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Treiber

本作品是對史圖館專欄的投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本作品并非嚴謹?shù)臍v史學(xué)術(shù)研究，僅供參考；未經(jīng)授權(quán)，禁止二傳，違者必究

這是1878年7月里一個最美好的日子[1]，李格爾，捷克民族黨領(lǐng)袖，剛剛給一個居住在鄉(xiāng)間的政治伙伴寫完一封信，漫不經(jīng)心地將信裝進信封，然后雙肘撐在書桌上，凝望窗外的小河、橋和對岸淺綠的小山崗。他尋思著這位匈牙利朋友如何由于不滿奧地利的“折衷政策”，幾年前簡直可以說是逃亡到了克拉根福?，F(xiàn)在他在埃莫斯多夫行醫(yī)，如今在當?shù)匾菜愫蘸沼忻?/span>[2]他們也偶爾見面，不過最近的次數(shù)越來越少，他臉色蠟黃，看來確實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正在發(fā)展。[3]

在信中他向阿道夫·費施霍夫提道[4]，由于全國上下對于1867年折衷政策(Ausgleich)的強烈不滿，以及各地自由派對于外交部長安德拉?！ぞ寐鍠|南歐擴張政策的反對，帝國境內(nèi)的少數(shù)民族們可以試圖與奧地利的自由派協(xié)商，共同面對接踵而至的威脅。

李格爾本人此時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他的消極抵抗政策幾乎使得民族黨分崩離析。對這種政策第一個提出反對意見的是摩拉維亞人，摩拉維亞代表在1873年11月28日首次進入摩拉維亞議會，提交了一份關(guān)于摩拉維亞歷史權(quán)利的報告。雖然德意志人占主體的議會后來根本沒有考慮過這份報告[5]，但這無疑是對民族黨長久保守政策的一次公開挑釁。隨后便是青年捷克的分裂：民族自由黨于1874年開始出席波希米亞議會。雖然一直到1876年，兩者還能勉強在帝國議會中保持一致的棄權(quán)，但是76年愛德華的批評[6]無疑又使得這兩個捷克民族主義政黨處于嚴重的分裂中。

李格爾顯然已經(jīng)有遠見地意識到：如果他繼續(xù)保持這種巴結(jié)貴族的消極政策，捷克民族黨遲早有一天要被逐出歷史舞臺。作為著名聯(lián)邦主義者的政治家費施霍夫也同意與奧地利的自由派聯(lián)合，并決定聯(lián)系其中的一些同情者；此外他甚至建議捷克人與波斯尼亞的南斯拉夫人聯(lián)合起來，共同進行泛斯拉夫運動。[7]這便是埃莫斯多夫談話捷克人一方的政治基礎(chǔ)。而在奧地利自由派一方，實際情況也與李格爾預(yù)計的基本相同。[8]

因此1878年9月，捷克民族黨摒棄了固守已久的消極抵抗政策，首次進入波希米亞議會。

這個舉動轟動了幾乎整個內(nèi)萊塔尼亞，但也同時意味著捷克民族黨和保守派貴族們的決裂。10月底，費施霍夫、李格爾和幾位奧地利自由主義新聞界的重要人物在埃莫斯多夫達成大致的協(xié)議——“埃莫斯多夫提案”。該備忘錄討論了一系列問題：例如內(nèi)萊塔尼亞的政治體制和宗教權(quán)力改革，捷克對憲法和帝國參議院的基本態(tài)度。[9]這個協(xié)議的達成讓整個帝國的自由主義者都喜出望外，捷克政治家維克托·魯斯在波希米亞西北的一次演講中甚至已經(jīng)宣稱：我們兩個民族已經(jīng)完全達成了和解。[10]

現(xiàn)在自由派和捷克民族主義者的長期聯(lián)合只差臨門一腳——只需要議會里的當權(quán)派自由主義者赫布斯特的一聲同意即可。然而赫布斯特卻錯過了這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拒絕了這個提案[11]。面對捷克貴族和激進民族主義者雙重壓力，捷克民族黨領(lǐng)袖不得不考慮與保守派的塔菲協(xié)商——最終塔菲的妥協(xié)贏得了捷克人的親睞，在1879年的大選中自由派幾乎被趕下政壇，導(dǎo)致了長達十余年的保守主義時代。

