由王國”的?!白杂赏鯂皇窃谟杀匦韬屯庠谀康牡囊?guī)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因而按事物的本性來說,它存在于真正物質生產(chǎn)領域的彼岸。(42)這并不是說,自由的勞動將不受人的需要的制約,而是說需要的性質改變。不再僅僅以滿足初級的有機體需求為目的,擺脫了剝削的人將把勞動看作是發(fā)揮自己潛力的自然形式和手段,這樣就將使他的工作具有遠遠超出其勞動產(chǎn)品的純物質價值的意義。用馬克思的話說,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fā)展……就開始了”。(43)
不管勞動的性質和勞動者對勞動的態(tài)度怎樣,勞動總歸是有目的的。即使生產(chǎn)者的活動的客觀意義脫離生產(chǎn)者而異化,即使這樣對生產(chǎn)者毫無意義的勞動,也不能不使他有目的地在生產(chǎn)過程中投入自己的技能和技巧。但在受剝削的情況下,生產(chǎn)的目的對生產(chǎn)者來說是異己的東西,這種目的是同對他來說的外部必要性相聯(lián)系的。只有異化的揚棄,才能把勞動變成為自己的勞動,成為人的真正生命活動的方式。這時,“外在目的失掉了單純外在必然性的外觀,被看作個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實現(xiàn),主體的物化,也就是實在的自由——而這種自由見之于活動恰恰就是勞動”(44)游手好閑就是“自由和幸?!钡挠^念原是伴隨強制性勞動而來的。這樣的勞動要求服從,要求力量的高度緊張(常常是緊張過度)、巨大的意志力量這些力的尺度是與勞動的目的、內(nèi)容以及勞動的方式不能吸引勞動者的程度成反比的。相反地,活動與主體設定的目的一致(配合上人道化的技術),則使勞動成為享受或創(chuàng)造力的游動,而且這種游動在馬克思筆下也不是純粹審美的或智力的能動性,它無條件地要求人的體力和智力的自我表現(xiàn)達到和諧的致:“除了從事勞動的那些器官緊張以外,在整個勞動時間內(nèi)還需要有作為注意力表現(xiàn)出來的有日的的意志,而且,勞動的內(nèi)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勞動者,勞動者越是不能把勞動當作他自己體力和智力的活動來享受,就越需要這種意志?!?span id="s0sssss00s" class="color-pink-03">(45)
作為游戲(但不是取樂)的工作是自由勞動的特點和歡樂的源泉,不自由的勞動不可能是游戲。而作為實現(xiàn)客觀活動的一個方面和方式的游戲,則是歷史的產(chǎn)物,這種產(chǎn)物的最根本的基礎就是人的生產(chǎn)活動。因此,把游戲理解為人的本性中的生物本能的動因的表現(xiàn),并且形而上學地把它與勞動割裂,是毫無根據(jù)的。把勞動當作實行強制的永恒因素和象征,針對這種勞動而希望通過游戲獲得自由,是癡心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