埃莫斯多夫談話本身事實上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被認為是李格爾一方的一廂情愿而已，因為并沒有奧地利自由主義的實權(quán)人物出席會議。但是其背后隱藏的意義可謂重大——奧地利自由派和捷克民族黨的基本性質(zhì)問題。

奧地利的自由主義，從來不以自由主義本身為目的，確切地說，這一直以來是一種自由主義化的泛日耳曼主義。奧地利的自由派利用自由主義性質(zhì)的改革，以重構(gòu)并現(xiàn)代化奧地利帝國；它在意識形態(tài)上滿是實用主義，而在實際問題上充斥著自由主義至始至終的理想化。此外，在自由理想的多元主義和奧地利特色的中央集權(quán)問題之間，自由派們又遇到了矛盾，自1873蕭條以來，奧地利的多元色彩逐漸淡化，讓步給現(xiàn)實的泛日耳曼中央集權(quán)者。而在捷克民族黨的一邊，自由主義也從來不是非選不可：就如同青年捷克黨領(lǐng)袖的選擇一樣——民族自治才是70年代捷克政治活動的根本準則。

那么自由主義能拯救奧地利嗎？在外交、民族問題和經(jīng)濟決策等諸多關(guān)鍵問題中，奧地利的自由主義者始終陷在自由理想和帝國現(xiàn)實之間——他們同時反對安德拉希的擴張政策，又同時反對捷克的自治運動；他們同時在1873危機中缺乏作為，同時又作為泛日耳曼主義者強調(diào)帝國政府。直到塔菲內(nèi)閣和捷克民族主義者在1879年給他們當頭一棒的時候，他們才意識到：斯拉夫人在內(nèi)萊塔尼亞竟有如此之大的政治影響力，而他們?yōu)橹鶌^斗一代又一代的偉大帝國在一步步分裂的路上居然早已無法回頭了，所謂的自由主義理想在現(xiàn)實面前又是那么的不堪一擊。也就是因此，大批的自由主義者們最終轉(zhuǎn)向真正的泛日耳曼主義，在“鐵環(huán)”年間目睹著祖國離自己的理想一步步遠去。[12]

后記：往后本人的寫作范圍主要集中在中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末的歐洲歷史上。上一篇文章那樣的的寫作跨度基本不會再出現(xiàn)了，首先我深刻意識到自己的水平不足，完全不能在2000字的篇幅里講清楚一個捷克主要黨派近50年的歷史；其次這樣的文章并沒有以問題為導(dǎo)向，我自己重讀到最后發(fā)現(xiàn)事實上相當空洞；再者我對政治史并不是非常在行，這兩篇文章其實本來想討論的還是奧地利帝國的觀念和意識形態(tài)史，只是水平實在不足沒能體現(xiàn)出來。因此以后的寫作應(yīng)該會和本文比較相似，討論歷史上的一個小事件或者小問題，事件跨度一般而言不會超過十年，有些需要長時間分析的社會史可能會例外。下一篇文章我預(yù)計還是會討論奧匈帝國為主，也許是機械工業(yè)，也有可能是鐵路，還可能是農(nóng)民和工人問題。我的寫作能力說實話非常弱，有意見非常希望大家提出。

[1] Richard Charmatz, Adolf Fischhof: Das Lebensbild eines ?sterreichischen Politikers, p. 319. 時間僅供參考

[2] Josef Samuel Bloch, Erinnerungen aus Meinem Leben, p. 58

[3] 本文文首仿寫弗朗茨·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判決(Das Urteil)》，無來源的細節(jié)純屬虛構(gòu)

[4] 信件全文見Charmatz, pp. 319-322（原文為哥特體舊德文，閱讀相當費力）

[5] Gustav Kolmer, Parlament und Verfassung in ?sterreich, 第二卷, pp. 286-287

[6] 見上文《捷克民族自由黨簡史》，已提及過的歷史事件不再注明來源

[7] Charmatz, pp. 323-324

[8] 關(guān)于這個問題，參見Jonathan Kwan, Liberalism and the Habsburg Monarchy, 1861–1895

[9] 原文參見Charmatz, pp. 326–7

[10] Viktor Russ, An die Wa?hler der Landgemeinden der Bezirke Leitmeritz, Lobositz, Auscha, Aussig, Karbitz, Wegstaedl, Rechenschaftsbericht, p. 142.

[11] 關(guān)于赫布斯特拒絕提案的原因分析，可參見Jonathan Kwan, p. 110

[12] Jonathan Kwan, p. 201